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者欲其神,恨者欲其死

周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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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纪实文学”的探究至今，不过区区10余年，但是，案头资料准备工作，前后却有整整30年。

为“咬”住浓雾深锁的历史，我利用在国内，包括台港澳的采访、出差机会，在途中“采集幸存者的历史证言”，纠正了一些“地摊文学”、某些人称“不是小说，而是历史，令人永远难以忘却的活生生的历史”的“报告文学”、“纪实文学”中的不实之言。即使出国旅行交流期间，也搜集了尽可能多的素材，然后对这些材料进行归拢和甄别，反复融会、揣摩。

广记博闻有助于培养和提高作者对各种史料的最基本的辨别、辨析能力，摆脱故纸堆的束缚，这实乃纪实作者不可或缺之基本功。

一、一句真话，惊雷滚滚——“现在很多人都在说，这是中央的命令，来替我洗刷。不是这样的。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的。”

孟德斯鸠认为，专制政体下的教育，是要降低人的心智，专制统治最核心的精神，是惩罚和服从。诚如有的史家所言，数十年来，意识形态解释学早已将中国近代史的解释搞得云环雾绕，面目不清。

张学良将军生前的“求实存真”也令人感慨——1990年1月至5月间，他在台北北投寓所和饭店，接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教授、著名华人历史学者唐德刚博士采访，在录下的口述历史12盒录音带中，有一段记述，记述说的是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从来都不陌生的“九一八”事变中的“不抵抗命令”：“我要郑重地声明，就是关于不抵抗的事情，‘九一八事变不抵抗，不但书里这样说，现在很多人都在说，这是中央的命令，来替我洗刷。不是这样的。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的。”

一句真话，惊雷滚滚。众所周知，“不抵抗”的万世骂名曾长期扣在蒋介石的头上，也许是人们出于为尊者讳的心理，加上对张学良“西安事变”后所遭受的数十年苦难的幽禁生涯的深切同情，同情张学良从风华正茂的38岁被关到了年老昏花的83岁，但张学良要的是一个人的良心。

二、尽管随后“二·二八”沦为政党斗争的工具，成为2000年国民党败选的一个因素，但是随着历史的还原，随着国民党慢慢负起责任，特别是马英九在“二·二八”事件上一直坚持的担当和善意，2008年和2012年的两次“选举”，这个议题没有发酵，证明马英九已经带领国民党走出了“二·二八”事件的阴影

发生于1947年的台湾“二·二八”事件的真正原因和受难者人数，在汗牛充栋的论文、著作里，有以下几种说法：

1、“二·二八”起义是反蒋反美的起义。导火线是：前一晚，蒋介石的缉私员在台北延平路殴打一个女摊贩，枪杀一个过路人。台北市民忍无可忍，第二天罢市抗议，集队游行，要求惩办凶手。当群众向蒋介石政府请愿时，卫兵又对徒手人民开枪射击，当场死伤各三人。接着全省各地纷纷起义。没几天，人民的力量差不多已经控制了整个台湾。台湾人民用鲜血写出：不要蒋介石的统治，不做美国的奴隶。在美国帮助之下，蔣介石从大陆调运美式配备的军队到台湾进行血腥的屠杀。据估计，台湾男女被惨杀者达三、四万人。台北的大街小巷染遍血迹，基隆港内浮尸漂海，高雄一部分近于屠城，整个台湾变成一个悲惨的地狱，血腥的手日夜不停地取去台湾男女老幼的生命。（1955年2月28日——《人民日报》）

2、当1947年，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时，远离战火的台湾却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二·二八”起义！国民党台湾警备总部急忙发布戒严令：“自2月28日起，于台北市宣布临时戒严，禁止聚众集会，如有不法之徒企图暴动扰乱治安者，定予严惩。”上午11时左右，群众推派代表五人向国民党警备总部参谋长柯远芬提出惩凶、赔偿、取消专卖局等五项要求。下午1时，群众再次向国民党台湾长官公署请愿，国民党卫兵竟开枪射击徒手请愿的群众，当场打死三人，打伤三人，这更激起群众的愤怒，立即夺取广播电台，呼吁全台人民支援台北的正义斗争。与此同时国民党台湾省主席陈仪宣布全台实施戒严，动用军队大量抓人，并打死、打伤多人。3月1日上午，国民党政府实行恐怖镇压，枪声四起。台湾人民并没有被这种恐怖吓倒，反而斗争情绪异常高涨。下午，愤怒的群众包围了国民党的铁路管理委员会，驻守在这里的警察大队竟用机枪扫射，当场打死群众18人，伤40余人。3月2日，台中市人民率先组成人民政府，宣布成立人民军。3月3日，台湾人民武装攻占嘉义和其他许多市镇。自此反抗国民党的起义烈火，北起基隆，南至高雄，东至台东、花莲港，中经台中，犹如燎原大火燃烧起来。（《1949-1979，国共对话秘录》）

