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流亡时期的人生状态与其书法创作

陈弟

摘要：康有为在流亡海外期间，其人生状态趋于逃避与对中庸的回归。这一时期，本文主要分析了康氏的书法创作对“兼容碑帖，出新姿异态”偏于中和的风格的追求，并构想出“孕南帖，胎北碑，镕汉隶，陶钟鼎，炉而冶之”的“备美”书法理想。并从存世书法作品上看，康氏经过此间的实践，已经成功地将篆、隶的笔法融于帖学书风之中，其结体也从原来的“跌宕”变为宽博、平正，同时也将自己非凡的阅历所铸造出来的人格魄力创作出“大气雄浑”的书法格局。

关键词：康有为；流亡时期；书法创作

图书分类号：J292.26

一、康有为流亡时期的人生状态与个性分析

1898年9月17日，康有为收到光绪帝的密诏，令其火速离京。于是康有为便带着光绪帝的密诏逃离北京，几经生死抵达香港。10月19日，康氏偕梁夫人及弟子、仆人一行，怀着满腔悲愤、无限凄凉的心情，乘坐日本“河内丸”号轮离开香港，从此便开始了他“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 的生涯。康有为流亡海外十六年期间，虽有鲜花和掌声的欢迎，有待以贵宾的礼遇，有妻子、女儿的陪伴，但更多的是对故国往事的追忆，对戊戌百日的回味，对赤县神州的回望，对圣主安危的担忧，对老母亲人的思念；还有对去国离家的伤感，对凄凉境遇的忧怨；更是身处异国的孤寂，天涯逋臣的惆怅，触目伤怀的悲叹。 其实这种种心情，在他的诗歌里面更是表达得淋漓尽致。先看他的《菽园投书邀往星坡答谢》一诗：

飘泊寰瀛九万程，苍茫天地剩余生。狐裘琐尾泥中叹，羊节凄凉海上行。梦绕尧台波缥缈，神惊禹域割纵横。九州横睨呼谁救?只有天南龙啸声。

虽然豪放大度依旧，然诗中却多了几分伤感和对故国的眷恋。又如他在丹麦时对澹如楼的怀念：

小桥通海枕波流，两岸千家数百舟。廿载银塘旧山梦，忘情忽依澹如楼。

流亡期间，是康有为诗歌创造最丰富的时期，其中大都如此真情地流露他在异国他乡对母亲、对故乡的怀念和不能奉诏挽救皇上的愧疚。

埃里克森在其“个性发展理论中”将中年或壮年期，称为“生殖—停滞”。“这一时期已担负起社会任务，要求创造价值，贡献社会。当一个人把自己从社会中孤立开来，思想和社会不一致时，就会产生‘停滞。同时也会对自己的过去做一番审视，反思自己所做的事。” 流亡时期的康氏的状态正如埃里克森所描述的“停滞”状态，然而，偏执、热忱、不畏艰难的“康圣人”却不是一蹶不振，一味地消极避世，而是更多的用著书、作诗、书法创作等方式来对人生的失意进行一种心理的补偿，或说将所压抑的情感通过以上种种方式使之得以升华和发泄。同时，这也对前半生进行回味和反思，并把以前未了之事，进行完善。

这一时期，康有为完成了许多著作，如《中庸注》、《论语注》、《大学注》、《孟子微》等儒家经典注疏及《大同书》等等。其中最能反映康有为这一时期的人生状态当是《大同书》。

《大同书》是康有为据公羊三世说融合西方某些哲学观点，从政治体制、物质经济、人道观念等等方面构建出未来的博爱、平等、自由以及民主的“大同”世界的一部著作。“大同”对于康有为本人来说，是完全可能实现的，而非自已一厢情愿的幻想。然于现实而言，只是虚无的“乌托邦”。于表面看，康有为依然热忱与入世，事实上从“大同”的构想上，康氏已经转向了对人生的回归与逃避。正如萧公权先生所讲“大同”不是“重建的乌托邦”而是“逃避的乌托邦” 。

