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人生 血泪文字——编余琐忆：从维熙印象

徐兆淮

在我从上世纪70年代末至新世纪初，在《钟山》杂志社从事文学编辑工作期间，曾有幸结识过一批颇有才华又活跃于新时期的“右派”作家朋友，并与他们有些书信和稿件往来。其中，有些人我读中学时即知其名，大学时又读过他们一些“获罪”的代表作品。如王蒙和他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刘绍棠和他的《青枝绿叶》，刘宾雁和他的《本报内部消息》、《在桥梁工地上》。而另一些“右派”作家，或者知其名，并未读过他们的作品，如邵燕祥、邓友梅，或既不知其名，更未读过他们的作品。如从维熙、李国文、林希、柳萌等人。而张贤亮则属于见过面约过稿，却无缘拿到他的稿件的作家。

根据我的办刊经验，我以为，作家与期刊之间的稿约，似乎也有一种特殊的缘分。上世纪新时期之初，我是读到被称为开“大墙文学”之先的那篇《大墙下的红玉兰》，得知从维熙其人其文的。不过，当我欲要去京拜访从维熙时，未料想却发生了一件让他颇为恼火的事情：创办《钟山》杂志社的江苏人民出版社辑集出版一本全国短篇小说年度选本时，未能事先征得作者同意就擅自收录了一篇从维熙的短篇。从维熙当即写信表示强烈义愤。得知此事时，我即通过刚参加完《钟山》举办的太湖笔会的刘绍棠向从致歉，并随即补寄了稿费。此令人不快的事才得以及时地平息。当时我即觉得，从维熙是位颇有个性、为人直率的作家。

《大墙下的红玉兰》的发表，为从维熙赢得了较高声誉，也吸引了全国文学期刊编辑们的目光。大约在1980年前后，我赴京组稿，专门找到东四附近一条叫做魏家胡同的小巷，对从维熙作家庭拜访。记得那段时日里，一些发配外地劳改的“右派”作家们，大都已陆续返京。刘绍棠回到府右街那单门独院的宅第里，王蒙则从新疆伊犁回京，暂时住在一所招待所里栖身，而从维熙则住在一小平房内，房间大约只有十多平方米，家中还有老母亲盘坐在炕上，儿子似乎在一所大学里学雕塑不住家。足见家中的局促狭小，真不知从维熙怎样在这样的环境里写下那些中短篇小说的。

只要是熟悉新时期文学史的人，大约都知道，一批富有才华又长期遭受磨难的“右派”作家们，一旦获得平反的创作条件之后，他们如同火山迸发般的创造力，使他们很快就成为“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主力军，而从维熙又是其中特别活跃、个性尤为突出的作家之一。而当时刚刚创办的《钟山》只不过是一家省级地方刊物，影响远不如《十月》、《收获》、《人民文学》等名刊，因而，我向从维熙、王蒙和刘绍棠这样知名度的作家组稿时，便需要特别的热忱、耐心和韧性，还有适当的方式，才能获得他们的信任，并进而为《钟山》撰稿。

准确地说，如果撇开组稿的两三年，从维熙与《钟山》的合作，开始于1984年第2期，《钟山》以“作家之窗”专栏的方式，推出从维熙中篇《春之潮汐》的同时，还发表了他的创作谈《要认识你自己》，此外还同期发出了陈辽先生的评论《从维熙论》。从1980年前后的组稿，到2000年从维熙为《钟山》“凡人素描”专栏撰稿，我们的友好合作长达20年左右。

尽管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从维熙就已创作出版了两本短篇小说集和一本长篇小说，被视为“荷花淀派”的文学传人。但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各种生活磨难和挫折之后，1980年他重新拿起笔时，他已不可能再有田园牧歌式的情趣，因而正如他在创作谈中所说：他现在要寻找和认识的文学作品，乃是“力图通过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的命运，来揭示我们国家所走过的一条泥泞道路”，和知识分子所经历的苦难历程。如写十年内乱的中篇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及发表在《钟山》上的中篇新作《春之潮汐》，还有随后发表的《第十个弹孔》，便都浸满了“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思潮的色彩，且都产生了轰动性效应。

按照《钟山》“作家之窗”专栏的体例，除发表作家新作和创作谈、作品目录、作家小传之外，《钟山》还特请省内资深评论家陈辽先生撰写了《从维熙论》。评论从分析从维熙几十年创作经历和有影响的作品入手，充分肯定了“从维熙以其置身社会最下层的丰富的生活体验为基础，以其对新中国历史命运的深入思考作指导，卓有成效地参加了我国前一时期的现实主义历史的写作工作”。从而在现实与历史的层面、思想与艺术的层面，对从维熙的创作作了中肯准确的评价，并赢得从维熙的首肯。

从维熙与《钟山》的友好合作从“作家之窗”专栏开始，之后的十几年来，他先后主动来信大约三、四次。这些来信来稿不仅显现出了作者为人为文的情怀，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作家独特的创作风貌，展示了从维熙在一代“右派”作家中特殊的文学地位和价值。

时隔三四年之后，1988年10月12日，从维熙在给我的来信中，热情地推荐了一篇纪实体小说《方城门》。作者张沪乃是与从维熙一道打成“右派”一同被发配到山西劳改农场，共同经历生死磨难的前妻。《方城门》以血泪文字记录的，正是“文革”中这对患难的“右派”夫妻在同一所劳改农场里所经历的惨绝人寰的悲惨情景：妻子不堪凌辱，宁愿喝农药自杀，丈夫闻讯非但无法施救，反倒被拷、批斗，真个是陷入了求生不得求死无门的人生苦难之中。新时期以来，我曾读过不少令人心痛的“伤痕文学”，可极少读过从维熙夫妇如此令人心碎又让人沉思的作品。