3、3月2日，台北民众成立了“2·28事件处理委员会”。3月7日，委员会代表台湾百姓提出32条要求。但南京国民党政府认为这是一场叛乱，下令派兵镇压。从3月8日起，国民党军两个师相继在台湾登陆，随即展开大逮捕及大屠杀。整个冲突与镇压历经九个月才告结束。这次事件罹难人数上万人。（《从西柏坡到北平》）

……

爱因斯坦说过：“100个答案，不如一个聪明的问题。”要还原“二·二八”事件，不妨弄清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二·二八”事件到底死了多少人？

这无法准确回答。

关于“二·二八”死难的人数，即使当时报道事件发生的报纸（包括攻击国民党当局的报纸），也只是含糊笼统地说是1000至数千而已，而亲身经历此事件的林木顺和王育德，也只不过说是“据私人统计”、“据传闻”不下10000人。

事实上，“二·二八基金会”公布的资料，实际申请并取得补偿者，有800多人。但其中，有不少是参与“二·二八”，后来死于“白色恐怖”的人，如简吉、李友邦、郭秀琮等。这也正是历史核心的所在。

1945年10月25日，台湾光复，复归祖国。一年后，祖国却因为持续恶化的矛盾而再次爆发了国共内战的民族悲剧。“二·二八”之后，在那段“反共肃共”的恐怖岁月中，无以数计反对内战、要求国家统一的爱国台湾青年，成为时代牺牲者。当时，风华正茂、具有悲怆的本土情操的他们，先是扬弃了原先对“白色祖国”怀抱的不切实际的期望，然后，承袭了日据时期台湾人民左翼运动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思想传统而有了理智的世界观。无分大陆与台湾的被凌辱的中国现代史也使他们深刻认识到：所有的解放努力只有一个战场，那是跨越海峡的。台湾社会的政治经济与人文现象的历史特殊性，也都在科学的社会发展理论中统一融合于全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变革观念里。于是，他们从绝望的“白色祖国”转向“红色祖国”，进而投入了全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洪流。

但因为“二·二八”与“白色恐怖”的时间是连在一起的，一般人无法分清它们有什么差别。要知道，“白色恐怖”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才出现的名词。在此之前，“二·二八”是禁忌，民间又没有其他的名词可以解释这段历史，且“白色恐怖”的受难者大多曾参与“二·二八”，因为，“二·二八”而走向红色革命，最后死于“白色恐怖”，以至于最后所有的死难者都统称为“二·二八受难者”。由此想起“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台北分会会长林丽锋先生曾满怀激情地说过的一句话：“应该把历史的真相公诸于世。”

截至2011年10月底为止，依据1998年6月17日公布制定的《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条例》这个令人伤心的疗伤剂，已经受理了政治受难者及其家属补偿案9452件，其中7526件予以平反或补偿，恢复名誉者有3864人，补偿金总计新台币187亿元。

历史总要过去，悲情终要释怀。

的确，解决历史伤口并非那么容易，“二·二八”事件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但至今仍不敢说完全痊愈。

“二·二八”事件发展的历史轨迹，仍然值得人们借鉴：台湾的国民党当局从理直气壮地禁忌、硬拗，到心怀谦卑地道歉、抚慰，走过了艰难的道路。自台湾开放“党禁”、“报禁”之后，1989年，侯孝賢执导电影《悲情城市》，其中很多素材取自于台湾作家蓝博洲28岁时创作的纪实文学《幌马车之歌》《悲情城市》开舆论先河，影片先行参加意大利威尼斯影展并荣获最佳影片“金狮奖”，成为首部在世界级三大影展内荣获首奖的台湾电影，这部电影使“二·二八”事件的平反终于进入主流社会的视野。

尽管随后“二·二八”沦为政党斗争的工具，成为2000年国民党败选的一个因素，但是随着历史的还原，随着国民党慢慢负起责任，特别是马英九在“二·二八”事件上一直坚持的担当和善意，2008年和2012年的两次“选举”，这个议题没有发酵，证明马英九已经带领国民党走出了“二·二八”事件的阴影。

