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幼仪:直到大厦崩塌之后

ever

小脚加西服的女人是怎样艳丽迷人，

大脚却墨守陈规的女人又是怎样平素寡言？

只因为她藏匿了真实的灵魂。

那强大的，融合了女性气质男性气概、东方面孔西方精神的另一部分，

直到男人离去失去所有，

才逐渐显形，

成为她最为鲜明独立的旗帜。

“去德国以前，我凡事都怕；去德国以后，我一无所惧。”

“时髦大脚女人”

说起张幼仪，我们不妨抹掉附着其上的民国烟尘，重新认真地看她：从作为年轻诗人的第一任妻子的身份里挣脱出来，她平静有序地经营着自己的生活，终究成为一个不能再让人轻视的女人。她的自述里有这样一句打动人心的话，“我一直把我这一生看成有两个阶段：‘德国前和‘德国后。去德国以前，我凡事都怕；去德国以后，我一无所惧。”在自己的故事里，她曾经是沉静的湖，后来则成为宽广的河流。

张幼仪生于1900年，比徐志摩小4岁，婚前递庚帖的时候为了让八字相合，被母亲把年龄改大了两岁。和很多在当时颇有名望的家族一样，张幼仪的家人中很多都有新学和留洋的背景。张幼仪在家排行第八，她的二哥叫张君劢，是中国现代史上颇有影响的政治家和哲学家，国家社会党党的创立者；她的四哥张嘉趝，曾是国民党三大派系之一“政学系”的重要人物。

张幼仪小时正是晚清时候，母亲尝试给她缠足。小姑娘怕疼，缠脚便成为了一件极其痛苦的事。届时刚刚16岁的二哥张君励劝说她母亲放弃缠足，承诺如果将来张幼仪因为没有缠足而嫁不出去，就养她一辈子——那个时候的男人在家中地位仍旧是比女人高的，儿子得以劝止母亲的行为。当然因此得幸的是张幼仪，她有了成为“时髦大脚女人”的资本，至少，旧式礼教并没有完全束住她。后来有人不知从哪里引用了时人对她的评价：其人线条甚美，雅爱淡妆，沉默寡言，举止端庄，秀外慧中。对比照片，大可以信。

可是与徐志摩刚成婚的时候，他并不这么看重张幼仪。张幼仪在苏州第二女子师范读过书，婚后就休学了。日常生活里，个性沉默的张幼仪跟丈夫交谈不多，因为家教和沉默的个性，她不便多言，而“热情奔放”的诗人则看不起这个并非自由恋爱结合的乡绅家的女儿，常常视她为空气一般。

终究成为“从前的夫人”

结婚一年，徐志摩去了欧洲，张幼仪在家料理家务；再一年，张幼仪穿着旗袍去了欧洲与徐志摩团聚。情况并没有好转，张幼仪本以为可以去欧洲读书求学，成为徐志摩看重的新女性中的一员，能够与自己的丈夫、与更多人交流。可是徐志摩并不这样想，这位头脑里都是新思想新学问的诗人，忙着去爱各色新潮女子，却不愿意看着妻子和自己一起成长，甚至早已视之为前妻。徐志摩在《我所知道的康桥》里写道：“初起我在离康桥6英里的乡下叫沙士顿地方租了几间小屋住下，同居的有我从前的夫人张幼仪女士与郭虞裳君。”

张幼仪穿起洋装，却依旧没法让徐志摩了解她是谁。她可以与博学多闻的兄长无话不谈，让这个世界在她的叙述中慢慢展开；然而回到徐志摩那里，他只是说：“你懂什么？”、“你又能说什么？”。任何一个女人在长时间的无视面前，或者彻底心死，或者，发现面前暗藏的机会。

接下来的段子，后人津津乐道，却大约是张幼仪最痛心的一次争吵。徐志摩带了新交的女朋友到家里来，张幼仪操持了所有的接待和饭食。那是个打扮时髦的女人，短发、口红、套裙，却缠着小脚。看到这幕的张幼仪几乎忍不住想大笑。

