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翊武与辛亥武昌起义

饶怀民，黄俊军

（1.湖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2.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湖南 长沙 410003）

一 推动长江流域革命，锁定首义地点

如何选择武装起义地点一直是困扰当时包括孙中山、黄兴在内的革命党人的一个最为棘手的问题。到最后选择武昌为突破口，革命党人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摸索过程，为锁定首义地点作过艰辛的探索。而蒋翊武对推动长江流域革命，为锁定首义地点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所周知，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成立后，相继发动了两次反清武装起义，即1895 年的广州起义和1900 年的惠州起义，但这两次均因准备不周而败。兴中会成员以广东籍和华侨居多，孙中山选择在自己的家乡珠江流域的广东发起起义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

1904 年2 月15 日，黄兴在长沙成立了国内第一个反清革命团体华兴会。也就在同一年内，他连续发动了两次起义，即长沙起义和鄂、宁起义。长沙起义因谋泄而流产，鄂、宁起义的计划又因受万富华刺王之春事件的牵连而搁浅。值得一提的是，这两次起义的地点皆选择在长江流域。

平心而论，无论是选择珠江流域还是选择长江流域，起义均各有利弊。就珠江流域而言，有利于聚集革命力量，便于在海外筹款接济义军，从国外输送武器弹药，失败后便于疏散逃逸等等。但由于起义地点偏居一隅，在国内产生的影响有限。就长江流域而言，民族工商业相对较为发达，又是粮食的主产区，水路交通较为便捷，特别是长江中下游流域的主要城市长沙、武汉、南京、上海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历史上为兵家必争之地。况且，在中部地区起义造成的社会影响要比边远地区大得多。

通常来说，革命党人都热爱自己的家乡，都同自己的出生地域保持着最亲密的关系和最密切的联系，都愿意在自己熟悉的地方举义。这样，在起义地点的选择上也就有所谓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之争，而且，这种争论在武昌起义之前似乎都一直存在着。谭人凤和胡汉民为这个问题更是争得不可开交，加上其他一些因素，两人简直要闹到打架、斗殴、甚至绝交的地步。据谭人凤回忆：1910 年10 月某日，他在香港，“招伯先、汉民饮，以一卮奉伯先曰‘愿为国自爱，勿过激过郁。’以一卮奉汉民曰：‘劝君放开眼界，天下事断非珠江流域所能成。余往返香港三四次矣，请从此别。’盖深恶而痛绝之也”[1]。黄兴、宋教仁、蒋翊武、谭人凤、刘揆一、焦达峰等一大批湘籍志士，都是赞成首先在长江流域发动起义的。孙中山与黄兴首次在日本凤乐园见面时也为此争论得很激烈，“黄兴主张从长江一带开始干，孙则主张从广东开始干”[2]。可见，早在同盟会成立前，在起义地点的选择上，孙、黄之间就存在分歧，并有过争论。

