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訏 40年代“现代志怪”小说的叙事分析

王晓平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文学院 广东 珠海 519085；厦门大学人文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徐訏、无名氏小说研究自 90年代中期以来成为现代文学研究界的热点,这体现在对所谓“雅俗互补”或“雅俗合流”的批评话语的流行上。但是各种各样的称谓如“后期浪漫派”“后期现代派”“消极浪漫派”“新浪漫派”“后期海派”等的莫衷一是表明了当前的现代文学研究界对其性质的模糊认识。这既是由于对何为“雅俗”定义上的任意性所致,也是由于当代文学研究中流行“人文主义批评和形式— —结构主义批评的对立互补”而缺乏意识形态的症候分析,或历史 -政治阐释学方法所带来的局面。〔2〕本文运用历史 -政治阐释学方法对徐訏在四十年代小说的文体特征和性质作出分析和判断。

作者创作于40年代的“现代志怪故事”表面延续中国古典志怪传统而填充现代内容。作为其独特创作风格的标志,在当时相当流行。虽然它现在经常在“浪漫主义“或“现代主义”的批评框架中被读解,本文却试图以其时的社会和政治背景为潜文本（subtext）,以提供理解他的作品的一个新视角。通过文本细读,它着重指出,作者对爱与美的话语的认同决定了他的创作主题：浪漫与冒险。但是,对他所强调的“爱与人性”的“普遍”和“共同”（或者“普世价值”）只能通过具体的和特定的（情节）来理解,即通过对文本的意识形态要素的分析来进行。本文提出他的“现代志怪故事”是一种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寓言性质的“现代文人小说”,意在表达作者在特定历史时刻,在似乎绝望的社会历史状态下的文化焦虑和幻想。

流产的浪漫史和虚幻的世界主义

作者曾经自称“对于政治方面,我确实懂得太少,我对看人性、看生活的兴趣要比谈理论大得多。”由于对“普遍人性”充满信念,他的小说常常围绕世界主义和“普遍人性”的主题,故事框架依托（流产的）浪漫史,然而其情节却充满了阴影和张力。

中篇小说《鬼恋》由作者在巴黎学习期间完成。第一人称叙述者的男性有一个不明确的身份,但几乎可以与他许多故事里象作家本人的叙述者等同。“我”在一个晚上偶遇街上的女主角。她称呼“我”为“人”,这触发了后者的好奇心,但她很快就自称为“鬼”。被她的神秘之美所迷,叙述者挣扎在他的现代“理性”意识和她令人难以置信的魅力之间。不过,她坚持认为一个男人和一个鬼的恋爱是徒劳的。最后,“我”获知她的故事,但仍无法进入她的内心。原来,她曾经是一个地下革命者。曾经暗杀过数以十计的政治敌人,但却被关押并失去了她的爱人。当革命被背叛（或者她自己离开（背弃？）了革命）,她谢绝了世俗世界,孤身隐居。虽然叙述者意图与她结合,她却未加通知就离开他。梦幻的情节以及诡异的气氛,将这个故事包裹在超现实氛围中。

虽然表面上这是一个关于叙述者（作为作家自我的另一个自我（alter ego））和一个旧革命者的无果的现实主义爱情故事,它最好是被作为一则寓言来阅读。从一开始,“路途艳遇”如果不是白日梦,也可以认为是夜梦,勉强可被认作现实。但更勉强的是二者之间产生的爱情。当然,从各方面来说,女革命家无论是其传奇生涯还是她的善变性格对叙述者都是一个谜。他钦佩她的勇气,也被她的革命理想吸引。然而,神秘的的她对他永远是个他者和异类,拒绝他的智性了解的可能。她是“不可理喻的”。而理性,或是现代的“合理性”（rationality）,是这位“清醒”的知识分子所珍视的。虽然她看似有一个神圣的光环,她却是一个“鬼”,不能在白天出现在世界。她太不合理,难以让人接近。虽然在她离开后,在叙述者生病时她仍然发送鲜花,他却从来没有再遇见她了：精神的联系仍在继续,他仍同情革命和他昔日的左派理想,但已经没有可能让他回到历史现场,与幽灵般的神秘但危险的“她者”结合；尽管我们被告知,他仍被后者所祝福。这一中止的浪漫故事因此是一个失败的结合的寓言。这一事件是在目前的时空里叙述十多年前的往事。这一叙述框架表明,这是一个关于一个幽灵,或浪漫遐想的追忆。更具体地说,这个现代版的对旧式“女鬼迷惑凡人”的“重写”象征性地叙述了一个与叙述者昔日革命理想与左翼激情相分离的历史寓言。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让这个“浪漫”从一开始可能的,是她的“革命”已经在她的世界里死亡。（因此她坚持认为她是一个鬼。穿着尼姑打扮,她致力逃避现实）。换句话说,她不再怀有她从前的热情,她对她的事业失去了信心。这使她可以和叙述者相容。但她仍然是一个神秘的“她者“。表面上,她拒绝了叙述者的求爱,是因为她认为爱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是荒诞的,但我们并不难认识到,是因为她对她已故的爱人的深刻的怀念和爱使得她不能接受任何其他人的感情。革命在此被微妙地表现为”奇异“（Uncanny）,但因为她已经拒斥了她的革命政治,她仍然拒绝进入世俗的世界也就让人难以理解。若说那是因为她的尘世之心已经死了,但矛盾的是她却仍然关心（如果不是爱）叙述者。因此后者通过越过真实与虚幻的边界以表达他的信息,就留有许多叙述的裂缝等候修补。

