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平等交流中求同存异，在理解对话中追求创新——汤一介、乐黛云教授访谈录

○两位都有丰富的跨文化交流经历，请问你们如何看待中国人文学科的国际影响力呢？

◎乐黛云：国外比较关注的是中国的古代文化，如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宋明理学等。西方人研究中国的文化，希望了解中国学者是如何看待自己的文化的，所以对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历史、文学的学者很看重。

然而，中国当代人文学科的新成果受到的关注比较少，国际上对中国当代文史哲学者所做的事情了解得很少、评价也不高。他们甚至认为，当代中国的学术研究都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的，而马克思主义首先是欧洲的产物，中国是从苏联学来的，新的成果都是在此指导下取得的，因此，跳不出这个框架。另一方面，我们对马克思的研究又不够深入，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前沿并不很了解。比如，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有哪些新看法，产生了哪些新认识，接受了什么，扬弃了什么，我们对此都没有认真研究，缺乏深入了解。这些都导致了国际学术界对中国人文学科现状的重视不够。

相反，对于当代的中国文史哲研究，国外对长期旅居国外的中国学者的成果更为认可。比如现代文学，国际上比较认可的是李欧梵、王德威、夏志清等，他们很早就到国外去了。西方人认为他们的成果与西方的观点比较一致，比较能够理解和接受。在中国，他们也比较被看重。由于他们兼具中西方的背景，可以从不同的文化视角来进行中国文史哲研究，所以会有新的看法，不会是完全守旧的，有些新的看法还是应该被尊重的。

可是，如果我们自己也觉得只有外来的和尚会念经，中国人自己做不出什么好的东西，这就很不正常了。现在，无论是我们所产出的研究成果还是我们的自信，都还非常不够，以至于撒切尔夫人说：“中国不可能成为超级大国，因为中国没有那种可以用来推进自己的权力，进而削弱我们西方国家的具有 ‘传染性’的学说。今天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这种情形是很不乐观的。真正地走出去，并不是我们大声齐呼要走出去，或者拿很多钱去印书、去出版作品，而是如何使我们的学说、我们的思想对外国人有吸引力。

○您认为当代中国人文学科的国际影响力不够，主要原因是研究成果的质量不高，是这样吗？

◎汤一介：对，我们做得不够，研究得不够。比如，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影响到底在什么地方？它的主流是什么？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到底是怎么指导的？怎么样算是指导？我们对这些问题都没有弄得很清楚。

◎乐黛云：马克思主义是最根本的指导思想，它本身也是发展的，可是，我们现在对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发展、对西方的新观点等并不是很了解，也没有与中国实际联系起来进行讨论。以前我开过一门课，在比较文学中讲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东方和西方的不同影响、不同发展、不同创造。后来，我就没有再讲这门课，因为研究这个问题很不容易，你需要看很多的书，要和人家有很多的讨论，而且又有很多的辩难。现在大家都怕研究困难的问题，都是挑那些容易的讲，比如马克思曾经说过什么，当时是怎样的情况，中国有什么反应，这从历史的角度讲很容易，但要从理论上深入就很难。然而，不从理论上深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就很难走出国门，产生国际影响。

不过，现在有一个好的办法就是把中国古代文化加以现代诠释，这个是很受欢迎的。比如，汤先生讲中国儒家的真、善、美思想，就很受欢迎。他一直在努力把古代文化现代化，进行现代化的诠释，而且吸收国外的思想补充完善中国古代文化研究。这个研究思路比较正确，只是很难扩展开。

○您认为现在很多研究不够深入的原因部分是因为人们不敢触碰太深刻的东西，这样也导致了人文学科研究的整体状况不太尽如人意。汤先生，您赞成乐老师的看法吗？

◎汤一介：乐教授说国外注重的是中国传统文化，而不是现代文化。对此，我有一个特别的例子可以说明。马王堆帛书的出土、竹简的出土、清华收藏竹简等等，国外是非常重视的，一下子就轰动了，甚至很多是国外学者首先在研究。他们非常重视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能够接受中国儒释道三家的一些思想，也注意到了现代一些学者研究儒释道的成果。

○那么，如何提高我国人文学科的国际影响力呢？

◎乐黛云：最关键的是要有自己的研究成果，要能够说服自己、说服别人，能够站得住脚，理论要有创新。文史哲研究总是会涉及意识形态，涉及人的思想、人的灵魂这些问题。只有破除一些条条框框的限制，文史哲才可以发展。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在国外开讲座，如果讲的是真实的、真正有研究的、有价值的东西，大家会感兴趣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的确会很困难。

