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诗歌史视野下的民间诗刊《诗歌与人》

明飞龙

民间诗刊是由一定的诗歌团体或个人组织编辑的、没有刊号的、没有在政府部门正式注册的、在一定范围内传播的刊物。团结在刊物周围的作者具有相似的审美倾向与诗学追求，具有一定的流派特点，同时又具有包容性与发展性。在当代文学史，尤其是当代诗歌史上，民间诗刊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如果说1978年创刊的《今天》意味着民间诗刊的出现（同一时期有《启蒙》、《隧石》、《风帆》、《百花》、《眼睛》、《秋实》、《民声》、《共和报》、《群众参考消息》、《生活》、《浪花》、《视野》、《我们》、《筏》等），1985年创刊的《他们》可以视为民间诗刊的发展（同一时期有《非非》、《海上》、《大陆》、《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次生林》、《诗交流》、《断层》，稍后还有《倾向》、《北回归线》、《幸存者》等），那么1999年创刊的《诗歌与人》则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做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间诗刊的一杆标尺（在其前后有《现代汉诗》、《过渡》、《锋刃》、《独立》、《彝风》、《零点》、《大骚动》、《诗镜》、《存在》、《诗参考》、《朋友们》、《偏移》、《翼》、《诗中国》、《新死亡诗派》、《阵地》、《外省》、《外遇》、《诗文本》、《故乡》、《诗歌研究》、《自行车》、《新密度》、《诗研究》、《坚持》、《蓝族》、《表达》、《倾斜》、《东北亚诗报》、《新汉诗》、《剃须刀》、《诗江湖》、《流放地》、《独立》、《撒娇》、《南京评论》、《女子诗报》、《诗歌现场》、《中西诗歌》、《或者》、《卡丘主义》、《葵》、《追寻》、《新城市》、《第三说》、《平行》、《后天》、《野外》等数百种民间诗刊）。虽然民间诗刊“已成为观察8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诗歌难以忽略的情况”①，但由于各种原因，学术界对民间诗刊的研究还是非常薄弱，所见成果不多，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民间诗刊研究则更是如此。本文试以被诗歌界誉为“中国第一民刊”的《诗歌与人》为考察对象，从其编辑方针、对诗人的推介及对诗坛的影响等方面阐述其在当代诗歌史上的意义及其限度。

一、《诗歌与人》的编辑方针及发行方式

仔细考察上文提及的那些民间诗刊，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的民间诗刊，我们发现它们大致可以划分成三类：一类是大批文学青年的诗歌试验基地，在上述民间诗刊中，这种类型占绝大部分；一类是进行资料性收集及诗歌新人的提携和有潜力诗人的推介，同时还拥有一种编写文学史的抱负，这类民间诗刊的创办不仅要求编者有开阔的胸怀与敏锐的诗歌鉴赏力，还要求编者要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与市场操作能力及牺牲精神，这类民间诗刊较少；一类是具有体制外独立品格的民间诗刊，它们坚守着自己的诗歌精神，守护着自己理想的家园。这类民间诗刊也较少，上述民间诗刊中《北回归线》、《独立》等可视为这一类。在这几类民间诗刊中，可以这样认为，第一类大多数有被官方刊物招安的愿望，这类诗人创办刊物主要是因为自己的诗不能在官方刊物上发表，一旦被官方接纳，他们也就不再办刊了。第二类也会被官方刊物有限度地接纳而达成某种妥协，但它的手笔是民间诗刊所期待的。第三类具有那种无法被官方书写同化的价值立场，就目前的语境来说，它们的存在有重大的文化意义，但生存是个问题。