《阿拉伯海的女神》是另一篇作家巴黎学习期间的习作。第一人称叙述者在去欧洲的轮船上偶遇一女。她的不寻常的风格和难以置信的青春表明她是一个超现实的角色。她告诉“我”,她是一个周游世界的女巫。她的世界主义表现在她对世界文化的博学和流利的中文能力。但在他们所有关于超自然故事的讨论中重要的是关于一个美丽的阿拉伯海女神的故事。为了从各种神圣的教义中寻找真理,她遍历儒家,基督教,佛教,和伊斯兰教,但不能决定要以哪一个为她的宗教信仰。经过无数次海外旅行,她无法达到目的,最终自我淹没,成为阿拉伯海的女神。巫婆问叙述者：如果女神问他,他将如何作答。他的答复表明他认定爱是最高的真理：“宗教的要求不过是性欲的升华 ……恋爱才是青年人的上帝。”无疑对他来说,作为“普遍人性”的爱可以战胜任何宗教教义。

在另一晚,巫婆对“我”讲述了另一故事,其中女神变成是她的旧相识。这个据说是 20年前的她的个人遭遇对“我”而言难以置信。第二天,他遇见缠黑面纱的女孩。他怀疑她是女神,并告诉她,对中国人来说有三种宗教信仰阶段。“孩子时代父母是宗教,年轻时代爱人是宗教,老年时代子孙是宗教。”他解释道：“宗教是爱,是信念,是牺牲的。”〔4〕因为世俗的关注是中国人的宗教。然而,这种自我支持的世俗的信仰被后来的发生所质疑。

因为她喜欢他的戒指,他把它给她作为礼物。第二天,他发现她戴了一个巨大的上刻一些图案和铭记的银戒指。在他的要求下,她告诉他关于这个戒指的典故：在某一个地方,在那里不同宗教的信仰者为了永远在一起,为了摆脱宗教禁忌的干预,会互相杀害对方。她给他这个戒指,并接受他的要求让她的面具被揭开。在这种交换爱的象征符号的时刻,他不小心将女孩的面纱丢落入海,从而导致最后的插曲：巫婆出现,他被告知,女孩是她的女儿。因为后者的内心已经被一个男人夺取（面具象征阿拉伯女孩的贞操）,她不能继承她母亲的职业了,而且一定要嫁给他。然而只有在这个时刻,叙述者“记起来”他有妻子和三个孩子。他只好纵身海里,而那个女孩也如法炮制。但这些随即被揭示为一个“浪漫”的梦。

这里,“爱”再一次显示为跨越所有宗教之间的鸿沟,种族,道德,甚至作为终极关怀的任何信仰。如果我们记得,作为世俗人物的“女神”前身由于无法找到最终的信仰而自杀身亡,那么现在她为爱第二次牺牲自己。这样,她得到了她的愿望——永恒——因为在这个时刻,爱被视为通往永恒（她跳到大海时对“我”说：“爱,现在是我们的现世”）。爱在这一个时刻似乎战胜任何世俗的关注,击败肉身的腐朽。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同时也可以认为爱在与宗教禁忌以及与世俗道德的战斗中失败：叙述者可以为他的感情冲动借口辩称他的心与这个女孩相通,但他因为他的国家的伦理道德规范而含蓄地拒绝了她母亲的成亲要求。同时,他们必须死以便为了得到爱。因此作为连接世界各地的人民（不论他们的宗教如何）的媒介的的“普世主义”的“爱”只不过是一个梦,在现实世界中无法实现。事实上,叙述者对女巫承认他的人生哲学只不过是“有人在世上求真实的梦,我是在梦中求真实的人生的”。〔5〕这句话的意义无非是说：有一些人寻求在世俗世界实现理想,而“我”在我的白日梦里建造一个理想的世界。“放弃目前的生活”被视为通往“追求永恒”的道路的必需。但虽然他将此看作“至少提供可供选择的自由”的可能性,然而将虚幻视作真实的叙述表明,这只是一个现代文人的幻想小说。

