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贤亮早期小说论

吴长旗

一、“身体化意识形态”的叙述

张贤亮的小说作为新时期文学代表，不仅是整个八十年代文坛上的一朵奇葩。更重要的是他从另一个侧面剖析了暧昧的人性，他小说中的主人公知识分子的身份使得在剖析人性的时候更具有复杂性。进一步说，对过去艰难岁月的叙述既是对伤痕纪念也是一种新的身份政治和“社会的再度分化与重组”的开始。①

与同时期的其他作家创作相比，张贤亮的小说最为突出之处在于他对于身体与死亡的聚焦。从他创作之初，他就极为关注人的灵与肉的关系，他说：“在中国大陆，我是第一个写“性”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一九八五）、第一个写城市改革的（《男人的风格》——一九八三）、第一个写中学生早恋的（《早安朋友》——一九八六）、第一个写知识分子没落感的（《习惯死亡》——一九八九……）、第一个揭示已被很多人遗忘的“低标准瓜菜代”对整个民族、尤其是知识分子的生理和心理损伤的……”②张贤亮的早期作品多取材于自身经历的苦难生活，这赋予作品强烈的悲剧气氛，沉实、厚重、耐人寻味，他善于对笔下的人物做深刻的心理分析，通过各色人物的心理和精神世界来表现他们的命运，反思他们的文化。他把当代知识分子放在一个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多元文化交叉的环境中探讨他们的沉沦与超越，从而深思我们民族心理和性格的改造和重建。

在文学史上，常将张贤亮的小说创作，特别是他早期小说创作的代表作（《灵与肉》《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归入“反思文学”的范畴。“反思文学”是继“伤痕文学”之后的主要文学思潮，是“伤痕文学”的进一步深化，“反思文学”在“实践是检验颠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强大的哲学思潮背景下，主要以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文革”时期二十年的历史行程做回顾和反省，不单纯展示血和泪，而且提出不少值得深思的问题。

张贤亮的早期小说，特别是《灵与肉》《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三部小说中鲜明地塑造了两类当代文学史上的经典形象：知识分子形象和女性形象，而这两类形象的塑造进一步显示了作者对人性的思考与追求。

知识分子形象在以往的文学作品中并不罕见，作为社会精英阶层的知识分子阶层，因其特殊的社会地位一直为广大作者所关注，从五四时期叶圣陶笔下出现的“倪焕之”等资产阶级小知识分子形象到左翼时期张天翼笔下在“反庸俗、反虚伪、反彷徨”的主题设定下所出现的庸俗彷徨的农村小知识分子形象，再到建国后出现的各类具有新的时代特点的知识分子形象，可以说对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从来没有中断过。

张贤亮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又是与以往文学作品中出现的同类形象不同的，他所塑造的是知识分子中一个特定的群体——“右派知识分子”，这是一群特殊条件作用下的产物，是一批非常态的时代条件生产出的畸形儿。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中，人不再是人，而是被异化为“阶级斗争”的工具，一部分人被迫成为“阶级敌人”而失去做人的资格，一部分人则“以革命的名义”摧残同类而沦为兽性发泄，也失去了做人的尊严与自爱。“人民”成了一个被架空和任意填塞的名词，成了权力者实施残酷专制，谋取政治私利的遮羞布，而作为个体的人，这些被抛出常轨之外的所谓的右派们，完全失去了独立意志的可能，极左政治路线统治下的意识形态下，人性受到了戕害与摧残，然而要这些人完全放弃掉做为人的所有特性显然也是不可能的。中国知识分子无论在何种残酷的环境下，骨子里总有一种殉道的精神，有一种献身的精神，只是这种精神在外部表现出来的强烈程度不同罢了。有良知的、负责任的作家们总是会在这个人性随时可能被榨干的时代中让主人公和时代发生一场“拉锯战”，不在乎结果如何，主要是表现一种态度，表现“人性”在人物身上的挣扎与突围。张贤亮在他的小说中就试图让人物与环境之间或者是人物与人物之间，人物与自身之间进行一场这样的战争。

人性是人的喜怒哀乐爱恶欲等情感，也是对理想的追求，道德的衡量，价值的判断等精神取向。而人性中的一个首要问题就是一个自然性的问题，即人为了生存必须首先解决吃、穿、住、行等方面的现实问题与生理需求，当然，这一问题在许灵均章炳麟身上同样遇到了。精神的苦闷在《绿化树》里化作一种感觉——“饥饿”。主人公章炳麟所经历的一个时代的不幸，他的个人体验——用《绿化树》的语言来说是“真他妈的不易”——都融入“跃进”出来的饥饿意象里了。