《诗歌与人》属于第二类。《诗歌与人》于1999年底在广州由诗人黄礼孩独自创办，有“一个人的民刊”之称。该诗刊自1999年创刊到2011年3月，以不定期的方式推出了一系列精美、大气、厚重的诗歌专辑：《70年代出生诗人诗歌展》、《中国大陆中间代诗人诗选》、《2002中国女性诗歌大扫描》、《2003中国女诗人访谈录》、《最受读者喜欢的十位女诗人》、《俄罗斯当代女诗人诗选》、《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女诗人诗选》、《国外五诗人诗选》、《1917-2007中国新诗漂流书》、《5·12汶川地震诗歌专号》、《5·12汶川地震诗歌写作反思与研究》、《新诗90年序跋选集》、《“完整性写作”的诗学原理》、《柔刚诗歌奖专号》、《安德拉德诗选》、《彭燕郊诗文选》、《张曙光诗选》、《蓝蓝诗选》、《英娜·丽斯年斯卡娅诗选》等28期。这些诗集的诞生来自黄礼孩独特的编辑方针。黄礼孩说，《诗歌与人》的编辑方针是做别的诗刊不敢做或遗忘的部分，从而竭力呈现一个不可重复的诗歌现场，以一种宏观的学术视野和民间位置上的自由精神，对处在嘈杂模糊状态中的实力诗人，用板块集纳的方式，进行系列性编辑推介。②正是在这样的编辑方针指导下，《诗歌与人》从1999年推出的《70年代出生的诗人诗歌展》，到最近推出的第六届“诗歌与人·诗人奖”获得者瑞典著名诗人特朗斯特罗姆的《特朗斯特罗姆诗选》，除了《70年代出生的诗人诗歌展》推出过两个专辑外，其他专辑都具有独特性，每一辑都有不同的主题，有些诗选在诗歌史上还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比如《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女诗人诗选》。这样的编辑方针不仅在其他民间诗刊中我们难以看到，就是在众多的官方诗刊中，她也具有独创性。《诗歌与人》的编辑方针获得了广泛的认可。诗人于坚这样评价：在越来越多的公开刊物变得平庸化，变得不专业时，在许多民刊仅仅成为一些人的小圈子时，《诗歌与人》却还保持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种传统的、理想主义的编辑方式，以选好诗为唯一标准。黄礼孩一直在默默为中国诗歌做事，做比较实在的事情。今天的中国文学需要这样健康的存在。③张清华指出：“某种意义上说，黄礼孩创造了另一个范例，一个以民间与个人力量，推动诗歌媒介与载体传播方式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生深刻变化的例子，因为他所从事与推动的，并不仅仅限于个人和圈子的趣味。他的现象，隐隐使我感到一种趋势，一种来自当代经济革命之发源地、在诗歌生产乃至艺术与文化生产方面的未来革命的信息。”④张清华是从《诗歌与人》的编辑推介的角度含蓄地指出了《诗歌与人》在这个多元共生而又充满喧嚣的诗坛上的某种革命性的意义，在他看来，也许这种诗歌编辑传播方式将会在未来的诗歌发展进程中产生深远的影响。评论家沈奇也从《诗歌与人》的编辑选题的角度指出其价值：“十年《诗歌与人》，其每每点在关节处且广披博及的独到选题，其兼容历史梳理与现实关切的独立视角，其精细设计与虔诚呈现的独在风格，无一不表明：这是一位有远大抱负和深沉脚力之诗歌朝圣者独自深入历史的书写，并已然构成进入21世纪的当代中国诗歌进程中不可忽视的历史座标。”⑤

此外，作为一种没有刊号的杂志，除编辑方针之外，发行方式也至关重要。《诗歌与人》最独特的发行方式就是“影响有影响力的人”。黄礼孩用一种限量赠送的方式，通过那些著名诗人、作家、评论家来传播《诗歌与人》的影响，这与民间诗刊那种传统的圈子内交流的方式相比，无疑能产生更大的力量。谈及这种方式，黄礼孩说，因为诗歌刊物的读者面相对其他文学刊物来说是更小的，而这有限的资源要能够影响这小部分人，诗歌文本的质量要在水平之上，杂志本身的质量也至关重要，纸张、装帧、封面设计等都非常重要。这样，杂志的接受者即使不看，也会把它收藏起来，当杂志达到一定量的时候，对接受者的影响也就自然产生了，拥有者就会进入相关的诗歌文本。⑥当然，《诗歌与人》的编辑能保持最大程度的独立性，一个根本性原因还在于，所有的办刊经费都是来自黄礼孩的个人投入，到目前为止，他已经为《诗歌与人》投入了80多万人民币。