从这里出发，我们有必要对康氏此时生存状态作一番分析，以期更好地理解他为什么进行书法创作？为什么这样来进行创作？

心理学家马斯洛在其“层次需要理论” 中指出：人类活动的的最基本的动力源泉，来自于人先天的自我实现的需要的连续趋向。康有为早期的学术成就以及那场轰烈的变法运动已经使他赢得了“尊重”的需要，且早期良好的家庭环境和此时在海外“贵宾式”的待遇与海外华侨的支援，更使康氏超越了物质层面的需要。因此，康氏在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都生活在精神层面之中。显然，“维新百日”宣告失败，使得康氏的“自我实现”得不到满足，但康氏依然生活在这一层面里，于是就表现在“创作需要”和“审美需要”上寻找满足，并且以期创造出一种未来的情境以满足此时未得到满足的愿望。故康氏在自己的诗歌和书法创作上都带着一种“自我实现”的愿望——完成自己维新救国的梦想，使自己的国家富强，甚至使世界走向“大同”。所以康氏在书法的追求上，无论是理论的构想还是实践创作中，都朝着这一目标前进——实践“碑帖兼容”和“备美”书法的构想。

二、 实践《广艺舟双楫》的理论和“备美”书风的构想

31岁时的康有为正是血气方刚，其偏执和不甘寂寞的个性在其学术和行为上表露无遗。其书学正如白蕉所评“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 ，在广泛涉猎碑帖的基础上，加之当时著作《广艺舟双楫》时的特殊背景，康氏偏执地大力鼓吹“尊魏卑唐”的理论。然而，从康氏成长和教育的过程看，康氏在其个性的最深处，依然没有完全逃离儒家“经世治业”思想和“中和”的处世态度及审美观念，另外，康氏自身的聪颖和富于创造性，让我们看到在《广艺舟双楫》中康氏更多地流露出“兼容篆籀隶意，新姿异态”及“纳碑入帖”的近于“中和”而有创新的书法审美观和书法追求。在流亡的日子里，康氏正是对这一书法追求和审美基准亲身力行，并在此过程中酝酿“孕南帖，胎北碑，镕汉隶，陶钟鼎，炉而冶之” 具有“备美”书法的“乌托邦”。

在《广艺舟双楫》中，“尊魏卑唐”无疑振聋发聩，康氏评出了魏碑“十美”，而雄强茂美“神品第一”的《爨龙颜》却不是康氏的取法对象，因为更具“兼容性”的《石门铭》和《经石峪》才最符合康氏的“个性”。只要我们细细品味书中词句，再来考察康氏后来在其书法中的实践，我们便可相信“兼容篆籀隶意，新姿异态”才是他真正的书法追求。《余论第十九》中康氏有言：“自小篆兴，持三尺法，剪截齐割，已失古意，然隶楷始兴，犹有异态，至唐碑盖不足观矣。” 在康氏眼中，唐以下的书法根本不足以观，但又有少数能例外入“圣人”法眼的，那就是带有篆籀或隶意，具有新姿异态的书法。纵观晋代以下二千年“善学右军者，惟清臣、景度耳。” 而康氏认为此二人善学右军的审美标准是颜书“雄强至矣，其实乃以汉分入草，故多殊形异态”；“杨少师变右军之面目，而神理自得，盖以分作草，故能奇宕也” 。再看看康氏评价其他书家，也莫不如此：“湖北张孝廉裕钊…其神韵结晋、宋得意处，真能甄晋陶魏，孕宋、梁而育齐、隋，千年以来无与比。” 可知“兼容碑帖，出新姿异态”便是康氏这一时期的审美标准和实践追求。

在流亡海外期间，康氏所写书法作品流传下来的并不多见，但我们可以通过所能见到的作品来说明康氏在这一时期书法上所作的追求。首先，看图1，写于1902年的《大同书》手稿。因为是手稿，康有为自然无意于“书”，更少经营，更多真意，更接近本真面目。这是一件典型的融碑于帖、过度时期的作品，侧势取妍的晋人遗韵随处可见，平势取质的汉魏风骨也俯拾即是。再对比一下比此作品更早一点《十五年前诗帖》（图2），1901年写于新加坡。显然可见，后者帖味十足，且可见苏、米的痕迹，“侧势取妍”也相当明显，可见康氏此时仍然处于自己所描写的“自是流观诸帖，又堕苏、米窠臼中” 的帖学实践时期。虽然此两件作品相隔只有一年，但我们已经可以明显感觉到康氏书法的转变。两者相比，《大同书》手稿的书法，明显已经融碑于帖，初显“康体”的面貌，并且多了几分沉着、大气与雄浑；而《十五年前诗》更显激昂、跌宕于外露。再看康氏在这一时期后期的另一张作品，写于1912年《七言诗》（图3）。此与前两张作品相比，康氏书法经历了十年左右的实践与锤炼，字势已由原来的侧势、跌宕转变为平正、朴拙，并大量融入了篆、隶及魏碑的笔法，从整体看“大气雄浑”的气势溢于纸上。康氏自身的“圣人”情结、执着的人生追求和不凡的人生经历和体验，铸就康有为博大的胸襟和非凡的气魄。这让我们很容易联想到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中对“雄浑”的描写：

