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失势者与经济发展：以近代中国与日本为例

陈 强

政治失势者与经济发展：以近代中国与日本为例

陈 强

落后国家需要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才能实现赶超,但这可能会触动既得利益,特别是当权者可能担心成为“政治失势者”(political loser)而竭力阻扰。为何近代中国在引进西方技术方面大大落后于日本呢?首先评论了已有解释的不足,然后从“政治失势者”的角度考察中日政治结构的差异。两国的“政治失势者”皆为中央政府,即中国的满清朝廷与日本的德川幕府。最大的区别在于：在中国的官僚社会中,由科举产生的地方官僚基本上为满清朝廷所控制;而在日本的封建社会中,世袭的大名藩主拥有制衡德川幕府的实力。因此,阻碍经济发展的“政治失势者”在日本很快被推翻,在中国却得以延续。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近代中日发展的巨大反差。

政治失势者;经济发展;近代中国;日本

落后国家需要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才可能实现赶超,但却常常在这方面十分缓慢。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比如,19世纪中国铁路修建的艰难历史。“1865年英国人在北京铺设了一条长 500米的小铁路,试行小火车。但有人认为是‘妖物’,民心浮动,官方下令将其拆毁”①《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共同编写委员会：《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 47页。。

为何落后国家不积极引进技术甚至多方阻扰呢?国际学术界主要有两种解释。“经济失利者假说”(economic loser hypothesis)认为先进技术可能会触动既得利益者 (比如,行业垄断者、面临失业的工匠)的经济利益而招致抵制 (Kuznets,1968;Mokyr,1990;Krusell and Rios-Rull,1996;Parente and Prescott,1999)②参见 Kuznets,Simon.1968,Towards a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Yale University Press;Mokyr,Joel.1990,The lever of riches.Oxford University Press;Krusell,Per and Jose-Victor Rios-Rull,1996,“Vested interests in a theory of growth and stagnation”,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63(2),301-29;以及 Parente,Stephen L.and Edward C.Prescott,1999,“Monopoly rights：a barrier to riche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89(5),1216-1233.。这一假说的主要缺陷是在经济史上找不到足够的重要例证。另外,如果既得利益者有权力阻止新技术采用,为什么不引进新技术然后对其征税呢?为此,Acemoglu and Robinson(2000)③参见 Acemoglu,Daron,and James Robinson,2000,“Political Losers as a Barrier to Economic Development”,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90(2),126-130.提出了“政治失势者假说”(political loser hypothesis),认为引进技术可能影响权力分配,特别是当权者担心失去政治权力成为“政治失势者”而竭力阻扰。当权者必须权衡引进新技术所能带来的经济利益与可能损失的政治利益。根据这个假说,如果引进技术使当权者失去权力的可能性较大,拥有政治权力所能带来的政治租金(political rents)较高,新技术的生产率高于已有技术较少,则当权者越有可能阻碍新技术的采用。

本文将“政治失势者假说”应用于中国与日本近代工业化进程的对比。近代中国惨败于日本是中国历史上最让人吃惊的事件之一。古代中国一直向日本输出技术与文化,但在近代引进西方技术方面却大大落后于日本。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日在近代截然不同的表现与势力消长。一向视日本为“学生”的中国人,连续败于人口不及中国十分之一的日本①根据Maddison(2001,Table 1-8a),在 1870年中国的人口约为 3.6亿,而日本的人口约为 0.34亿,见图 3。参见Maddison,Angus,2001,The World Economy：A Millennial Perspective.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以致对自己的能力也产生了怀疑。因此,正确理解中日近代反差的成因,除了可为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借鉴外,对于重构中国的民族自信心也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近代引进西方技术落后于日本的事实

本文所要着力解释的现象,即中国近代引进西方技术大大落后于日本的事实,可以从宏观层面与两个代表性产业 (生丝业、海军)来考察。

(一)近代中日宏观经济的对比。从宏观层次来看,根据Maddison(2001)②参见 Maddison,Angus,2001,The World Economy：A Millennial Perspective.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18世纪中期以前,中国人均 GDP均领先日本③当然,这可能主要是由于中国人口一直是日本的十倍以上,较大的人口规模提供了更多“干中学”的机会,导致了更快的技术进步,参见Lin,Justin Yifu,1995,“The Needham Puzzle：Why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Did Not Originate in China”,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43(2),269-292.中国的另外一个有利因素则是规模较大的国内市场。。其后,中国人均 GDP停滞不前甚至下降,而日本则在 1868年明治维新后突飞猛进,见图 1。

