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时期小城镇叙事小说官人形象塑造

周水涛

新时期小城镇叙事小说是指以小城镇为叙事对象的作品，在这类作品中，小城镇是被审视、被考量、被把玩的客体，如审视小城镇人格、记叙特定历史时段小城镇的变迁、展示小城镇风情、观照小城镇文化、把玩小城镇人生等。官人，在此是一个带有民间色彩的概念，指“行政干部”或“政府工作人员”。

官人，是新时期小城镇叙事小说的重要描写对象，官人形象塑造的最大特点是官人的“俗化”，即官人正统性、圣洁性的淡化。

一、官人“俗化”的两大表现

在作家们的笔下，官人的“俗化”有两大基本表现：

（一）官人群体形象的世俗化倾向

多种因素决定了小城镇官人的特殊性（这一问题在后面展开讨论），小城镇官人群体的世俗化是其特殊性表现之一，而官人形象塑造的世俗化则是现实生活的投影。县长、镇党委书记、乡长、派出所干警等，是国家抽象权力的具象表达，是国家政策法令的代言人，国家形象的崇高性、神圣性与主流意识的正统性决定了这些官人们的正统性与崇高性，但多种现实因素正在淡化其正统性与崇高性，其世俗的一面正在逐步显现。作家们在塑造官人形象生活时“忽略”了其正统与崇高的一面，凸显了其“俗”的一面。

首先，在许多作家笔下，小城镇官人群体是一个关注自身物质实利的人群。在赵德发的《重大新闻》中，葛沟乡的干部是一个“食利”群体。由于“吃皇粮”的太多，干部们的工资发不出来，有人提出走前任书记池运久的老路：“去老百姓口里夺食儿”——犯了计划生育政策就狠狠罚，有钱交钱，没钱拆房扒粮，带民警下乡，对于“统筹”等费用没有交齐而又拒交的农户采取强制措施，干部“分片包干”。这一提议得到了绝大多数干部的赞同。当乡党委书记边自然在妻子面前表达自己对暴力征收的犹疑时，在县妇联工作的妻子训斥了丈夫：民心似铁，官法如炉，你不跟老百姓动点硬的，他就不会按你说的办。在韦晓光的《事犹未了》中，陶县长明知国家已废止农林特产税，但“如果不收农林特产税，全县机关单位就不能正常运转”，所以陶县长决定“穷县收穷税”。在阎刚的《乡选》中，县乡两级官人在发挥行政功能之际，处处关注集团利益。下坪乡推行“两推一选”，李厚实当选乡长的群众呼声很高，但县乡两级从人大到党委一致反对李厚实当乡长，官人们为李厚实竞选乡长设置种种障碍，因为李厚实办事讲原则，在经济方面不留“空间”，不给人“好处”，曾经给许多官人添过麻烦。显然，在作家们的笔下，官人群体的正统性与崇高性正在褪去，而凡俗性正在显现。