同盟会成立后，湘籍志士在推动长江流域革命、经营两湖地区方面又进行了有力的尝试，这就是1906 年12 月4 日发生的萍浏醴起义。这次起义是同盟会成立后领导的第一次武装起义，也是一次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大起义。在黄兴、刘揆一的策动下，同盟会员刘道一等人回国返乡，具体领导萍浏醴起义。对于这次起义的地点，黄兴有过面嘱：“今欲规取省城，宜集合会党于省城附近之萍浏醴各县，与运动成熟之军队联合，方可举事。”“姑就次策言之，使以会党万人组成整齐军队，发难于浏醴，而直扑长沙，各军队反戈相应，占据省垣重地。”[3]由此可见，这次起义的最终目标就是占领长沙，挥师北伐，直捣幽燕。刘道一回国后，在长沙水陆洲的一只船上召开秘密会议，“到三十八人”[4]，除蔡绍南个别外省志士外，可以说是清一色的湘籍志士。很明显，这次会议根据黄兴的指示，起义地点被正式确定下来。会后，便派人与武昌和南京方面进行联络，以便届时响应。萍浏醴起义可以视为黄兴等湘籍志士推动长江流域革命思想的具体体现。这次起义动员了30 000多人参加，与清军鏖战26 次，战斗匝月，清廷调动湘、鄂、赣、苏四省兵力加上地主武装团练50 000 多人，才将起义镇压下去，规模不可谓不大矣！在战场上牺牲或在“清乡”运动中惨遭杀害的无辜群众逾万人；年轻的革命活动家刘道一、著名的革命实业家禹之谟等先后被捕殉难；湖北日知会因筹划响应萍浏醴起义受株连，造成胡瑛等9 人被捕，酿成著名的“湖北日知会案”；此外，清廷还在南京大兴党狱，同盟会会员杨卓林等人因此遇害；自日本归国的宁调元等人被捕入狱（宁一直到武昌起义后才获释）；黄兴、刘揆一、李燮和、郑先声、柳大任等10 多人均被清廷重赏通缉。尽管如此，萍浏醴起义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清政府的打击是极其沉重的，产生了积极影响。

蒋翊武没有留过学，也没有海外革命的经历，他从事革命活动始终在长江流域，即常德—长沙—上海—武昌等几个城市，在首义地点的选择上做过积极有益的探索，最后锁定首义地点——武昌。

1903 年，蒋翊武考入常德的湖南西路公立师范学堂，在学习期间广泛“收求批阅”革命书报，结识了革命党人宋教仁、刘复基等，积极参与革命活动。1904 年秋天，他参与了华兴会长沙起义。后来事泄失败，他被学校开除学籍，由此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1905 年秋天，蒋翊武见革命时机不成熟，一时难举大事，就准备东渡日本。到达上海后，由于蒋翊武得了一场大病，随后恰逢日本文部省公布了《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于是就滞留上海。1906 年，蒋翊武入上海中国公学学习，并且在刘复基的介绍下加入了同盟会，协助杨卓霖、钟文恢等人组织革命团体竞业学会。竞业学会是中国公学的学生团体，蒋翊武在返湘之前，曾参与会章的制定、竞业学会机关刊物《竞业旬报》的编辑。《竞业旬报》以刊载时事政治内容为主，设论说、学术、译稿、时文等栏目。对外声称“振兴教育，提倡民主，改良社会，主张自治”，“其实这都是门面语，骨子里是鼓吹革命”，实则“专以提倡民族主义为宗旨”，宣传爱国排满，抨击改良立宪等[5]。在其创刊号上蒋翊武有文章刊布，其文笔锋犀利，见解洞彻，持论激进，备受读者欢迎。

1906 年春夏期间，蒋翊武以同盟会会员身份参与了萍浏醴武装反清起义的策划活动。萍浏醴起义失败后，革命暂时处于低潮。加之他的家庭出现变故，1907 年7 月，蒋翊武被迫返乡避难。这段时间，蒋翊武“杜门不出，日以诗酒自遣，时或仗剑高吟，旁若无人。”[6]20他在苦苦思索革命的出路。

蒋翊武关于湖北新军的信息有两个来源，一是来自老同学黄贞元。1904 年底，蒋翊武与黄贞元因参与华兴会起义，同时被湖南西路师范学堂开除。黄贞元在家小住一段时间后，于第二年赴湖北投入了新军，被编入第21 混成协41 标第三营。他们长期都有书信往来。二是来自同乡好友杨载雄。杨载雄曾于1900 年参加湘军“劲字营”，并随军北上“护驾”。当他看到被八国联军赶出京城的皇帝、太后仓皇逃窜，而老百姓却匍匐在地对他们顶礼膜拜的情景后，非常不满，认为保护这样的窝囊皇帝没有出息，便告假回家。回家不久，经过好友岳景飞的推荐，来到湖北参加了新军。1907 年，他考入了张之洞开办的陆军特别小学堂，1910 年毕业，仍回新军41标服役[7]54。

