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的不完满性与茅盾《霜叶红似二月花》的性别建构——兼论《霜叶红似二月花》的个体生命存在主题

李 玲

茅盾1940年代初发表的《霜叶红似二月花》（以下简称《霜叶》）①精美残篇，综合其早期创作中的两类女性形象，塑造了“既具有东方女性文化的阴柔资旨，又富于雄强的质素”②的张婉卿形象。作品关于张婉卿以母性情怀包容生命陷于颓丧状态的丈夫黄和光这一艺术想象，在已有研究中产生了不同的看法。一些学者认同隐含作者的立场，赞赏张婉卿的母性情怀。竹内实认为：“茅盾把这种温暖人心的爱情当作人生内在的中心问题来描写，（这里的‘人生’不单是那两个民国初年的青年夫妇的‘人生’。）创造出一种场景美。”③是永骏认为：“黄和光和婉小姐的结合可以说是胜过肉欲的生命之爱”。④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也吸收竹内实的观点，认为：“……《霜叶红似二月花》中描写婉卿对待性无能丈夫的那些场景，流露母性的温柔情怀，是很能揭示人性的美丽的。”⑤但另外一些研究者则持相反的观点，认为张婉卿对丈夫无怨无悔的爱带有屈从于传统伦理道德规范的性质，隐含作者在这个问题上的写作立场值得反思。孙中田说：“这个女强人所遵奉的依然是儒家的规范。她牺牲了女人的生命活力，屈就于无生命的伦理规范，这无疑是一种扭曲和错位。她不无矛盾，却又心安理得。作家是热爱这个人物的，在塑造这个历史转型期的人物时，他看到了人物心灵深处的裂痕，但是他自觉不自觉地依然留下了传统男性文化的投影。”⑥韩素梅、何希凡也持类似观点。韩素梅说：“……而对黄和光的母性之爱属于缺乏主体品格的伦理道德规范。”⑦何希凡说：“婉小姐虽然在生活面貌上显得趋慕时尚，但内在精神上既难冲破传统社会意识的樊篱，更难冲出传统伦理规范铸就的自我精神围城，……”⑧

这两种观点的交锋，实际上涉及性别批评中两个相关的重要理论问题。一是如何看待女性的自我牺牲，二是如何看待男作家对女性自我牺牲精神的赞美。本文认为，男尊女卑、夫为妻纲的男权文化，要求女性无条件地把丈夫的利益置于自己的利益之上。这自然是应该被清算、否定的。然而却不是说女性为丈夫所做出的牺牲都必然含有男权文化压迫的性质。辨析这一问题的关键要看女性所做出的牺牲是否形成对女性主体性的压抑，而且对女性主体性的理解，也应该充分吸收当代存在论哲学、主体间性哲学提供的思想资源。首先，女性主体性不仅应该包含女性权益的维度，还应该包含女性精神境界追求的维度。为他人而牺牲自我，无论在传统伦理道德还是在现代伦理道德中均可能损害自我的主体性，导向自我的奴役状态，也同样可能生成自我的主体性，导向崇高的精神境界。到底属于哪一种情况，必须把主体放置在其具体的存在场域中进行辨析，不能脱离存在场域对主体的状态做教条化的阐释。其次，维护女性主体性，不仅要警惕外部力量对女性主体性的压抑，同时，还应该领会到女性主体性是在与他者主体间共在的境遇中生成的。女性与男性主体间共在，就意味着女性既要自觉抵御男权文化的侵蚀，同时也应该在无男权文化压抑的时候自觉与男性共同承担存在，哪怕此一男性存在中渗透着命运带来的非存在的阴影。

本文首先在以上理论思考的基点上辨析《霜叶》在张婉卿形象塑造中的价值取向问题，其次，本文还将从恂少奶奶、恂少爷、钱良材等主要人物形象分析中多方位阐释该小说在思考个体生命存在方面的思想成就。

