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济城市化

刘英群

(东北财经大学 劳动就业与人力资本开发研究中心，辽宁 大连 116025)

经济城市化是城市化的一个重要内容。随着经济的发展，人类生存和发展需求不断提高，新的需求不断生成，形成了大量的非农产品需求。这些新的需求，特别是对非农产品需求的出现和不断扩大，为企业发展创造了广阔的需求市场，进而带来产业结构的演变和升级，不断衍生出新的非农产业。这些非农产业中的企业，为了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必然在空间上选择最有利的位置从事生产。由于非农产业自身的特点，它们一般倾向于在基础设施比较完善、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资金市场比较发达、各种社会条件比较健全的城市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由此带来了经济城市化。

一、需求与产业结构演变:产业非农化

产业非农化是经济城市化的一个重要条件。所谓产业非农化是指随着人类需求的变化和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非农产业不断发展，其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不断提高，最后成为国民经济主要构成部分的过程。研究产业非农化涉及三个主要方面的问题，即人类需求的变化、产业结构的演变以及产业结构演变与人类需求变化之间的关系。

1.人类需求的变化

城市是人类追求自身需求最大满足、推动生产力发展为自己开辟的新的空间载体。人是城市的主体，不断满足人的需求是城市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人类需求的变化是产业结构演变和空间演进的最重要、最根本的推动力量。因此，研究经济城市化，必须首先搞清楚人类的需求是如何变化的。

西方经典作家在其著作中，对人类需求进行深刻分析的包括马林诺斯基的“三层次需求理论”和马洛斯的“五层次需求理论”。

马林诺斯基把人类的需求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的需要是生物需求，也就是直接满足生物机体发挥功能的需求。第二层次的需求是社会需求，也就是间接满足人类欲望的需求。第三层次的需求是心理需求，主要是对人的心理满足的需求。人类在满足第一层次需求方面，会创造出一些“物质产品”，而且一种“物质产品”创造出来之后，会衍生出一系列的“物质产品”，所以人类的生物需求也是不断生成和发展的。在满足生物需求的基础上，人类还会产生出新的需求，这种新的需求与生物需求是有区别的，马林诺斯基把它叫做“文化愿望”。

马斯洛的需求理论把人类的需求分成五个层次，分别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情感归属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马斯洛认为一个国家大多数人的普遍需求层次和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科学技术发展水平、文化传统以及人们的受教育程度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科学技术越发达，人们的受教育水平越高，人们的需求层次就越高;反之，则越低。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类行为和心理活动的共同规律。马斯洛从人的需要出发探索人的激励和研究人的行为，抓住了问题的关键;马斯洛指出了人的需要是由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的，这一趋势基本上符合需求的发展规律。

以上马林诺斯基和马斯洛的人类需求理论对人类的需求进行了理论分解，这对正确认识人类的需求是非常有意义的。实际上，人类的需求并不是按照这样的层次逐渐递升的。人类的需求具有时间动态性和同时多样性的特点。从时间动态性来看，人类的需求总是要经历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而且人类的需求层次和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是相适应的。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现代人的需求普遍处于较高的层次，自我实现的需求成了人们的最高需求。从同时多样性来看，人类的需求并不完全是层级递进的，而是同时存在多种需求。正是由于多种需求同时存在，才有人类社会丰富多彩的满足不同需要的物品，才有各种产业的存在和不断发展。

总之，人类的需求是随着人类自身的进化、环境的改变以及人类思想意识的进步而不断变化的。同时，人类也在不断地创造着新的方式和手段，满足这种不断发展的需求。正是人类需求的不断发展、层级不断推进，以及人类需求的多样性，才推动产业不断发展、不断提升，从而不断有新的产业形成。