◎汤一介：就拿哲学来讲，我们现在提倡国学，其中有两种倾向值得注意：一种倾向是极力摆脱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把马克思主义放到一边，只去研究国学；另一种倾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都是前现代的东西，对现代社会特别是对建设社会主义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我觉得这两种倾向都是片面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学说是真正有价值的，特别在经济学方面是有它的价值的，有些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也比较接近。比如说，中国传统儒家哲学和马克思主义都是一种实践的哲学，马克思主义主张实践，儒家主张知行合一，这是一个可以结合的地方；它们都是理想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有一个理想——共产主义社会，中国有大同社会的理想，不管是共产主义，还是大同世界，都追求理想社会；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中国讲礼，即人是在社会关系中存在的人，父慈子孝、君义臣忠、兄友弟恭等等，都是在一种社会关系里存在，不是讲抽象的个人，而是在讲人处在社会关系之中。

在哲学方面，我们用的很多理论还是西方的理论，比如说诠释学的理论。现在，我们的经典诠释使用的基本上都是西方经典诠释的框架，不仅哲学，还有社会学、文学、历史学、宗教学等等，这些方面的解释框架也都是西方的。其实，在经典解释方面，我们有比西方更悠久的历史，我们从战国时期就有 《左传》解释 《春秋》，是在公元前300年到400年。西方的解释学虽然在古希腊时有亚里士多德解释柏拉图的思想，但并不占重要地位。西方真正对经典的诠释是从诠释《圣经》开始的，已经在公元200年之后了，比我们晚了约四百年的时间。我们有非常丰富的解释经典的历史，《儒藏总目》中对五经的解释就有一万四千种书。但是，我们自己没有把中国的经典诠释总结提炼出来，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狄尔泰等把西方的经典诠释总结提炼成为一门单独的学科，所以现在我们只能用西方的东西。

现在西方流行着两种学说，一个是现象学，一个是后现代主义。我们在找中国有没有现象学的理论，是用西方的现象学来找中国的理论里面有没有这样的成分，所以还是用西方的框架。有人认为郭象思想是现象学的，有人讲佛教中的波若是现象学的等等，都是用西方的框架。我们也是用西方的框架来讲后现代主义。所以说，在哲学理论上我们没有创新，甚至还不如20世纪三四十年代，那时冯友兰在哥伦比亚大学讲中国哲学小史，至今外国人还在读他的著作，而我们现在写的中国哲学史外国人根本不看。外国人研究中国哲学家，也只研究像冯友兰、梁漱溟这样的人，不太研究50年代以后培养出来的学者。为什么没有人研究？因为我们没有理论创新，在哲学上没有什么特别创新的东西，基本上是在用西方的框架。这如何能走出去？

我有这样一种观点，文化有个源和流的关系，中国文化有五千年的历史，源远流长，可以拿长江做个比喻，长江发源后流到四川境内，嘉陵江就进来了，流到湖北汉江进来了，到了下游黄浦江又进来了，长江就是这样一步步壮大起来的。文化也是这样不断地发展的。最早是继承夏商周三代的文化，在春秋战国的时候，不同地域的文化百家争鸣，齐鲁文化是一支，三晋文化是一支，巴蜀文化是一支，吴越文化是一支，荆楚文化是一支，比如屈原的赋和诗经的风格是不一样的，它是在荆楚地区发展起来的，不是在中原地区发展起来的。到了汉朝的时候，西汉末年东汉时佛教传进来了，对中国的冲击很大，使中国文化有了一个很大的扩展。据 《隋书经籍》记载，当时在民间，佛教经典的流传十百倍于儒经，可是最后呢？最后是佛教中国化了，变成中国的东西了，佛教是流而不是源。佛教现在就是中国的佛教，中国有佛教徒一两亿人；而在印度，佛教在八九世纪就已经衰落了，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了，现在印度10亿多人口中，信佛教的只有400多万人，比中国少得多。如果没有汉传佛教、藏传佛教，佛教的经典就大部分失传了。当今，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来讲依然是流而不是源，我们应该把它们融合到中国文化中来，变成中国自己的东西。原来是儒释道三家，现在是儒释道马 （克思）四家，需要研究清楚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共同地融合成中国文化。这个是非常大的问题，只有研究好这个问题，我们的研究成果才能 “走出去”。