二、《诗歌与人》对诗人的推介

如果说《诗歌与人》以一种独特的眼光对当代诗歌潮流进行了提炼，提出了“70后”、“中间代”、“完整性写作”等诗学概念（由于篇幅的原因，本文不对此展开讨论），为当代诗歌理论建设尽了自己的力量，那么，对诗人尤其是那些身处边缘诗人的大力推介，无疑是《诗歌与人》对当代诗坛最主要的贡献。⑦

诗人古马。这位“对于我来说，诗歌的另一重要作用是拒绝平庸和一般、不断引导我向着未知领域进行超越，追求生命的奇迹并获得某种神秘的启示与力量”（古马语）的诗人，写下了为数不少的佳作，他的诗歌透明、饱满，凝聚着深厚的时间韵味，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影响，比如《光和影的剪辑：大地湾遗址》、《雪山的标题下》、《湖·月·人》、《水边短语》等诗作，这些诗作大部分篇幅不长，但却蕴含着丰厚的内涵。那种对人性真、善、美，对人类的爱与信仰的诗意抵达，以及那种在描写西部风情的表象上深印着的历史意识，对岁月之“光”与生命之“影”的巧妙剪辑，在“中间代”诗人中有着其鲜明的特色。正如诗评家沈奇所说“古马是当代诗坛中，少数几位真正能触及到西部诗之灵魂的诗人”。⑧因其地域的边缘性（在甘肃），这样一位优秀的诗人长期淡出中心诗评界的视野。但《诗歌与人》却给予持续的关注，不仅在《大陆中间代诗人诗选》中把他列入其中，还在2009年为他出版评论专辑《古马：种玉为月》，这是古马的第一本评论集，对古马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笔者采访他时，他说，《诗歌与人》是他生命和创作过程中的绿荫和加油站。他非常恳切地谈到《诗歌与人》对他的促进和帮助，他说，正是通过《诗歌与人》，他这个身处边缘的诗人找到了坚持的理由。

诗人张曙光。张曙光有一首叫《岁月的遗照》的诗曾在诗坛上产生了“轰动”，但这“轰动”不是来自诗歌本身，而是程光炜以这首诗命名而主编的带有确立1990年代诗歌地位色彩的诗选《岁月的遗照》，里面第一首诗就是张曙光的《岁月的遗照》，从而引发了上世纪末的“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立场”两种话语或利益的论争。但张曙光从来就是处在“轰动”之外的诗人，他只是在东北默默地写诗、译诗，仿佛世界与他无关。他拒绝着世俗的浮华，追求一种纯正的诗歌。比如他的《雪》、《1965年》、《存在与虚无》、《边缘的人》等诗作，语调平静而厚实、沉着而执着，让人在其字面的平静中体会到一种内在的痛与伤。比如：“我的病已好/雪的日子 我只想到雪中去死/我的头顶放出光芒”（《雪》）。当笔者采访他时，他显得异常平静，他说，他的创作与《诗歌与人》无关，但他的诗歌生命却与《诗歌与人》相关，那些富有包容性的诗歌选本及译诗歌给了他很丰富的营养。而谈到《诗歌与人》给他颁发的第三届“诗歌与人·诗人奖”及出版诗集时，他则说，对于一位优秀的诗人应该对荣誉名声之类的东西，如果不能拒绝的话也应该保持警惕。《诗歌与人》作为诗歌界的一种有效媒体影响着越来越多的诗人及诗评家，他随着《诗歌与人》对他的推介而产生良好的影响是自然而然的。

诗人蓝蓝。在当下的女性诗人中蓝蓝是一位不被批评家所关注的优秀诗人，正如批评家张闳所说，蓝蓝的诗歌写作的特殊性首先在于，她没有打算为批评家提供更多的可供分析的诗学要素或精神深度，而且，作为一位女诗人，她与批评家们所热衷的那些“女性意识”、“女性话语”等之间亦无甚瓜葛。但是，如果我们直接去诵读蓝蓝的诗的话，那么，我们就有可能被那些素朴的诗行所打动。⑨但《诗歌与人》一直对这位写着“朴素诗行”的女诗人给予持久的关注，分别在《2002中国女性诗歌大扫描》、《最受欢迎的十位女诗人》、《一个诗评家的诗歌档案》、《完整性写作》中收入她数十首诗作，并于2009年2月出版《蓝蓝诗选》，还授予她第四届“诗歌与人·诗人奖”。对于诗歌批评界的沉默，蓝蓝说，她已经习惯了在孤独中营造自己的精神世界，诗坛的热闹与她无关，但没想到《诗歌与人》却给她这样持久的关注，而且这种关注是非功利性的。自己很多自认为是优秀的诗作都是首发于《诗歌与人》，还非常荣幸地获得第四届“诗歌与人·诗歌奖”。她还说，《诗歌与人》给她提供了一片广阔的沃土，她的诗歌成长已经和这片沃土紧密相关。

