梁武帝与梁代诗坛

龚 贤

(江西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江西南昌 330013)

梁武帝与梁代诗坛

龚 贤

(江西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江西南昌 330013)

在梁代诗坛上,梁武帝萧衍贡献卓著,为后世文史论家称道。他以自己的创作为表率,推动了梁代诗歌创作的兴盛。他还以帝王之尊广交文人学士,提高他们的社会政治地位。他大力提倡诗歌创作,诗文的地位和作用得到极大提高,实际上他已将诗才作为“取士”的一项重要参考标准,这些举措对当时诗歌创作的繁荣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他对当时的文士聚会和诗文世家的创作也有正面的影响。他要求文士们讲究诗歌创作的声韵、用典等技巧及艺术形式,对提高诗歌形制的正面意义不可忽视,但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效应。

梁武帝;梁代;诗坛

在中国古代中央集权的社会中,封建帝王都极为重视“文武之道”,他们大都具有一定的文学创作能力。在中国文学的各种样式中,诗歌是最重要的表达情志的工具,诸如刘邦、刘彻、曹操、李世民、赵匡胤、爱新觉罗·弘历等著名封建帝王,大都有诗歌或诗集传世。《文心雕龙》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1]P478与曹氏父子大力倡导诗歌创作相比,梁武帝萧衍毫不逊色。唐代李延寿《南史·文学传序》云:“自中原沸腾,五马南度,缀文之士,无乏于时。降及梁朝,其流弥盛。盖由时主儒雅,笃好文章,故才秀之士,焕乎俱集。于时武帝 (萧衍)每所临幸,辄命群臣赋诗,其文之善者赐以金帛。是以缙绅之士,咸知自励。”[2]P1762明确指出梁代诗坛创作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即梁武帝萧衍的喜好和倡导。国学大师刘师培亦云:“齐、梁文学之盛,虽承晋、宋之绪余,亦由在上者之提倡。”[3]P79在梁代诗坛上,梁武帝贡献卓著,为后世文史论家称道。前此,尚无研究者对此问题进行具体探讨,本文拟就此深入论析。

梁代诗坛的繁荣,都与皇室成员的参与密不可分。武帝萧衍、昭明太子萧统、简文帝萧纲等,不仅创作了许多可以垂范诗坛的作品,而且他们凭藉自己政治上的影响力,在一个更高层次上推动诗歌创作的发展。

首先,梁武帝喜好诗歌,并写下了大量作品。萧衍作为齐永明年间著名诗歌团体“竟陵八友”之一,其文学才能在南朝可称名家,他的许多诗歌是在这一时期写的。之后在他成为梁代开国之君的四十八年中也素性不减,经常招聚文人学士,以赋诗为乐。《梁书·武帝纪》称其:“天情睿敏,下笔成章,千赋百诗,直疏便就,皆文质彬彬,超迈今古。诏铭赞诔,箴颂笺奏,爰初在田,洎登宝历,凡诸文集,又百二十卷。”[4]P96虽稍显过誉,但基本可信。《隋书·经籍志》尚著录萧衍诗文集有《梁武帝集》二十六卷 (梁三十二卷)、《梁武帝诗赋集》二十卷、《梁武帝杂文集》九卷、《梁武帝净业赋》三卷、《历代赋》十卷、《围棋赋》一卷、《梁武连珠》一卷、《梁武帝制旨连珠》十卷等,共八十六卷。他“博学能文,著作之多,帝王之中或可推第一”[5]P246。但其作品大多散佚。据近人逯钦立先生《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辑录,现存106首。从内容上看,萧衍的诗歌题材较为广泛,包括思妇怨女、山水景物、情感怀抱、游仙佛理,乃至率而成篇的游戏之作。这些作品中,成就最高的是关于男女情爱的,占了他全部诗歌的一半以上,艺术水准亦比其他几类题材的高。他以自己的创作为表率,推动了梁代诗歌创作的兴盛。