社会科学也是这样，我对社会科学不大了解，这里只举个法学的例子，这方面有一些接触。我们现在基本上用的是西方的法学，但其实古代中国的社会治理方式有两套，一套是用礼，一套是用法。《礼记》就讲君子 “礼以坊德”，用礼来防备道德的败坏；“刑以坊淫”，就是用刑来防范社会的混乱。这是两套治理国家的办法。《汉书》中刑法志是一个志，礼乐志是一个志，它们作为制度性的方法共同治理国家。可是，今天我们完全学习西方那一套，只有法，没有礼。然而，西方有基督教，进行了道德规定，中国没有统一的宗教，礼没有了，各种规矩都没有了，怎么能把国家治理好呢？那么，我们是否可以从中国传统礼与法的关系来考虑治理国家的制度呢？现在很少有法学家研究这些问题。

另外，我们应该把中国文化中具有普世价值的东西介绍出去。我并不反对自由、民主、人权，自由、民主、人权是很好的，可是现在西方把这些价值用坏了，越用越坏。中国的普世价值其实也有越用越坏的，礼仪在先秦本来只是讲父慈子孝、君义臣忠，不讲 “三纲”，到了汉朝才讲 “三纲”。一个思想本来是很好的，可是后来没用好。我们需要把普世价值 （Universal Value）与普遍主义 （Universalism）区分开来，普世价值在各民族文化中都有，而普遍主义是西方某些学者、某些政治家鼓吹的，认为只有西方的东西才具有普遍价值。在历史上，他们曾认为基督教把印度征服了之后，就应该是唯一的宗教，这个思想延续下来，就是普遍主义的思想。我们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有创新性的理论，思想自由，兼容并蓄，这样才能 “走出去”。

○汤先生和乐先生刚才讲得特别好，人文社会科学要走出去，要求实事求是，要讲真话，不能受太多意识形态的干扰。但是，除了意识形态的干扰，还有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理论创造性不够，没有创新性的理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不是因为东西方的思维方式有比较大的差别？比如，法国的德里达就认为中国没有哲学，中国的学者在这方面一直为自己辩护。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实是不用辩护的，西方的学术体系和思维体系本来和我们就不一样，称为哲学的东西是理论的思辨或者逻辑的思辨。而中国的儒家经典，本来就与西方的体系不同。

◎汤一介：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我曾经在 《论中国传统哲学的真善美问题》和 《再论中国传统哲学的真善美问题》两篇文章中，把中西哲学做了一个比较。从哲学的角度讲，它们是两种不同的模式：西方哲学是一个非常严密的知识系统，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就是这样做的，通过非常严密的论证建立起一个严密的知识体系。中国哲学是追求人生境界，讲人怎么样成圣成贤，是一种人生境界的学说，而非刻意要建立一个知识体系，它主要是从怎么做人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儒家注重修身的功夫，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它不是要建立一种非常完整的知识体系，而是要建立一种提高自己境界或提高社会境界的学说。所以，我认为，中国哲学是以内在超越为特征的哲学，靠自己的修养摆脱自我的限制和环境的限制，靠自己的能力成圣成贤。道教后来讲 “我命在我不在天”，我的命靠自己，不是靠天，不是靠外在的力量帮助。西方哲学则相反，最后是上帝的拯救，是外在超越的哲学。外在超越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就是它有一个标准，能提出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样的客观指导理念，而东方哲学就很难得出这个结论。

这两个不同的哲学体系，我曾经设想能不能互补，如果能够互补是一件好事。现在有一种趋势，就是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逐渐往中国哲学这方面靠拢，我不大知道其未来如何发展。但是，从人类社会的发展讲，前面的某些思想是不是会对后现代有所裨益？因此，这两种不同的模式都有其存在的价值，问题是如何互鉴互补。

○能不能这样认为，如果这两种模式是互补的，那么我们的哲学模式 “走出去”就更容易一些，会更容易被接受；如果是相互排斥的，那么就有个排异反应，外国人就不容易接受，走出去就更加困难？