之所以把论述对象限定在张婉卿、恂少奶奶、恂少爷、钱良材这几个主要正面人物身上，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文学作品对个体生命存在主题的深度阐发一般发生在作家对之持有悲悯、关怀立场的人物身上。而在已完稿部分王伯申、赵守义都是完全反面的角色。作品尽管入木三分地刻画出这两个劣绅唯利是图但新旧有异的类型化特征，但并未深入去想象他们除谋利、满足淫欲之外的丰富内心世界。另外，本文认为《霜叶》的核心主题有两个。一个是关怀个体生命存在的状态，并追问其中的价值合理性问题；另一个是追问社会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并思索其中的价值合理性问题。由于茅盾1943年的《〈秋潦〉解题》⑩和1958年的《新版后记》⑨完全把小说的主题归为第二个主题，尽管该主题仍存在阐释空间，但就总体而言，这一社会历史宏大叙事主题在以往的研究中已经有相当充分的讨论；而第一个个体生命存在主题，尽管索罗金、是永骏的论述中已经涉及相关问题，但一直未得到正面阐释。索罗金认为，恂如、静英、恂少奶奶、黄和光，“他们大家都很不幸，而且每个人的不幸都不是因为自个儿的过错”。⑪是永骏认为：与《红楼梦》相似，“《霜叶》同样是在时不挽回的过程中描写出人生种种悲哀之境。……这一双凝视着悲哀的作家的眼睛，在对作家生存的时代充满着批判精神的认识与思索底下闪烁着宁静的光辉。”⑫这两位外国学者都格外推崇《霜叶》中作家凝视个体生命存在之不幸与悲哀的有情态度。这正提示我们不应忽略该小说社会历史宏大叙事之外的个体生命存在主题。此外，近年吴福辉、吴晓东、秦林芳均从不同角度指出，该小说的家庭生活题材书写在艺术成就上要居于其历史叙事之上。⑬本文认为，该小说在家庭题材、日常生活题材中所蕴含的思想深度，正在于其对个体生命存在的关怀与探问。本论文探讨该小说的个体生命存在主题，自然要分为关注主要人物在私人空间的所言所行所思，但也不应忽视主要人物介入社会历史宏大事件时的言行，只是在解读小说的社会历史想象时，主要落脚点是个体生命与社会历史的关联性，而非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

一、张婉卿形象：通过对非存在的自觉承担建构女性生命的崇高境界

在已完稿部分中，张婉卿这一熠熠生辉的女性形象主要在家庭伦理关系和家庭事务管理中展开。张婉卿对丈夫不离不弃是通过对非存在的自觉承担建构了女性生命的崇高境界，小说对张婉卿这一崇高生命境界的赞赏，成功地探索了一条传统女德经过扬弃而实现现代性转换的道路；而在主仆关系中，张婉卿的权威意识却违逆了平等的现代人道理念，小说在赞赏这一女性雄强特质时未免产生了回归封建等级意识的价值缺憾。

张婉卿以阳刚之气支撑自己和丈夫的人生，到底是颠覆男权传统还是屈从于男权传统的，关键要看其夫妻关系中的女性主体性状况。

首先，张婉卿婚姻生活中的缺失，固然完全由丈夫的生存境遇造成，但丈夫并没有伤害张婉卿的主观责任，而且，小说并没有在张婉卿对丈夫不离不弃这件事上建构任何男权教条，因而张婉卿选择与丈夫共命运并努力拯救丈夫就不是屈从于男权，而是在让渡女性的部分权益中成就了女性的崇高精神境界，并从建构女性崇高精神境界这一维度建构了女性主体性。

张婉卿的婚姻生活至少有两个方面的缺失，一是性爱方面的缺失，其婚姻有爱无性；二是关于未来的无望感，这由缺少子嗣、丈夫精神不振两大因素造成。这两种缺失都是由丈夫黄和光单方面造成的。黄和光有生理缺陷，以至于“严重到不能尽丈夫的天职”，⑭又因治病心切而陷入鸦片烟瘾不能自拔。黄和光肉体和精神上的萎顿显然不属于个体伦理道德上的自我放弃，亦非脾气性格上的自我放纵，而是人为先天因素或环境外力所困的难以摆脱的生命无奈。黄和光这种非由自己后天不努力而因人不可把握的命运偶然性所牵扯出的生命颓丧，正昭示了存在难以避免的不完满性。这种存在的不完满性作为一种境遇向亲人展开，由于其非主观故意性质，黄和光本人对张婉卿因与之共同承担存在而浸染上的生命悲凉，就没有应遭谴责的责任，因此，张婉卿对黄和光的呵护，就不是女性对男性的不合理纵容，而是生存强者对生存弱者的人道关爱，造就的就不是男权对女性的奴役，而是女性在牺牲自我时所产生的崇高的精神之美。《霜叶》不仅通过充分抒写黄和光的生存无奈，排除了男性人物压迫女性主体性的主观可能性；而且，在张婉卿婚姻体验的正面抒写中，也未曾建构任何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的男权话语，从而堵住了女性虽未屈从于具体男性人物却屈从于男权文化教条的可能。