三、爱者欲其神，恨者欲其死

爱者欲其神，恨者欲其死。

比如十月革命，当然是“人类的新纪元”，大家对此毫无疑义，唯一令人生疑的是，当初到底开枪（炮）了没有？

在一代又一代的学生脑海里，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攻克冬宫的场面永远是“排山倒海的工人和士兵”，是“马克沁重机枪的突突突”和“枪林弹雨中的晚上9：45分，阿芙乐尔号按照信号，揭开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的怒吼”……

但是，2005年，我去圣彼得堡一逛，“西洋景”完全穿帮。莫斯科大学历史系教授尼奥诺娃“很腼腆”地告诉我们：那都是当年“人民宣传委员”们的“好心”谎言，冬宫并非被攻克，而是守军（几十名俄罗斯健妇和哥萨克）主动撤离后才被占领的，全过程没放一枪——呃，当然，开了一炮，那是“阿芙乐尔巡洋舰”的一发空炮弹……

200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1917年，革命中的俄罗斯》，再次证实了那位教授的话句句属实。

四、摄制组足足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把美国国家档案馆里中国远征军和美军顾问团里包括南京受降仪式在内约100小时的中国抗日战场的纪录片和2万多张照片，都拷贝了回来，找到了当年在现场的人的影像和照片，其中有史迪威将军在缅甸、印度、滇西等地方、在其吉普车旁边和他的卫士、司机、参谋班子大量的合影，但是，均找不到王楚英的影子

无独有偶，2009年，南京曾以侵华日军南京投降仪式警卫负责人的身份全程见证的“娃娃排长”王楚英，所撰45万字回忆文章结集出版，书名为《军碑一九四二——亲述中国远征军滇缅会战全过程》。

原国防大学黄玉章副校长和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彭训厚研究员以《历史是不能忘却的》为其代序曰：“王楚英研究员以亲身经历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撰写的《军碑一九四二》一书，是迄今为止一部最权威、最真实地反映中国远征军滇缅印征战的作品……具有重要的史料参考与研究价值……而且适合于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阅读。该书是进行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教育的生动材料。”

根据王楚英本人的统计，仅在2005年，前来采访他的媒体就达180多家，“北到哈尔滨，南到海南岛”；在一些国家级电视台制作的权威历史纪录片上，这个抗战老兵也作为重要的口述者，频频亮相。

王楚英的口述，一定程度上重塑了那段曾被人遗忘的历史。按照多位研究者的说法，这“从某种意义上确立了他在这个领域的权威地位”。

但逐渐有研究者发现，在这个老兵的自述里，不仅存在着一些明显的史实性错误与不合常理之处，而且许多叙述前后矛盾。更为重要的是，在记载这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其他文献资料里，似乎从未显示过这个职务如此重要的军官的存在。

随着研究的深入，质疑者们发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

在王楚英的自述中，1942年3月11日深夜，他在缅甸被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兼中缅印战区美军陆军司令史迪威将军“点名要求这个年仅19岁的中国上尉，出任他的联络参谋兼警卫队长”。一直到1944年10月，史迪威离开中国为止，“绝大多数时间里”，他都担任史迪威的司机，保护着这个传奇人物在滇缅战场上东奔西走，史迪威亲切地称他为“我的孩子”。

在一些研究者看来，按照常理，“这样的事情几乎不可能发生”。

首先，王楚英几乎不会英语，在近年来的多次与美国访华老兵的交流活动中，王楚英都需要翻译陪同。有研究者指出：“史迪威身边如此重要的一个职位，怎么会交给一个几乎不懂英语的中国人？”

有研究者曾当面向史迪威的外孙伊斯特布鲁克求证，王楚英是否担任过史迪威的司机与警卫。伊斯特布鲁克回应道：“美国的研究者也是近几年才从中国方面得知，有过一个中国人担任过史迪威的司机，但他们从未找到相关证据。据我所知，给我外公开车的，从来都是美国士兵。”

另一些旁证，也能够支撑起对王楚英的怀疑。

在现居台湾的原远征军五十四军第一九八师特务连连长曹英哲的回忆录《雪泥鸿爪——老兵忆旧》中提及，在1944年春节期间，王楚英还只是驻扎云南曲硐县一九八师的一个参谋，由于与上峰关系不好，受到排挤，一度产生过逃跑的念头，曹与王素来交好，曾在暗中保护他。