图1 中国与日本人均 GDP的大分岔

城市化水平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 (Acemoglu et al,2005)④参见 Acemoglu,Daron,Simon Johnson,and JamesA.Robinson,2005,“The Rise of Europe：Atlantic Trade,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Growth”,American Economic Review,95(3),546-579.。中日的城市化水平在近代也出现了大分叉 (见图 2)。

图2 中国与日本的城市化水平(1500-1890年)注：数据来自Maddison(2001,Table 1-8b)⑤ 参见 Maddison,Angus,2001,The World Economy：A Millennial Perspective.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单位为万人以上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百分比。

(二)近代中日生丝业的对比。由于生丝是近代中日两国的主要出口品,生丝业可以作为近代中日的代表性民用产业。Ma(2004)①Ma,Debin,2004,“Why Japan,Not China,Was the First to Develop in East Asia：Lessons from Sericulture,1850-1937”,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52(2),369-94.指出,日本的生丝业在引进西方科学技术方面比中国要积极主动得多。早在 1873年日本就派出养蚕专家组到当时欧洲养蚕技术最先进的意大利学习了整整一个月。而中国直到1899年才做了引进国外生丝技术的第一件事,即江南制造局翻译了一本陈旧的意大利养蚕书籍,该文表明,在 1903-1928年,日本生丝业全要素生产率 (TFP)年均增长 2.05%,而同期 (1904-1928年)中国长江三角洲生丝业全要素生产率年均仅增长 0.52%。

(三)近代中日海军的对比。西方的“船坚炮利”曾给中日两国均留下深刻印象。因此,海军建设可以作为一个代表性的军事产业。虽然也有学者认为北洋海军是在武器装备占优势的情况下被日本歼灭的②比如,林毅夫：《经济发展与中国文化》,《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 1期。,但中外主流专家的观点正好相反。英国学者W right(2000,p.86)③W right,Richard N.J.,2000,The Chinese Steam Navy,1862-1945.Chatham Publishing.在其专著“The Chinese Steam N avy,1862-1945”中指出：北洋舰队的最大弱点是主要舰艇过于陈旧,均为 7-13年前购得,而日本在 19世纪 80年代末从未停止从西方引进最先进的战舰,更糟糕的是北洋海军自行生产的弹药质量。戚其章 (2005)④戚其章：《甲午战争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 145-147页。,姜鸣 (1991)⑤姜鸣：《龙旗飘飘的舰队》,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 301页。也持类似观点。19世纪飞速进步的西方军事技术多通过最新的资本品来体现,而中国海军在资本品更新方面毫无作为,更因缺乏维护而过早折旧⑥戚其章 (2005,第 146页)指出“致、靖两船请换截堵水门之橡皮,年久破烂,而不能整修,故该船中炮,不多时立即沉没”。可见,“资本折旧”竟达到如此的程度!,甲午海战前中国海军的有效“资本存量”已经大大不及日本。而中国海军的自主制造能力也落后于日本⑦戚其章：《甲午战争史》,第 147页。,自 1903年竟开始向日本订购战舰⑧姜鸣：《龙旗飘飘的舰队》,第 424页。。客观地说,中国在引进西方军事技术方面与日本的巨大差距决定了甲午海战的结局。

总之,无论是从宏观层面还是代表性民用、军事产业来看,近代中国在引进西方技术方面大大地落后于日本已是不争的事实。

二、对主要已有解释的评论

一般的历史教科书将近代中国的落后归结为“洋务运动”的不彻底,但并未回答洋务运动为何不彻底的根本原因。慈禧太后也常常被视为阻碍中国近代化的元凶,但问题的实质在于清朝当权者 (无论是谁)会对西方技术采取何种态度。对于中日近代反差较有影响力的解释可分为以下几类：文化决定论、初始条件不同说、经济地理说、文人武士差别说与政治决定论。

(一)文化决定论。“文化决定论”认为日本较善于学习与模仿外来文化,而中国文化过于自我中心,常陷于狭隘的“华夷之辨”(井上清,1956;郭沫若,1959)⑨井上清：《日本现代史》第 1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年;郭沫若：《沫若文集》第 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 ,第 217页。。换言之,日本自隋唐就从中国输入技术与文化,到了近代只不过是换个老师而已,没有什么心理障碍;而一向以“天朝”自居的中国,却难以接受技不如人的现实。然而,历史上中国也曾大规模地学习外来文化,比如,自汉朝以来全盘引进印度佛教,以致于其影响力很快超过了本土的道教。另一方面,自 1978年以来,“与国际接轨”、“按国际惯例办事”已成为中国的时髦。因此,排外与否,更多地取决于政府的提倡,而非中国文化的特质。戴季陶(1994)⑩戴季陶：《日本论》,海口：海南出版社,1994年,第 40页。则将近代日本迅速进步的原因归结为“热烈的信仰力”与“好美爱美”。然而,改革开放 30年,中国人的信仰力与审美力未见突飞猛进,但经济却迅速崛起。总之,“文化决定论”对中日近代巨大反差的解释力有限,也难以证实。

