骄人官商的穷途末路
——冼文腐败案剖析

文◎苏金波 武兴华

骄人官商的穷途末路
——冼文腐败案剖析

文◎苏金波*武兴华*

与广东省纪委“交锋”11年，大战5个回合，珠海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冼文使尽了全身解数，最终还是没有逃脱正义的审判。冼文，1952年11月出生于番禺，他从乡团委书记干起，一路风生水起，做到了一个地级市的副厅级干部。多年的领导生涯，却没有教会他懂法尊法，直至2010年7月26日被实施 “双规”后，他仍大言不惭地对纪委办案人员说：“我是珠海改革开放的拓荒牛，多吃一点多拿一点算什么？你们用得着这样对我吗？”。冼文创造了中国贪官史上的很多“最牛”，那就是被查时间最长，在被调查的同时还胆敢违法乱纪（笔者姑且称之为“冼文现象”），但最终还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2012年3月底，冼文被判无期徒刑。

纪委四赴珠海，调查无果而终

冼文早年曾任职于珠海湾仔公社、香洲区、特区工业发展总公司、珠海市经委。1994年，他被任命为珠海格力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1995年就任珠海市副市长。次年任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在12年的副市长任职之后，2007年初，冼文转任珠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2010年7月26日，这个改革开放大潮中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因涉嫌违纪违法，被省纪委“双规”调查。

其实，1995年，冼文由珠海格力集团董事长、总经理升任珠海市副市长时，省纪委便收到了对其的举报。根据群众举报，1999年和2000年间，省纪委对冼文进行了调查，发现冼文存在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行为，还发现冼文利用个人权力为其妻陈文娟开公司牟利大开方便之门，但因未掌握核心证据，调查不了了之。2002年至2003年，又有人举报冼文挪用公款。省纪委再次调查，但仍无结果。2004年、2005年，省纪委又对冼文任职格力集团时的一些问题进行调查，还调查了陈文娟公司的问题及冼文与时任格力公司副总苏结宏之间的一些问题，但依旧难以证实举报内容。2006年，中纪委明确要求对冼文的问题进一步调查核实并上报结果，省纪委于是开始了第四次调查冼文，但又无果而终。四次调查都是无果而终，原因在哪里呢？主要还是纪委办案人员掌握不了真凭实据，因为冼文多年在珠海的政治、经济等领域从事领导工作，关系网庞大，嗅觉灵敏，一闻到气息不对，就会快速调动各种资源自我保护，所以他能几度侥幸过关。而当地一些干部担心一旦“办不了”冼文，可能会惹祸上身，所以大都采取与办案人员敬而远之的态度。案情进展一度陷入僵局。

嫌犯投石问路，别案忽露峥嵘

时间来到了2010年春节，省纪委领导再次要求彻查冼文的问题，案件进入新的阶段。就在此时，冼文忽然向省纪委请假去澳大利亚探亲。但据办案人员了解，冼文在澳大利亚根本无亲可探。当时，对冼文的调查正处在关键时刻，对方出人意料地出了这样一张牌，其用意何在？是不是在投石问路？专案组经研究后，果断地向省纪委领导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同意让冼文出国。“我们当时判断认为，冼文是有意试探省纪委有没有发现他的问题，会不会对他采取措施，所以接到省纪委同意其出国的意见，冼文开始放松警惕。”一位专案组的办案人员说。

要突破冼文案，就要找准关键的突破点，但这个突破点在哪里呢？专案组在查阅2004年时任珠海格力香港分公司总经理梁建华挪用公款案的侦查案卷时发现，梁建华曾向冼文行贿。专案组进一步查证，还发现珠海格力香港千钜公司曾分期提供给冼文在加拿大读书的儿子8万美元费用。循着这条思路，专案组又提审了尚在监狱服刑的格力压缩机厂原厂长高某。据高某交代，她曾打给冼文红包2万美元。同时，高某还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线索：1993年，即在担任格力公司总经理期间，冼文不顾公司技术人员的反对，擅自决定以280万元美元从意大利阿斯佩拉压缩机厂进口设备。但这些设备根本就不符合格力集团的生产要求，最后只能当废铁卖了不到3万元人民币。此事经专案人员查证属实。办案人员认为，其中文章定然不小。

专案组还发现，1998年，已任珠海市副市长的冼文，仍然收到了香港千钜公司发给他的50万元港币奖金。另外，冼文还以进口设备为名，多次开具信用证给妻子陈文娟的公司注入资金。专案组遂决定马上拘捕已经出狱的关键人物——梁建华，此时梁建华身份是昆明一家房地产公司老板。2010年6月25日，在云南省公安厅的协助下，梁建华被从昆明押回广州。在强大的政策攻势下，梁建华交代了冼文的一些惊人违纪违法事实。经查证，冼文多次指使格力香港公司为朋友所经营的康奥公司、北桥公司、澳门的新华宇公司提供信用证1200万美元和4000万元港币，还给陈文娟的公司开了2000万元港币信用证。这些公司可以在与格力完成交易后，凭信用证到指定银行兑换现金，再由格力香港公司买单。但由于交易的不合理，造成国有资产损失美金850万元、港币4655万元。