这里，张婉卿牺牲自我去承担丈夫的生存之痛，与《北京人》中愫芳对曾文清长时间内盲目的爱不同。曾文清既无法割舍婚外的爱情又从没想过要结束无爱的婚姻，因性格软弱、无决断而造成表妹愫芳在大家庭中的尴尬处境。虽然他们俩之间“同气相通”的爱情从来没有语言上的承诺，但曾文清显然对愫芳的生存困境负有主观上不作为的责任。愫芳长时间内不去审视曾文清的这一责任缺失，那么其爱情执著中就难免包含着蒙昧、愚忠的色彩。

仅仅由于丈夫的生存陷入无法排除的困境中，便判断妻子只有放弃与丈夫共同承担命运、救出自己才是唯一合理的人生选择，这种价值评判内含着把主体能力乌托邦化和爱情婚姻关系乌托邦化这两种思维误区。把主体能力乌托邦化即把每一个人都预设为能够且必须完全承担自己人生的独立个体，未曾想到生命常常有个人所不能承受之重这一问题，忽视了命运的偶然性因素。把爱情婚姻关系乌托邦化，即把婚姻、爱情预设为没有缺陷的完美状态，因而不能承担有缺陷的婚姻爱情。这两种乌托邦设想都导致把人与人之间的合理关系，包括夫妻间的合理关系，推向完全原子式的、不互相承担命运缺陷的冷漠关系。这显然是对现代个人主义的误解。

其次，文本通过书写张婉卿悲凉与欢欣相交织的心境，直面了存在具有难以克服的不完满性问题，作品在理解女性真实生命痛苦的基础上赞美女性的奉献精神，便具备了尊重女性生命的根基，使得作品在肯定存在之勇气时避免了虚假崇高对生命的异化。张婉卿在婚姻中自觉与丈夫承担起富有缺陷的命运，其心境是悲凉与欢欣相交织。悲凉来自于她对自己与丈夫共有生命境遇的清醒认识。张婉卿与弟媳恂少奶奶谈心的时候说：“我心里有什么快活呢，不过天生我这副脾气，粗心大意，傻头傻脑，老不会担忧罢哩！……有时我想想，真是又好气又好笑：我算是干么的？又像坐关和尚，又像玩猴子戏！可是坐关和尚还巴望成佛，玩猴子戏的，巴望看客叫好，多给几文，我呢，我巴望什么？想想真叫人灰心。”⑮体验这种灰心无望感，说明人物张婉卿以及隐含作者茅盾对生命遭非本真存在阴影侵袭的沉重感有深切的认知。这为张婉卿自觉承担悲凉命运之勇奠定了生命自觉的根基，割断了以虚假的未来希望自欺而异化当下生命的路径。深夜，“和光再睁起眼来，婉小姐已经偎在他身旁，满脸的温柔，满脸的慈祥，凝眸看着他，宛然是一个母亲在看护她的病中的小宝宝。”⑯体会到生存境遇的悲凉而用母性情怀去庇护对命运无能为力的丈夫，正是人自觉用自己内在的精神力量去抵抗非本真存在的侵袭，并且把这种守护生命本真存在的勇气向亲人浸渗，使得生命摆脱非本真存在阴影的可能性向亲人生成。

显然，茅盾以赞赏的态度塑造张婉卿的形象时未曾走向《虹》、《寒夜》中的个性主义思想路径，但却也并没有非此即彼地就回归到压抑女性的男权伦理道德。这种女性庇护男性的母性情怀，与强调女性以家庭为重的传统伦理有一脉相承之处，但因为已经剔除了传统伦理中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的男权内涵，因而正代表了传统伦理经过扬弃而成功地实现现代性转换的方向。男性隐含作者在赞美女性庇护男性的母性情怀中，肯定女性自我献身的崇高情怀，固然不能排除其动机中包含着对男性这一个性别群体生命软弱一面的领会，包含着男性渴望被拯救的需求，但也因这一种男性期待并未压制女性主体性，因而仍然因其关爱了生命存在的脆弱、维护了人类的崇高精神追求而值得肯定。理解男性的生命软弱，也是建构男女两性主体间共在关系的重要内容。

对存在的不完满性到底应该承担还是应该拒绝并不能一概而论，而是应该依据其性质进行具体分析。也许，由客观因素造成的存在的不完满性，是人应该承担的命运；而由主观因素造成的存在的不完满性，是人应该反抗的命运，虽然生成存在之不完满性的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有时可能是合一、混杂的。人性总是不完满的，因而守护本真存在便要警惕人性无可避免的缺陷对存在的侵袭。当然，现代伦理在理解人性不完满性这一命题时，分外强调必须把自我与他人放在平等的位置上来审视，否则便有可能膨胀自我，造成主体的霸权、造成人与人之间的等级观念。