这种趋势在后来的《荒诞的英法海峡》里更为明确。在叙述者一贯的白日梦的叙事框架内,它讲述他在一个乌托邦的世界的经验,这个地方让人回忆起古代诗人陶渊明（367-427）的“世外桃源”,但这个社会的政治结构与民众的精神世界却带有更多英国政治家、“空想社会主义”创始人托马斯（1478-1535）所描述的政治乌托邦的印记。“我”在海上被海盗“绑架”,受到了热爱中华文化的海盗领袖的邀请,住在这个没有阶级分别,没有种族歧视,没有商品和货币,并按需分配的天堂的海岛上。这隐含了更明确的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文明反思和批判,这也由叙述者自己在开始和结束时的描写所支持：虽然分离英法两个国家之间的海路很短,却没有可能建立海底隧道,以方便沟通。这是一个人为分隔人民的障碍,使得世界主义只是一个空想。这里对阻碍了“大同”的资本主义,特别是帝国主义的批判,是由叙述者的对作为海盗的祖先是英国人的说明,和那位在这个“空想社会主义”世界里的“海盗”领袖对帝国主义殖民掠夺的谴责来传达的。

在自由意志支配下的狂想外,作者在这里显示了强烈的、拒斥任何集体单位的文化和政治激进主义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在这美妙的梦幻世界里,没有阶级,没有官僚主义,因为“每个人都管理他自己和其他人“,根本没有不同利益下的争斗；领导者仅仅是人民的公仆,他没有权力；这里没有大学,因为每个人都同时在从事工作和学习。可以肯定的是,作者有意将此美境作为一块镜子反射当时的肮脏现实。这种批评被当时对现代性的对实现幸福的有用性的质疑的流行思潮所支持。然而,作者无法回避的社会性、历史性的体制,对他的梦想蒙上了阴影,特别在对“三角纠缠爱情”故事的公式化形式表现出来。他强调指出婚姻作为一个机制在这里被很好遵守（而没有“共妻”）,但也为此他面临一个难题：他爱上与他结为金兰的“盗魁”（史密斯）的的妹妹,但他在他的家乡有妻子和孩子；同时,当地的一个青年也迷恋这个美丽姑娘,嫉妒后者对“我”的爱。这种困境也困扰史密斯和他喜欢的中国女孩,后者被强迫滞留在岛上三年,而她原来的未婚夫已经回到家中。对于所有这些纠纷的解决办法是：因为在当地的狂欢节中,妇女选择（夫婿）的优先权利是无可辩驳的,所以每个牵连的人终于似乎得到他/她想要的结果：中国姑娘宣布与她的情人结合,领导者的妹妹接受那位当地青年求爱,而叙述者“我”得到的是他没有料到和可能不是很高兴的结果：他在那些日子里交往的另一个女孩。这个结果是由那个海岛领袖喜欢的中国女孩对前者求爱的思想的变化（为何变化没有解释）带来的：为了进一步解决纠纷,他们作了这个特意安排。

但是,我们会问到：基于将和本地男子结婚的那个女孩对“我 ”的爱,她的屈从是否真的开心？因为“我”从来没有对那位女孩子具有浪漫情怀,“我们”的婚姻是否真的会幸福？和那位领导人结婚的女孩应如何处理她的未婚夫家,“我”如何对在“我”老家的的妻子和孩子交代？世界主义（或更确切地说,这里是一个国际主义的形式）在这里是不可能的,这不仅是因为各个国家分离的状态,甚至也不是因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左右,而是因为另外一种无形的东西（婚姻作为世俗的体制）。作为一个“观念小说”,这个故事有它的娱乐价值（因此它成为一个“中额文学”,即满足于中产阶级的读者的消遣）,而其对社会的关注和批判信息却被它的不切实际的幻想、轻易而欠妥的结局所削弱。虽然在文本里关于社会民主和国际主义的理念被理想化,故事本身只是暴露了它们在现实中的真正缺乏,因此这里对一个新的政治世界的乌托邦式的景象的提供,其娱乐价值远超实际意义。

“普遍人性”下的阴影和张力

正如上面提到的,这里表达的世界主义是建基于一个超越社会历史的局限性的对普遍人性的信仰前提。然而,作者此后创造的“浪漫故事”虽然继续鼓吹这个“爱的宗教”,却一次又一次显示其中的裂隙。