张贤亮对死亡的思考主要表现于感知饥饿感。他笔下的身体常常被置于生命的底线，人物在极度的苦难中充满了对身体本能恐惧。在这个时候，饥饿竟都成了人生存下去的巨大障碍。如《绿化树》全篇贯穿着饥饿的主题。人性中的这是对于“饥饿”的非理性的个人体验，《绿化树》截取的是章炳麟被两次劳动管制中间的一段所谓“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生活，是“受我自己的意志支配”的生活，是存在意义上的“自由”的生活。③他可以和炊事员讨价还价，不要稗子面馍馍而去刮笼屉布上的馍馍渣；他可以利用谢队长的信任，砌完炉子，偷偷地把打糨子的稗子面用来煎饼子，他用尽狡黠的心机，贱买老农的土豆多换老农的黄萝卜。章炳麟自觉地意识到自己获得了这种自由，他在内心里欢呼：“只有自由的人才能进伙房刮馍馍渣，自由真好！”他用自己的卑微的努力获得了这种“自由”。

二、欲望哲学的解构

“全部小说都不过是一个长长的疑问。”④“无论有意无意，每一部小说都要回答这个问题：‘人的存在究竟是什么？其真意何在？’”⑤《灵与肉》带有明显的哲理反思意味，小说的主人公许灵均“是一个被富人遗弃的儿子”，又是政治运动的受害者，朴实善良的农民在他人生的苦难时期，给予他正常的人性关怀，因此在他命运发生转机的时候，他拒绝跟随父亲去美国，而仍然回到“大地之子”中间。小说描绘了许灵均沉重的人生苦难，写出了他在灵与肉的煎熬中终于升华为一个崇高的爱国者的历程。他和所有的中学生一样，对未来怀有一个美丽的梦。中学毕业后，梦曾一度成为现实。“活动”过后，他感到“重续了二十二年前的那个美丽的梦”。他没有怀疑心中的“神圣的东西”许灵均感到：“人，毕竟是美好的，即使在黑暗的日月里！”许灵均为“西部世界”的乐观精神所感染，在“以劳动为主体的生活方式”中，在“平凡的质朴”中，获得了“西部人”那样的“愉快的满足”。许灵均已经融入“西部世界”，属于“西部世界”，在这里，许灵均遭受双重遗弃的“过去”淡化成了一场“模糊的梦”，好似是从书上读到的关于别人的故事。和李秀芝的结合，“强化了他对这块土地的感情”，“使他生命的根须更深入地扎进这块土地里”。

如果说许灵均身上更多显示的是一种精神的苦闷（最震撼人心的场面是雨夜许灵均避居马棚，抱住马头，在凄苦夜晚感受马唇的慰抚而失声痛哭。而这一场面正是他心灵之痛的令人震颤的闪现）是人性在精神重压下的突围，那么《绿化树》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章炳麟身上则更多展现了人物在人性自然性上所面临的困境，甚至作者对这一困境做了赤裸裸地描写。每经历一次这样满足食欲的同时，也就经历一次自己内心痛苦的过程。白天所有为了生存，为了填饱肚子所作的所有卑微的努力，到了晚上，一个人的时候便会被放大，一次次灵魂挎问的背后是人性美好与邪恶的抗争。“饥饿”——这个荒谬的处境迫使人降低到“禽兽的水平”。

章炳麟的精神价值在于他具有与荒谬处境抗争的力量。他的内心就是一个战场，不断地经历“灵与肉”的搏斗。他痛苦地落入“为了活着而活着的境地。努力使自己从馍馍渣、黄萝卜中”、‘升华’出来，使自己和饥饿的野兽区别开来，他自省道：大自然赋予我这样大的耐力，难道就是要我在一种精神堕落的状态下苟且偷生？难道我就不能准备将来干些什么对社会有益的事情？正是在这样的自省下，他才会有“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是联在一起的。”这样的认识，从而在人性的捍卫战中没有彻底地败下阵来。他思索中的积极因素逐渐压倒消极因素，积极的认识也不断在深化。