张婉卿的性格建构，最重要的一维是她如何处理夫妻关系；此外，她在管理家庭事务中与其他家庭成员、与仆人之间的关系也不容忽视。张婉卿在家庭中的权威性，并未对丈夫、兄弟构成压制，只是形成庇护，因而作品在赞赏张婉卿对亲人的权威性时守住了不建构主体霸权的边界。但作品在赞赏张婉卿对仆人的权威性时却未免走向对主体霸权的认同。男仆阿寿和女仆阿巧在婉卿面前总是“惶恐”的。张婉卿对男女仆人的威慑力，并不仅仅就事论事地指向仆人的某一具体过错或具体性格缺陷，并不包含对这一现代理念的领会：自己和仆人一样，都必然是有人性缺陷的人格平等的个体。其权威意识主要是依据主仆的身份不同、阶层不同而由主人发出的对仆人心理上、人格上的整体控制力。“婉卿的爱是有亲疏远近上下尊卑的前提的”⑰。这样，小说在此实际上就把抵御人性之不完满性对存在的侵害这一命题阐释成是主人对仆人的全面操控，从而损害了作品的思想性。张扬权威意识、等级观念，《霜叶》不仅由此显出了与“左”翼文学推崇阶级反抗意识之间的距离，而且也违逆了人与人之间平等的现代人道理念，走向对封建等级观念的承袭。

二、恂少奶奶形象：对女性存在境遇的理解与曲解

存在的非本真性可能由生命本体带来，可能由同样是自我无法操纵的生存境遇造成，也可能由自我应该对之承担责任的性格缺陷造成。《霜叶》文本的性别话语建构中还存在这样的现象：时而能理解女性被抛入境遇性人生困局时所产生的无奈心情，从而体现出关怀生命、理解人性的深度；时而却将造成存在之不完满性的境遇性因素阐释成性格缺陷因素，从而形成对不幸女性的贬抑。这主要体现在恂少奶奶的形象塑造上。恂少奶奶宝珠和恂少爷张恂如是由包办婚姻造成的一对无爱的夫妻。恂少爷一直暗中爱着出色的表妹许静英，恂少奶奶对此惴惴不安，却又不敢对家人点破。叙述者及隐含作者对恂少奶奶这种由境遇造成的不幸取一种矛盾、分裂的态度。

隐含作者尽管理解恂少爷因无爱而对恂少奶奶的言行感到厌烦的心情，但同时也在部分场景描写中理解了恂少奶奶惧怕丈夫出轨、想挽回夫妻关系的忧惧心情，由此，文本在恂少爷、恂少奶奶各自苦恼的理解中形成复调性，在对无爱丈夫、失爱妻子各自境遇的悲悯中体现了其人性理解的深度。对恂少奶奶生存境遇的理解，体现为对恂少奶奶言行的直接描写和他人对恂少奶奶的侧面感想两方面。首先，小说有三处集中直接描写了恂少奶奶的言行。一处是她规劝晚归迟起的恂少爷，一处是她欲言又止地与大姑子张婉卿聊天、谈论恂少爷的婚外情问题，还有一处是她告诉恂少爷老太太要给许静英做媒的事。她的话语原貌直接表现出她的处境和心态：虽知道丈夫钟情于其他女子，但仍然想守住婚姻，却在实际上又无可奈何、改变不了局面；虽然对丈夫“遇事规劝而且又不厌琐屑”⑱惹得丈夫更厌烦，但其实不过是在尽妻子的责任，对人并没有什么凶言恶语或者什么坏心思。总之，这三处直接的语言描写，有力地说明了她的生存境遇是无奈的、她的心境是有点焦虑的，而她的品性是善良的。其次，小说在侧面描写中能体谅恂少奶奶人生无奈的，主要是恂少爷的一处感想。当恂少爷见到女儿小引天真的笑容时不禁在苦笑中想到：“三年前他第一次向命运低头而接受了家里人给他安排好的生活模子的时候，也曾以现在这样冷漠的心情去接待同样天真的笑。而今这笑只能在小引脸上看到了，但这是谁的过失呢？当然不是自己，亦未必是她。”⑲在恂如的回忆中，恂少奶奶三年前有着“天真的笑”，但现在却没有了。这个叙述显然对恂少奶奶在三年不幸福婚姻生活中所经受的精神折磨有深切的悲悯，同时也交待了他们婚姻不美满的根本原因是包办——恂少爷一开始便是以“冷漠的心情”对待恂少奶奶的“天真的笑”，而不是在婚姻生活中恂少奶奶有什么让恂少爷不能忍受的性格缺陷。