其次,萧衍带头进行诗歌创作的同时,他还以帝王之尊广交文人学士,提高他们的社会政治地位。《梁书·文学传序》云:“高祖聪明文思,光宅区宇,旁求儒雅,诏采异人。文章之盛,焕乎俱集。每所御幸,辄命群臣赋诗,其文善者,赐以金帛,诣阙庭而献颂者,或引见焉。”[4]P685《刘苞传》亦云:“自高祖即位,引后进文学之士,(刘苞)及从兄孝绰、从弟孺、同郡到溉、溉弟洽、从弟沆、吴郡陆倕、张率并以文藻见知,多预宴坐,虽仕进有前后,其赏赐不殊。”[4]P688这些“后进文学之士”都能以文藻见知于武帝,多预宴坐,并蒙赏赐,足见萧衍提携文学新人的热情。

除物质赏赐之外,萧衍或直接委以文士官职,如庾肩吾、刘昭、何逊、谢几卿等。庾肩吾自幼聪敏,“八岁能赋诗……初为晋安王国常侍,仍迁王宣惠府行参军”(《庾肩吾传》)[4]P690。江淹表弟刘昭:“既长,勤学善属文,外兄江淹早相称赏。天监初,起家奉朝请,累迁征北行参军、尚书仓部郎。”(《刘昭传》)[4]P692又《何逊传》载:“逊八岁能赋诗……天监中,起家奉朝请,迁中卫建安王水曹行参军,兼记室。”[4]P693谢灵运曾孙谢几卿:“既长,好学,博涉有文采……天监初,除征虏鄱阳王记室、尚书三公侍郎。”(《谢几卿传》)[4]P708

或用加官进爵的方式来奖掖文士。《刘峻传》云:“高祖雅好辞赋,时献文于南阙者相望焉,其藻丽可观,或见赏擢。”“高祖招文学之士,有高才者,多被引进,擢以不次。”[4]P689-702检阅史籍,以诗文之才被“擢以不次”者,较有名的如萧确、刘孝绰、袁峻、何思澄、到沆、丘迟等。萧确“有文才,尤工楷隶,公家碑碣皆使书之。除秘书丞,武帝谓曰:‘为汝能文,所以特有此授。’”(《萧确传》)[2]P1327刘孝绰亦富文才,“武帝时因宴幸,令沈约、任昉等言志赋诗,孝绰亦见引。尝侍宴,于坐作诗七首,武帝览其文,篇篇嗟赏,由是朝野改观,累迁秘书丞。”(《刘孝绰传》)[2]P1011又袁峻,“ (天监)六年,峻乃拟扬雄《官箴》奏之。高祖嘉焉,赐束帛。除员外散骑侍郎,直文德学士省”(《袁峻传》)[4]P689。“ (何思澄)为《游庐山诗》,沈约见之,大相称赏,自以为弗逮。

……除廷尉正。天监十五年,敕太子詹事徐勉举学士入华林撰《遍略》,勉举思澄等五人以应选”[4]P714。“时高祖宴华光殿,命群臣赋诗,独诏(到)沆为二百字,二刻使成。沆于坐立奏,其文甚美。俄以洗马管东宫书记、散骑省优策文”(《到沆传》)[4]P686。“ (丘)迟八岁便属文……高祖践阼,拜散骑侍郎,俄迁中书侍郎,领吴兴邑中正,待诏文德殿。时高祖著《连珠》,诏群臣继作者数十人,迟文最美”(《丘迟传》)[4]P687。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此处列举从略。