诗人安琪。安琪，这位被诗评家陈仲义称为继舒婷、郑敏之后可以写入诗歌史的第三个福建女诗人。她的诗有着一般诗人尤其是女诗人缺少的诗歌长度和想象力，长诗写作是安琪作为一位女诗人的独特之处。《诗歌与人》收录安琪的作品有：《柔刚诗歌奖专号》中的《节律》、《未完成》、《干蚂蚁》三首百行长诗；《中国大陆中间代诗人诗选》中的《九寨沟》、《越界》、《西藏》等 5首长诗，《2002中国女性诗歌大扫描》中的百行长诗《传奇》。在安琪的这几首长诗中，我们可看到对爱情、死亡、诗歌等永恒话题的思索，这种思索充满着一种矛盾与对抗，彰显着一种形而上的色彩。这些诗句在抵达美感的同时又超越美感，其审美视角在观照生活现象的同时，又深入到生命与生存的肌理，在诗意的层面上达到了一种较高的境界。我们可以发现诗人对生命叩问的真诚，对存在敞开的执着，对神性之光的向往，同时还可以发现诗人那种追求永恒的抱负及其深沉的痛苦。但这位“把诗歌当做生活中的一切”（安琪语）的女诗人却是孤独的，这种孤独因为《诗歌与人》的存在而得到稍些安慰。当笔者采访她时，她说，《诗歌与人》创办以来，她一直是它的受益者，是多个专刊的作者。《诗歌与人》使她倡导的“中间代”诗人集体亮相，很感谢黄礼孩对她的信任和鼓励并期待着永远成为《诗歌与人》的作者。虽然她的诗歌创作与《诗歌与人》无关，但她的诗歌生命与《诗歌与人》息息相关，某种程度上《诗歌与人》改变了她的命运。

诗人彭燕郊。这位“七月派”的代表性诗人，他的诗作写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写出了生命的真诚、自信和坚持。他从上世纪三十四年代开始诗歌创作至今，在耄耋之年还越写越好，特别是他的《生生：多位一体》印证了诗人的澎湃激情，被誉为“构筑起20世纪汉语的精神史诗”。而这位耄耋诗人的情怀同样让人感动：“执着于诗，执着于对一切文学艺术的热爱，是绝对的爱。我愿意为诗歌，为艺术牺牲一切。”⑩但这样一位诗人的诗作，在这个充满喧嚣与功利的诗坛却淡出了很多所谓权威期刊与权威批评家的视野，很少有官方期刊或批评家对这位诗人给予关注。《诗歌与人》把第二届“诗歌与人·诗歌奖”颁发给这位老诗人，并为其出版《彭燕郊诗文选》可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在这个理想、信念逐渐崩溃的年代，在那种对生命真诚的表达、对信念执着的坚守倍受冷淡乃至嘲弄的社会，《诗歌与人》对彭燕郊这位老诗人进行推介，其实是一种对人文精神的坚守，一种对诗歌回归信念书写与真诚表达的呼唤。当然，彭燕郊这位经历过世纪风云的诗人并不需要外在的推崇与评价，因为历史已经给他作出了评价。《诗歌与人》推介彭燕郊的意义在于，给这个逐渐远离诗歌，把诗坛当做名利场的诗歌界一种提醒：别忘记诗歌的本真，别忘记那些在诗歌的世界中宗教般坚守信仰的诗人。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诗歌与人》对诗人彭燕郊的推介已超出了对一个诗人推介的层面，她已经具有了某种诗歌理想的象征。也许，正是基于这样的立场，《诗歌与人》把第一届“诗歌与人·诗人奖”颁发给葡萄牙82岁的老诗人安德拉德（2005），推出《安德拉德诗选》，使中国诗歌界第一次了解这位葡萄牙最重要的诗人的精神世界与诗歌技艺；于2010年把第五届“诗歌与人·诗人奖”颁发给80多岁的俄罗斯女诗人英娜·丽斯年斯卡娅，推出《英娜·丽斯年斯卡娅诗选》。对这些外国诗人的推介，是《诗歌与人》那种视诗歌为“人类共同的事业”（黄礼孩语）的体现，这些诗人的作品不仅是在符合《诗歌与人》审美趣味的层面上被推介，更是《诗歌与人》对一种诗歌信念追求的体现。而对世界范围内优秀诗人的关注，也使《诗歌与人》具有了世界性的品质，已经远远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民间诗刊。海男说：“《诗歌与人》是一份让我获得喜悦的民刊，正如它的创办者、诗人黄礼孩的品质，温润、亲切，弥漫于刊物的出世到现在。使翻拂她的诗人们充溢着对于诗歌的信念。多少年来，这本刊物让我获得了语言的清澈，阅读的温暖，诗歌的尊严。……许多年过去了，《诗歌与人》以不同时期的诗歌事件和故事，依然被我看见和聆听着。感谢诗人黄礼孩赠送给世界的充满美学和旋律荡漾的诗品。”⑪由此可见《诗歌与人》在诗人心中的地位。