其次，作家们展示了官人群体整体价值取向的凡俗化。作家们的官人生活描写客观上展示了一种文化——小城镇官场文化。这种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小城镇酒桌文化、小城镇官场潜规则、小城镇官场生存哲学、小城镇官场交际文化、小城镇权术等。在这里，具有传统意味的政治文化、主流文化、政治道德等崇高质素正在流失，官的存在意义、官与官的交往、官的生存方式等许多东西正在发生“现代性”嬗变。王新军《远去的麦香》中的官人对“跑官”做出了这样的阐释：“现在，在领导眼里，那些经常找着跑着要官的，反而成了好干部了。人家为啥跑呀，不就是积极要求上进吗？这有什么错。跑官要官的另一种解释就是自己跑着要工作干，为领导分忧，给组织解难，给自己肩膀上压担子。”升迁成为许多基层官人的人生奋斗目标：副职期盼“转正”，正职渴望再升一级，乡镇官人期待进城——进县委是最理想的归宿，到农业局等单位去当副局长是最后的选择。于是，“政绩工程”的创造就成为升迁之道。西部作家王新军在《闲话<乡长故事>》中说了这样一段具有经典意味的话：“乡上的主要领导是换得相当频繁的。一般两三年一换，最多四五年就得挪窝儿。新官一上任，便着手抓自己任期内的政绩，或者修一条“豆腐渣”路，或者盖一座富丽堂皇的办公楼，或者建一个还没开始生产就已经濒临倒闭的小工厂，然后走人。于是，乡下就有了‘一年摸底细，二年抓政绩，三年拍屁股’这样的顺口溜。”①从上世纪90年代初至今，至少有几十部小城镇叙事小说涉及小城镇干部“抓政绩”牟利，《穷乡书记》（薛友津）、《遍地羊群》（王新军）、《中国乡官》（陈良）、《恍惚远行》（李伯勇）、《花瓶镇》（向本贵）、《大雪无乡》（关仁山）等作品都直接间接描写了官人们的“政绩工程”。更多作品描写了小城镇官场权术。“灵活性”与“原则性”的通融，运筹帷幄、韬光养晦的智谋运用，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幕后较量，“权变之术”在小城镇官场这一相对封闭的空间内有着种种表现。《本乡有案》（彭瑞高）、《狗祸》（孙方友）、《好人王大业》（王新军）、《一个乡长的来信》（张继）、《遍地羊群》（张继）、《乡镇干部》（何申）、《镇长》（何申）等是这一方面的代表作。在这些作品中，官人们为了职位或经济实利而展开了惊心动魄的争斗。

（二）官人个体形象的平民化倾向

在作家们的笔下，官人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干部”，而是有着七情六欲的凡夫俗子：他们是社会学、生物学层面的“人”，而不再是高尚政治道德的践行人和崇高理想的献身者。作家们通过对官人们跑官、升官、权力争夺、利益分配、业绩创造、关系网营建等“生命活动”的展示来揭示他们的平民性。平民的生活欲望、平民的价值取向、平民的肉眼凡胎，是官人们平民性的主要表现。在作家们笔下，他们操持不一、秉性不同、贤愚各异，各色官人构成一个成分复杂、类型繁多的群体。从时间上看，官人可分为“传统型”和“现代性”两类。“传统型”官人指建国后至新时期早期这段时间内的官人，如《乡醉》（乔典运）中的木易书记、《将军镇》（陈世旭）中的哈巴镇长、四清干部“黄帽子”、文革弄潮儿李芙蓉、由勤杂工到文化干部的洪艺兵、《老冯》（孙方友）中的武装部长老胡等。无论是保守还是激进，是正派还是堕落，“传统型”官人的思想内核是十七年阶段的价值观。“现代型”官人指新时期后期这一时段内的“现代型”干部，如《分享艰难》（刘醒龙）中的镇党委书记孔太平、《买官》（田东照）中的镇党委书记陈晓南、《穷县》（何申）中的县委书记郑德海、《遍地羊群》（张继）中的镇长文远等。这批干部成长、工作在理想主义解体、经济决定一切的时代背景中。我们可以从“德”的角度进一步考察官人们的平民性。我们可以把官人们分为有德之官、中德之官、无德之官等三个等次。有德之官虽有平民的七情六欲，但在整体上以国家利益、人民利益为重，有时公而忘私，甚至舍生忘死。例如，《一县之长》中的代县长孙五海为了群众的利益而敢于与以县委书记为代表的利益集团斗争，《女乡长》中的孙桂英一心扑在马营子乡的工作上，以致交往多年的男朋友最后与她分手，《穷乡书记》中的赖崇明为了凑齐乡里购买鱼苗的款项而四处奔走告贷，最后拿出了准备给父亲动手术的救命钱，尽管这些官人不时为自己打算，如想早日脱离乡镇，谋求更好的职位等。就作家们的整体创作而言，在当下小城镇官人群体中，“摩顶放踵利天下”的有德之官为数不多，而“公私兼营”的中德之官数目极大。中德之官一般能兼顾公益与私利、国家与个人，他们既看重物质生存，又不乏精神追求，有时能坚持道德原则，有时又失守道德底线……例如，《分享艰难》中的孔太平既为了早日回城及维护自己的权力而殚精竭虑，又能为了解决西河镇的种种经济困难而呕心沥血；《乡长故事》中的吕龙为了当上正乡长而苦心经营，挤走了两个与自己竞争的副乡长，逼走了作风霸道且思想僵化的乡党委书记老刘，最后如愿以偿，党委书记镇长“一肩挑”，但在此过程中，吕龙整顿了全乡的干部队伍，优化了乡政府领导班子的组合，在组织层面为沙湾乡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无德之官以当官、当大官及谋利为终极人生目的。为了当官和当大官，为了一己私利，这些人可以弃民众利益于不顾，可以抛弃自己的人格、尊严乃至良心。《向上的台阶》（周大新）中的廖怀宝把婚姻、妻子、情人当做在仕途上高攀的“台阶”，为了保官和升官，他不惜出卖发小朋友和牺牲百姓的生命；《一个乡长的来信》（张继）中的孙中右为了与孙县长攀上关系，不惜掘开自己高祖的坟墓寻找文物。总之，操持不一、秉性不同、贤愚各异，各色官人构成一个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的群体。

