鲈莼之思

2012-03-20 09:59李国文
文学自由谈 2012年1期
关键词:司马炎张翰江东

●文 李国文

自从西晋张翰的鲈莼之思以后,本是小事一桩的文人吃喝,就与政治密切挂钩。

中国有历史可查的五千年来,政治几乎无处不在。人人政治,事事政治,在其位者政治,不在其位者也被政治。尤其统治者的威权政治,更是厉害,方方面面,无所不顾;大大小小,巨细不漏。于是,做文人者,即使非常谨慎小心,也难逃法眼。找碴儿问罪,犯事获咎,轻则充军,重则杀头,简直防不胜防。因之,在文学史上,便常常看到一些聪明的文人,为了免得陷进漩涡,而努力避开权力;为了逃脱是非纠缠,而尽量摆脱官场。由于吃喝本乃人之常事,以此为挡箭牌,为障眼法,为遁身术,为回旋计,制造一点烟幕背景,打个马虎眼什么的,用以转移当局视线,说不定还是避灾躲劫的手段呢!

张翰的鲈莼之思,就是这样一个成功的例子。

张翰,字季鹰,吴郡吴人,生卒年不详。为江东文人,《晋史》有传,称他“善属文”。观其散见于唐代类书《艺文类聚》中的《首丘赋》、《豆羹赋》、《杖赋》、《秋风歌》等等作品,看来,此人以赋见长,不过诗也写得很出色。有一首情深意惋的《思吴江歌》,寄托了游子对家乡风物的怀念,他的鲈莼之思,说不定由此而生发的呢!

秋风起兮木叶飞,

吴江水兮鲈正肥。

三千里兮家未归,

恨难禁兮仰天悲。

他残存的诗作不多,但却有脍炙人口的诗句。最负盛名者,莫过于形容盛开油菜花的“黄花如散金”了。凡在南方生活过的人,凡在春天田野里驻足过的人,凡在一望无际的油菜花海里沉醉过的人,无不感到这个极其生动,极为准确,极富色彩感的形象,譬喻生动,巧思传神,堪称绝妙无伦。唐代诗人李白,何其眼高,何其拔份,也不由得佩服:“张翰黄金句,风流五百年。”据说,唐代科举取士,甚至以此诗句,为试卷命题,可见影响深远。我想,一个文人,不管你写了千千万万,你还没有死,那千千万万先你而亡,真不如张翰传世的这一句诗。

有这五个字,对以文谋生者来讲,归天以后,还能活下来,也就足够了。

张翰出生的三国时期,魏蜀吴鼎立,除了打仗,就是打仗,打了将近一个世纪,最后,一概狗屁着凉,全部完蛋。先是蜀亡于魏,后是魏亡于晋,而吴,气数略长一些。晋当然强,吴也不弱。惟其不弱,所以,坚持到最后才俯首称臣。公元263年,蜀亡,公元265年,魏亡。吴隔江对峙强邻,竟然牵延将近三十年,直到公元280年,司马炎利用东吴孙皓的荒淫败乱,暴虐贪腐,而兴师灭吴,实现全境统一。不过,吴虽亡,不服输的力量犹在,因为,晋是士族政治,讲门阀,尚精神,全凭嘴皮功夫;吴是豪族统治,讲实力,重物质,有枪就是草头王。这些地方实力,时有“复兴”故国之意,常作蠢蠢欲动之举,弄得洛阳当局心神不宁。于是,吴亡以后的第一个十年(280-290)间,晋武帝南下视察,途经广陵,向一位叫华谭的名士请教。

他问这位耆宿,“吴人趑睢,屡作妖寇”,怎么办?“吴人轻锐,易动难安”,怎么办?“今绥靖新附,何以为先?”请先生示之。

华谭沉思片刻回答:“所安之计,当先筹其人士,使其云翔阊阖,进其贤才,待以异礼,明选牧伯,致以威风,轻其赋敛,将顺咸悦。”

魏晋风流的主角,就是这些表面不政治,内心极政治的名士,一部《世说新语》,说尽了这些名士的通脱圆熟,究其底里,名士其实最政治,不过,通常让你看不透罢了。这就是中国文人的厉害了,数千年来,你硬他软,你软他硬,若无此等软硬通吃,和软硬统统不吃的太极功夫,中国文人早就绝了种了。华谭不喜欢司马炎口中的“绥靖”二字,但又不好劝陛下“绥靖”不得。而要“绥靖”的话,自然是软硬两手齐上,怀柔镇压并举,难免苶毒东南生灵,势必伤害江左利益。这才深入浅出,委婉开导,司马炎尽管弱智,此刻尚未昏愦,这些属于政治ABC之类的常识,也还能听得头头是道。这才有颁诏聘贤,派船迎宾之盛举,将江东头面人士,一股脑儿统统召入洛阳。