萧衍还常以一诗之工擢升文士,较知名的如刘孝绰、王规、萧颖胄、褚翔、周兴嗣等。萧衍曾作《籍田诗》,“时奉诏作者数十人,帝以孝绰诗工,即日起为西中郎湘东王谘议参军。迁黄门侍郎、尚书吏部郎”(《刘孝绰传》)[2]P1012。普通六年 (525年),“武帝于文德殿饯广州刺史元景隆,诏群臣赋诗,同用五十韵。(王)规援笔立奏,其文又美,即日授侍中”(《王规传》)[4]P598。又萧颖胄:“武帝登烽火楼,诏群臣赋诗,颖胄诗合旨。上谓颖胄曰:‘卿文弟武,宗室便不乏才。’上以颖胄勋戚子弟,自中书郎除左军将军,知殿内文武事,得入便殿。”(《萧颖胄传》)[2]P1046-1047萧颖胄虽为勋戚子弟,“颖胄诗合旨”仍然是其升迁的重要原因。还有褚翔,“中大通五年,高祖 (萧衍)宴群臣乐游苑,别诏 (褚)翔与王训为二十韵诗,限三刻成。翔于坐立奏,高祖异焉,即日转宣城王文学,俄迁为友”[4]P586。萧衍甚至可以因文才而赦免其人之罪。据《丘灵鞠传》载:“丘 (灵鞠)之子 (丘)迟,出为永嘉太守,在郡不称职,为有司所纠,帝爱其才,寝其奏。”[2]P1764

东晋门阀政治到南朝逐渐走向衰落。这不仅因为南朝士族更加腐朽,也因为淝水之战后,一些庶族将领脱颖而出,声望与权势迅速上升。南朝宋、齐、梁、陈开国诸帝均为庶族,他们虽无法改变门阀士族垄断高官的局面,但却对非门阀士族官吏委以重任,从而实际上分割了士族的特权。其中,萧衍就因为文学才能,尤其是诗歌创作才能而对庶族文士委以要职。据《张率传》:“ (张率)又侍宴赋诗,高祖乃别赐率诗曰:‘东南有才子,故能服官政。余虽惭古昔,得人今为盛。’率奉诏往返数首。其年,迁秘书丞,引见玉衡殿。高祖曰:‘秘书丞天下清官,东南胄望未有为之者,余以相处,足为卿誉。’其恩遇如此。”[4]P475而据《梁书》记载,张率父祖辈虽显贵,但与北来的琅琊王氏、陈郡谢氏、龙亢桓氏、鄢陵庾氏等世家大族相比,族望却逊色得多。秘书丞作为天下清官,东晋以来一直是王、谢家族等北来高门子弟的起家之选。这种惯例却被具有诗文才能的“东南胄望”的张率所打破。又如庾信伯父庾於陵亦工于诗,他于天监年间官拜太子洗马,“旧事,东宫官属,通为清选,洗马掌文翰,尤其清者。近世用人,皆取甲族有才望,时於陵与周捨并擢此职,高祖曰:‘官以人而清,岂限以甲族。’时论以为美”(《庾於陵传》)[4]P689。庾信一族本“负洛而居”,值永嘉之乱迁至南阳新野县,继迁南郡江陵,而非鄢陵庾氏,其政治地位远逊于琅琊王氏,故萧衍有是说。再如到溉因其祖到彦之曾担粪自给,被世族何敬容讥为“尚有余臭”(《到彦之传》)[2]P679,而他却官至吏部尚书。

因为梁武帝大力提倡诗歌创作,诗文的地位和作用得到极大提高,实际上他已将诗才作为“取士”的一项重要参考标准,这对包括一些庶族在内的文士而言,是一条较为直接的仕进之途。他的这些举措对当时诗歌创作的繁荣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再次,梁武帝对当时的文士聚会和诗文世家的创作也有正面影响。梁代钟嵘《诗品序》云:“嘉会寄诗以亲,离群讬诗以怨。……今之士俗,斯风炽矣。才能胜衣,甫就小学,必甘心而驰骛焉。於是庸音杂体,人各为容。至使膏腴子弟,耻文不逮,终朝点缀,分夜呻吟。”[6]P3在梁武帝的倡导下,整个社会对诗歌创作尤为重视。当时较著名的文学聚会如“兰台聚”。据《到彦之传》:“梁天监初,(任)昉出守义兴,要溉、洽之郡,为山泽之游。昉还为御史中丞,后进皆宗之。时有彭城刘孝绰、刘苞、刘孺、吴郡陆倕、张率、陈郡殷芸、沛国刘显及溉、洽,车轨日至,号曰兰台聚。陆倕赠昉诗云:‘和风杂美气,下有真人游,壮矣荀文若,贤哉陈太丘。今则兰台聚,方古信为俦。任君本达识,张子复清修,既有绝尘到,复见黄中刘。’时谓昉为任君,比汉之三君,到则溉兄弟也。除尚书殿中郎。后为建安太守,昉以诗赠之,求二衫段云:‘铁钱两当一,百代易名实,为惠当及时,无待凉秋日。’溉答云:‘余衣本百结,闽中徒八蚕,假令金如粟,讵使廉夫贪。’”[2]P678“兰台聚”又称“龙门之游”,这些文士聚在一起,吟诗赋文,切磋诗艺,成员虽未必固定,也没有提出明确的主张,却是后来文学社团的滥觞。