(二)初始条件不同说。一些学者认为在开国以前日本的经济发展水平已超过中国,成为近代中日反差的重要原因。比如,徐新吾 (1981)①徐新吾：《中国和日本棉纺织业资本主义萌芽的比较研究》,《历史研究》1981年第 6期。 在此计算中,中国的面积含蒙古。若不含蒙古,此比例为 0.15%。认为日本棉纺织业资本主义萌芽比中国产生得早,而马家骏、汤重南(1988)②马家骏、汤重南：《日中近代化比较》,东京：六兴出版株式会社,1988年,第 21-30页。 林赛主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 7卷,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 748页。指出日本在近代以前已形成全国市场,而中国则无。黄仁宇 (1997a)③黄仁宇：《中国大历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 a,第 292页。将这种观点推向极致,认为构成资本主义货币管理的主要因素大多已在事前存在。明治维新不过在这种商业因素之上加了一个总括一切的政治组织,资本主义的体制即此就绪。

从宏观指标看,“初始条件不同说”似乎有一定道理。根据图一,日本人均 GDP在 1750年左右就已超过中国。但二者的初始差距并不大,不至于成为以后大分叉的决定性因素。从代表性产业来看,中国生丝业在 19世纪 70年代依然领先于日本,其出口量是日本的三倍 (Ma,2004)④参见 Ma,Debin,2004,“Why Japan,Not China,Was the First to Develop in East Asia：Lessons from Sericulture,1850-1937”,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52(2),369-94.。Pomeranz(2000)⑤参见 Pomeranz,Kenneth,2000,The Great Divergence：China,Europe,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甚至认为,在 1800年以前,长江三角地区与英格兰在经济发展方面仍基本可比。至于统一的国内市场,Shiue and Keller(2007)⑥参见 Shiue,Carol H.and Wolfgang Keller,2007,“Markets in China and Europe on the Eve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American Economic Review,97(4),1189-1216.以地区间价格差异数据证实,在 18世纪末,中国与西欧的市场一体化程度也基本相当。而黄仁宇 (1997a)⑦黄仁宇：《中国大历史》,第 292页。所提及的日本幕末已具备的“资本主义货币管理的主要因素”,如“两替屋”(经营汇款业务)、“问屋”(批发商),“株仲间”(同业公会)、“宿驿”、“飞脚”(通信)等,事实上在清末中国经济发达地区均不同程度地存在,与日本并无实质上的差别。总之,“初始条件不同”难以解释中日近代截然不同的发展轨迹。

图3 日本人口与中国人口的比例(0-1870年)

(三)经济地理说。徐中约 (2002)⑧徐中约：《中国近代史》,计秋枫等译,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 449页。将“幅员辽阔、通讯落后”视为限制中国“新观念传播的因素”之一,进而阻碍了中国近代化进程。是否日本由于“船小好掉头”而将中国抛在后面?

根据 CI A World Factbook⑨下载地址：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清朝国土面积 (含蒙古)是日本的将近 30倍。虽然历史上日本人口与中国人口的比例不断上升,但一直不到十分之一 (见图 3)。因此,无论人口或国土,中国都比日本大一个数量级。然而,由于西洋先进技术文化主要通过沿海向内陆传播,一国“海岸线占国土面积的比例”⑩Acemoglu et al(2005)以“大西洋海岸线占国土面积的比例”来表示欧洲各国参与大西洋贸易的程度。参见Acemoglu,Daron,Simon Johnson,and JamesA.Robinson,2005,“The Rise of Europe：Atlantic Trade,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Growth”,American Economic Review,95(3),546-579.也许更为重要。根据CI A World Factbook,中国“海岸线占国土面积的比例”(公里/平方公里)仅为0.13%①徐新吾：《中国和日本棉纺织业资本主义萌芽的比较研究》,《历史研究》1981年第 6期。 在此计算中,中国的面积含蒙古。若不含蒙古,此比例为 0.15%。,而日本高达7.87%。中国海岸线的绝对长度也不及日本的一半。作为内陆性国家,中国在“西学东渐”过程中确有一定劣势,因为沿海进步力量可能为广阔内陆的保守势力所压制。然而,内陆性大国的经济地理劣势并非不可克服,关键仍取决于中央政府是否全力支持西化。比如,俄罗斯虽然也是一个内陆性大国,但彼得大帝却得以在全国成功推行西化改革。另一方面,同为海上小国的菲律宾,却未能“船小好掉头”,反而沦为西班牙殖民地达三个世纪之久②马家骏、汤重南：《日中近代化比较》,东京：六兴出版株式会社,1988年,第 21-30页。 林赛主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 7卷,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 748页。。可见,政府行为仍然是起主导作用的。