但在写到大姑子张婉卿及祖母老太太、婆婆张太太对恂少奶奶的批评中，隐含作者却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她们的话语霸权，从而对不幸女性形成不合理的贬抑。张婉卿对恂少奶奶的不合理评价有两处。第一处是恂少奶奶告诉张婉卿说恂如“整天没精打采的是为了一个女的”⑳时，张婉卿却“相信恂如的确是没有外遇的”，便规劝恂少奶奶“不要多疑”，而“恂少奶奶只是听着，一声不出。但是只看她那似笑非笑的神气，就知道婉小姐那一番话，她是东耳朵进，西耳朵出。婉小姐想到：硬是不肯把人家的话语心平气和想一想，难怪恂如和她搞不好。”㉑婉卿的这番心思显然对恂少奶奶不公平，因为事实上恂少爷确实一直爱着表妹许静英，张婉卿规劝恂少奶奶“不要多疑”的话显然不得要领，恂少奶奶听不进这种单方面偏袒自己兄弟的话实在没有什么不合理的，而且张婉卿在这里把恂如夫妻关系不好的原因归咎于恂少奶奶听不进别人的规劝更是不合事实。第二处是张婉卿在洞悉恂如对许静英的深情后，对恂如亲切地说：“宝珠这人，也是教不乖的。少见多怪，一点儿眉毛大的事儿，就疑神疑鬼似的！”㉒更是明显偏袒有婚外情的弟弟，而对因为丈夫有婚外情而陷入精神痛苦的女性不仅缺少理解，而且还给予了明显不合理的贬抑。而隐含作者及叙述者完全站在张婉卿的立场上，对张婉卿流露出明显喜爱的态度，而对张婉卿的不公没有任何批评，因而作品也就存在这样的价值缺失：在话语层面上把女性由境遇造成的生存之不完满性阐释成了由主观因素造成的生存之不完满性，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把原本也应该和恂少爷一样受到理解、同情的恂少奶奶变成了被贬抑的对象。在评价恂少爷和恂少奶奶的关系时，张婉卿的是非观不是基于公理而是基于亲疏——弟弟比弟媳妇更亲，因此无论如何都是弟弟对、弟媳妇错。张家的婆婆、祖母也都持这种袒护自家骨肉、贬抑媳妇的立场。

三、张恂如形象：探问存在的不完满性中境遇因素与性格因素相交织的状态

《霜叶》中，隐含作者的男性立场显然影响了作品对男性人物与女性人物的想象。在塑造女性人物形象时，隐含作者更多地从能否承担或抵抗非存在中建构生命境界的立场出发品藻女性人物，并作出清晰的价值判断，从男性立场上表达了作家对女性的生命期待。在塑造张——钱——黄这一家族的男性人物时，作家并不急于作出清晰的道德判断，而是更着重于探究本真存在与非本真存在相互渗透的状态，探究存在的不完满性中境遇因素与性格因素相互交织的状况。

与王伯申、赵守义等地方劣绅相比，张恂如、黄和光、钱良材显然是隐含作者以温馨笔触进行塑造的男性人物。作者通过抒写张恂如、黄和光这两个弱质而又不乏美好品质男性的生命状况，探究了其生命状态中境遇因素与性格因素互相渗透、互相牵制的情形。

张恂如的生命被非本真存在的阴影所笼罩，其境遇因素与性格因素相交织。这体现在家庭关系和恋爱关系两个方面。在家庭中，无爱的婚姻让张恂如觉得人生如坐监牢，“日长如年，他这份身心却没个地方安置”，㉓他整日心情无聊烦躁，因而无聊烦躁这种不完满的生命状态便是由生存境遇造成的。同时，作品又在生动的心理描写中刻画出他的无聊烦躁中所含的任性成分，从而揭示出这种无聊烦躁状态中实际上还包含着主体自身的性格缺陷。恂如在日常的家庭生活中一直扮演拒绝承担家庭责任、拒绝成长的任性大男孩角色。这典型地体现在两件事上，一件事是以恶作剧的心态与妻子、母亲、祖母等捉迷藏。姑太太来做客，他对姑太太并无反感，但因心情烦闷，就决定躲出去，“再让他们找一天罢”。㉔另一件事是变动屋内的家具布局。恂如没有认真对待家庭的其他任何事务，包括店里的生意，唯一认真做的一件事就是变动屋里的家具布局。这在具体文本语境中并没有产生任何变革的深意，其意义仅止于顽皮大男孩的刻意捣乱和情绪宣泄。这样，小说就揭示出，缺乏爱情的婚姻使张恂如心情烦闷、使他的生命蒙上非本真存在的阴影，但他因烦闷拒绝承担责任、以烦躁的态度对待他人又是他的性格缺陷，作品由此展现了存在的不完满性的外在境遇因素与内在性格因素相互交织的状态，隐含作者对张恂如的态度也是理解悲悯与批评审视相结合。