妄称自己拓荒牛，想要得多拿多占

据专案组同志介绍，梁建华被审查的消息传到冼文耳里，冼文惊得跳了起来，马上调动各种关系打听消息，甚至不顾忌讳向市领导恳求说“看在我曾经为珠海的经济发展做过贡献的份上，如果专案组是针对我的问题而来，请组织放过我吧，我愿意把事情说清楚！”然而，冼文此刻的悔悟已经太晚了。从1999年开始，省纪委已对他调查了4次，历时11度春秋，他都没有交代。专案组立即行动，先控制了冼文的妻子陈文娟，随后对冼文实施“双规”。在工作点，面对办案人员，冼文夫妇会合了。陈文娟一改平时傲慢张扬的作风，显得非常配合，主动表态：事情都是她瞒着冼文做的，跟冼文一点关系都没有，她愿意承担一切后果。冼文的回答也与他的妻子说法一致——所有事情都是妻子所为，他不知情。办案人员正告：“如果我们没有掌握确切的证据，敢把你请到这里来？”办案人员又向冼文提示我党的有关政策。对此，冼文也不理睬，甚至略带委屈地反问办案人员：“我是珠海改革开放的拓荒牛，多吃一点多拿一点算什么？你们用得着这样对我吗？”这话让办案人员哭笑不得“你当过这么多年的领导干部，懂不懂法啊？”冼文沉默了一会儿，好像有所悔悟，脸色也逐渐扭曲，在不得已中开始交代。自称澳门回归前，他安排陈文娟倒卖了有关单位送给珠海的小汽车和牌照，从中获利130多万元；2001年春节，珠海某公司的杨某送给他20万元，又送给他一部照相机，价值23万元。面对冼文的交代，办案人员提示：“不要避重就轻。还是请说几笔像样的数目吧！”这话让冼文额头上直冒汗。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冼文交代了收受的第一笔巨款。1993年，时任格力集团总经理的冼文和副总经理苏结宏商量，以格力公司的名义出资与澳门商人曾家彪合作，先后给曾某5000多万元，以澳门新华宇公司的名义在澳门炒地皮，赚了不少钱。曾某感恩图报，先后两次送给冼文和苏结宏800万元和200万元，两人五五分账。随即将此款投入境外公司放高利贷，牟取暴利。

经办案人员查实，冼文利用职务之便多次受贿共计港币595万元、人民币106万元、美元1万元；还利用出国、出境及中秋、春节等时机大肆收受红包礼金，计有人民币67万元、港币3万元、美金8万元。他还高息放贷给境外公司谋取非法所得800万元港币。

嫌犯罪有应得，反思制度体制

2012年3月31日消息，冼文被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其妻陈文娟被判有期徒刑五年，没收个人财产三十万。冼文夫妇曾不服，上诉，3月31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其上诉，维持原判。

被历时11年连续调查四次的同时还胆敢违法乱纪，如此“前腐后继”胆大妄为实乃历史所罕见。虽然说“不义莫伸手，伸手必被捉”，但是很多当权者在当今“物欲横流”的年代还是经不住“权利”诱惑纷纷拜倒在“人情”、“美色”和“金钱”的面前。这种现象值得我们法律人深思，使笔者不禁想到了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社会学家道格拉斯·诺思的提出的“路径依赖”原理。“路径依赖”原理是指一个团体一旦选择了某种体制,由于文化习惯效应、规模经济效应、前进方向依赖效应、协调效应以及适应性预期等因素的存在,会导致该体制沿着既定的方向不断得以自我强化。路径依赖最先源于对生物进化路径的描述，后来，诺思将它引入社会学领域，用来解释制度变迁中为什么相对低效率甚至是无效率的制度会长期存续。他发现制度演化总是受到既存的文化、传统和信仰体系等因素的制约，一种制度一旦沿着某种轨迹演化，逆转成本高昂。诺思认为，“路径依赖”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事物一旦进入某一路径，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正如冼文虽然知道中央纪委、省纪委正在不断调查他，可是他的贪腐之手却还是不能主动缩回一样。这是因为，社会生活与物理世界一样，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人们一旦选择走上某一路径，就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不断的自我强化。也就是说，从冼文案件来讲，一旦冼文做了贪腐这种选择，就好比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惯性的力量会使这一选择不断自我强化，并让冼文轻易走不出去，形成并固化了路径依赖。

“路径依赖”理论被总结出来之后，社会学家把它广泛应用在选择和习惯的各个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团体或者个人的一切选择都会受到路径依赖的可怕影响，团体中的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这也就是笔者认为的“冼文现象”可以用“路径依赖”来解释和剖析的原因。“冼文现象”与传统的政治制度密切有关，因为它发生在体制内，具有一定的合法性、隐蔽性和迷惑性，群众不易鉴别，久而久之，人们就会接受、容忍甚至参与这些活动，使之成为一种生活习惯，这也是冼文11年没有被抓到真凭实据的原因。反思这种习惯和官场陋习可知，开展和保持党的“纯洁性”教育，扩大党内民主和开展岗位竞争制度，正是破除此种弊端的首善之“钥”。

结 语

笔者认为，路径依赖理论为法律人认识社会现象提供了一个理论视角，它表明只有将人们的微观行为和宏观制度激励很好地结合起来，才能展现制度与行为互动的图景，全面深刻地认识一些腐败现象。腐败现象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历史现象，反腐败斗争也将是一场长期的、复杂的斗争。要避免腐败问题路径依赖的命运，一定要从政治制度、政治体制、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进行努力，我们完全可以通过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建立新的制度变迁的报酬递增机制，将制度演化引入我们预期的路径上来，从而摆脱腐败问题路径依赖的命运。也只有这样，才能逐步破除“冼文现象”这样的怪圈，从根本上铲除腐败。

*天津市纪委研究室［3000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