(四)文人武士差别说。古代中国与日本的主要社会阶层都可以用“士农工商”来概括。所不同的是,中国的“士”指的是“士绅”,即文人,而日本的“士”指的是“武士”。“文人武士差别说”认为,中国的文人比日本武士多经史知识,但缺乏魄力与行动力,无法对西方挑战形成有力的回应 (罗福惠,1995)①罗福惠：《日中两国的传统文化与早期现代化的成败》,《史学月刊》1995年第 2期。 罗福惠：《国情、民性及近代化——以日、中文化问题为中心》,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 120-124页。。贾蕙萱(1996)②贾蕙萱：《“东亚近代化历程中的杰出人物”中日共同研讨会述评》,《日本学刊》1996年第 2期。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第 285页。也指出,有日本学者认为,“全体国民武士化,特别是武士的领导是日本近代化成功的原因”。

然而,“同治中兴”领袖人物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虽皆文人出身,却并不缺乏行动力。史景迁(2003)③史景迁：《追寻现代中国》,温洽溢译,台北：时报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 269页。指出,“儒士以卓越的能力、廉洁的操守、坚毅的精神襄助清廷平定十九世纪中叶的各地叛乱”。费正清 (1983)则认为,“从历史角度,清代的中兴也许甚至比唐代的中兴更令人瞩目”④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 449页。。对于洋务派倡导的自强运动,史景迁 (2003)也承认,“在国政形同崩解的背景下,这确实是一项傲人成就”⑤史景迁：《追寻现代中国》,第 239页。。就方法论而言,只有在外部环境相同的前提下,才可能对人群的能力进行客观比较。然而,中国洋务派所面临的外部约束条件与日本明治维新人物所面临的外部约束条件差别很大。

(五)政治决定论。许多经济学家与历史学家认为,制度是决定长期经济增长的根本因素 (North and Thomas,1973;North,1981;Acemoglu et al,2001)⑥参见 North,C.Douglass,1981,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New York：Norton;North,C.Douglass and Robert P.Thomas,1973,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A New Economic Histor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以及 Acemoglu,Daron,Simon Johnson,and James A.Robinson,2001,“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American Economic Review,91(5),1369-1401.。作为制度设计者与基本公共品 (如军事安全、法治、基础设施、教育等)提供者,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至关重要。因此,从政府行为及其背后的政治因素来解释近代中日反差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与合理性。

丁日初、杜恂诚 (1983)⑦丁日初、杜恂诚：《十九世纪中日资本主义现代化成败原因》,《历史研究》1983年第 1期。与张洋、李景璇 (2005)⑧张洋、李景璇：《国家体制在近代中日维新变革中的作用和影响》,《日本学刊》2005年第 3期。认为中日在政治权力集中程度的巨大差异是关键,日本半独立的诸藩可以自主地推行藩政改革,而中国的地方官员几乎完全受制于中央。然而,明治维新与洋务运动的一成一败,其关键在于中日两国中央政府的区别。如果日本仅在德川幕府的框架内进行维新活动,其效果很可能与洋务运动不相上下,因为幕府作为“政治失势者”不会全面引进西方先进技术与制度(见本文第四部分)。马家骏、汤重南 (1988)⑨马家骏、汤重南：《日中近代化比较》,东京：六兴出版株式会社,1988年。强调中日政治制度稳定性的差异,认为日本僵硬的世袭等级制使得下级武士失去升迁途径,进而成为倒幕运动的有生力量;而中国的精英则为科举制的功名所禁锢。然而,中国失意的举子应该不少于日本没落的武士,比如,洪秀全便是在多次科场失败后愤而创立“拜上帝教”(白寿彝,1999)⑩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 11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 87页。。真正的问题在于,为何人数众多的中国失意文人没有形成一股促进西化的合力呢?罗福惠(1988)①罗福惠：《日中两国的传统文化与早期现代化的成败》,《史学月刊》1995年第 2期。 罗福惠：《国情、民性及近代化——以日、中文化问题为中心》,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 120-124页。认为日本诸藩之间的相互竞争导致了竞相引进西方先进技术与制度的局面。然而,清朝的地方大员之间实际上也面临着升迁机会与实力上的激烈竞争,甚至恶性竞争。比如,徐中约(2002)②贾蕙萱：《“东亚近代化历程中的杰出人物”中日共同研讨会述评》,《日本学刊》1996年第 2期。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第 285页。认为,“各省的自强倡导人不是互相合作,而是相互竞争,且把他们的成就视为其个人权力的根基。总之,目前“政治决定论”的各种观点多侧重于中日地方势力的不同表现,而对中央政府的主导作用重视不够,而这正是本文“政治失势者”视角的切入点。