我估计张翰入都,在批次上要稍晚于顾荣、周处、戴渊、纪瞻等人。而陆机、陆云兄弟,南方人士中的拔尖人物,早在太康十年,就是洛阳城里风度翩翩,文章出色的秀场明星了。大司空张华,西晋政权要人,很高兴东吴的两位大牌文人,归顺中央,赞曰:“伐吴之役,利获两俊。”凡要人,无不爱抢麦克风,也无不嘴大,或者大嘴,乱说一气。尤其这位老夫子,嘴没个把门的,如同当下文坛那些狗屁评论家(因为他们基本放狗屁,故尔获此雅号),动不动把“大师”啊,“不朽”啊,“巨著”啊,“传世”啊,一顶顶桂冠扣在作家头上一样,成为文坛笑话。试想,司马炎聚数十万水陆将士,积二十年军事准备,拿下东吴,只是为了得到这哥儿俩,未免过甚其辞。幸好张华是司马炎的多年智囊,否则,那些看不上南人的北方名流,早大嘴巴子抽过去了。

由此看到,在洛阳人士眼里,对江东人物的品评,还是存在等级差别的。别看张翰的名望,在东吴当地响当当,但在洛阳组织部门眼里,他名字的含金量,显然要低一点。因为张翰的父亲张俨,为东吴孙权的大鸿胪,相当于国家民委主任,部委级的。可顾荣的祖父顾雍,却是东吴孙权的丞相,等于国务院总理,那可是十分了得的大员。而陆氏兄弟的祖父陆逊,父亲陆抗,更厉害了,一个类似三军总司令,一个类似总参谋长,皆为军权在握的高级统帅。因此,同是官二代,阶位之高低,级别之上下,是无法同日而语的。当局权衡之下,一种可能,也许发给张翰一纸敦聘书,另一种可能,也许并没有发,只是表示了敦聘的意向。中央政府对他的态度,依我猜测,热情是有的,冷淡也是有的,阁下来也行,阁下要不来也行,一张由建康到洛阳的直通船票,好像迟迟也未送达。一般来说,古人是比今人更在意面子的,可想而知,在白下的张翰,街上碰到熟悉的面孔,人家若好奇地问:张先生怎么没去洛阳赴任?脸皮就会热辣辣地发讪了。

面子问题,恐怕是张翰最终回到江东的一个郁闷心结。

另外,从张翰洛阳之行的随意性,也可看到他的手中,确实没有中央政府签发给他的船票。据《晋史》,他来洛阳,由于“会稽贺循赴命入洛,经吴阊门,于船中弹琴。翰初不相识,乃就循言谭,便大相钦悦。问循,知其入洛,翰曰:‘吾亦有事北京。’便同载而去,而不告家人。”这种具有魏晋风度的潇洒不羁,不拘小节,任性而为,洒脱风流,固然成为文坛佳话。但一时兴起,搭顺风车,坐顺路船,也表明他之“有事北京”,并不是必须要去,马上要去,而是可去可不去的自由行。

张翰入都,估计在“太康之治”的黄金时代,与“八王之乱”的黑暗岁月之间,正是司马炎灭蜀、篡魏、伐吴,大红大紫以后,很快就要谢幕的尾声。这种好日子马上到头,坏日子就要开始的混沌期,大多数人常常是浑然不觉的。清醒如华谭,按兵不动苦守江东者,不多。凡觉得自己是块料者,都到北方立身扬名去了。连一些无名之辈,也因从众心理,千里迢迢,往洛阳而去,成为浪迹于首善之区的“北飘一族”。

当名流、半名流、非名流,都在北都聚首之际,在建康城里的张翰,形单影只,孤身孓立,不免有点上火,摆在面前的鲈脍莼羹,竟引不起他的食欲。

对于古人,前人,圣人,名人,我习惯于看其“人”之一面,既然是人类成员之一的“人”,而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那么“人”之共性,譬如七情六欲,譬如喜怒哀乐,譬如得之喜,失之悲,譬如人比人,气死人,我想不可能不存在。这位老兄看到中原的火热一面,看到洛阳的光亮一面,看到结束汉末分裂,一统天下的划时代人物司马炎,仍在指点江山的辉煌一面;他有他的现实主义盘算,那火热,那光亮,那辉煌,再不抓住机会的话,恐怕要永远失之交臂了。于是,踏上贺循的船,直奔北都。没有想到开国君主司马炎,会在公元290年(太熙元年四月)突然驾崩,从此辉煌不再。