在孤岛上海隐居期间,徐訏继续写故事,创作了象《吉普赛的诱惑》,《精神病人者的悲歌》这样的故事（包括我们刚刚讨论的《海峡》）。从表面上看,第一个故事讴歌了不受社会生活习俗羁绊的自由意志,第二个充分展现出无私的爱和自我牺牲。因此,这些作品给研究者这样一个印象：“在《精神病患者的悲歌》中,使女海兰为了成全白蒂和“我”的爱而毅然自杀,讴歌了人性中的献身精神；在《吉布赛的诱惑》中,作品塑造了一位有着独立不倚的人格,向往自由和大自然的吉布赛女郎罗拉的形象,表现了对自由人性和自然人性的向往。”〔5〕然而,细致的分析将发现悦耳音调下文本的张力,叙事纹理上的许多裂缝,以至于它们解构了故事的表面信息,显示出了阶级不平等的无情摧毁性力量下荒凉的废墟。

从表面上看,《吉卜赛的诱惑》展示了一个与第一人称叙述者（一个从巴黎返国的中国知识分子）和一位法国模特（社交名人）的罗曼史。一对不同身份迥异的恋人的爱情似乎弥漫着一个国际性的浪漫气息。“我”偶遇一个正在以算命骗钱的吉普赛流浪女郎罗拉,并在她的帮助下,见到名为潘蕊的美丽女孩,后者在一个时尚精品店工作。我把她当作纯洁的仙女。然而,她告诉我,为支持她的家人,她只是过一种畸形、混乱、矛盾的生活。“我”花费大量金钱来讨好她,以为它是一种精神的爱,这导致了罗拉的嘲弄（她称为“中产阶级的书生爱情”）,并告诉我说,如果我付钱,潘蕊可以立刻卖淫。一气之下,我勉强同意测试罗拉话的真实性,并震惊地发现这是事实。出于愤怒和失望,我无情责骂潘蕊。不过,不久之后,因为我一贫如洗,我不得不接受罗拉的意见,以自己的身体卖淫,却发现客人是潘蕊。和她和好后,不顾罗拉警告“我”她是一个惯于过奢华生活而不惯于简单生活的“资产阶级的女人”,“我”带着她回到国内结婚。罗拉的预见却再次成真,“我”只得带她回法国。潘蕊恢复她以前的工作,拥有她为之代言的商品的商品价值。但我觉得倦怠,并按照罗拉建议前往的美国和南美旅游。几个月后,担心我爱上了一个吉卜赛姑娘,潘蕊辞掉了她的工作来找“我”。“我们”跟着吉普赛人到他们乐意的各处旅游。以行乞和诈骗作为职业,我们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

这个冒险本身是一个中产阶级的浪漫幻想。从相识的前提（虽然叙述者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罗拉告诉他,只有他穿着漂亮的衣服他才可以对潘蕊有吸引力）到取得她芳心的经过（“我“花费了大量金钱,甚至不惜借贷,以赢得她的青睐）,所有这些都表明,这种浪漫本身有其特定的阶级性质。潘蕊可以由她合法职业过体面的生活,但她为了过更豪华的生活成为妓女。罗拉的评论恰当地表明这个浪漫的本质：“实在说,你对她爱是什么？无非是她的最美的姿容与甜人的性情。”〔7〕

异国情调的东方主义无处不在,并被展示为一种世界主义的形式。“要自然,始终在流亡,和自由：这是我们民族的灵魂。”那位吉卜赛姑娘罗拉说道。“我”很佩服这种“精神”,并就此向读者推荐。然而,容易被忽视的是这个“浪漫”生活需要支付的代价：罗拉从事的职业是“专业”从富人那里骗钱（颇具讽刺意义的是“我”甚至建议它作为这一民族的优良传统广为流传）,她坚持我从她给我的任何“服务”中支付高昂的费用也导致“我”的反感。当然,她的抱怨（吉普赛的孩子们四处流浪乞讨,过着悲惨的生活）指出她这么做的必须。但是,虽然他们认为自己作为一个群体,并在需要时互相帮助,他们没有一个突出的阶级意识,无非是作为“流氓无产阶级”,贱民,受到排斥,而不是这个“传奇故事”所宣扬的“自由的民族”。然而,借由罗拉之口,作者显示了看似令人羡慕的吉普赛的“爱与美的哲学,自由的生活”——他们在随时“自由恋爱”,但对于吉卜赛人来说,这是一个由他们的贫困和不安定的生活所决定的习俗；而对作者或叙述者,这是另一个中产阶级“自由恋爱”的幻想。