三、一个基于“政治失势者”的视角

基于政府对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本文认为中央政府的价值取向与行为至关重要。如果中央政府 (如满清朝廷、德川幕府)是“政治失势者”,则必然对引进先进技术与制度持漠然甚至抵制态度;反之,如果中央政府 (如明治政府)是“政治得势者”(politicalwinner),则必然大力推进先进技术与制度的引进。在中央政府制定的不同激励机制框架下,民间的力量自然跟进,演化成十分不同的近代化格局。中日近代化的根本差别在于主持西化的中国洋务派地方大臣并不掌握中央政权,而在日本则由明治中央政府所主导。

如何证明满清朝廷与德川幕府是“政治失势者”,而明治政府不是呢?要鉴定“政治失势者”,可以看其动机,但更应看其行为,因为政府自我标榜的动机不一定真实。从明治政府大力推进西化的措施来看,显然不是“政治失势者”,在此不再赘述。然而,满清朝廷与德川幕府都曾或多或少地支持引进过西方技术,何以见得是“政治失势者”呢?

(一)被迫开国前两国政府的行为分析。在被迫开国以前,两国中央政府奉行如出一辙的“闭关锁国”政策。在中国方面,承袭明朝的闭关政策,康熙年间实行“四口通商”①“康熙二十四年,又在东南沿海地区设立江、浙、闽、粤四个海关,作为管理对外贸易,征收关税的机构”,参见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10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 417页。 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第 538页。。“在乾隆二十二年,清廷重新实行严格限制对外贸易的闭关政策,封闭了江、浙、闽海关,只留粤海关一口通商。广州成了全国唯一通商口岸”②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 10卷,第 430页。。在日本方面,“自 1636年实施‘锁国政策’后,日本人不许航海外渡,在海外之日本人不许回国,违者判死刑。外来船只仅限中国及荷兰籍 (日本此时禁基督教,荷兰人承允不作传教工作),交易仅限于长崎”③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 b,第 316页。。当清朝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消息通过荷兰人传到幕府耳中,“幕府极力防止鸦片战争的消息广泛传播,企图继续执行锁国政策”④依日熹家：《简明日本通史》,卞立强、李天工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 189页。。可见,担心开国会威胁中央政府的统治是满清朝廷与德川幕府的共同点,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他们是“政治失势者”。

(二)开国后满清朝廷的行为分析。在第一次鸦片战争 (1840-1842年)以后的 20年里,满清朝廷几乎没有任何积极的作为⑤徐中约：《中国近代史》,第 189页。,虽然部分原因是由于太平天国 (1851-1864年)的干扰。1850年咸丰帝 20岁登基,“执行了一项更加不妥协的对外政策”⑥徐中约：《中国近代史》,第 199页。,终于酿成第二次鸦片战争 (1856-1860年)。1861年后,慈禧太后成为满清朝廷的实际掌权者近半个世纪,而在镇压太平天国中崛起的湘军、淮军将领成为地方洋务派大员。此后,满清朝廷与地方汉族要员的关系成为理解清政府行为的一个关键。地方洋务派大员积极引进西方武器技术,既为了防御外敌、镇压内乱,同时也为自己争取政治、军事资本。而满清朝廷一方面意识到需要西方武器技术来巩固政权,但又不愿走得太远让地方大臣坐大,以致使满清朝廷成为“政治失势者”⑦“她(慈禧)从自强运动中所追求的是镇压国内外反叛和抵制外部的帝国主义;她只允许枝节的修补而非全面的革新,部分原因在于她害怕那些负责现代化的汉人会谋反”。参见徐中约：《中国近代史》,第 452页。。常有人批评洋务派措施不够彻底,但洋务派的许多积极建议却遭遇满清朝廷阻扰。

1.修建铁路还是拆除?“1874年,李 (鸿章)请求奕欣向两宫皇太言明铁路的可取性,但奕欣却回覆说,由于清议的强烈反对,即使两位太后也难对此作出决定”⑧徐中约：《中国近代史》,第 453页。。