二、官人“俗化”的现实因素

官人群体形象的世俗化与官人个体形象的平民化，这两大官人形象塑造倾向由多种因素促成——既有“文学因素”，又有“非文学因素”。“文学因素”包括解构主义思潮的影响，“新写实”的流脉的承接，“新现实主义小说”、“反腐小说”、“官场小说”等创作流派的裹挟，等等，“非文学因素”主要是现实生活对文学创作的促动。笔者认为，现实生活对这两大官人形象塑造倾向的形成起着更直接的作用，即官人群体形象的世俗化与官人个体形象的平民化，是现实生活的投影，政治学、社会学等现实层面的因素更直接地促成了这两大创作倾向。下面我们从三个方面讨论这一问题。

（一）乡镇政权自身的发展局限

小城镇政体自身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局限性与官人群体的世俗化有着内在关联。郭亮在讨论乡镇政权的“政治文化生态”时论及当下基层政权的世俗化倾向。郭亮认为，在目前的体制之下，由于“不具备完备的政府功能和缺少独立的司法机构及财政体系”，乡镇政府在行政过程中放大了自身的利益需求并直接导致权力行使中的异变，以致在国家政策的贯彻之中，“乡镇干部总是左右掂量、费劲心思地来想出各种名目为自己的权力生存创造机会，在这个时候，国家新政策的出台便往往成为乡镇干部的创收工具”。郭亮进一步阐明：表现在权力的运行方式上，乡镇干部往往将强力的逻辑贯彻到底，“在完成上级下达任务时掺入自身的利益诉求，使尽浑身的解数——缠、讨、抢、骗等各种手段来完成其所谓的下达任务”，因此，乡镇权力在不自觉中将自己的形象“私人化”、“地痞化”，乡镇干部的形象逐渐地被“妖魔化”“丑陋化”，其形象被等同于“要钱的”、“讨债鬼”、“逼命者”，因此，其“国家权威”与“正统地位”色彩不断淡化，因而再不会“作为一个受到尊敬的、有自身文化意义的群体而存在”。③显然，政府功能的不完备、缺少独立的司法机构及财政体系等因素，导致乡镇政府形象的“私人化”、“丑陋化”，以致其“国家形象”质素流失，其整体形象发生由雅至俗的变化，也因此，官场文化的崇高质素流失。郭亮讨论的是乡镇权力的形象世俗化倾向，但县市④权力也呈现出与乡镇权力大致相同的世俗化倾向。我们在前面讨论了韦晓光的《事犹未了》，这一作品中的陶县长在“农林特产税”征收已被废止的情况下决定“穷县收穷税”，这一事实表明，同乡镇政权一样，县市政权也在行政过程中“掺入自身的利益诉求”，而这种行政行为正是县市政权世俗化的典型表现。显然，“不具备完备的政府功能和缺少独立的司法机构及财政体系”等因素导致了官人群体的世俗化，而小城镇叙事小说官人形象塑造的世俗化倾向是特定现实的反映。