◎汤一介：对我们过去的哲学思想，比如我讲的内在超越、注重提高精神境界，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介绍古代哲学思想的程度上，应该在这个基础上加以发挥和创造，让我们自己的文化真正地向前推一步。发展是在已有基础上创新，在创新中发现我们的文化哪方面弱，就去学习其他文化的精华。不排斥别人，不排斥自由、民主、人权，但是可以给自由、民主、人权一些新的解释，而且这个解释要和中国传统哲学有关。联合国有个 《人权公约》很好，但还不够，我们能不能再提出个 《责任公约》呢？中国传统文化讲求责任与权利匹配，自由、权利应是负责任的才行。再比如中国文化讲君义臣忠，君主必须是讲道义的，臣子才有忠的义务，如果你不是讲道义的，我就没有做忠臣的义务。权利和义务应该是相互对应的关系，有了一个 《人权公约》，再有一个 《责任公约》，是不是会更好一些呢？

西方的启蒙运动是非常好的，康德讲启蒙运动最重要的精神就是理性。但是，理性实际上有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一个是工具理性，一个是价值理性。现在，科学万能的工具理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自然界是我们的工具，人也是我们的工具，所有的东西都成了我们的工具，但人文价值理性却被边缘化了，这两者就无法平衡了。这两方面需要结合起来考虑，片面地发展某一个方面，就会影响另外一个方面，这些问题都是西方存在的问题。“走出去”必须依靠我们自己的理论创新。我们的人文学者中有许多不错的专家，但缺少真正的思想家，只有我们独创的思想家才可以影响世界。

○现在中国政府非常重视文化 “走出去”，也有一些鼓励措施。比如，鼓励出版社把中国当代的一些很好的作品翻译成英文，通过和国外的出版社合作推出去；再比如，在国外设立孔子学院，把中国的文化、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介绍出去。这些都是国家举措，学者的看法褒贬不一，您怎么看？

◎汤一介：在国外设立孔子学院是很有意义的，可以把汉语推广或者中国功夫等作为中国文化 “走出去”的切入点。但是，中国的文化精神到底是什么？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到底是什么？跟现在我们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到底有什么关系？这才是最重要、最需要搞清楚的。关于中国古代的核心价值，管子提出了 “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什么是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就是 “礼、义、廉、耻”，这是立国之本。儒家认为什么是核心价值呢？“仁、义、礼、智、信”，这叫 “五德”或 “五常”，就是我们古代的核心价值。我们古代的核心价值跟现在的核心价值有没有关系呢？要不要接轨呢？还是我们把古代的核心价值全抛弃掉，创立一套新的完全不同于古代的核心价值呢？这些都是可以研究的问题，国家需要首先把这个问题研究清楚。

○现在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文化推广和文化交流，也都非常注重 “走出去”，比如美国就通过商品的方式或者其他的方式来推广市场经济和商品文化，您觉得其他国家在 “走出去”方面有哪些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汤一介：其他国家都在做，德国有歌德学院，英国有英国文化委员会，我们设孔子学院也是必要的，但是，孔子学院仅做汉语推广是不够的，要把中国精神传达出去，比如，中国精神到底是什么？中国文化精神是什么？五千年以来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到今天大概是怎么样？孔子学院在有些国家办得比较好，比如巴黎远郊的阿尔德瓦大学的孔子学院、维也纳大学的孔子学院就办得很好。孔子学院只教汉语是不够的，应该多教些中国文化。

◎乐黛云：有的孔子学院比较活跃，经常组织讲座、展览或者其他一些活动，像法国的孔子学院，给大家讲授中国古代文化，而且教古代汉语，大家也特别感兴趣，觉得古代汉语挺有意思，所以有特色就比较好。

○乐先生对于国家在推动哲学社会科学 “走出去”方面怎么看呢？刚才汤先生表示国家应该发挥积极的作用，发挥作用的形式可以多样，而且要提高发挥作用的质量和层次，不知道乐先生有没有观点补充？

◎乐黛云：我是觉得国家重视文化建设是一件好事，不过，文化建设需要 “润物细无声”，如果是运动式的、一哄而上的，反而不容易做好。有时，你过于着急，别人会有所顾忌，“中国提升软实力要干什么？用文化征服我们，要文化统治，文化殖民吗？”外国人就会有这种反应。我经常接触到一些外国人，他们一听到我们讲文化大繁荣大发展，就想，是不是要进行文化侵略了，要进行文化控制了，是不是要灌输意识形态了。所以要 “润物细无声”，要慢慢地、细细地、没有什么声音地渗透进去才好，否则会适得其反。