三、《诗歌与人》对诗坛的激活

如果对新中国建国以来的文学思潮进行一大致的扫描，我们会发现，从50年代到70年代，甚至更晚一些，文学思潮的产生与发展的流向基本上都是由北京发出，然后向各省市扩展。表现在文学期刊上则一般是由中心地区（北京）的刊物向边缘地区的刊物蔓延。洪子诚对此进行过阐释：“各种文学期刊之间，构成一种‘等级’的体制，各种文学杂志并不是独立、平行的关系，而是构成等级。一般说来，‘中央’一级的（中国文联、作协的刊物）具有最高的权威性，次一级的是省和直辖市的刊物，以此类推。后者往往是‘中央’一级的回声，作出的呼应。重要问题的提出，结论的形成，由前者承担。”⑫这种暗藏的行政体制式的等级关系，使那些边缘性文学刊物成为中心刊物的附庸，缺乏自己的个性特色，全国的文学期刊都是《人民文学》的那种面孔，毫无疑问，这严重地束缚了边缘文学期刊的发展，而中心期刊也因为缺少挑战而丧失活力。而如果边缘性或地方性期刊稍微有所变革，则会受到指责，比如1983年7月，地处东北长春的《长春》改名为《作家》，仅仅改了个名称，就受到众多非议，说它不安分，有野心，试图抹杀刊物的地方性，有“纂级”之嫌。但19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文学日益从舞台中心向幕后退却，“中心”与“边缘”的期刊的关系也在悄悄地发生改变。“中心”对“边缘”的约束力逐渐减弱，而“中心”期刊的权威地位也日益受到挑战。而此时的“边缘”刊物如果克服自身的缺点（比如自我封闭、眼光狭小等），发挥其优点（远离“中心”的规范，充满新鲜与活力），它势必能给文坛带来新的气象，比如1990年代偏居昆明、海口、贵阳、长春的《大家》、《天涯》、《山花》、《作家》都获得了一种鲜明的特色，激活着文坛，带来了清新的气息。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从八十年代中期至今，具有前卫色彩的文学实验，其萌芽往往发端于边缘期刊，带着试探和观望的姿态投石问路。这些新鲜的作品也许还不成熟，有着这样那样的不足，但她们朝气蓬勃，给略显沉闷的文坛吹进一股清新的气息，给厚重有余却失之呆板的中心刊物带来几丝活力，边缘期刊由此成为文坛活力的源泉。”⑬