当罗拉鼓吹这种“无忧无虑的和自然的”,“吉普赛灵魂”,他们的“快乐”被归因于他们的服从超自然命令的“自由意志”,而他们不为争取他们的生活改善做任何努力。叙述者表示钦佩他的这一理念,“我爱你们旷达,单纯,不过分思索研究,对世事没有执迷,对一切没有好奇,不故意努力,不立志做一件事,不勉强求知,不奋斗成功,没有理想与希望,……不慕荣利,不相信书籍,只相信蓝天和明月,永远在那下面悠闲地过活。”〔8〕这种对被压迫民族的浪漫化,不是出于单纯的佛教哲学的影响,甚至不是出于基督教的理想,而是出于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在严酷现实约束以外追求乌托邦精神生活的需要。他们认为,如果一个人有没有力量改变世界,他至少可以遵循“自然”,上帝的旨意,以获得幸福。在“梦中求真实的人生”,叙述者说。

《精神病患者的悲歌》是关于为一个”精神病患者”“疗伤”的过程。“我”是一个在巴黎学心理学的中国留学生,被聘请为一个为治疗名为白蒂的精神病患者的精神病医师的助手。白蒂自从她的父亲强迫她嫁给他的生意合伙人（她拒绝了）后就过着一个“放荡”的生活。为了履行“我”的职责,我被要求进行特殊的训练,如拳击,射击,骑马等,以便在与底层社会打交道时候用得着。经过观察,“我”相信她的异常行为和心理混乱的原因是她不信任身边的任何人。在她的心中,谁都只利用她而根本都不爱她。为了消除她这种心态,“我”设计首先通过说服她认为她的女佣海伦（海兰）和“我”是真正关心她,然后假装“我”和海伦相爱,以唤起她的嫉妒和激情。贝蒂近乎被“治愈”,但出乎意料的是海伦和“我”在这个过程中真的相爱。女仆为满足她的主人的愿望自杀。被这种“自我牺牲”的行为感动,贝蒂献身于上帝成为一个尼姑,“我”决定余生在精神病医院工作。

这个故事的后半部分是一个似乎令人感动的带着感伤和俗套的通俗剧。然而,当“浪漫”经历一个社会心理分析的过程,一切似乎天经地义的叙述将会被彻底颠覆。首先,“我”只是一个聘用的雇员,因为贝蒂指责“我”使得海伦自杀时说“我”是“奉献生命,时间,爱和热情给数千法郎的奴隶。”虽然“我”辩称道,“我只是我工作的奴隶。我爱我的工作,我愿意将一切献给我的工作”。我们应该记得,”我“曾经好几次因为无法经受感情和良心的折磨试图放弃工作,但被雇主以“我”已经签署合同相威胁,根据合同“我”应该“愿意”做所要求的一切事情。而这些要求显然损害了“我”的人格。当贝蒂深有洞察力地质问“我”,“你不惜用你卑鄙的行动来 欺骗两个懦弱的女孩”。“我”努力掩饰我的内心,以完成分配给“我”的任务。特别地,“我”用爱的话语在对付她的指控,当她说“你的工作就是受别人雇用来欺骗人家”,“我”抗议道：“但我知道别人的动机是爱。”显然这（至少部分）是一个虚假的借口,因为贝蒂曾经被要求嫁给一个具有商业利益的商业伙伴。

以下的自我冲突的借口暴露了“我”的阴谋和心虚。贝蒂似乎是玩世不恭然而却敏锐地指出“我”的虚伪,“你的爱是你的工作。”“‘不,’我抗议说,‘我可以设誓的是我在工作时发生了爱!。”“那么离开了爱,你还有甚么工作呢？？”贝蒂巧妙地反驳道。此外,就算“我”说的工作中产生爱是真的,这种“爱”与职业道德相冲突,所以“我”匆忙掩饰这件事情,但这样“我”已经驳斥了“我”刚说的话,“假如我的工作只是爱,而这爱是真的,那么这有甚么可耻呢？”〔9〕然而这个“假设”是一个完全虚假的假设。早先“我”已经承认我并不爱贝蒂,但要实现让贝蒂成为一个“正常”人（即“体面的”中产阶级贵族女子）的目的,“我”一直假装爱贝蒂,并操纵海伦来激起她的热情。贝蒂终于看透“我”的卑鄙,并令人信服地责备我的无耻动机和行为。“我”已经没有办法反驳她的指控,但尽量以爱的借口来回避她的言辞尖锐的盘问。