司马炎之死,颇出大家意料,执政25年,不算长,年才55岁,不算老,一个正当年的人,怎么会死?或许不无参考意义的旁证,中书令太子太傅贺邵上过谏书,直言“今国无一年之储,家无经月之蓄,而后宫之中坐食者万有余人”。一个太过庞大的后宫,对他来讲,即或拿伟哥当饭吃,也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的。此人好色,登极后曾经发出一道荒唐的诏令,禁全国婚娶两年,必须等他选妃以后,方可开禁。据说他一口气搜罗了5000美人充实后宫。平吴以后,又从江东物色来5000吴越佳丽,于是,拥有与万女交合之勃勃“雄”心的司马炎,荣登中国最荒淫帝王榜,居榜首位置。由于“极意声色,遂至成疾”,终因纵欲过度,委顿不起,只好向他的臣民抱歉,先走一步了。

张翰到了洛阳以后不久,就赶上了这次国丧,他有点沮丧。

他到洛阳来,多少带着一点浪漫,一点激情,投奔司马炎一统天下的大业中去。中国文人都比较政治,不过聪明一点的,努力与政治保持距离,而自以为聪明的,或者聪明过了头的文人,却如蛾趋火似的拥抱政治,投机政治。张翰如果早想到一个男人占有一万个女人势所必然的结局,我想这位音乐爱好者,在船中听完贺循弹完一曲之后,就离船上岸,跟他拜拜再见,不会与之结伴同行,也不会有嗣后的莼鲈之思了。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说到这位司马炎时,也是很肯定此人早期的辉煌,也是江东张翰为之憧憬,为之希冀的:“晋武之初立,正郊庙,行通丧,封宗室,罢禁锢,立谏官,征废逸,禁谶纬,增吏俸,崇宽弘雅正之治术,帮民藉以安;内乱外逼,国已糜烂,而人心犹系之。然其所用者,贾充、任恺、冯勗、荀紞、何曾、石苞、王恺、石崇、潘岳之流,皆寡廉鲜耻贪冒骄横奢之鄙夫;即以张华、陆机铮铮自见,而与邪波流,陷于乱贼而愍不畏死;虽有二傅、和峤之亢直,而不敌群小之翕訿;是以疆宗妒后互乱,而氐、羯乘之以猖狂,小人浊乱,国无与立,非但王衍辈清谈误之也。”

但晋之亡,并非如王夫之所说的近小人,远君子,而是司马炎逃脱不了其家族阿尔茨海默氏症的基因病变。说来也怪,整个晋朝,所有姓司马的帝王,贵裔,宗室,都是按这样的“前明后暗”两极变化的逻辑行事,司马家族的通病,就是“明”期一过,立刻昏“暗”,而且迅速逆转,来不及地走向反面。或始终白痴,或逐渐白痴,或急速白痴。王夫之所说:“惠帝,必不可为天子者也,武帝护之而不易储,武帝病矣;然司马氏之子孙,特不如惠帝之甚耳,无一而不可以亡天下者,则将孰易而可哉?”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司马衷白痴,其他司马什么的,未必不白痴,换谁都不灵,都存在着阿尔茨海默氏症的基因。所以,司马炎死后,25年工夫,西晋王朝覆灭。

正史和稗史演义都说,司马家的老祖宗司马懿,曾经装疯,装得十分成功,骗过了好多人。《三国演义》一百六回,“司马懿诈病赚曹爽”,描写他能够使所有人都相信他疯的细节,恐怕此人的心志精神方面,还确是有点病态。从这位老家长一生,残忍到麻木,狠绝到死硬,将尸体堆成“京观”的为杀人而杀人,所看到的理智绝对丧失,下意识支配一切的恶行表现,看来,潜伏在这个家族基因中的痴呆症困扰,谁都无法逃避。

“前明”和“后暗”,只是基因处于沉潜期和骚躁期的差别。司马炎之胡作非为,倒行逆施,荒腔走板,神志紊乱,到不可理喻的地步,说明其家族没落基因,提前发作罢了。弱智,并不可怕,历史常常开这样的玩笑,将一群弱智的人,集合在一起,那就要酿成灾难,这就是公元291年(元康元年)至公元306年(光熙元年)的“八王之乱”。那些精神扭曲,心志变异的司马家族成员,被推向极致以后,手里有刀,有枪,有生杀大权,健全的人性,越来越少,嗜血的兽性,越来越多,其结果便可想而知了。一场持续十六年的疯人院式的癫狂,司马家这班近乎白痴的弱智子弟,终于将西晋王朝彻底埋葬。