无法忘却而又难以直面真挚的爱情，是张恂如的另一人生困境。个人生活层面上执着于纯洁的爱情，与社会公共生活层面上不同流合污，共同构成张恂如生命中良善的道德基调，因而张恂如是隐含作者喜爱的人物。但同时，作品也写出了境遇因素与性格因素共同构成张恂如爱情困局的状况。张恂如与表妹许静英暗中倾心多年，真挚的爱情是恂如生命中的诗意追求。隐含作者在深切同情张恂如为包办婚姻这一境遇所阻隔的爱情之痛时，对他“总是被生活拖着走”㉕的“优柔”㉖的性格因素也有所批评。张恂如确实“有点像《北京人》中的曾文清”，㉗只是茅盾多从内视点写张恂如陷入婚恋困局中的烦闷性情，因而对他是同情理解大于批判否定；而曹禺借曾文清形象思考人应该如何对自己和他人负责、探究传统文化的更新问题，怒其不争的心情十分急切，因而是批判否定大于同情理解。

总之，《霜叶》在张恂如婚姻爱情困境的描写中，既深切理解他为包办婚姻所困的情感痛苦，从而写出了存在的不完满性侵蚀生命的无奈；同时又写出了这一存在不完满性中境遇性因素与个性因素相交织的复杂局面，在对人物的深切同情中倾注了人性批评的立场。

四、钱良材形象：追寻历史理性，并探问存在的本体性问题

钱良材是隐含作者心目中理想的男性形象，作家既正面书写他在社会实践中所表现出的理想品格；又通过他对生命的思考来追问存在不完满的特质及其成因，赋予他追问存在本体的思想者品格。作品由此既昭示了一条个体生命在中国社会变动这一复杂机缘中探寻历史理性、守护本真存在的路径，又展示了对个体生命存在的不自由性、孤独性这些生命本体问题的深沉思考。

社会公共生活方面，作品着重写钱良材以对话的方式与劣绅斗争、以守法和牺牲自我利益的方式为公众谋利益，赋予他理想者兼行动者的特质。钱良材坚守良知与理性原则的立场蕴含着自由主义政治的特色。夏志清认为该小说的主题之一为“追溯自由理想主义者与传统的封建主义者的冲突”。㉘这“自由理想主义者”的角色当指钱良材这个有“托尔斯泰”㉙特色的青年绅士，只是钱良材这个“自由理想主义者”的斗争对象不仅有夏志清所指的“传统的封建主义者”赵守义，还有唯利是图的新兴的民族资本家王伯申。作品否定暴力斗争的立场，显然不同于《子夜》赞赏双桥镇农民暴动的立场；否定暴力斗争的理由，也不同于《蚀》三部曲之二《动摇》中惊惧于群众骚动中的非理性因素。这展示了这一时期茅盾关于社会变革方面与阶级斗争思路不同的另一种现代设想。尽管社会劣绅难以战胜，但钱良材的自由理想主义精神并没有因此而退减，作品由此显示出现实主义的冷峻风格与理想主义的浪漫激情并存的特质。