1909 年仲秋的一天，蒋翊武应刘复基之邀在刘复基的家乡柳叶湖游玩，他试探性地对刘复基说：“吾辈所事，又添障碍矣！及今不图，迟益艰难。闻鄂中新军多志士，余久志从戎，今日赴鄂实行矣，君能与俱否？”[6]20刘仰天大笑：“哈哈，简直是太巧了，我正想邀请你一起去湖北呢！”蒋翊武的想法得到了刘复基的支持。原来，刘复基已接到在汉谋职的兄长刘星澂的来信，要他到汉口《商务报》担任会计和发行员。于是，两人一起前往湖北，开始了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革命时期。从此，蒋翊武的革命活动与武昌首义紧紧联系在一起。蒋翊武于1909 年11 月加入第41 标第三营左队后，一直在武汉积极从事运动新军工作，他先后参加了革命组织群治学社、振武学社和文学社等，并且是文学社的领袖。这些革命团体一脉相承，以新军士兵为主，在武昌起义前，文学社的社员遍布湖北新军各部队，成为湖北新军中人数最多的革命团体。

湖北自1896 年以来在洋务和“新政”期间，编练成了一支装备先进、兵种齐全的新军；加之武汉为九省通衢的战略要地，一旦发难，容易牵动全局，得到四方响应。蒋翊武正是看好这两点，确定武汉为他的革命根据地，运动新军是他的革命工作。正如黎东方所说“文学社的同志，并不因广州方面的失败而沮丧，反而增加了信心与勇气，认为革命一定成功，而且是在武汉成功。他们认为：武汉在地理上比广州占优势，是中国的心脏，而且有汉阳兵工厂与武昌藩库的大量可资凭藉。革命军占了武汉，便可控制长江上下游各省，北捣幽燕。”[8]

二 推动同盟会武装起义由联络会党向运动新军转变，找准首义依靠力量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带两重性的阶级”[9]，这就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放手发动群众，而只能借助现成的社会力量去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这种现成的社会力量就是会党和新军。诚如曾担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所云：“湖北自丙申以后，即尽摒弃旧习，以西法练兵，故今日湖北陆军，东、西人来观看，皆言甲于各省。”[10]如何将这批训练有数的新军转变为革命的动力，一直是鄂籍志士的工作重点。而湖南的情况则不同，湖南是哥老会势力较为雄厚的地区，新军的基础相对较为薄弱，湘籍志士则将工作重点放在联络会党上。具体地说，两湖志士既联络会党，又运动新军，作为辛亥革命的主要动力。鄂籍志士以运动新军为主，联络会党为辅；湘籍志士则以联络会党为主，运动新军为辅。二者双管齐下，取长补短，共同促进同盟会武装起义由联络会党向运动新军转变，找准了首义的依靠力量。

那么，蒋翊武究竟是如何去联络会党、运动新军的呢？又是如何经历了由联络会党向运动新军的转变的呢？1904 年，只有20 岁的蒋翊武就协助宋教仁集结革命力量，响应华兴会的长沙起义。1905 年，“蒋翊武和刘复基奔走于沅湘间，与各地会党联络，传播排满复汉的思想，闻者颇多乐从，得同志数百人。于是，设机关于常德城内祗园寺，策划革命”[7]363，以同盟会会员身份参与了湘赣边的萍浏醴武装反清起义的策划活动。蒋翊武与中国同盟会总部派遣回国的留日学生刘道一、蔡绍南等一同前往湖南，在长沙水陆洲的一只船上约集革命志士，召开会议研究起义方案。会议决定由蒋翊武等负责策动新军，届时响应，蔡绍南、龚春台、彭邦栋等负责联络防营部分兵勇，布置会党。1906 年12 月初，得悉萍浏醴起义消息，蒋翊武乃商同刘震、黎兆梅、滕元寿等人联络长江一带会党头目袁有升、曾斌等9 人，密谋在南京起义响应[7]47。在这些起义先后失败后，蒋翊武认真总结自己“以一书生从事革命，竭数年心血，组织文人学士不成”的教训，认为“戊申以前各次起义之失败，由于缺乏革命武装与革命干部，至于绿林豪杰与日本浪人，可利用而不可重用者”，“学界中人只能以文字鼓吹革命，无大宗武器不能举事”，于是“翻然改图，谓当今天演竞争，唯武力乃能制胜。欲实行革命，当以联络军队，侧身行伍为要着”[11]645，悟出了夺取革命胜利的突破口——运动新军，从而找准了首义的依靠力量。蒋翊武因立志投军，化名伯夔，经老同学黄贞元的介绍投入第41 标3 营左队当兵，他以该标营为依托，直到1911 年武昌起义爆发都没有离开过湖北新军，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一直在武汉当兵，积极从事运动新军工作，为武昌首义作力量储备。