这并不意味着贝蒂没有她的问题。虽然,她真诚地寻求她的家人拒绝给她的爱,她也试图自私操纵和垄断“我”的爱。当她看到海伦和“我”之间的“爱”,她确实陷入“我”预设的陷阱。在她的嫉妒感被激起,并且她的女仆死亡 （从而在她的情敌被除去）,她终于回归为一个“正常”的女人。她最终决定加入修道院是因为她意识到她已经剥夺了她的女仆的爱,并迫使后者自杀（海伦没有办法与她的主人竞争）。但是,悲剧的罪魁祸首是“我”。货币经济的资本主义异化,使得“我”牺牲个人的诚信和并不择手段。从这个角度上说,“我”最终决定在心理医院工作是一种赎罪的象征；但根据“我”所作所为来判断,这一行动即使不被认作荒谬,也令人怀疑。

与过去的故事一样,这个故事试图掩饰阶级之间的差异以及它随之带来的问题（不人道的工作伦理,主仆之间的不平等,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唯利是图的本质）,并以“人性”话语取而代之。但是,这种表面上爱情故事取代和掩饰了了一个无情的残酷的悲剧,后者不仅是个人造成,而是由整个社会经济制度所造成。作者试图用一个美丽的面纱来掩盖,但所有这些言词交锋中展现出来的紧张和裂隙透露了不可告人的秘密。

在《犹太的彗星》里,关于普遍人性的话语在表面上又被颂扬,并饰之以爱国主义的名义。而实际上它揭示了战争对人类心灵造成的严重的残酷破坏。开篇里第一人称叙述者徐与一个犹太女孩凯撒玲在去意大利的轮船上,后者名义上是他的妻子。然后,在很长的闪回里我们被告知,这个女孩是他的朋友,一个名为舍而可斯的挪威犹太人介绍的,因为她需要一个假结婚以便回家得到遗产。“我”出于好奇和得到折扣车票同意这样做。但他们逐渐爱上对方,凯撒玲在车上常常与一位意大利水手交往,这导致叙述者的不适。当他们到达在那不勒斯,他被凯瑟琳告知要等待五天以便律师到来,但她似乎享乐主义地进行日常活动。虽然她同意他们上床,徐发现她与意大利水手关系密切。但最终她向他透露了其中奥秘：凯撒玲的母亲现在在西班牙内战中与法西斯战斗（历史上许多国际社会主义者自愿加入）。她则负责破坏意大利法西斯提供给佛朗哥的军火物资。让读者感到不舒服的是,虽然她需要徐的援助进入该国,她却处心积虑地操控他的情感,因为这个风险的任务需要一个人付出生命代价。此任务的真正受害者最后却是那个意大利水手,后者被骗爱上了凯撒玲并帮助她。换句话说,他成为了徐的替死鬼。但徐和凯撒玲在抵达法国后结合了。不久后凯撒玲再次前往德国,并在反战使命中牺牲了她的生命。

为了爱,凯撒玲可以豁免徐的生命,然而她也无情地操纵意大利水手的爱。徐的朋友舍而可斯也加入到该计划,并几乎要了他的命。在这里,爱情和友谊是不可靠的。在故事中,为了战争的胜利,任何卑鄙的手段都可以使用。总之,战争深刻地改变了“自然的普遍人性”。虽然这个故事表面上颂扬凯撒玲的“爱与美,她的精神和她的身体”,战争的残酷方面却被间接地展示。

这种微妙的控诉在作家的主要小说,他最有名的《风萧萧》中更为清晰,小说在当时社会引起很大的轰动。它处理抗战的主题,结合爱情故事和间谍小说的要素,并将紧张气氛贯穿始终。有趣的是,不但它在当时褒贬不一, 1985年曾庆瑞、赵遐秋主编的《中国现代小说 140家札记》还把《风萧萧》等小说称作是“为战国派张目的特务文学”。〔9〕如何理解这些泛政治化的批评,需要我们深入小说的情节肌理来分析。

小说的第一人称叙述记录了一个研究哲学的“现代学者”在间谍世界里的经历。像作者的其他故事,其诱人的题材赋予它一个“中额”小说的性质,常常被忽视的是,它也是一种观念小说或“现代文人小说”。有趣的是,它分享了很多无名氏的《无名书》的特点,因为它的叙事旨趣在于探讨一个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尽管现在它讲述了带有更引人入胜情节的曲折故事。

故事发生在上海。“我”偶然救助一个受伤的名叫史蒂芬的美军医生,我们成为朋友。通过他“我”认识了白萍,一个美丽的夜总会女招待,梅瀛子,一个充满神秘魅力的姑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史蒂芬被日本俘虏,在集中营死亡。梅告诉“我”告诉他们都是为美国人工作的间谍,“我”成为梅的助手。梅因为白萍与日本的密切关系误认她为日本间谍,但实际上白是国民政府的间谍。“我”奉命偷白的信件,却被发现,白不忍杀“我”,虽然使“我”严重受伤。虽然误会冰释,一名日本女间谍的到来却设计要了白萍的命。梅为白报复毒死那个女人。当故事接近尾声,梅恢复她在上海的职责（她的身份还未被发现）,而“我”则奔赴内地继续“哲学沉思”。整个叙事空间里也有一个小角色,一个叫海伦的美国女孩。