初次来到洛阳的张翰,住在迎宾馆里,就相当尬尴了。其状态,有点类似近人柳亚子1949年在北京颐和园里住着的心情。饭局是有的,晚会是有的,吟诗作画以文会友也是不会少的,但是看到重用的重用,升迁的升迁,冠盖京华,斯人憔悴,就难免耐不住寂寞。毛泽东遂有诗,“牢骚太盛防肠断,观鱼胜过富春江”来安抚这位南社名流。然而,张翰是小脚色,哪能有柳亚子的分量,司马炎不会写诗,也无毛泽东的文才,更何况他被万名美女层层包围,哪有时间理会张翰。

于是,他决意离开。洛阳的流水席再好,也比不上家乡的美味可口。

现在,已无法知悉张翰何时来到北都,又是何时离开这座城市的具体年份和日期了。若按《晋书》所说:“齐王冏辟为大司马东曹掾,冏时执政。”那么,莼鲈之思的张翰,应该是公元301年至302年之间,司马冏尚未彻底完蛋前,回到江东去的。齐王执政后,一直得不到安排的张翰,有了转机,为了笼络江东人士,司马冏给他一个东曹掾的职务,相当于大秘。秩四百石,地位不高,但在别人眼里,起点很高,因为是领导贴身人员。《晋书》称:“冏于是辅政,居攸(其父)故宫,置掾属四十人。”被司马冏看中,纳为自己四十嫡系成员之一,前途肯定不可限量。然而,回江东的决心已定,别说区区四百石,两千石也不在话下,拍拍屁股,打算走人了。

据《晋书》:走之前的张翰,与在洛的江东领军人物,也是他的酒友顾荣,把盏叙别。“翰谓同郡顾荣曰:‘天下纷纷,祸难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难。吾本山林中人,无望于时,子善以明防前,以智虑后。’荣执其手,怆然曰:‘吾亦与子采南山蕨,饮三江水耳。’翰因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在适志,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驾而归。”

张翰所思念的吴中三味,都是一般般的家常菜肴,然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久而久之,家乡风味的味,就不仅仅是味觉了。而是家园之恋和乡土之情的混合体,甚至是精神上的一种寄托和象征。正如陆机兄弟最早来到洛阳时,拜访侍中王济,这位驸马爷指着面前几斟羊奶制成的乳酪,问他,你们江东可有与此媲美的食物吗?陆机就回答他:“有千里莼羹,但未下盐豉耳!”用白话来说,江南千里湖里的莼菜,做出羹来,即使不加作料,也是鲜美无比的。菰菜,即茭白,炒个肉丝什么的,清香鲜嫩;莼羹,就是用水生植物蓴菜幼叶做成的汤,柔滑可口;鲈鱼脍,我估计即今之苏、杭菜肴中的滑溜三白。据说,松江产的鲈鱼,四鳃,与他地产的二鳃不同,肉质细腻肥美。

但是,千里洛阳,来,固不容易,去,也不容易,司马冏却是一个不能得罪之人,在“八王之乱”这场狗咬狗一嘴毛的厮杀中,他最投机,也最毒辣,绝对不是一个好饼子。先是鼓动司马伦,废了惠帝皇后贾南风,将她送进金墉城幽禁,废了就废了吧,关了就关了吧,不,司马冏到底给她一盏金屑酒,鸩死了她。后又裹胁司马颖、司马顒,又将这个得意的司马伦推翻在地,然后,老戏重演,同样将他送入金墉城,同样也是一盏金屑酒,鸩死了他。

不打招呼,说走就走,司马冏对不听调教,不识抬举的江东张翰,应该是不会宽恕的。现在,弄不懂这个绝对混账,绝对坏蛋的司马冏,为什么高抬贵手,放他一马,甚至连追杀的念头也没有?惟一的可能,就是司马家族的遗传基因在起作用,此人急速地弱智与白痴化,已经不可救药,无暇顾及一切。据《晋书》,此时的司马冏,正忙于“大筑第馆,北取五谷市,南开诸署,毁坏庐舍以百数,使大匠营制,与西宫等。凿千秋门以通西阁,后房施钟悬,前庭舞八佾,沈于酒色,不入朝见”。司马炎那海量美女的后宫,现在都归他享用了,光清点验收这笔遗产,就够他张罗的了。肯定有人给他打过报告,任何社会,在统治者的耳根下,这种密告是少不了的。“主公,那个爱喝酒的江东张翰正在雇船。”“雇船干吗?”“要回江南。”“回江南干吗?”“说是想吃他的家乡特产。”司马冏哈哈一笑,“既不是持刀弄枪去造反,也不是舞文弄墨来捣乱,一个文人,为一张嘴,由他去吧!”