梁武帝天监六年 (507年),著名将领曹景宗大破北魏军队,班师凯旋:“景宗振旅凯入,帝于华光殿宴饮连句,令左仆射沈约赋韵。景宗不得韵,意色不平,启求赋诗。帝曰:‘卿技能甚多,人才英拔,何必止在一诗。’景宗已醉,求作不已,诏令赋韵。时韵已尽,唯余‘竞’、‘病’二字。景宗便操笔,斯须而成,其辞曰:‘去时儿女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行路人,何如霍去病。’帝叹不已。约及朝贤惊嗟竟日,诏令上左史。”(《曹景宗传》)[2]P1356从曹景宗赋诗之事来看,当时主要流行五言诗,几乎所有的文士都能用这种诗体创作,连武将曹景宗也以不会作诗为耻。此种创作风气的兴盛,梁武帝有重要的导引推助之功。

梁代的诗文世家进一步发展。谢氏家族重诗文的传统自不必说,梁武帝父子之外,著名诗人刘孝绰“兄弟及群从子侄,当时七十人,并能属文,近古未之有”(《刘孝绰传》)[2]P1012。诗歌为沈约击节称赏的王筠,给诸子写信论家门:“史传称安平崔氏及汝南应氏并累叶有文才,所以范蔚宗云崔氏雕龙。然不过父子两三世耳,非有七叶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继,人人有集,如吾门者也。”(《王筠传》)[2]P611为数不少的诗文世家只有在文学极为重视的情况下才能出现,并反过来促进诗文的进一步繁荣。

最后,梁武帝要求文士们讲究诗歌创作的声韵、用典等技巧及艺术形式,对提高诗歌形制的正面意义不可忽视,但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效应。鲁迅称魏晋是一个“文学的自觉时代”。文学的这种自觉在南朝进一步深入发展,由于南朝诸帝提倡及文学自身的发展,文人们对文学的理解也不断深入,其中的重要的标志就是文学摆脱了长期依附经学的地位,成为独立的学科。宋文帝在朝廷立四馆,文学与儒学、玄学、史学并立;宋明帝改设儒、道、文、史、阴阳五部,文为单独的一部,就是新文学观念影响的结果。梁武帝继续发扬这种重文的思想。许多情况下,他与身边的文士们作诗没有特别的规制。如《柳恽传》载:(柳恽)“至是预曲宴,必被诏赋诗。尝奉和高祖《登景阳楼》中篇云:‘太液沧波起,长杨高树秋。翠华承汉远,雕辇逐风游。’深为高祖所美。”[4]P331又《张率传》:“ (张率)又侍宴赋诗,高祖乃别赐率诗。”[4]P475又《刘孝绰传》:“高祖雅好虫篆,时因宴幸,命沈约、任昉等言志赋诗,孝绰亦见引。”[4]P480又《孙荩传》:“尝从高祖幸京口,登北顾楼赋诗,荩受诏便就。”[4]P569又《何点传》:“点以巾褐引入华林园,高祖甚悦,赋诗置酒,恩礼如旧。”[4]P734史书中的此类记载还很多,兹不一一列举。可见,诗歌不仅是文士们展露才华的重要形式,也成为他们与梁武帝交流的重要工具。这样,在梁武帝周围形成浓郁的诗歌创作氛围。