我们要研究中国文化过去是怎么样影响外国的，过去国外的人是怎么接受中国文化的影响的。这是有不同阶段的：

新中国成立前，国外的中国研究被称为汉学，西方人研究汉学主要是出于意识形态控制的考虑，别人要把东西灌输给你、征服你，进行文化征服和文化侵略。另外还有两种：一种是玩赏性的、猎奇的，觉得这个东西很好玩，而且越怪越好；还有一种是知识性的，就是研究知识，比如高本罕，就是研究中国语言有什么特点，没有什么别的目的。

进入第二阶段之后，就变成中国学了。汉学是第一阶段，中国学是第二阶段，他们研究中国是为他们的国家服务的，意识形态色彩非常明显。以费正清为首，用他们的文化 “冲击”我们，然后我们 “反应”，在冲击和反应的过程中把西方的观念灌输给中国。当然，如果中国的东西对他们有利、有益，他们也吸收。

现在应该是第三个阶段。第三个阶段不一样，一些有见识的外国人想要从中国文化中找到一些有用的、能够解决当今世界难题的东西。几次中欧高层论坛就是如此，2010年在巴黎召开了第一次中欧高层论坛，他们讨论中国文化，特别强调 “天下”体制，而不是帝国体制，“天下”和帝国是不一样的，从 “天下”和帝国的不同点出发，结果也是不一样的。中国的 “天下”体制可以使得矛盾不那么尖锐、激烈，这可以弥补帝国体制的一些缺陷。“天下”这个问题在西方大学里也被热烈讨论过，很有影响，这就是中国人文学科 “走出去”了。不是我们主动走过去，不是我们给他们灌输什么，而是他们感觉有需要，自己来寻找、来吸取。再比如感情问题，中国讲“道始于情”，情是很重要的，“亲亲为大”，是从亲情出发而不是从利益来考虑的。现在有人开始研究李泽厚的思想，因为他就提出中国的哲学是以情为本的，以情为本产生了很多不同的东西，和西方以功利为主不一样，对西方很有借鉴意义。再比如，讨论到中国哲学是从关系出发的，而西方是以个体来发展的，中国重视家庭，认为父子兄弟是最根本的社会细胞，中国文化最基本的基因是尊重祖先、培育优秀的后代，这是我们中国传统很重要的一条，这对于解决西方的问题、解决中国的问题都有好处。

第三阶段实际上是要从中国的文化中寻找一些具有普世价值的东西，这些价值能够解决当前世界的一些难题，对他们有启发、有作用。今年举办的文化论坛、中欧高层论坛、中美高层论坛，都在讨论如何从中国的普世价值中吸收一些新的东西、好的东西，来解决世界范围内遇到的共同问题。比如自然灾害的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人的发展问题，这些共同关注的问题，仅靠一种文化是不能解决的。所以，现在讲在全球化的多元文化里面如何保持不同文化的特点，而不是变成一个大熔炉，变成一个合金，特点没有了是很可怕的。一定要保持不同的特色，强调差异，尊重不同民族文化的差异，有差异才能够碰撞出火花，才能够解决面临的共同问题。我们要 “走出去”的话，需要注意这一点。我们要尊重其他文化的特点，不是用我们的文化去塑造人家的文化，这是过去西方中心主义失败的教训。西方学者像斯皮瓦格也提出，不应该随便磨灭别人的文化特色，把它们掩盖起来，把它们削平了，把世界文化变成一个同质的东西，最后是很可怕的一种景象。

一位非常有名的思想家说过，20世纪是要寻找共同的利益、共同的观念，21世纪是要尊重差别，从差别中来寻求我们怎么样互相共存，以差别为基础形成一种文化的共同体，解决面临的共同问题。要走出去，需要先了解人家在考虑什么问题，在关注什么问题，最热衷于什么问题，否则，你就不能参入到这个对话中去。大家讨论得很热烈，可是你不知道人家在关心什么，你就参与不进去，参与不进去的话，你就被排斥在外了，也就谈不上 “走出去”了。