2.改革科举与同文馆。以儒家经典为考试内容的科举制已成为传播西学的障碍,导致同文馆的生源质量堪忧⑨徐中约写道：“(同文馆)学生的素质是很低的,因为很少有满人和汉人的世家大族愿意将自己的子弟送来就读,结果是学生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士年龄偏大的庸才,他们是冲着津贴来就读的”。(《中国近代史》,第 270页)费正清则指出：“上海和广州同文馆的学生尽管进了这些学校,并领取津贴以学习英文和数学,但仍旧发现他们为准备应乡试而在那里练习作八股文!”(参见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第 568页。)。李鸿章在 1864年致信恭亲王奕欣和文祥,建议“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我专一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业可精,而才亦可集”⑩蒋廷黻：《中国近代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 85-86页。。然而,“李鸿章关于考试制度方面的建议从未被清帝认真考虑过,虽然恭亲王确实把李鸿章的信附在他的一份奏折上”①。不仅如此,1867年恭亲王计划在同文馆内添设算学馆,“她(慈禧)一方面同意设立算学馆,另一方面又委命倭仁在同文馆内开设一个单独的汉学馆。她的技俩是借用守旧派来牵制进步派,以免后者的势力强大,令她无法控制”①徐中约：《中国近代史》,第 280页。。

3.人事打击。“在早期自强运动的领袖中,只有恭亲王奕欣与文祥身处中央政府,…1876年,奕欣再次被慈禧整治,文祥也溘然长逝,此后,中央细若游丝的指导也消失了。…1885年海军衙门成立,像李鸿章、曾纪泽这样干练的汉人却不为所用,而由一个浅陋的满人醇亲王掌管。满人怵于汉人的倾覆,汉人又惧于满人的妒忌,这阻止了双方的有效合作,而长远的改革计划也就不可能了。…在清朝统治的最后十年中,满人遏制汉人影响的努力不断强化,如军机大臣刚毅便声言：‘汉强则满灭,汉衰则满盛’”②徐中约：《中国近代史》,第 452-453页。。

4.海军经费。当满清朝廷面临紧预算约束时,对建设项目的取舍最能反映其偏好,即对“自强运动”的漠不关心。海军经费与颐和园建设之争便是一个突出例子。费正清 (1994)③费正清：《费正清论中国》,薛绚译,台北：正中书局,1994年,第 244页。指出,“不料,到了 1880年代末,海军经费竟在大臣共谋下转移为慈禧太后修筑颐和园之用。总税务司赫德…于 1894年 9月发现‘他们的德国舰上没有炮弹,英国舰上没有火药’”。北洋海军在甲午海战中的覆没其实已没有太多悬念。

总之,以上事例足以证明满清朝廷对于全面引进西方技术是“政治失势者”。

(三)开国后德川幕府的行为分析。从“黑船事件”到明治维新的 15年间 (1853-1868年),德川幕府做了些什么呢?虽然幕府也有一些积极举措,比如“在江户湾建造了炮台,在江户设立了‘番书调所’、讲武所。另外还利用荷兰国王赠送的军舰和派来的海军教官,在长崎设立了海军传习所”④依日熹家：《简明日本通史》,第 192页。,但均未超出中国洋务派的所作所为。更为重要的是,“开港以后,幕府仍旧采取抑制贸易的政策,延缓了全面实施开港通商”⑤安冈昭男：《日本近代史》,林和生、李心纯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 45页。⑥ 安冈昭男：《日本近代史》,第 18页。。德川幕府作为“政治失势者”的事例包括：

1.重新锁闭横滨的企图。“开始自由贸易的三港中,横滨最为繁盛,其次是长崎和箱馆”⑥,然而在1864年幕府竟派使节同各国谈判试图重新锁闭横滨,在谈判失败后对使节成员给予“削禄闭门”的处分⑦安冈昭男：《日本近代史》,第 41页。。

2.垄断对外贸易的企图。幕府从 1860年开始实行“五品江户回送令”,“命令主要输出品为杂谷、水油、蜡、吴服、生丝等五个品种,禁止直接由产地送往横滨,必须经由江户的问屋 (批发店)”⑧安冈昭男：《日本近代史》,第 18页。。这一限制贸易保护特权的法令,终于在 1864年国内外商人的强烈反对下被迫废止。

3.开港还是赔款?1864年,列强要求幕府“或支付下关事件的赔款 300万美元,或开放下关及濑户内的适当一处港口,两者选择其一。…然而幕府权衡了开港和赔款,还是选择了赔款”⑨安冈昭男：《日本近代史》,第 43页。。显然,赔款对于幕府而言仅是经济损失而已,但开放更多港口却有政治风险。