无论是在回忆文章里还是接受媒体采访时，王楚英曾反复提到，自己是时任一九八师师长叶佩高将军的老部下。一九八师是国民党军队的一支精锐部队，声名显赫，但该师1943年12月被纳入远征军编制，并于次年5月，作为五十四军右翼军参加滇西反攻作战时，一直在云南境内作战，从未出现在印缅战场上。

在数十万字的《史迪威日记》中，史迪威曾多次提到过在他身边工作的多名中国军官，但从未提到过王楚英这个名字。美国国家历史档案馆保存的近千张史迪威在印缅战场活动的照片中，司机均为美国士兵，从未见过王的身影。

在《军碑一九四二》中，最为惊险的经历，莫过于在温盖特将军空难中死里逃生一事。

奥德·温盖特，英国陆军少将，曾是印缅战场上的英军高级指挥官，丛林特种作战的先驱者，1944年在一次空难中身亡。

根据王楚英的自述，1944年3月24日，温盖特一行五人（包括王），乘SV918号L-5型联络机，在因道歧湖边的机场跑道降落时发生空难。

目前，世界范围内有关温盖特的传记主要有三本。其中最权威的，是1959年出版的《温盖特传》。该书作者克里斯托弗·赛克斯曾遍访温盖特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采访了几乎所有与其有过密切接触的当事人。现居北京的杨虎，是该书的中文本译者。他在研究后发现，该书中描述的温盖特遇难经过，与王楚英的回忆有很大出入。

王楚英提供的失事地点，是在缅甸因道歧湖东岸的机场，而《温盖特传》所提供的失事地点，是印度的比什普尔山区，两者相距近160英里。飞行的时间、机型也不同，王楚英所说的起飞时间是上午11时，机型是L-5，《温盖特传》及其他文献资料所称，起飞时间是晚上8时左右，机型是B-25轰炸机。

最为关键的一点是，机上乘客的名单完全不同。根据王楚英的自述，机上共有五人，他与一名叫开普生的英国中校幸免于难。而根据《温盖特传》及其他文献资料提供的名单，飞机上包括温盖特及其副官、无线电通信员、射击员、机械师与两名美国记者在内一共九人，全部遇难。

事后，英军对空难现场的一份报告中，这样描述道：“现场非常惨烈，解体的飞机残骸钻到地下18英尺深处，尸体难以判明身份，但在一些可以辨认的东西中，他们发现了那顶著名的遮阳帽的残片（注：温盖特平日总带着一顶遮阳帽，这也成为他的标志）。”

由于遇难者中有五位是美国人，而遗骸已混在一起无法分辨，所以，美军把九人的遗骸一起运回本土，合葬在阿灵顿国家公墓。如今，依然能看到这块刻着九个遇难者名字的墓碑，与《温盖特传》里提到的名单相符。

除去滇缅抗战的战场亲历，在王楚英的自述中，还有两段“显赫”的经历，也存在着颇多疑点。

一段是“八·一三”淞滬会战。王楚英称，当时年仅14岁的自己在那场战役中代理过第十八军十一师三十三旅特务排长，并在一次日军的夜袭中，指挥着由马夫、伙夫组成的一支小部队，用扁担绑着手榴弹炸毁了日军的装甲车。他本人因这一显赫战功，受到了军长罗卓英在最高级别军事会议上的褒扬。

但笔者查阅了第十八军军史，以及淞沪会战期间上海的所有大小报纸，此事从未被提及。

“按常理推断，一个小孩子立了这么大的战功，而且军长还点名表扬，军史与当时的报纸都应该记录下这件事情。”著名作家姜金城先生称：“你只要想想，连冒着战火危险自公共租界出发成功泳渡苏州河，将国旗送至四行仓库并获得谢晋元团长接见的女童子军杨惠敏，都有那么大的知名度，我们为什么从来没听说过他的名字？”

另一段经历，是王楚英最引以为豪的，就是南京作家傅宁军笔下（见2005年2月23日《人民日报·海外版》）、（2004年第8期《两岸关系》）那个几乎不懂英语但却作为史迪威将军英文翻译官，于1945年9月9日，在南京中央军校礼堂的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仪式上，作为新六军第十四师的少校作战科科长，与该师第四十团团长王启瑞，以及“宪兵营”营长赵振英一起，负责会场的警卫工作，并且在会场内目睹何应钦接过冈村宁次递过投降书一幕的激动人心的场景。

不过，近年来，王楚英在会场中的具体位置，也在自述中不停地变化着，有时候是“在中方代表团的后面”，有时候是“在日方代表团的后面”，有时候是“在会场内四处巡视”。

2008年，有研究者突然发现，王楚英自述中的“宪兵营营长赵振英”尚在世。出生于1917年的赵振英住在北京，记忆力还非常好，他记得那场仪式的许多细节，甚至还记得新六军第十四师营级以上所有军官的名字。