真正让钱良材感到无解的则是个人存在的哲理性问题。作品赋予钱良材探问生命存在本体的思想者品格。这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方面是思考个体生命不自由问题。夜晚与张恂如畅谈，钱良材问道：“我们为人一世，忙忙碌碌，喜怒哀乐，究竟为了什么？究竟为了谁？”㉚“在五伦的圈子里，你又哪里有一个自由自在的自己？”这种无解的质疑并非指向伦理道德的批判，而是在体认生命本体不自由的基础上追问生命的意义。第二方面是关于婚姻问题，钱良材思考了男女情感会不断变动的哲理问题。尽管他认为“静英何尝不是个出色的女子，”㉛但他还是拒绝了外祖母的提亲，原因是他还在思考这样一个抽象的问题：“好的上边还有更好的，要是你又遇到了一个更好的，你又打算怎样？”㉜作者不仅赋予他追求心灵共鸣爱情的真淳品格，而且还赋予他思考爱情哲理的思想者品格。第三方面是钱良材思考了至爱亲人之间的心灵隔膜问题，从而使得作品具备了追问生命存在难以逃避的孤独性问题的思想深度。他深夜看亡妻的照片，“却觉得她的眉目之间含有无限的幽怨”，㉝“他待夫人不坏，然而直到夫人死了，他才知道夫人心中的抑塞悲哀；他们何尝不‘相敬如宾’，然而他们各人的心各有一个世界；他整天沉酣于自己的所谓大志，而这，他自信将给别人幸福的，然而他的最亲近的人，他的嗣母，他的夫人，却担着忧虑，挨着寂寞，他竟还不甚感觉！”㉞这表达了作者对生命的敏感，也体现了作者对个体生命间的隔膜这一存在本体带来的无可避免的不完满性的感叹。第四方面，作者还借钱良材的思索探问了存在之不完满性的成因。钱良材看母亲的照片，觉得她“似乎在说：因为我对什么都满意，所以世界上也没有不满于我的，良材忽然感动得几乎掉下眼泪。‘可是我又不可能完全像我母亲，’他惘然想到，‘而且我的夫人虽然处境和母亲相仿，她不能学母亲那样一无所求，恬然自适。这又是什么缘故呢？’”㉟这里，钱良材对自己及夫人不似母亲的追问中，似乎把存在的不完满性归之于各人不同的性格，然而在“这又是什么缘故呢”的追问中，显然又包含着性格决定于什么这个问题的思考，这就是说性格本身的形成也并不能完全排除先天因素的规约。这样，作者对生命不完满性探问的答案再次显出境遇外因与性格内因相互构成的特色。钱良材的这些思考显然已经超越了道德评价的层面，而探问到了生命存在的根底。这些无解的问题使得作品由此呈现出穿越历史与道德层面而思索生命存在本体的思想品质。

社会公共生活领域的理想主义者特质与夜深人静时思考生命本体问题时的思想者品格相结合，钱良材的形象兼具开朗与幽邃双重气质，显得较为立体。

小 结

本文主要针对《霜叶》追问个体生命存在这一未曾受到应有关注的主题展开阐释，认为其深度在于直面了这个问题：个体生命存在必然具有不完满性，它或由境遇生成、或由个性造成、或由生命本体带来。小说以此为基点展开了两个层次的追问：第一个层次是在道德的层面上关怀个体生命的脆弱、探究存在的勇气问题。第二个层次是在超越道德、历史的层面上追问生命的本体性问题。在道德追问层面上，作品赞赏张婉卿与丈夫共同承担非存在的阴影而建构出女性生命的崇高境界，赞赏钱良材在介入社会公共生活时坚守良知与理性、拒绝暴力的现代性追求，悲悯张恂如、黄和光、恂少奶奶、徐淑贞、朱克成等人陷入生命境遇性困局中的生存之痛，也对恂如等人的性格缺陷有所批评。作品仔细辨析存在之不完满性的境遇性因素与性格因素，因而在价值尺度上将对生命之脆弱的悲悯与道德之良善追求结合起来，构成错落的思想层次。但作品有时也未免因认同价值立场上的亲疏有别态度而形成这两个微瑕：一是混淆了存在之不完满性的境遇性因素和性格因素，从而对不幸女性如恂少奶奶进行了不合理贬抑；二是对违反人人平等原则的封建等级话语缺少反思，从而偏袒了以威权震慑仆人的张婉卿。作品对生命本体性问题的追问主要落实在钱良材的哲理思考上。通过探问个体生命不自由、现代人的孤独隔膜等问题，作品获得了形而上的思想深度。

《霜叶》作为一个精美的残篇，其思想内涵十分丰富。对一些次要人物生命状态的探问也十分独到、深刻。如老绅士朱行健正直善良却忽视女儿的婚恋需求，其性格“不惟突出纸上，就是他的谈吐，也恰如其分，铿然有声”㊱。青年女子徐淑贞被贪财的哥哥嫁给财主的疯儿子。这个形象可谓是一年后张爱玲创作的《金锁记》中曹七巧的前身。作品亦入木三分地揭示出其悲苦幽怨而又不失刚强温情的丰富内心世界。

【注释】

①该小说的前九章登载于1942年8月至11月《文艺阵地》第7卷第1期至第4期，第十至十四章登载于1943年1月至6月重庆《时事新报·青光》第1期至第29期。本文论述对象限于小说第一至第十四章这已完稿部分，不涉及仅以梗概和大纲形式呈现的续稿。本文所引均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1版的《茅盾全集》第6卷。

②孙中田：《〈霜叶红似二月花〉与40年代小说》，《东北师大学报》1996年第5期，第63页。

③[日]竹内实：《日文版〈霜叶红似二月花〉介绍》，劲松译，原载东京大学文学研究室编《中国的名著》，东京劲草书房1961年版，引自李岫编《茅盾研究在国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52页。