读着这组“女囚系列小说”，连同从维熙的“大墙文学”，不能不使人体味到新时期初期“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某些特征：真实地展示“文革”中人们身心所遭受到的严重摧残和伤害，深沉反思酿成这一幕幕人间惨剧的社会原因，并进而为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国策而发出强烈的呼唤和呐喊。

读着从维熙夫妇的这些纪实体小说，我不由地想起阿尔·托尔斯泰的描写知识分子的《苦难的历程》三部曲里的那段名言：知识分子在咸水里泡三次、盐水里煮三次之后，方能成为革命者。读罢稿件，我遂决定，将《方城门》安排刊发于《钟山》1988年第6期头条。并在要目简介里推荐道：你想知道非常岁月里一个女政治囚犯自杀后的真实感知吗？请读读此作吧！

继从维熙的中篇《春之潮汐》和张沪的《方城门》之后，维熙又曾经想把他后期的力作、纪实体长篇小说《走向混沌》也交《钟山》发表，可惜当时因正决定发表另一作家的长篇新作而未能接纳。事后想来，我仍不免有后悔莫及之慨。事实上，从维熙的这些作品不仅是汇入伤痕和反思文学大潮的代表作品，而且也集中体现了从维熙在这一文学大潮中的鲜明特色和显著位置。从而使得从维熙的创作有别于同时期其他“右派”作家的作品，显示出自己的独特色彩和风格。

新时期文学主潮中的一批“右派”作家，原是个性各异、才华卓绝的作家群体。王蒙的智慧灵动，刘绍棠的乡土风味，张贤亮的浪漫飞扬，李国文的博识深思，都显示出各自的创作个性与艺术特色，而从维熙借助《大墙下的红玉兰》、《北国草》、《走向混沌》的创作，却体现出鲜明的灾难意识和纪实文体的感人魅力，对历史悲剧的反思具有沉郁的悲剧美和震撼人心的力量。在新时期的文学画廊中，甚至在新时期文学史里，从维熙创作所涉及的文学题材，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显然都占有不可或缺的一页，兴许这也是曾经责编过从维熙小说的新时期文学编辑们的共同体会。

继《方城门》之后，从维熙又先后给《钟山》和我寄来两封信和两篇稿件。一篇是悼念96年逝世的文坛元老陈荒煤先生的。从在信里写道：他和冯牧是新时期文学的主帅，对许多作家有过帮助。其功是其他文艺领导无法取代的。写此文章，完全是感情和良知使然。可见，从维熙对新时期文学是充满感情的，对新时期文学的领导人是十分怀念的。其实，在从维熙写完《走向混沌》等纪实性自传性小说文体之后，近几年来他所致力写的散文里（如2010年9月发表的《自读和忏悔》），就充分表达了对“反右”运动中积极整人，“文革”后首先“自读”和“忏悔”的老一代文艺界领导人（如周扬、华君武和张光年）的谅解与尊敬，对“永无忏悔”者的愤懑与不满。这些晚期散文也充分展现了从维熙的良知与胸怀，颇值得人们一读。

对待“反右”运动中蒙难的“右派”作家，我一向抱着尊重与理解的态度；对于像从维熙这样经历过劳役般苦难历程的知识分子，我尤其敬佩不已。2000年，我主持筹办反映普通大众民生疾苦的“凡人素描”专栏时，再次想到了长期沉浸在生活最底层的从维熙。我致信他不久，即收到了他的来信来稿。信中他诚挚地写道：“从南京飘来的几个字，我竟久久地凝视了好一会，大概是‘心有灵犀’之故吧”，随信他寄来一篇状写劳改“右派”浪人王臻传奇经历的一篇短文《不死鸟》，并附寄来王臻小照一帧。他当时正忙于写一长卷，竟忙中抽空，特地及时为我为《钟山》赶写了此稿寄我，这不仅表现了这位著名作家对凡人小事的关注与情感，也体现了他与期刊与编辑的真诚友情。

从维熙的几次来信来稿，让我读懂了这饱尝人间苦难的作家，对生活的热爱，对苦难的沉思；与维熙的几次接触又让我明白，这位屡遭挫折的作家对友情的珍惜，对底层人士的关切是那么真挚深沉。

是的，一个忧国忧民的作家，他的心里，不可能没有对假丑恶的憎恨，也不可能没有对人民大众的热爱。可以说，从维熙夫妇的苦难人生，在他们的笔下，全部化成了血泪文字。因而，这文字也便显得特别珍贵，特别沉重。

近几年来，我分明能感受到，年事渐高之后，从维熙似乎已经很少再写小说，再到处参加文学活动了。他正在以直接抒发心灵的散文文体，将自己在苦难人生中获得的生活感悟记录下来。他仍在用手中的笔墨表达着对国家对人民的爱，也宣扬着人类的民族的忏悔精神。这说明老去的维熙并没有忘记自己的职责，仍然用笔墨、心灵坚守着自己的文学信念和人生信念。

自打退休之后，又有多年没见到这位文学老人了，而我手头偏又没有与他的合影照。但我仍然偏执地相信，我们都会长久地珍惜当年作家与编辑友情合作的日子。记得上世纪末，一次我去京团结湖从维熙家中拜访，他曾当着自己新婚妻子的面笑说道：“我现在是南京的女婿了！”果然，前两年这位南京女婿来宁省亲，我们竟有幸欢聚在江苏某宾馆，同坐者还有陈辽先生。一晃之间，时光又逝去了两年，如今我们只能将彼此的思念，永远地存放在心中，记录在文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