记者向赵振英求证王楚英的回忆，赵振英明确告知：“首先，我不是什么宪兵营营长，我是十四师四十团第一营营长，团长王启瑞与我，从滇西到印缅再到南京，是多年的上下级关系。其次，在我们十四师，我不记得有过王楚英这么个人，在南京受降仪式的警卫工作中，也从未有叫这个名字的人和我共事过。”

2011年9月4日，深圳市越众影视公司一群纪录片人历时两年时间，记录远征军后代跨越中美大洋两岸寻访、走访几十位盟军老兵及赵振英隐姓埋名的生命轨迹和历史悲欣，完成一次65年后致敬之旅的大型纪录片《发现少校》，继获得“国家记忆2010·致敬历史记录者”年度奖和第17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纪录片类银奖之后，在上海纪实频道《纪录片编辑室》如期公映。然而，摄制组足足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把美国国家档案馆里中国远征军和美军顾问团里包括南京受降仪式在内约100小时的中国抗日战场的纪录片和2万多张照片，都拷贝了回来，找到了当年在现场的人的影像和照片，其中有史迪威将军在缅甸、印度、滇西等地方、在其吉普车旁边和他的卫士、司机、参谋班子大量的合影，但是，均找不到王楚英的影子。

五、很多学者和媒体人讲的话和写的东西，其误讹差错、对真实性的不在意，简直到了让人无法容忍的地步

现在，大家都知道一个很时髦的词——口述历史。这么多年来，我天南地北地乱跑，也愈加知道了过去很多学者和媒体人讲的话和写的东西，其误讹差错、对真实性的不在意，简直到了让人无法容忍的地步。

比如，1939年6月10日，发生在日伪统治下的沦陷区的核心——南京城里，军统地下情报组织在戒备森严的日本驻中国总领事馆的盛大酒会上，因毒毙众多日伪要员而轰动世界的“金陵毒酒案”，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江苏省委宣传部出版的一本名为《群英谱》的文史资料集上，传抄了十多年，而且演绎得越来越离奇。特别是，在早年的报道中，此案多被定性为詹氏（詹长炳、詹长麟）兄弟个人作为，上了某些大报名刊、荧屏等媒体，不仅已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公开出版的《寻找英雄：抗日战争之民间调查》（作者：田川，笔者注。）著书立说，甚至南京史志办当年访问当事人，也持此种说法，进入正史资料之中（2004年第5期《江苏地方志》）。

其中在《特殊的任务》章节中，对于毒酒案参与者之一的詹长麟加入军统的过程，是这样描写的：“他随手关好门，便满面笑容地说，你叫詹长麟吧！在日本领事馆干得怎么样？酬劳还多么？我一一作答。随后这个人又对我说，你曾经参加过‘一·二八淞沪抗战，在停战期间，因你母亲生病，八十八师黄永淮团长让你回家探母，这件事你还记得吗……”

对于上述文字，但凡稍有军事常识的人们不禁要问，在那种战争年代，军人不要说家人有病，即使双亲亡故，也不会批准奔丧的，如何可以探亲返乡一去不复返呢？第一次“淞沪战争”的爆发期是1932年1月28日，在战争时期，士兵请假不归，军队不闻不问，放眼中外任何国家，应该也属罕见吧？更何况，上海到南京的距离也不远，两年时间不归队，是不是逃兵？如果是逃兵，一定会被抓回严加处罚的。这真叫人百思不得其解。

在《漫长的流亡》一节，这样叙述了詹氏回南京后的情形：

“抗战胜利以后，我带全家回到了南京。1946年，国民政府在励志社奖励抗战有功人员，给了我五万元的奖金。其他的人都多少拿了一点，我拿得最多。

我提出，日本人打走了，我也完成了我的任务，可不可以退出军统。上面同意了，但给我在苏州中央军官训练队安排了一个职务，是一份不用上班白拿薪水的工作。军衔是上尉，我每个月都要坐火车去苏州领一次钱。

1946年，我哥哥仍然留在军统局，主要是搞肃奸，把抗战时当汉奸的人揪出来。他当时红极一时啊。我拿奖金在中央门外的神策门库伦路买了一块地，盖起了三层的旅馆。后来这附近的路也是我开发的，我还架上了电线杆。当时生意非常好，家里人口多，也就没有雇外人。旅馆里有电灯，有电话，在当时是不得了的事。但我做生意很本分，该交的税都交，也时常接济附近的邻居……”