如果小说作为一个间谍故事来阅读,它有很多技术问题。但是这种讨论绕过了小说的真正性质。象作家的其它“观念小说”一样,在这里政治问题再次被从文化差异的角度来处理（虽然因为这里很少有政治背景的描述,它并不明显）。梅在日本长大,有个中国的父亲和美国母亲（并接受美国军事机器的训练）,她的“混合”性质的东西可能跟她不寻常的,无情的人格（任何妨碍她的政治图谋的无辜人都要被除掉）有关。这和海伦形成鲜明对比,后者人格更类似于经典的希腊和平理想；也和白萍有明显区别,后者拥有许多传统的中国女性的特点,是“和谐”的体现”或很多“自然”美德的聚集。”因此白萍成为我的首选朋友（“我”和她同居一套卧室,进行“精神恋爱”）。当然,在这里作者无法回避政治问题。但是,政治,甚至是抗战,在小说中（对“我”而言）只不过是令人厌恶的阴谋。“我的关于“普遍人性”的理想（特别体现在美丽的女孩身上）,被这些身怀各种政治任务的女间谍破坏。“我”对梅无情操纵海伦以履行她的职责深感厌恶。在这方面,白萍似乎更加人性化,因为虽然她怀疑“我”是一个日本间谍,她却不杀我,并让我就医。日本女间谍则完全是邪恶的,是无法理解的。只有海伦,一个没有政治意识的女孩,在“我”看来是最真实的理想,并成为我的真正爱人。“我”对利用无辜人民作为政治工具的不满是毫无疑问的,但问题是他将采取的具体行动（后者本身是一个阶级政治的表现方式）,看作政治本身。

另一方面,这里世界主义也在战争局面下被击碎。所有这些叙述者的知识分子的理想的毁灭是肮脏的政治破坏的结果。间谍专业的“不人道”的一面成为政治本身的隐喻。然而,这对政治的冷漠和厌恶只能在特定的社会历史的时刻,在“我”的脆弱的身份下进行审视。男性叙述者参与爱国抵抗只是暂时性质,更多不是出于爱国主义本身,而是要克服他的存在主义的和文化 -政治的焦虑（对生命意义信仰的失落）。在叙述中它的功能是为寻求“终极关怀”,“超越”的人生哲学,为了找回“我”的身份焦虑而存在。一旦他似乎在这一个短期的冒险后找到后者,他立刻退出肮脏的政治世界,回到内地,回到他的“哲学沉思”的生活。抗战的政治世界对他仍然是个他者。他总是“拒绝与现实接触”,”他看似“仍然可以通过拥抱比爱国主义更深刻的对生命的意义的追求来超越现实”。〔10〕然而,如果不是他短暂加入的爱国活动,他如何能解决他的（国家,文化,政治）的身份焦虑？在他表面上建立了自己的身份并离开政治现场后,在哪里他可以拥抱“生命的意义”？

但是,正如女性主义批评家指出,虽然在这里他的“职业女性间谍 ......似乎并不具有（如他那样高超的）对自己的情况反省的能力”,她们“色情的身体与纯净的世界无缘”,这些怀有爱国使命的女间谍似乎远比这个傲慢的、书生气十足、在行动中常常表现笨拙和动摇的学究有更坚实的“主体性”。他的单身哲学——他夸称的：“一个独身的爱是属于精神 ......它是抽象的,空洞的,它是永远给予,而不是接受,它属于所有的人,属于历史”——表现得空洞而无可依靠。但我认为这个单身哲学本身已然成为一个特定阶级的无果的生活态度的隐喻；这一个阶级对被夹在各种政治力量,被历史飓风不由自主刮向未来感到绝望。但他并非本雅明的“历史的天使”,因为他的生命是被这些似乎不拥有他的智慧力量的女性政治工作者所拯救。他试图和政治世界保持距离是虚幻的,这不仅是因为他的世俗考虑使得他无法脱离政治世界,而且也因为只有从政治世界里,他的“存在主义焦虑”才可以消除。