我们需要从一开始就关注这个问题，关注跨文化对话，不同的文化怎么进行对话。比如 《跨文化对话》丛书已经出版了十年，一年出三期中文版、一期法文版。通过这样一个平台展开交流，每期有一个重点，中国和法国的学者就某个话题进行对话，比如复杂性思维等话题，这是一种很有意义的方式。《远近》丛书也是以类似的形式进行文化对话，但是讨论比较民间的话题，每期一个主题，分别由一位中国学者和一位法国学者就这个主题发表自己的看法。比如说 “夜”，中国人和法国人是怎么对待 “夜”的；比如说“味”，中国人和法国人对于 “味”的感觉肯定不一样，其引申义也不一样。

我觉得促进跨文化交流的方式要多种多样，一点点做，深入做下去，做个三年、五年总是会有结果的。政府重视这个问题非常好，可是不能要求大家很快出成果，如果一哄而上，那就适得其反了。

○这些是 “走出去”非常好的形式。

◎乐黛云：对，我们要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孔子学院可以教语言，也可以教文化，更可以教手工、中国书法，中国绘画等。我的一个学生在巴黎附近的一个孔子学院开办了一个刺绣班，教孩子们学中国刺绣等，中国人做东西要拿个图片，像做个花鞋要剪一个花样，在上面做刺绣，这一类的中国图案就在慢慢地熏陶着他们。

不少国家在中国设有机构，像法国的东亚研究所，每个月有一个讲座，把他们国家最好的汉学家请来讲中国文化，这也是一种交流。他们也讲法国思想的研究，每个月有讲座，请不同领域的人参加。德国、法国、美国的新闻机构还不断地出版刊物，比如有个刊物叫 《交流》，一个月一期，广泛地发，非常注重生活内容，有时候讲食谱，如好吃的蛋糕怎么做，让大家容易接受，就产生了影响。

○两位先生在跨文化交流方面做了很多的事情，这些都是 “走出去”非常好的范例。您觉得“走出去”需要注意些什么？

◎乐黛云：跨文化交流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事业，不要单方面地考虑我们如何 “走出去”，要考虑到双方，双方的对话，双方的交流，而不说宣扬 “软实力”，不是去耀武扬威。所以，我觉得要强调用什么样的心态走出去，千万不要觉得现在我们中国经济发达了、有钱了，就到处撒钱，要到处让别人对我们赞赏崇拜，这样的心态会被人家抵触。其实，软实力别的国家也在做，特别是美国，可是他们做了却不讲是软实力，我们却老是讲加强软实力，老是放在嘴边，人家听起来就会很反感。现在讲多元文化的全球共存，要保持各自的特点，然后共同解决遇到的一些问题，共同发扬自己的特色。

◎汤一介：现在，我们提出来打通 “中西马”，就是把中国文化、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打通。这需要有一个立足点。伽达默尔曾提出 “广义对话论”，认为在对话中主即是客、客亦是主，主客双方之间平等对话，彼此只有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对话，对话才能得以顺利进行。

◎乐黛云：对话首先是要听对方说什么，然后融会贯通。过去说打通思想，打通思想就是我打你通，把我的思想灌输给你，你接受了，好像这个对话就完成了。这不是伽达默尔所说的广义对话。广义对话是两个人相互说服，你听了我的有所改变，我听了你的也有所改变，然后有一个新的发展，这个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对话。如果交流后，你还是坚持你的，我还是坚持我的，没有什么改变，没有什么发展，就没有意义了。

最后，还有一点要补充，对话不一定是面对面的，还有一种 “共鸣”式的对话。在 《中学西渐》丛书中，讲了中国文化怎样走向世界，如何影响了像伏尔泰、莱布尼兹、庞德等这些人，他们不一定懂汉语，对中国文化也不一定有系统的知识，但他们看了一些传教士的翻译和介绍，就感到有启发，触发了自己的灵感，并将其汇入自己的思想，影响了他们文化的发展。比如庞德，他连汉字都不认识就受了中国文化和中国诗歌的影响，开创了一个新的诗派，创造了意象派诗歌，他自己说这完全是受到了中国诗歌的影响。我们期待的应该是这样的 “走出去”。

◎汤一介：最后想强调的是，我们不要怕外国文化传播到中国来。佛教传入中国，中国的僧人把佛经的主要部分全翻译过来了，现在梵文都没有了，大部分经文在中国。目前，我们还没把西方的经典全翻译过来，还缺很多，如柏拉图全集、莱布尼兹全集等。我们不应该赶时髦，应该关注西方文化的根基，把它们了解清楚了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