在这部小说中男主人公章炳麟是《绿化树》中的继续，长期的劳教与监禁，自由意志与生命的被剥夺，使章炳麟的心灵遭受严重创伤，成了“半个人”、“废人”，虽然在农村就业后，与黄香久结为夫妻，建立了自己的家庭，但由于性功能的丧失，导致了黄香久的背叛，无法忍受的痛苦和难以言说的耻辱，深刻昭示了这荒谬年代“左倾”政治对人性的“阉割”，这是章炳麟作为人的悲剧，也是整个时代的悲剧，正如作者借大青马之口所说：“我甚至怀疑你们整个知识界都被阉割了。”作者从个人命运抒写了一个酷烈的时代，从而批判了时代的畸形。在“荒谬”年代的劳改队，只是驱赶人们整天排队、出工、报数、点名，像工具一样干活，上天赋予人们享受正当快乐的权利被剥夺净尽。这种“法西斯文化专制”造成的“饥饿”——“性饥饿”无时无刻不在。掉在土路上的一根橡皮筋——这是女犯们用来当作手镯的替代装饰品——就能引起男犯们遐想，编出一个故事。劳改犯的土坯房里，所有的梦中都有女人，如静电的火花，在这些男人脑海中闪烁。这些“白日梦”和暗夜中的梦，是一种替代性满足，“一种愿望的达成”。然而章炳麟渴望的并不仅仅是这种替代性满足，他希望结束“灵的畸形”，走进“肉”的健康王国。但最终因“心理上受到了损伤”，被剥夺了“自由意志”，失去了“创造力”，成了“废人”、“半个人”。他无法获得黄香久的认同，不能在“家”这个“独立的王国”中，“潜心地思索其他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前景”。于是他害怕回家，害怕夜晚。他感到“一种莫名的自卑”。他再“无心读书”，写论文。他只能苟且偷生，像大青马那样任人驱使，任人宰割。在作者看来，这是荒谬时代给男人造成的最为严重的“伤痕”。这是男子汉的危机：关于“行动”的危机，“献身”的危机。

章炳麟转机是一次“献身”行动。大渠由于洪水泛滥面临决口的危险，熟悉水性的章炳麟全身心地投入到抢险活动中，并且表现得自信而果断。“往常那上下级关系全打乱了”，章炳麟事实上成了指挥者，获得了周围环境的认同，也获得了自我认同。这次转机实际上也正是他的思想认识的转折之外，在此之前，深深的挫败感包围了他，他对自己的不断否定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他渴望能和自己心爱的女人亲近，渴望给她一种作为正常的、健康的女性所应得的幸福，然而一旦当他满足了人的原始本能欲望的同时，他就要超越“快乐原则”，也越越“自我”，遵循“道德原则”，以实现“超越自我”。他渴望恢复写作，并且要到“广阔的天地”去，到人多的地方去，要听到人民的声音，要把自己所想的告诉别人，他耳边总隐隐约约地听到远方有谁在呼唤，他超越“性饥渴”，经受着“献身”的饥渴——更高意义上的抢险活动中的更高意义的献身。小说将章炳麟“献身饥渴”置于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之中。丙辰清明前夕，章炳感到“整个中国的空气在孕育着一场真正的人民的运动”。他将此看作国家和个人命运的转机，相信个人和国家只有经过这场人民运动才能开始新生。

张贤亮小说的主人公都带有鲜明的反思色彩，特别是《绿化树》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的章炳麟是一个思考者形象。张贤亮对自己笔下的知识分子有着双重的态度，一是些许的轻视甚至是仇视，另一方面又认为他们无论在任何方面都要优越于其它劳动者。落难中的知识分子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无法用他们的知识得到他人的尊重才是张贤亮最大的悲哀。他对由自己的人生经历反思极“左”路线对人性的扭曲，反思在荒谬岁月中生命本能与精神追求的关系，反思人性异化中的确定，反思在面临困境时人所应承担的责任和具有的品质。而所有这些反思与追问就是主人公对残缺人性的思考。这种反思体现了主人公或者说作者对人性复位的渴望而人性也就在这样一种反思中得到了突围。

特殊年代只是一个背景，是外因，是一个冶炼人性真金的时代大熔炉。由于缺少价值的自我判断，缺乏独立的思想和认识，对个体生命价值的漠视等人性缺陷，通过特殊时代的催化而变本加厉，缺少忏悔精神的人性缺陷和丑陋，因此而找到了契机。其实，只要人性存在缺陷，也会以其他形式表现出来，只是不同时代表现不同罢了。即使在那样一个特殊的时代，在那个恶劣的政治气候环境下，作者相信仍然有健康、催人感动的人性存在。“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我们自己，所谓不怨天不怨地，只怨个人不争气。”⑥这正是张贤亮小说叙述中复杂性所在。从对人的理解上，张贤亮更着重于从真正意义上的人入手，塑造出一个完整的人，而不是像红色小说中的“少年布尔什维克”一样抽象意义上的人。

注释：

①戴锦华：《涉渡之舟》，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3页。

②张贤亮：《张贤亮谈创作》，宁夏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90页。

③弗洛伊德：《梦的解析》，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68页。

④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孟湄译，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29页。

⑤米兰·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安丽娜译，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⑥张贤亮：《小说中国》，陕西旅游出版社，1997年版，第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