三 促进湖北新军向革命的方向转化

相对全国而言，湖北革命党人在组织革命团体方面显得异常活跃。在辛亥革命准备阶段，他们先后组织的比较大的革命团体有武昌花园山机关、科学补习所、日知会、军队同盟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共进会、文学社等。毫无疑问，在湖北革命团体的演变中，鄂籍志士起了关键性的主导作用，但湘籍志士群体的参与则是湖北革命团体屡仆屡起的重要原因之一，两湖志士通过这些革命团体在新军中开展工作，共同促进了湖北新军向革命的方向转化。

湖北当局对新军控制甚为严密，在武昌起义前，湖北志士还没有单独领导过规模较大的反清武装起义。长沙起义，鄂、宁起义，萍浏醴起义的相继失败，鄂籍志士均不同程度受到株连，湖北革命团体也频频解散，革命志士都不同程度遭受迫害。蒋翊武深知这些，他先后参加过群治学社、振武学社。他领导的文学社就是前此革命团体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1908 年7 月，以鄂籍志士任重远为总干事的军队同盟会成立。这是在湖北新军内部组团的开始，该会是湖北新军士兵中第一个独立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湘籍志士杨王鹏、钟畸、章裕昆、唐牺支、孙昌福、黄驾白、单道康、廖湘芸、李抱良等数十人入会。该会制订了“从兵士入手，另筑基础”的方针，为革命党人运动新军找到了方向。“鄂中军人，以久蒙压抑，突有组织，顿成蒸蒸气象。”[12]160军队同盟会由于急于在武昌大举事泄，导致组织被暴露，仅存数月，该组织遂改为群治学社。1908 年12 月，群治学社成立，议定“暂设庶务一人，维持社务进行”，“并推定钟畸同志为本社庶务”[12]162。后因钟畸奉调入南京，社务由李抱良继任。湘籍志士入会者除钟畸、李抱良外，尚有杨王鹏、刘复基、何海明、廖湘芸、刘星瀓、唐牺支、章裕昆、黄驾白、单道康、孙昌福、龚霞初、黄孝霖、李慕尧等10 多人。1910 年4 月，长沙发生抢米风潮，群治学社决议4 月24 日响应，后因准备活动被清吏侦知，鄂督瑞瀓下令在军中严查，幸亏李抱良事先将“该社文件、册据秘藏，未被收索”[13]，但群治学社解体。1910 年9 月，振武学社成立，推举“杨王鹏为社长，李抱良文书兼庶务”。据统计，参加振武学社的湘籍志士有：胡瑛、唐牺支、孙昌福、章裕昆、张文选、黄驾白、黄依僧、单道康、杨王鹏、廖湘芸、刘复基、刘星瀓、蒋翊武、钟畸、李抱良、何海鸣、李鑫、钟倬宾、李慕尧、方震东、李达武、侯源英、沈岳支等多达23 人。尽管振武学社行事隐蔽，但还是被反动军官嗅出异味，黎元洪随即撤消杨王鹏司书职务，将李抱良等人重责开除。杨、李二人相继离鄂后，刘复基和蒋翊武继续支撑社务，正是刘、蒋二人在极为艰窘处境下的支撑，使得振武学社停滞不久后，文学社又开始酝酿。1911 年1 月，文学社成立，蒋翊武任社长。湘籍志士单道康、李慕尧、廖湘芸、孙昌福、雷洪、章裕昆、龚霞初、唐牺支、胡瑛、何海鸣等人加入。文学社的主要干部，“除詹大悲等少数人外，几乎都是湖南人”[14]。文学社成立以后发展很快，新军的“将校研究团”、“武学研究社”、“义谱社”、“益智社”等小团体纷纷并入。3 月15 日，蒋翊武在黄土坡招鹤楼主持文学社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提议王宪章为副社长，决定将《大江报》免费赠送各营队一份，并在各标、营设通讯员。5月10 日，蒋翊武再次主持文学社代表会议大会，决定在30 标排长张廷辅家（小朝街85 号）设立机关，刘复基住机关办公，王守愚、蔡大辅协助；增设文学社“总务部”，推张廷辅为部长。文学社组织发展的过程与军事上准备武昌起义的过程是一致的。文学社成立后的半年中，它的细胞组织几乎遍布湖北新军各部队，社员人数几乎达到湖北新军的三分之一。