作为民间诗刊的《诗歌与人》可以说是边缘的“边缘”，作为一种体制之外的刊物，要想获得生存和发展，在现行体制下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更不要说对诗坛带来影响，但经过十多年的发展，《诗歌与人》却实实在在地影响着当代诗坛。《诗歌与人》先后推出“70后”、“中间代”等诗学概念，在诗歌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中“70后诗歌”已被作为概念收入《大学语文》一书，而由洪子诚、刘登翰著的《中国当代新诗史（修订版）》亦把“70后诗歌”“中间代”编入新诗史。多所大学把“70后”、“中间代”作为诗歌新概念进行研究。其所关注的诗人也逐渐显示出强劲的创作实力。《诗歌与人》已成为被转载最多的大型诗歌民刊，并被国家图书馆及国内外名牌大学图书馆所收藏。每年出版的《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诗歌卷》、《中国年度最佳诗歌》、《中国诗歌精选》、《中国诗歌年选》、《中国新诗年鉴》、《北大年选·2005诗歌卷》等年度选本都从《诗歌与人》中选载优秀诗歌。《诗选刊》、《诗刊》、《星星》、《诗歌月刊》、《诗潮》、《诗林》、《中国诗人》、《上海文学》、《人民日报》、《文学报》、《羊城晚报》、《南方日报》、《南方都市报》、《海峡都市报》、《新闻周刊》等报纸杂志曾经做过专题报道。2001年获《诗选刊》颁发的“最受欢迎和关注的民间诗刊奖”；2003年获“首届中国民间诗歌奖·优秀编辑奖”；2004年获国际诗歌翻译研究中心颁发的“2004年度国际最佳诗刊奖”；2005年《诗歌与人：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女诗人诗选》获第三届龙文化金奖（优秀编著奖）；2008获“第二届最佳报刊诗歌编辑奖”。作为民间诗刊，要做到这些是很不容易的。《诗歌与人》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在今天所产生的影响也许是黄礼孩创办之时料想不到的。黄礼孩踏实的态度、内敛的风格、包容的精神，使《诗歌与人》成为当代诗坛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在为诗歌发展注入新鲜血液的同时，也为诗歌本身保存了珍贵的历史资料。作为一个诗歌刊物，推出诗人诗作是其根本。从某种意义上说，《诗歌与人》是一种时间的存在，因为在它的关注下，诗人们不断成长；同时又是一种空间的存在，因为它为那些有创作潜力的诗人提供一个展示才华的舞台。纵观《诗歌与人》的十多年的历史，我们可发现它始终以一种“现场”的方式给诗歌予无限的热情，而在喧嚣的尘世中它则静静地走自己的路，难能可贵的是它行走的姿态已被诗坛大多数人所认可。从十年来诗歌面貌的变迁中，我们也可看到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那些官方诗刊也逐渐地走出那种狭小的世界，以一种开放的视野面对诗歌的“民间世界”，比较有名的有《诗选刊》、《诗歌月刊》等，而它们在诗歌刊物中的地位已经无法动摇。作为“诗歌国刊”的《诗刊》也在改变自己的面貌，调整方针，增加年轻的血液，从而展现出新的色彩。

毋庸置疑，这里面有民间诗刊，特别是像《诗歌与人》这样的民间诗刊的影响。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边缘”期刊的活力所产生的连锁效应。而“边缘”的挑战促使那些平庸、守旧的诗歌刊物进行变革，使单调走向丰富、使保守走向开放，而“边缘”的真正意义也在于那种与“中心”的互动，“缺少边缘的促动与激活，中心将走向自大、空洞与狭隘；而拒绝与外部交流的边缘也将走向凝固、自闭与保守。边缘与中心的相互沟通、相互激发，有利于形成健康、丰富、具有创造活力的文化生态。”⑭《诗歌与人》的意义就在于它不仅为当代诗坛贡献了“70后”、“中间代”等诗学概念，推出了一大批有实力的诗人，对那些长期坚持创作并有实力的诗人进行推介，还在于它以自己的实力影响着诗坛生态。《诗歌与人》那种策划性与包容性并存的运行方式，使民间诗刊的存在出现了另一种可能，那就是改变传统的排他性与流派性，体现包容性与普遍性，在激发官方期刊活力的同时，促进诗坛多元格局的形成。