结论

通过分析徐訏他的小说中的两个重要主题——流产的浪漫与虚幻的世界主义,在“普遍人性”下的阴影和张力——及其叙事裂隙,我的分析表明,作者的现代志怪或者“浪漫小说”是一个对政治文化危机时代象征性的反应。在这个时代就没有条件和空间来实现这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虚幻的遐想。他们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和矛盾使得作者曾经说自己“在追寻完美失败或失望之后,常常回到了现实中的我。这个我的所有,往往也只是一些感伤的空虚的感情,或者是在完美追求过程中的一些幻像”〔11〕。鉴于此幻像在徐訏小说中的无处不在和多种表现,他的“现代志怪传奇”实际上是一种“现代文人小说”,目的是在看似无望的社会历史状况和特定的历史关头,表达一个作家的文化幻想和政治焦虑。

目前研究界对作者小说幻想因素的“通俗”成分,已经看到了传统文化和西方唯美主义影响带来的作者的唯心主义,弗洛伊德主义泛性主义的消极,以及由此造成的描写的失真。比如,我们看到这样的代表性说法：

传统文化在塑造了徐訏飘逸潇洒的文风的同时,也促成了他唯心主义宇宙观的形成,使其小说缺乏现实的深度。而西方文化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唯美主义是一种艺术至上主义,在唯美主义的艺术的放大镜下,丑恶的东西也具有美的意味,很容易导致对现实描写的失真。徐訏小说中找不到现实生活强烈的真实,正是受了这种影响。而弗洛伊德主义把一切归诸性的本能,抹煞了人的行为的社会性、阶段性,这种消极态度导致了徐訏小说对抽象人性的崇尚,使其小说中人物动机、情节发展、环境设置缺乏社会的合理度。所有这些,都使他的小说显得飘举有余、深沉不足,从而很容易被人看成一种悦人耳目,但不能动人心灵的通俗小说。〔12〕

但是这种批评不无遗憾地忽视了作者的自由主义人性观、创作观导致的他对“人性”和时势认识的无力。我认为,目前以“审美主义”或者“审美现代性”为名对徐訏小说的主流认识需要重新评估。〔13〕而这个对形式上的文体的再认识需要结合对内容的阐释才能得到完整而恰当的结论。孔庆东在论文《雅俗互动的宁馨儿——四十年代小说的新面貌》里认为徐訏（及无名氏）的作品“外雅内俗”,即“作品中的人性挖掘、哲理追觅浅尝辄止,并非作品主旨,其迎合现代读者企图摆脱现实缺陷的乌托邦心理,才是真正的通俗”,〔14〕已经触及了问题的真正内核,但却没有加以展开；而他的评断“介乎雅俗之间又超乎雅俗之上的新型小说”又回到研究的原点,而没有对究竟何为“雅俗”加以理论剖析。从本文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这两个词汇并不仅仅指作品言辞上的“高雅”与否,而更关于其内容——由此我们达到了内容和形式的矛盾统一的辩证：所谓“雅”是在作品中从政治、经济与社会层面上探讨人物和事件命运,而“俗”文则从虚幻的乌托邦幻想或者无阶级性区别的“人性”角度来看待和解决社会的矛盾和政治的难题。当然,这个复杂问题非文章的内容了。

〔1〕本文节译自作者的英文博士论文第三章。作者为美国得克萨斯大学亚洲研究系博士,现为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文学院副教授。

〔2〕吴晖湘.九十年代徐訏、无名氏小说研究综述〔J〕.中国文学研究,2000（3）：83.

〔3〕〔4〕〔6〕〔7〕〔8〕徐訏.吉普赛的诱惑〔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105、113、153、166、326.

〔5〕温伟.试论徐訏小说的创作母题〔J〕.高等函授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3）.

〔9〕曾庆瑞、赵遐秋主编.中国现代小说 140家札记〔M〕.桂林：漓江出版社,1985.

〔10〕刘剑梅.Gender Geopo litics：Social Space and Vo latile Bod ies,1937-1945〔J〕.Journa l ofM odern L iterature in Chinese 2.1（Ju ly 1998）：68.

〔11〕徐訏.个人的觉醒与民主自由〔M〕.台北：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102.

〔12〕李曙豪.论徐訏小说的文化渊源〔J〕.韶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4）：64.

〔13〕比如认为“他的小说以‘人性’为起点,以对人的解读和对社会的批判为动力,实践着‘审美主义’的沉重探索。如果说现代文学主流代表着一种世俗化的现代性追求,那么徐则更多地站在审美主义的层面进行了另一种‘现代性’追求”。参见向怀林,彭熙.徐訏小说的现代性特征〔J〕.重庆工学院学报, 2005（7）.

〔14〕吴晖湘.九十年代徐訏、无名氏小说研究综述〔J〕.中国文学研究,2000（3）94.参见孔庆东文章,《文学评论》1997年第 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