蒋翊武运动新军，促成首义地区新军向革命方向转化的工作特点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其一，有一套完备的组织系统，尤其是建立了完整的士兵代表制度。从军队同盟会到群治学社、振武学社，再到文学社，都是军中秘密组织，成员以士兵为主，这些组织有渊源关系，在革命斗争中不断积累经验，形成了一套完备的组织系统。对于入会的社员有严格规定。群治学社对发展会员有严格要求，凡要求入会者必须得有3 人以上之介绍，经过学社严格考查，确认与该社宗旨相合、且愿遵守一切规章制度者，方可吸收为会员。并明确规定：“本社同志介绍新同志入社，不得介绍官佐，以防不虞。”“新军有部队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四十一、四十二标等六标，每标几乎都有‘群治学社’社员。”[12]162蒋翊武主持规定了严密的标、营、队代表制度即士兵代表制度，使军中革命团体的组织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各标设标代表一人，由各标社员中推任之；各营设营代表一人，由各营社员中推任之；各队设队代表一人，由各队社员中推任之。”[15]14这个制度的建立，使得革命组织在新军内部建立了革命党人自己的体系，即标营队代表体系，为武装起义仓猝爆发时能够成建制地实施军事行动，奠定了牢固的组织基础，这个计划被革命党人称为“抬营主义”。蒋翊武“利用星期假日，约集各标营代表二十余人在蛇山抱冰堂开一秘密会，制定标营队排各代表负责公约、规程，重新制定简单口号以为志，以是部勒完整，进行益猛”[16]。“这样严密的组织形式，在以往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团体中还不曾有过。它同湖北革命党人的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已经深入标、营、队是直接有关的，同时也可能受到军队本身那种严密的组织系统的一定影响。这是以后武昌起义能够取得成功的主要组织保证，是一项值得大书特书的重大创举。”[17]