民间诗刊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那种在“边缘”的位置上所体现出来活力与魅力，这也是《诗歌与人》最可宝贵的地方，它除了为我们时代的诗歌提供了鲜活的文本，为当代诗坛良好生态的生成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它还为我们的诗歌、诗人提供了一种品质和树立了一种敢于承担的典范。民间诗刊，不仅仅是存在方式意义上的，它更是一种精神，一种立场，“甚至是一种灵魂的倔强的前倾的姿势”(赵思运语)，是一种诗歌艺术的探索与实验。正如前文所提及的那样，民间诗刊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某种“体制外”的特色，而这种体制不单单指官方体制，还包括民间体制等一切体制。不管是官方诗刊还是民间诗刊，从外在形式上来看，是属于一种媒介的问题，与诗歌本身无关。但，刊物的身份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特定时期诗歌创作、诗歌理想、诗歌精神的流向。从中国当代诗歌发展史上，我们可以看出民间诗刊是孕育诗歌新形式与新内涵的园地。正如学者奚密所言：“尽管非官方诗歌刊物的发行量有限，它们的重要性是不容低估的。从七十年代末《今天》的创刊到九十年代末的今天，非官方诗歌一直是当代中国文学试验和创新的拓荒者。”⑮如果只是与官方刊物出版发行的方式不同而存在，那么民间诗刊也就没有其存在的价值。民间诗刊存在的价值在于它对诗歌精神的真诚守护，对诗歌艺术的超越任何功利的探索，体现的是一种诗歌美学中的先锋精神，这种先锋是一种不畏惧权威、不屈从世俗的品质，一种为诗歌发展提供力量的抱负。在今天，要能坚守这一立场是何其艰难，而这种艰难更多的在于外在的诱惑。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民间诗刊与官方、商业由疏离逐渐形成一种共谋关系，因为官方刊物要为自己寻找活力，商业要为自己寻找利益增长点，而民间诗刊也借助它们由“地下”上升到“地表”，由“边缘”走向“中心”。从民间诗刊中成长起来的许多诗人也已经得到主流的认可，甚至已经成为主流的一部分，他们的作品也频频在官方主流刊物上露面。在一个多元共生的时代，对一种民间诗刊的评介不应该仅仅局限在里面的诗人是在官方刊物上发表作品还是在民间诗刊上发表作品，在边缘和中心、非主流与主流、官方与民间之间有差异、有对抗，也有协调、有交流。关键在于其精神立场，坚持自己独立的办刊理念与审美视野，不为利益所诱惑，不管是官方的还是商业的。由此，激发诗坛的活力才能成为可能。

余 论

十多年来，《诗歌与人》以其沉稳的姿态和大气的品质不动声色地推动着当代诗歌的建设，改变着人们对民间诗刊、对诗人的看法，在当代诗歌史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迹。但前途依然艰难，黄礼孩说到《诗歌与人》的未来时，他没有写诗时那种乐观，他说，从没想到会取得今天这样的成绩，同样，也不去想未来会怎样，只是竭尽全力地做好每一个选题。他还说，随着《诗歌与人》的发展，各种诗歌之外因素也想随之进入，但《诗歌与人》拒绝着，这是诗的拒绝，尽管有时很艰难。这种艰难是一种理想与现实的较量，一种审美与利益的对抗，能在现实的压迫下坚守自己的理想是可贵的，而能在现实的诱惑下坚守自己的理想则是高贵的。相信，《诗歌与人》这份民间诗刊正在走向理想的途中，因为它在以“边缘”的身份激发了诗坛的活力，有助于健康的诗歌生态的形成。同时，还以其诗性品质影响着当下民间诗刊的精神面貌。

但是，我们也对《诗歌与人》充满着新的期待，这种期待也是诗的期待。我们无法否认《诗歌与人》在当代诗坛的作用，但同样也不能否认它自身的局限，这个局限黄礼孩也已经清醒地认识到，那就是个人的局限。《诗歌与人》作为“一个人的民刊”，在享受着充分自由的同时，也在自觉不自觉中被这种自由所伤害，这种伤害体现在《诗歌与人》对先锋探索的某种畏惧。从《诗歌与人》大力推介的那些诗人来说，固然他们的成长离不开《诗歌与人》的关注，但他们在被《诗歌与人》着重推介之前都已在诗界有一定的影响，尽管其无法与被《诗歌与人》推介之后相比，不管是张曙光、蓝蓝、安琪还是朵渔，就其实质来说，《诗歌与人》对他们是一种“锦上添花”，但诗歌更需要的是“雪中送炭”。这种“雪中送炭”是继续秉承那种对“长时间坚持写作”并“越写越好”的诗人的发现，同时还要有一种创造新传统的抱负。在这个浮躁的时代，其实有不少具有巨大才华而长时间坚持创作的诗人，他们由于不喜欢诗歌的江湖气息而特立独行地进行写作，他们的诗在很大程度上有着大师的风范，但却由于诗歌审美传统的陈腐与惰性，他们长时间被遮蔽。当然，这种遮蔽更大程度上是诗歌自身的遮蔽，因为对那些有创造力的诗人来说，他们写作的价值终会被时间所肯定，而本来可以展现丰富面貌的当下诗坛却会因为他们的缺席而失去应有的光芒。