有时,他还在他组织的一些文学活动中,专门设立了做诗的规制,让文士们在这些规制中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通常是梁武帝自己先作一首诗,让文士们在他这首诗的规制之下和诗。如《刘孝绰传》:“高祖为《籍田诗》,又使 (徐)勉先示 (刘)孝绰。时奉诏作者数十人,高祖以孝绰尤工。”[4]P482又《王僧孺传》:“是时高祖制《春景明志诗》五百字,敕在朝之人沈约已下同作,高祖以僧孺诗为工。”[4]P470又《丘迟传》:“时高祖著《连珠》,诏群臣继作者数十人,(丘)迟文最美”[4]P687在这种诗歌创作活动中,梁武帝自己做榜样,臣下积极应和。有时限字数,如梁天监初,“时文德殿置学士省,召高才硕学待诏,(到)沆通籍焉。武帝宴华光殿,命群臣赋诗,独诏沆二百字,三刻便成。沆于坐立奏,其文甚美。”(《到沆传》)[2]P677。又《王规传》:“高祖于文德殿饯广州刺史元景隆,诏群臣赋诗,同用五十韵,(王)规援笔立奏,其文又美。”[4]P582有时是既限字数又限时间。如《褚翔传》:“中大通五年,高祖宴群臣乐游苑,别诏 (褚)翔与王训为二十韵,限三刻成。翔于坐立奏,高祖异焉。”[4]P586又如《谢征传》:“时魏中山王元略还北,高祖饯于武德殿,赋诗三十韵,限三刻成。征二刻便就,其辞甚美,高祖再览焉。”有时仅限韵,如前所举曹景宗诗限用“竞”、“病”二韵。

他还提倡在诗歌中用典。《刘峻传》:“武帝每集文士策经史事,时范云、沈约之徒皆引短推长,帝乃悦,加其赏赉。会策锦被事,咸言已罄,帝试呼问峻,峻时贫悴冗散,忽请纸笔,疏十余事,坐客皆惊,帝不觉失色。自是恶之,不复引见。”[2]P1219又《沈约传》:“(沈)约尝侍宴,值豫州献栗,径寸半。帝奇之,问曰:‘栗事多少?’与约各疏所忆,少帝三事。出谓人曰:‘此公护前,不让即羞死。’帝以其言不逊,欲抵其罪,徐勉固谏乃止。”[4]P243他们讨论的是个人能记起关于某一事物典故的多少。梁武帝追求博奥,在数典用事上与文士们争胜,说明他比较注重个人的才识学养,这对文士们的创作产生了相当的影响。为了方便他们检索典故词藻,梁武帝于天监十五年(506年)组织何思澄、顾协、刘杳、王子云、钟屿五人,历时八年编定七百卷大型类书《华林遍略》。在其影响下,后来萧纲也在雍州组织了陆罩、萧子显等三十人,于中大通六年 (534年)编成二百二十卷的《法宝联璧》。加之梁代文士们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使他们诗歌创作数典隶事之风愈演愈烈。钟嵘《诗品序》评价这样的诗:“词不贵奇,竞须新事,尔来作者,寖以成俗。遂乃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拘挛补纳,蠹文已甚。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6]P4钟嵘反对堆砌典故,提倡“自然英旨”,可谓切中时弊。但用典隶事作为诗歌创作的一种表现方法,并非一无可取,在庾信等诗人手里取得了较大的成功。如庾信《拟咏怀》二十七首及有“赋史”之称的《哀江南赋》等作品都感慨深沉,凄婉深刻的表达了他的“乡关之思”,在思想和艺术上都具有高度的感染力,典故的成功运用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手段。