其二，利用一切机会和各种关系，不断积蓄力量，在湖北新军中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发动和组织发展工作。蒋翊武在群治学社时，就和队官李树芝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李树芝见他“品端学萃，而会计有法，爱而敬之，令帮办文书庶务事宜，免守卫及一切杂差，出入自由”。因而使他得有更多的机会奔走各标、营、队，联络豪杰，“匪特逸世之才相与接洽，凡有一技一艺之长者，罔不礼下而亲之”[11]645。蒋翊武在文学社成立时强调，当前最紧要的任务是以“扩大范围为要，号召同志尽力介绍新同志入社”[15]21，发展社员，壮大力量。他利用当时存在的满人与汉人之间的矛盾，以及士兵关心的军饷待遇问题，在第八镇30 标的士兵中演说道：“满清政府官吏，腐朽无能，丧权辱国，鱼肉人民，窃据汉族山河……本镇各标营旗籍官兵，均系双粮双饷。其他一切享受，均在汉人之上，反说我汉人食毛践土二百余年……本标第一营旗兵营，他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高人一等。我们除了实行种族革命，兴复汉族，救国救民外，再没有其他办法。”[18]文学社以《大江报》为机关报，为武汉地区的革命运动大造舆论。《大江报》经常刊登新军中的消息，对不法军官攻击和监督最力，广大士兵喜爱阅读。第29 标统带李襄邻克扣士兵军饷，被《大江报》揭露出来，引起普遍关注，迫使他的上级将他革职查办。“军中官长畏日报如虎，恨报刺骨；而士兵同志乃信仰益深，志向益坚。《大江报》之声誉因之与日俱增，销路大畅，每日到报社之士兵同志，户限为穿。”[19]“对于旗籍官佐或平日虐待士兵者，靡不尽情抨击”[20]。蒋翊武把公开的舆论宣传同秘密的革命组织结合起来，把《大江报》作为文学社的机关报，免费向各营队赠送一份，供社员共同传阅，以扩大宣传声势。并在各标营设通讯员，倡议本社社员积极投稿。1911 年7 月，何海鸣因在《大江报》上发表《亡国者和平也》，遭清吏逮捕，当时广大士兵个个摩拳擦掌，蠢蠢欲动，但蒋翊武和刘复基反复告诫同志，小不忍则乱大谋，一定要加倍小心，静候消息，届时统一行动，对促进革命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其三，运动新军不留空白，抓薄弱环节和重点区域。文学社是在它的前身振武学社、群治学社，甚至军队同盟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们的根基都在第21 混成协第41 标。因此，要拓展社团，就必须在其他标营发展社员。41 标、42 标同属于第21 混成协，都已经有了自己的同志，蒋翊武便把工作重点放在革命力量比较薄弱的第八镇。通过蒋翊武本人和其他党人的共同努力，在文学社成立后的一个多月时间内，先后发展了400 多社员，其重要成员有：第30标的王宪章、张鹏程、张廷辅（排长）等，第29 标的张喆夫、蔡济民（排长）等，第41 标的阙龙等，第八镇工程第八营的马荣等，第21 混成协炮队第11 营的晏柏青等，辎重第11 营的余凤斋等，还有宪兵营的彭楚藩和第31 标的万鸿阶等。文学社成员在当时的马队是个空白，蒋翊武就派骨干章裕昆前往马队八标发展社员。

蒋翊武特别重视工程营新军的运动，主要原因有两点。第一，楚望台的军械库为该营所守，而夺取军械武器实为起义成功之关键。湖北自从张之洞编练自强军起，到武昌起义时，已经有20 余年的治军历史，历年所购的武器很多，加之中国当时最大的兵工厂在汉阳，汉阳造的步枪有几万支。这些武器除了装备军队外，大部分都存在军火库中。第二，该营驻地距城南的中和门较近，届时便于控制该门，迎接南湖炮队进城。据文学社社员方震东记载：蒋翊武“密与工程营联络”，此举与“八月十九起义”有一定因果关系[21]216。革命党人在工程营活动的历史长，文学社社员张难先先就在该营当过兵，该营有一定的革命基础。文学社社员王华国，于辛亥春入社后便对“联合工程第八营、混成协工程、辎重二队各下士极力鼓吹”[21]181。

总之，蒋翊武成功地开创了一条策反和改造新军，而不是依靠会党来推翻清政府的道路。清政府准备用来镇压革命的力量，却一批一批地转到革命的阵营里去了，成为了清王朝的掘墓人。