大用外腓，真体内充。返虚入深，积健为强。

此时的康有为正是“腹有诗书气自华”的“大用外腓，真体内充”的人生状态；而他的“百日维新”和“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的非凡经历正是孕育了他此幅书法“返虚入深，积健为强”的艺术格局。当然，如果从纯粹的书法技法来审视这幅作品的话，其缺点也尤为明显，此书用笔粗糙，多用提按，忽于转折。

康氏在这一时期，除了实践自己的书学理论之外，同时也随着自己个性和思想的成熟也酝酿着自己书学理想，或说在不断地完善自己的书学理论。这一理想就是创造出能够兼容书法史上各种风格美的“备美”书风。康有为在他的一首诗中如是写道：“北碑南帖熟兼之，更铸周秦孕汉碑。昧昧千秋谁作者，小生有意在于斯。” 也许只有康有为才会构建这样一个永远不可能实现的书法“乌托邦”，并偏执地追求着，或说这一“乌托邦”却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康有为内心世界。按照荣格的说法 ，康有为个性应多偏于思想、直觉的内倾向，“情感易于受到压抑，思想由其观念所决定。他的注意力多集中于个人的内心世界，缺少实际的判断力，常以内部无意识的活动和体验来指导生活。”故此，康有为一方面自傲地为自己树立一个过高的目标，同时也因为自傲而相信自己能够达到此目标，并促使他在行为上执着得近乎固执乃至偏执。而在现实中康氏却屡遭挫折，情感一再受到压抑，而受压抑的情感促使他构想出“大同”和书法“乌托邦”的理想。反过来，这些“理想”又增强了他自傲、偏执的个性。

三、小结

康有为经历了“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在流亡海外期间，虽然在行为上依然积极地寻求救国良方，但在思想上，从写作《大同书》开始已经表现出逃避与回归中庸。此间，书法创作是他发泄内心情感的最佳方式，也是他寄以“自我实现”的需要。

在书法实践上，此间主要追求“兼容碑帖，出新姿异态”偏于中和的风格，并构想出“孕南帖，胎北碑，镕汉隶，陶钟鼎，炉而冶之”的“备美”书法理想。从存世书法作品上看，康氏经过此间的实践，已经成功地将篆、隶的笔法融于帖学书风之中，其结体也从原来的“跌宕”变为宽博、平正，同时也将自己非凡的阅历所铸造出来的人格魄力创作出“大气雄浑”的书法格局。

参考文献

[1]1913年，康有为从日本归国后，请吴昌硕以此内容制了一印，在康氏晚年的作品中多能见到。

[2]参见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沈云龙主编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七十七辑，第68-72页；王明德 《百年家族-康有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99-200页。

[3]陈永正编《康有为诗文选》，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94页。

[4]陈永正编《康有为诗文选》，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0页。

[5]参见高玉详《个性心理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72-275页。

[6]萧公权著，汪荣祖译《康有为思想研究》，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

[7]杨鑫辉主编《新编心理学史》，暨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72-378页。

[8]白蕉《碑与帖》，参见《二十世纪书法研究丛书·历史文脉篇》，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版，第152页。

[9]转引刘正成主编 《中国书法全集·康有为、罗振玉、梁启超、郑孝胥卷》，荣宝斋出版社，1993年版，第6页。

[10]康有为著，崔尔平校注《广艺舟双楫注》，上海书画出版社，2006年版，第144页。

[11]康有为著，崔尔平校注《广艺舟双楫注》，上海书画出版社，2006年版，第86页。

[12]康有为著，崔尔平校注《广艺舟双楫注》，上海书画出版社，2006年版，第84页。

[13]康有为著，崔尔平校注《广艺舟双楫注》，上海书画出版社，2006年版，第174页。

[14]康有为著，崔尔平校注《广艺舟双楫注》，上海书画出版社，2006年版，第173页。

[15]祖保泉《司空表圣诗文集笺校》，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2页。

[16]转引刘正成主编 《中国书法全集·康有为、罗振玉、梁启超、郑孝胥卷》，荣宝斋出版社，1993年版，第7页。

[17]参见C·G·荣格著，吴康、丁传林、赵善华译《心理类型学》，华岳文艺出版社，1953年版，第462-4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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