本来,张翰好饮,有“江东步兵”的雅称,他总不能学习前辈阮籍,装疯卖傻,醉上一百天,推掉司马家的婚事那样,藉此离开洛阳吧?于是,在一个秋风清冽的日子里,他想到家乡三味,便放出空气,“人生贵在适志,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乎!”于是,他回到了江东,得到了自由。

张翰此行,颇得后人誉扬,但誉扬的侧重点不一。

一是赞他舍得名利的放达:李白在《行路难之三》这首诗中,这样大加褒美,“君不见吴中张翰称达生,秋风忽忆江东行。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着重其放达情性,看淡名利的一面。唐代诗人白居易,一辈子在朝为官,一辈子不很得意,因为他在乎那几百石薪俸,做不出这份割舍,也就做不到张翰那样说走就走。也用诗句表达他的衷心敬佩:“秋风一箸鲈鱼鲙,张翰摇头唤不回。”不但羡慕张翰所得到的这份自由,而且佩服他敢“摇头”说NO,敢“唤”而“不回”的勇气。

二是赞他识时务,知进退:《世说新语》对张翰此行的记载,则强调其识时知趣,明哲保身的一面。“张季鹰辟齐王东曹掾,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便归。俄而齐王败,时人皆谓为见机。’”

但是,无论是适意旷达,淡泊名利也好,还是识时知世,抽身而退也好,其实,张翰之告别洛阳,在更深层次上是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南北文化隔阂所造成的。二百年后,北魏杨衒之所著的《洛阳伽蓝记》,其中所写的五世纪末,六世纪初的南北朝期间,在北人和南人,中原人和江左人之间,心理和精神上的感觉差异,文化和物质上的认知鸿沟,还是相当严重分歧着的:“永安二年,萧衍遣主书陈庆之送北海入洛阳,僣帝位。庆之为侍中。景仁在南之日,与庆之有旧,遂设酒引邀庆之过宅,司农卿萧彪、尚书右丞张嵩并在其坐。彪亦是南人,唯有中大夫杨元慎、给事中大夫王咰是中原士族。庆之因醉谓萧、张等曰:‘魏朝最盛,犹曰五胡。正朔相承,当在江左,秦皇玉玺,今在梁朝。’元慎正色曰:‘江左假息,僻居一隅。地多湿蛰,攒育虫蚁,壃土瘴疠,蛙黾共穴,人鸟同群。短发之君,无杼首之貌;文身之民,禀蕞陋之质。浮于三江,棹于五湖。礼乐所不沾,宪章弗能革。虽复秦余汉罪,杂以华音,复闽、楚难言,不可改变。’”

张翰来到洛阳,钉子没少碰,冷脸没少看,只要一出迎宾馆大门,一张嘴,甚至那些卖胡饼的,制乳酪的,炸油尖麻糖的,做焦槌馉脯的小市民,也瞧不上满口吴语的他。自恃天子脚下之人,有撇嘴的,有摇头的,那叫一个势利!尤其讲河洛官话的高门华族,操华夏正音的世家缙绅,就更不把来自蛮夷之域的亡国之民放在眼里。从语音到饮食,从风俗习惯到日常起居,从文化品味到玄儒学派的分歧,从政治见解到治国理念的不同,南北士大夫间存在着严重的抵触情绪。

司马炎虽然下令将江左名士陆机、陆云、顾荣、周处等,敦聘到洛阳来,但是,如何安排?如何使用?如何让这班南方精英分子,融入北方壁垒分明的门阀体系之中?如何让那些人五人六的,自视不凡的中原人士,接受他们,礼敬他们,从而和衷共济,同襄国是?还未来得及作进一步筹划,晋武帝就撒手西去。这位在军事上实现了版图上统一的司马炎,即使天假以时,多活上几年,要在政治上实现人心的统一,在文化上实现精神的统一,那是谈何容易的事。

张翰开了这个头以后,接下来,顾荣、戴渊、纪瞻、贺循,也相继还乡。说其放达也可,说其见机也行,但根本上是这种南北之分、之争、之隔阂、之距离,一时间内很难看到尽头,才借机回返江东。从那以后,自魏晋南北朝起,一直到唐宋,一直到明清,一直到“五四”,甚至建国以后,中国文化史上这种由于地域差别,而造成的压迫与反压迫,都曾或隐或显地存在过的。

若从这样大背景上看莼鲈之思,大概也就是这条历史长河中一朵文学浪花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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