四 制定起义具体计划，吹响武昌首义进军号

随着革命形势的飞速发展，湖北革命团体文学社与共进会合并已经迫在眉睫。1911 年4 月13 日，刘复基和杨玉如等在“龚霞初寓商联络之策”[15]4，但由于两团体之间存在门户之见，未能取得圆满结果。对此，刘复基苦口婆心地做说服工作，力促两团体合并。同年5 月11 日，两团体举行第一次联席会议，蒋翊武派刘复基、王守愚、蔡大辅同共进会的杨玉如、杨时杰、李春萱在长湖西街8 号龚霞初寓所商量联合的问题。就双方会员交叉入会事宜达成了一致意见。五六月间，蒋翊武、刘复基代表文学社与共进会的孙武、邓玉麟、高尚志、杨玉如在孙武家再次商议联合事宜，在领导权的问题上，蒋翊武与孙武发生了争执。7 月22 日，两团体再次举行联席会议，会上，刘复基认为：“全体同志群策群力，挺险以赴，再不要存在门户之见。”蒋翊武亦表示：“我是文学社的社长，现在团体界限既已化除，本人正社长名义，愿即时取消，以党人资格同大家共同努力。”[22]经过两湖志士不懈努力，两团体最终得以联合。9 月14 日，文学社和共进会在雄楚楼10 号的刘公寓所召开联合会议。蒋翊武、王宪章也提出：愿意取消自己的文学社正副社长的名义。会议一致同意邀请同盟会领袖黄兴、宋教仁、谭人凤来武汉主持，名义待他们来后再定，并派居正、杨玉如赴上海邀请黄兴、宋教仁等即刻来汉以便大举。9 月15 日，文学社与共进会在武昌胭脂巷11 号胡祖舜家举行联合会议，专题讨论起义方案。蒋翊武被推举为起义总指挥，孙武为参谋，以文学社总机关为起义总指挥部，还规定了各标、营、队的具体任务。9 月23 日，文学社、共进会再次在雄楚楼10 号集会，刘复基代表蒋翊武出席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三人领导小组：蒋翊武为军事总指挥，专管军事；孙武为军政部长，专管军事行政；刘公任总理，专管民政。9 月24 日，文学社、共进会在武昌胭脂巷11 号召开各部队代表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军政府重要组成人员和武装起义的总动员计划，蒋翊武再次确定为军事总指挥。会议决定中秋（10 月6 日）起义。同日，南湖炮队士兵与长官发生冲突，革命党人的行动引起清方警觉，起义时间不得不推迟。10 月9 日晨，蒋翊武从岳州去宜昌后赶回武昌，到小朝街85 号军事总指挥部指挥起义。由于孙武试制炸药失慎爆炸，起义提前举行，蒋翊武鼓励大家说：“再无别法，只有前干，或可死中求生。”[23]于是，他便以临时总司令名义起草了“十条十款”命令，派人分途传达至各标营。由于叛徒的招供，清军直扑小朝街总指挥部，蒋翊武、刘复基、杨宏胜等人被捕。10 月10 日凌晨，蒋翊武从警察局后花园逃脱，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英勇就义。是日夜，工程第八营首先发难，武昌首义全面爆发。经过激战，起义军攻占了湖广总督衙门，控制了武昌城。虽然武昌首义发生时，蒋翊武被迫乔装潜逃出城，但武昌首义基本上是按照他设计的方案实施的。著名近代史专家李时岳在《辛亥革命时期两湖地区的革命运动》一书中，将9 月24 日文学社共进会二团体联合会议上，刘复基代表蒋翊武宣读的起义总动员计划、10 月9 日总司令紧急军事命令、10月10 日起义行动实际情况列表比较，得出结论：“命令是依据计划的精神，而起义的进行则基本上是执行着命令的要求。”因此，武昌首义“起义前下达的计划和命令起了领导作用”[24]。这是蒋翊武等革命党人脚踏实地为起义充分准备的结果。蒋翊武是武昌首义的实际策划者和指挥者，称他为“武昌首义第一人”亦不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