④[日]是永骏：《中国现代小说的结构与文体》，《茅盾研究》编辑部编《茅盾研究》第2卷，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年版，第324页。

⑤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34页。本书“第十章茅盾”由吴福辉负责修订，本段引文为修订本增加的内容。

⑥孙中田：《〈霜叶红似二月花〉与40年代小说》，《东北师大学报》1996年第5期，第64页。

⑦韩素梅：《霜叶红于二月花——评茅盾小说〈霜叶红似二月花〉》，《广西师院学报》2001年4月第22卷第2期，第58页。

⑧何希凡：《〈霜叶红似二月花〉与茅盾的矛盾》，《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4期，第184页。

⑨茅盾：《〈秋潦〉解题》，原载于1943年1月22日重庆《时事新报·青光》，收入《茅盾全集》第6卷，第245-246页。

⑩茅盾：《新版后记》，原附于1958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第1版的《茅盾文集·第6卷》，收入《茅盾全集》第6卷，第247-251页。

⑪[苏]索罗金：《论〈霜叶红似二月花〉》，曹万生译，李岫编：《茅盾研究在国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46页。

⑫[日]是永骏：《中国现代小说的结构与文体》，《茅盾研究》编辑部编：《茅盾研究·第2卷》，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年版，第324页。

⑬参看吴福辉《且换一种眼光》，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吴晓东：《在经验和理念的张力之间——以茅盾的〈霜叶红似二月花〉为中心》，中国茅盾研究会编《茅盾研究·第七届年会论文集》，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秦林芳：《历史转型期的文化思想——〈霜叶红似二月花〉思想意蕴新探》，中国茅盾研究会编《茅盾研究·第七届年会论文集》，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

⑭茅盾：《霜叶红似二月花》，《茅盾全集》第 6 卷，第 65 页。

⑮茅盾：《霜叶红似二月花》，《茅盾全集》第 6 卷，第 48 页。

⑯茅盾：《霜叶红似二月花》，《茅盾全集》第 6 卷，第 71 页。

⑰韩素梅：《霜叶红于二月花——评茅盾小说〈霜叶红似二月花〉》，《广西师院学报》，2001年4月第22卷第2期，第58页。

⑱茅盾：《霜叶红似二月花》，《茅盾全集》第 6 卷，第 5 页。

⑲茅盾：《霜叶红似二月花》，《茅盾全集》第 6 卷，第 8 页。

⑳茅盾：《霜叶红似二月花》，《茅盾全集》第 6 卷，第 52 页。

㉑茅盾：《霜叶红似二月花》，《茅盾全集》第 6 卷，第 53 页。

㉒茅盾：《霜叶红似二月花》，《茅盾全集》第 6 卷，第 110 页。

㉓茅盾：《霜叶红似二月花》，《茅盾全集》第 6 卷，第 25 页。

㉔茅盾：《霜叶红似二月花》，《茅盾全集》第 6 卷，第 7 页。

㉕王晓明：《惊涛骇浪里的自救之舟——论茅盾的小说创作》，王晓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第2卷，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第295页。

㉖茅盾：《霜叶红似二月花》，《茅盾全集》第 6 卷，第 116 页。

㉗李长之：《〈霜叶红似二月花〉》，原载1944年6月15日《时与潮文艺》3卷4期，转引自唐金海、孔海珠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茅盾专集》第2卷下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32页。

㉘[美]夏志清著，刘绍铭等译：《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1页。

㉙胡仲持指出：“良材有些受到托尔斯泰的影响。”见王由、政之记录：《〈霜叶红似二月花〉第一部座谈记录》，原载1944年2月1日《自学》第2卷第1期（总十期），转引自唐金海、孔海珠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茅盾专集》第2卷下册，第1323页。

㉚茅盾：《霜叶红似二月花》，《茅盾全集》第 6 卷，第 165 页。

㉛茅盾：《霜叶红似二月花》，《茅盾全集》第 6 卷，第 157 页。

㉜茅盾：《霜叶红似二月花》，《茅盾全集》第 6 卷，第 164 页。

㉝茅盾：《霜叶红似二月花》，《茅盾全集》第 6 卷，第 204 页。

㉞茅盾：《霜叶红似二月花》，《茅盾全集》第 6 卷，第 205 页。

㉟茅盾：《霜叶红似二月花》，《茅盾全集》第 6 卷，第 209 页。

㊱李长之：《〈霜叶红似二月花〉》，原载1944年6月15日《时与潮文艺》3卷4期，转引自唐金海、孔海珠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茅盾专集》第2卷下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