事实上，在多年以后回忆起来这次尴尬的会面，那时髦女人装扮上的强烈对比是张幼仪唯一记得的细节。送走女朋友之后，徐志摩转回来问妻子怎么看，张幼仪说，“她看起来很好，虽然小脚和西服不搭调。”这句话彻底激怒了徐志摩，这个男人大概早已习惯把自己的审美和取向凌驾于他所轻视的“旧式女子”身上，妻子一句实言听起来也像是嘲讽。于是在一帮新做派文人的撺掇和帮助下，他提出了离婚。

“秋天的扇子”重获新生

我们总是习惯性地用“命运的洪流”作为原谅自己低落的借口。毕竟在每一次当时看来艰巨无比的生活转折中，人总是必须显得软弱无力。徐志摩离开后，张幼仪一度陷入绝望之中。她用了“秋天的扇子”来比喻被抛弃的自己，以为自己随时可以死去。但好在她不是诗人，而且怀孕了。

这是命运的转折之处。离婚后，张幼仪离开英国，去了二哥张君劢所在的德国。那是一段由死转生的日子，远离父母、公婆、中国社会风俗的欧洲，可以称得上是孤独之地，却也成为了流言蜚语的避风港，成为她面对独立生活的最好训练场。张幼仪开始学习德语，申请了裴斯塔洛齐学院的幼教学课程。不同于其它的留学生，张幼仪也许怀着些逃避和疗伤的安稳的心态待在德国读书。她是个离婚的女子、带着刚刚出世的小儿子，她甚至不知道自己如果再回到中国，应该住在哪里、应该做些什么。而事实上正是因为这些不可触碰的不堪，让留在异国他乡成为她面对的最好的选择。有些被毁掉的东西还能重建，甚至建得更好，她开始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人。

在自述里，张幼仪回忆道：“事后证明，我一个人在欧洲度日，是不幸中之大幸，因为一直到我回国以后，还有人在议论我离婚的事。如果不是因为我在德国变成一个独立自主的人，我恐怕没法子忍受人家对我的注意，而抬不起头来。”

“我有两副面孔”

五年之后，张幼仪回到中国，先在东吴大学教授德文，而后受邀担任上海第一家妇女储蓄银行副总裁，凭借在上海妇女界的声望和人脉，让银行反亏为盈，她也因此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现代第一位女银行家。在银行工作以外，她又经营着“云裳”服装公司，引入新潮服装式样，采用立体裁剪，一时也引领了沪上风潮。除此以外，她还做起股票投资，并在二哥张君劢创立的国家社会党负责会计事务。她和徐志摩的二儿子在德国夭折，回国后她抚养着大儿子，甚至不时接济着徐志摩。

后来一切：前夫的故去、移居香港、与亲人团聚美国，都是后话，张幼仪的人生轨迹从离开剑桥去了德国开始，每一条辙印都更趋向于她自己的选择。她自己总结过这一生，“我生在变动的时代，所以我有两副面孔，一副听从旧言论，一副聆听新言论。我的内在有一部分停留在东方，另一部分眺望着西方。我具备女性的气质，也拥有男性的气概。”曾经被人轻视的“旧式”女性，自觉地发现了自己强大的灵魂。

别的人物，只是过客，或者是旁观者，或者是推自己一把的人；宏大艰深的时代也不过是背景。让她成为后来的她，终究是她自己。曾经，有人为她建起一座看似安全实则狭小逼仄的楼房，然后出现了那个抽垮地基的人，大厦崩塌了。不用再伪作唏嘘而多议什么样的人和什么样的人不能在一起，任何人遭遇伤害都是无辜的悲剧。幸运的是，张幼仪是个沉默的好学生，命运的转折让她知道，在大厦崩塌之前，也许什么都怕，但在那之后，她就无所畏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