有鉴于此，长期致力于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华民国史的教学与研究，曾在中国大陆与台湾、香港地区以及美国、日本等出版与发表了多种有份量的学术论著，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做出了重要贡献的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经盛鸿教授以可贵的史学责任感与学术敏锐，多年来一直关注着这个课题，并为此进行了广泛、深入、持久的史料准备与史学研究，终于在近百万言的学术专著《南京沦陷八年史·下册》（指该书第十二章第一节，笔者注），以及2007年第4期、第8期的《档案与建设》和《名人传记·上》，照搬了“这一段抗战老人的传奇秘史”。

有关于此，自2006年以来，笔者在先后拜访组织领导实施参与投毒行动、已经湮没不闻的原军统南京区副区长尚振声将军之女尚慧潜，主要参与者王高科之子王正山、王正勇兄弟后，并赴上海图书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台北圆山忠烈祠，“民国谍战王”戴笠的家乡浙江江山市保安乡等查阅史料，前后长达五年之久。

在这里，先听听戴笠研究会的周水清及戴氏后人谢平先生是如何介绍军统（1941年-1943年）组织结构：

军统局的主要编制有：一、军事处；二、情报处；三、行动处；四、电讯处；五、警务处；六、人事处；七、经理处；八、总务处；九、训练处；十、上海实验区；十一、督察室等20个部门。

人事处主管局内外全部人事，包括吸收、任免、调配以及组建等等，人事处原设秘密人事股、公开人事股、注册福利股、档案股、收法股、文书股。

军统局吸收新的成员，首先要经过人事处的核定批准，通过后，还要由行政科主持，举行一次秘密宣誓仪式，其过程为：宣誓者进入宣誓室中，由司仪宣布仪式开始，监誓人就位，宣誓人就位，对着蒋介石戎装肖像三鞠躬，监誓人讲话，誓词的主要内容是：“余誓以至诚奉行三民主义，服从领袖命令，保卫安全，绝对遵守团体纪律，尽忠职守，并以终身奉献团体，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如有泄漏秘密及違反纪律之处，愿受最严厉制裁。”誓言读完后，监誓人讲话，礼毕。监誓人握宣誓人之手，口称“同志”，表示从此后，就是自己人了。然后，誓词由人事处存档。

军统中，凡有军校学历的，则可额定军阶，无军校学历或军队经历者，则以军用文官来界定级别。比如，凡参加军统组织已有七年者，一律从少尉开始，以后每过两年升一次；在军统组织里工作的年限确定为军阶晋升的年龄，凡黄埔军校等军事院校毕业者，概按进入军统时原军阶起叙；凡军统局各训练班毕业者，大学生从少校起叙，高中生从中尉起叙，初中生从少尉起叙。军统特训班毕业生的特训学历，作为正式学历看待；参加军统组织后，凡立有‘特殊功绩者，根据学历从优起叙。抗战中期，军统特务基本都是尉官以上，处长、副处长多挂少将衔，科长多挂上校衔，股长多挂少校衔。军统内部控制极严，所有参加军统的人都是“站着进来，躺着出去”。

那么，为何单就詹长麟可以随意退出“叠床架屋”的军统，且还能享受到一份不用上班，只拿薪水的工作呢？同时还拥有上尉军衔？

最要命的是，在《寻找英雄：抗日战争之民间调查》最后一节：“1949年，解放前夕，我过去的上级赵世瑞找到我，要我和他们一起去台湾，我当时很坚定，不想去，因为旅馆的生意很好，我舍不得……”

赵世瑞，1903年出生，浙江诸暨人。1926年10月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1934年，因挫败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为发动侵华战争而策划的阴谋“藏本事件”有功，晋升为陆军少将。抗日战争爆发，任武汉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武汉沦陷后，任迁往“陪都”重庆的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长。1943年，奉派至浙江，任省政府缉私处长。1946年，进陆军大学将官班学习，1947年毕业。1949年，奉命至厦门，任厦门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后任浙江舟山补给司令。1952年，因中风作古于台湾。

……

天啊！我实在不想往下写了，因为我每当看到那些具有权威地位的学者能如此“大变活人”的时候，我不是困惑，而是真的好奇，这些拥有眩目头衔的研究者，究竟在研究些什么？

……

历史一定有真相，只不过我们没有找到。

（未经作者同意，任何报刊不得转载或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