梁武帝所设置的各种规制及对隶事用典的讲究,极大地影响了梁代诗歌创作的价值取向和审美情趣。这主要表现在:其一,诗歌创作的随意性、盲目性减少了,但许多情况下是为完成任务而写作,诗中没有作者的真实情感,即刘勰所言“为文而造情”。其二,这些活动大多在宫廷中的集会上进行,摆脱不了描写宫中生活及宫廷事物套路,造成题材渐趋狭窄。加之梁代诗歌是在当时特殊社会历史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它主要掌握在帝王及士族为主的贵族文士的手中,生活的优裕,视野的狭窄,也使得他们的创作脱离了现实生活,极易造成创作题材越来越窄,形式上的考究越来越细致繁琐,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他们的诗歌成就。如记在萧衍名下的《五字叠韵诗》:“后牖有榴柳 (梁武帝),梁王长康强 (刘孝绰)。偏眠船舷边 (沈约),载匕每碍埭 (庾肩吾)。六斛熟鹿肉 (徐摛),膜苏姑枯卢 (何逊)。”[7]P1539就是梁武帝、刘孝绰等六人的联句诗。这首诗由六人各吟一句组成,句子全部叠韵,他们为了趁韵,全然不顾诗意,读来不知所云。这样的文字游戏,在音韵学上也许有一定价值,但在文学上就坠入了形式主义。诚然,这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从中可以看出过分追求形式对诗歌的负面影响。其三,这种诗歌创作活动是群体参与的方式,极易导致创作的相似性和趋同性。常在宫廷宴会上酒酣耳热之际,或靓女轻歌伴舞之中创作,会受到思维定势的影响;即使才华卓越的诗人,在规制严格的情况下极难独出机杼。加之一定的题材及体裁,必须要有与之相应的艺术表现手段,这样更易形成创作上的相似性和趋同性。梁武帝作为组织者的审美趣味、诗歌观念,也会为他们诗歌的审美取向奠下基调。因此,读梁代诗歌,尤其是梁后期诗歌,在遣词造句和构思立意等方面的相似性和趋同性就较为明显,即创作共性多于个性,时代风格遮蔽了个人风格。从总体上看,梁代诗歌对声韵、用典等艺术技巧的考究,体现了梁代文士们对艺术形式的自觉探索,对提高诗歌形制的正面意义不可忽视。

总之,梁武帝作为南朝在位最长的皇帝,他积极参与并组织诗歌集会及创作活动,努力引导推动文士们的创作;他不仅是参与者,也俨然是这些活动的领袖。钟嵘《诗品序》称萧衍:“方今皇帝,资生知之上才,体沈郁之幽思,文丽日月,赏究天人。昔在贵游,已为称首。况八纮既奄风靡云蒸,抱玉者联肩,握珠者踵武。以瞰汉、魏而不顾,吞晋、宋于胸中。”[6]P4萧衍对当时的诗歌创作虽然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终其一世,整个社会崇文尚诗蔚然成风,形成“自江左以来,年逾二百,文物之盛,独美于兹”(《梁本纪》)[2]P225的盛况。

[1][梁]刘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龙注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唐]李延寿.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4][唐]姚思廉.梁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5]曹道衡,沈玉成.南北朝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6][清]何文焕辑.历代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1.

[7]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3.

Abstract:In Chinese poetic circles of Liang Dynasty,Xiao Yan,the emperor of Liang Dynasty hasmade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and won a lot of p raises from critics of later ages.Xiao Yan,w ith his ow n devotion to the poem creation,has set up a model fo r other poets,w hich p romoted the poem w riting of Liang dynasty.He affiliated w ith the scholars and men of letters w idely and enhanced their social and political status.Since he advocated the poem creation,the status and function of poem s had been imp roved greatly.Actually,the talent fo r poems w riting had been regarded as a criterion to personnel selection,w hich had served as amotor for the p rosperity of poem sw riting at that time.Xiao Yan also had positive effect on the scholars meeting and the poem creation in well-know n families.However,his emphasizing on the cadence,the use of allusion and format of poem has some positive and negative influences.

Key words:Liang Wu Empero r;Liang dynasty;poem circles

On L iangwu Emperor and the Poem Circles in L iang Dynasty

GONG Xian
(College of Humanities,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Nanchang Jiangxi 330013,China)

I207.2

A

1673-0313(2011)01-0062-05

2010-07-06

龚贤 (1971—),男,江苏南京人,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古代思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