4.勾结法国以削弱大名、加强幕府。1865年,幕府“将制铁所的建设委托给了法国”,因为拿破仑三世治下的法国“曾表示过为削弱诸侯的势力,确定幕府的权力,法国政府将不惜以武力相援助”。至于制铁所建设的费用,“幕府企图以垄断的手段收购生丝后直接输出到法国”⑩安冈昭男：《日本近代史》,第 54-55页。。

总之,从行为上来看,满清朝廷与德川幕府都是“政治失势者”,他们仅能局部地支持能加强其统治的西方技术。幕府在开国后“政治失势者”的表现并不比满清朝廷或洋务派更好。

进一步的问题是,为何满清朝廷与德川幕府自认为是“政治失势者”呢?为什么德川幕府很快为明治政府所替代,而满清朝廷则延续近四分之三世纪?为此,我们必须考察古代中国与日本政治结构的差异。

四、古代中国与日本政治结构的差异

古代中国与日本常常被认为都是封建社会。然而,如果将“封建社会”理解为通过将土地分封给封建领主 (诸侯)来治理国家的社会,则中国在秦朝以后就不再是“封建社会”。而日本自 1192年镰仓幕府创立至 1868年明治维新则一直处于封建社会。由于古代中国主要通过科举制选拔官僚实现国家治理,我们将这种社会结构称为“官僚社会”。本文认为,“官僚社会”与“封建社会”政治结构的根本差别正是导致中日近代巨大反差的深层原因。

(一)古代中国的政治结构。黄仁宇 (1997a)①黄仁宇：《中国大历史》,第 231页。精辟地将中国古代的社会结构比喻为“就像一个庞大的‘潜水艇夹心面包’。上面是一块长面包称为官僚阶级,下面一块长面包称为农民”。但该二分法忽视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以及清朝所特有的满汉之别。为此,我们将清朝的政治结构分为三层,即中央 (满清朝廷)、汉族地方官僚以及士农工商 (见图 4)。在此结构中,唯一世袭的职位是皇帝;地方官员由科举制度产生,垂直流动十分迅速 (Ho,1962)②Ho,Ping-ti.1962,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1368-1911.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中央政府频繁地轮换地方官员 (水平流动)以避免地方势力过度增长。地方官员的权力来自朝廷的任命与权威,而非对地方的控制能力。因此,中国地方官僚基本上不具备制衡中央的实力,中央集权的特征非常明显。当西方以优势技术强加于中国之上时,满清朝廷固然可以积极地学习西方技术以自保甚至发展经济增加税收,但却面临着成为“政治失势者”的更大风险。满清朝廷的利益在于维持原有的社会秩序,避免因全面引进西方技术可能带来的极大不确定性,包括民众是否服从统治,地方势力是否因掌握西方技术而壮大失控。由少数民族控制的满清朝廷,对于汉族地方洋务大臣的兴起十分忌讳,更强化了满清朝廷“政治失势者”的角色。比如,曾国藩在攻破南京未及满月便匆匆自撤湘军,便是出于对满清朝廷猜忌的切实理解,尽管当时依然外敌环伺、捻乱未平③徐中约：《中国近代史》,第 248页。。

官僚社会的政治结构决定了地方官僚不具备抗衡中央的实力,除非中央权威遭到极大损害。因此,少数地方洋务大臣为救国图存而倡导自强运动,但不得不在满清朝廷作为“政治失势者”所能允许的狭隘范围内活动。正如费正清 (1994)④费正清：《费正清论中国》,第 243页。指出,“中国的近代化因而成为几位大臣的游戏。他们明白近代化之必要,便努力筹资金、选人才,在无精打采甚至不友善的环境中进行建设”。

(二)古代日本的政治结构。1192年,日本进入“镰仓幕府”时代(1192-1333年),即日本封建制的开始。幕府将军将土地分给“御家人”(武士),而御家人宣誓臣属于将军⑤依日熹家：《简明日本通史》,第 60页。。封建体制经室町幕府 (1392-1573年)与德川幕府 (1603-1867年)而不断完善。德川幕府时期日本的政治结构见图 5。幕府将军是大权在握的实际统治者,并将土地分给约 260多个“大名藩主”⑥“大名起初不足 200人,江户时代中期以后为 260-270人,称作‘三百诸侯’。”参见依田熹家：《简明日本通史》,第 125页。。大名“率领作为其家臣的武士,在领地上掌握着政治、法律、经济上的权力,统治着庶民”⑦《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共同编写委员会：《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第 6页。。由于大名的世袭地位与独立性⑧“诸藩财政上自给自足,各大名除有不定期及不定量之‘献金’外,不向幕府缴纳赋税,其内部之开支亦由诸藩自理。幕府军事行动或大兴土木时,诸藩供应人员,并且担任后勤。平时则各藩自理其境内治安,自理其诉讼事件。”参见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第317页。,大名们对幕府形成较强的制衡作用,天皇作为名义统治者,虽无经济或军事实力,却拥有宗教与传统的权威⑨参见依田熹家：《简明日本通史》,第 64页。,成为制衡幕府的又一个长期因素,奠定了日后明治维新“大政奉还”的基础。在某种意义上,日本的政治结构更接近于西欧的封建社会,而非同属儒家文化圈的中国官僚社会。如果把图 5中的“幕府将军”改为“国王”,“天皇”改为“教皇”,“大名藩主”改为“封建领主”,“武士”改为“骑士”,日本与西欧的相似性就更明显了。