而对他们的发现与推介也会承担着风险，因为那是一种对业已形成的诗歌美学原则的挑战，是一种对读者审美接受的考验和塑造。任何挑战都承担着风险，但对于那些怀有巨大抱负的挑战者来说，这种挑战则充满着创造的快感，而挑战之后也能带来的巨大的价值，因为这挑战更大程度上是对自我的超越，超越视角的局限、超越审美的惯性，由此而带来一种全新的视野。作为在当下诗坛起着重要作用的《诗歌与人》，我们有理由对它提出更高的要求，有理由要求它要有一种挑战旧的诗学原则创造新的诗学传统的抱负，要求它有一种超越当下诗坛美学风貌的独特判断，引领一种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因为，只有拥有这种抱负，《诗歌与人》才能不断焕发出新的活力，才能走出现有的那种以“包容性与自由性”著称的生存状态，因为，要建立一种诗学原则，仅仅具有“包容性与自由性”是远远不够的，它还需要必不可少的锋芒，犹如辽阔无边的大海，正是那些礁石的存在，才相互碰撞出美丽的浪花。而要有锋芒就要求拥有一种告别瞻前顾后与畏首畏尾的果敢，以一种大无畏的精神把依附“大众”的诗歌美学抛弃，而让“小众”的诗歌精神与美学风范激活一种新的可能，这是一条《诗歌与人》还没有行走的路，也是应该行走的路。由此，《诗歌与人》就不仅能更有效地推动着健康的诗歌生态的形成，还能使自己从一个诗歌刊物向一个诗歌流派转化，而如果能够完成这种转化，也就意味着《诗歌与人》将能够与《今天》、《他们》比肩而立，而我们的当代诗歌史也就可能要重新书写，诗人西川说的“民间诗刊是当代诗歌的一个小传统”⑯也就会变成“民间诗刊是当代诗歌的传统”。这对于正走在途中的《诗歌与人》来说，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期待。

【注释】

①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17页。

②《黄礼孩访谈录》，见明飞龙著《诗歌的一种演义——〈诗歌与人〉研究》，九州出版社2010年版，第252页。

③于坚：读《〈诗歌与人〉十年》，未刊稿。

④张清华：《关于“诗歌与人”的三言两语》，《上海文学》2004年12月号。

⑤沈奇：读《〈诗歌与人〉十年》，未刊稿。

⑥《黄礼孩访谈录》，见明飞龙著《诗歌的一种演义——〈诗歌与人〉研究》，九州出版社2010年版，第252—253页。

⑦本部分诗人的回答内容来自笔者对他们的采访材料。

⑧沈奇：《种玉为月——古马印象记》，《文学界》（原创版）2008年第10期。

⑨张闳：《“让我领略无奈叹息的美妙”——蓝蓝的诗》，黄礼孩、江涛主编《诗歌与人：最受欢迎的十位女诗人》（2004年），第207页。

⑩见《诗歌与人》给彭燕郊颁发第二届“诗歌与人·诗人奖”颁奖词，黄礼孩新浪博客。

⑪海男在回答了笔者的提问后，还特意说明：“因我在滇西的路上，只好用短信发给你，请原谅。”从诗人对一位普通研究者的态度上，可以看出她的教养。《诗歌与人》正是在许多有教养诗人的关注中成长，从这个意义上看，正像黄礼孩所说的，《诗歌与人》已经不属于他个人，而是属于中国当代诗歌。

⑫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讲稿》，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08页。

⑬黄发有：《媒体制造》，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19页。

⑭黄发有：《媒体制造》，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71页。

⑮奚密：《从边缘出发》，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06页。

⑯西川：《民间诗刊：中国诗歌小传统》，见“诗生活”网站 w ww.poem.com“诗观点”文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