（二）小城镇“干部”的身份转换

从字面上看，“干部”有两重释义：一是指国家机关、军队、人民团体中的公职人员，二是指担任一定领导工作或管理工作的人员。在建国后至今这一历史时段内，“干部”有着特殊的政治内涵。党的十二大党章明确指出：“干部是党的事业的骨干，是人民的公仆”。这一定义在揭示“干部”身份与“官吏”“官僚”的根本区别之际，还赋予这一群体本质属性的正统性与圣洁性。因为，当“干部”不是仅仅是从事一种“工作”或职业，而且是在完成一项伟大的事业，因为当“干部”关联着伟大而神圣的理想，意味着某种献身精神。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与社会的变化，“公共管理”日趋现代化，干部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发达国家“科层制”⑤的积极因素——尽管科层制被许多人诟病，而“科层制”正在改变“干部”的工作方式与自身性质，如对“干部”的责权实行量化管理与量化考核，强调“干部”的综合素质，尤其强调以文凭或学位为标识的技术素质，淡化“干部”的政治血统认定，明确“干部”的工作业绩与工作报酬之间的因果关联等。因为“干部”考核或评估的道德标准在一定程度上被技术标准所取代，所以“干部”个体的部分道德内涵（主要是由主流意识决定的政治道德质素）被技术（知识）内涵置换；因为“干部”考核或评估的道德标准在一定程度上被经济标准所取代，所以“干部”的部分精神追求转化为物质追求。很明显，“干部”体制的变革及行政运作的科层化，正在促使传统意味的“干部”向“行政管理者”和“职场从业者”转变，而这种转变正是“干部”身份向“平民”身份转变的具体表现，“官人”是“干部”与“平民”的综合体，而跑官、升官、权力争夺、利益分配、业绩创造、关系网营建等“生命活动”正是“干部”个体的“平民行为”，作家们对这些“平民行为”进行如实描写，就形成了一种创作倾向。当然，“干部”的平民化转变也发生与其他行政空间，但因为小城镇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王权”的“派出机构”，⑥边缘性、封闭性使“乡土中国”（Earthbound china）⑦的乡土性、农民性、粗鄙性等特点在这里有更多保留，因而“干部”的俗化程度更深，俗化表现也更加明显。

（三）小城镇政权的地域特点

小城镇政权是国家权力结构的末梢，相对封闭的地域空间及权力运作的独立性，决定了其科层化程度的有限性和权力运作的自主性或非规范性。在传统中国的政权结构中，“王权止于县政”，国家政权的官僚体系与地方的行政结构及威权作用方式呈现出明显的二元区分，但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现代化的升华并未彻底改变这种二元区分状况：“小城”（县城或县级市）政权运作仍然有着较大的自主性、独立性，而靠近“精英自治”的乡村的乡镇政权则有着更大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因此，天高皇帝远、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等因素决定了小城镇政权与官人群体的特殊性，而小城镇官人的世俗化、平民化是其特殊性表现之一，官人群体形象塑造的世俗化与官人个体形象塑造的平民化，则是现实生活的投影。

小城镇官人是小城镇叙事小说的重要描写对象，审视小城镇叙事小说的官人形象塑造的“俗化”有着重要的文艺学与社会学、政治学意义。

注释：

①王新军：《闲话〈乡长故事〉》，《领导科学》2000年第19期。

②何申：《十年一梦话〈穷县〉》，《领导科学》2004年第5期。

③郭亮：《权力的社会文化逻辑——兼论乡镇政权的政治文化生态建设》，《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2006年第4期。

④“市”在此主要指“县级市”。

⑤在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看来，科层制或官僚制（Bureaucray），指的是一种依职能和职位进行分工和分层，以规则为管理主体的组织体系和管理方式，它体现的是德国式的社会科学与美国式的工业主义的结合，它既是一种组织结构，又是一种管理方式。其主要特征为：内部分工，且每一成员的权力和责任都有明确规定；职位分等，下级接受上级指挥；组织成员都具备各专业技术资格而被选中；管理人员是专职的公职人员，而不是该企业的所有者；组织内部有严格的规定、纪律、并毫无例外地普遍适用；组织内部排除私人感情，成员间关系只是工作关系。

⑥刘泽华的《中国的王权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美国学者杜赞奇（Prasenjit Duara）的《文化、权利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等专著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⑦“乡土中国”是费孝通《乡土中国》（三联书店1985年版）一书中的核心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