图4 清朝官僚社会的政治结构

德川幕府末期,随着西方势力的渗透,得风气之先的西南“雄藩”兴起,成为以后倒幕运动的策源地⑩“日后倒幕运动展开时,出力最多之藩为长州、萨摩、肥前、土佐,均在西南。”(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第 316页)。。被迫开国后,幕府的利益在于垄断与列强的军事与贸易交流,以巩固幕府统治,因为一旦全面开放,各地的大名们必然崛起,打破原来的势力均衡而使幕府成为“政治失势者”。然而,幕府在实质上也只是一个最大的大名,并没有能力来强制推行这种垄断,所以“安政时期 (1854-1859年)诸藩都推行了旨在改善财政和强化军事力量的改革”①安冈昭男：《日本近代史》,第 8页。。当军事装备更加现代化的西南雄藩 (长州藩、萨摩藩等)从盲目“攘夷”转为果断“开国”并联合天皇时,德川幕府的劣势已不可逆转。而长州藩所推行的殖产兴业政策也成为以后明治政府产业政策的原型②安冈昭男：《日本近代史》,第 49页。。

图5 日本德川幕府封建社会的政治结构

总之,近代日本的真正奇迹并不在于明治政府的所作所为,而是“政治失势者”德川幕府竟然如此快地被赶下了历史舞台,而这又与幕府在日本封建社会中的非强势地位紧密相关。

落后国家需要大量引进先进国家的技术才能实现赶超,然而这可能会触动既得利益,特别是当权者可能担心成为“政治失势者”而竭力阻扰。近代中国在引进西方技术方面明显落后于日本。本文从“政治失势者”的角度考察了中日政治结构的差异。面对西方的强势军事与民用技术,两国的“政治失势者”皆为中央政府,即中国的满清朝廷与日本的德川幕府。最大的区别则在于：在中国的官僚社会中,由科举产生的地方官僚完全为满清朝廷所控制;而在日本的封建社会中,世袭的大名藩主拥有制衡德川幕府的实力。因此,阻碍经济发展的“政治失势者”在日本势力较小,仅15年 (1853-1868年)就被推翻了,而中国的“政治失势者”势力强大,在 71年 (1840-1911年)以后才被推翻。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近代中日发展的巨大反差。

本文的“政治失势者”视角在本质上也是一种政治决定论,确切地说是一种大政治决定论,本文提供的是一种较为一以贯之的理论,并抓住中央政府的行为作为解释经济发展或停滞的最重要因素。因此,近代中日反差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在于,建设一个稳定、高效而又与经济发展利益相一致的中央政府是多么重要。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巨大成就对此给出了一个很好的注解。

[责任编辑：贾乐耀 ]

Political Loser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The Case of Pre-modern China and Japan

CHEN Qiang
(School of Economics,Shandong University,Jinan 250100,P.R.China)

Developing countries need to introduce advanced foreign technology on a large scale in order to catch up.But this may run against vested interests.In particular,those in power may worry about becoming political losers and strongly boycott.Why did pre-modern China lag behind Japan so much in terms of introducing western technology?This paper first reviews shortcomings of existing explanations,then analyz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Japanese political structur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political losers.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in both countries were political losers,i.e.the Qing dynasty of China and the Tokugawa shogunate of Japan.The greatest difference was that in China’s bureaucratic society,local bureaucrats selected through civil examinations were largely controlled by the Qing dynasty,while in Japan’s feudal society,hereditary daimyo have the power to counterbalance the shogunate.Therefore,political losers in Japan were quickly overthrown,but continued to stay in power in China.This largely deter mined the diverging performance between pre-modern China and Japan.

Political loser;economic development;pre-modern China;Japan

2010-06-22

陈强,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济南 250100)。感谢中国制度经济学年会、山东经济学年会、山东大学经济学院的讲座参与者,特别是卢毅、尹振东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