2.产业结构的演变

产业结构演变的理论主要有马克思社会分工理论和西方产业结构演变理论。马克思的产业结构理论是建立在分工理论基础之上的，也可以叫做分工理论。马克思的分工理论其实质也是产业结构形成的理论。马克思明确划分了分工的形态，提出了三种基本的分工形态，即一般分工、特殊分工和个别分工。一般分工是指社会生产分化为各个相互依赖又相互独立的生产部门。一般分工形成了农业、工业和商业三个大的国民经济部门。而在现代社会，这种一般分工仍在不断地发展和深化，出现了服务业、金融业、信息产业等。特殊分工是一种部门内部的分工，是部门内部的一些生产活动随着社会需求的增加和生产规模的扩大，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最后形成一个新的社会部门。现在许多新的产业大多是通过这种分工形成的。个别分工也叫企业内的分工，是指企业内部生产组织的分工。可以看出，由一般分工和特殊分工构成的社会分工，就是新的产业部门不断形成的过程。每一次社会大分工和每一次特殊分工都会有新的部门产生。由于一般分工的深化过程是有限的，因此现代新的产业部门主要是通过特殊分工形成的。社会分工和企业内部的分工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企业内分工以社会分工为前提，企业内分工又反过来促进社会分工。企业内部分工也会产生新的产业部门。所以，马克思的分工理论，也就是一种产业形成和发展的理论。

产业结构演变理论是西方产业结构理论的一个重要流派。它的主要内容包括配第－克拉克定理和库兹涅茨产业结构理论。在三次产业划分理论的基础上，配第分析了国民收入在三次产业之间分布变化的规律，称为配第定理。克拉克分析了就业人口在三次产业之间分布变化的规律，称为克拉克定理。后人把他们两个人研究的结论放到一起，称为配第－克拉克定理。配第－克拉克定理揭示了三次产业结构变化的规律: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第一产业国民收入和劳动力的相对比重逐渐下降，第二产业国民收入和劳动力的相对比重上升，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第三产业国民收入和劳动力的相对比重也开始上升［1］。配第－克拉克定理揭示了产业结构变动的基本经济规律。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利用不同国家横断面数据，应用统计分析的方法，根据国民收入和劳动力在产业之间的分布情况，对经济增长中产业结构的变化做了深入的分析。他的结论可以从国民收入和劳动力在产业间的分布两个方面进行总结:从国民收入方面来看，随着国民经济的增长，农业部门实现的国民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不断下降，工业部门国民收入的相对比重大体上上升，服务部门国民收入的相对比重大体不变或略有上升;从劳动力在产业间的分布来看，随着国民经济的增长，农业劳动力在总劳动力中的比重不断下降，工业部门中劳动力的相对比重大体不变或略有上升，服务部门的劳动力相对比重呈现上升趋势［2］。

从以上产业结构演变的过程可以看到，产业结构演变的过程从实质上来说，就是产业非农化的过程。马克思提出的三次社会大分工中的第二次社会大分工即手工业从农业和畜牧业中的分离，就是产业非农化的开始。社会所经历的特殊分工和个别分工就是非农产业不断成长、壮大的过程。从配第－克拉克定理和库兹涅茨关于产业结构演变的理论中可以看到，随着经济的增长，不论实现的国民收入还是劳动力的就业在工业和服务业即非农产业中所占的比重都在增加，经济发展的事实也充分说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产业非农化的趋势。

3.需求的变化与产业结构演变

如果说社会经济发展有一个非农化的过程，那么紧接着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个非农化的过程?这就需要从人类需求的变化和产业结构演变的关系来分析。现仍然从马克思理论和产业结构演变理论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不断追求自身需求的满足是人类社会产生的历史前提。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正是人类需求决定了人类社会的形成。具体到经济领域，到产业的层次，也是一样的道理。人类需求和产业的发展具有直接的关系。人类需求的变化直接决定了产业的形成和产业的发展方向。人类社会生产部门所以会不断地生成和扩展，产业结构所以会不断地、有规律地演变(包括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合理化)，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人类的需求是不断变化、不断发展的。

对于人类需求和产业发展的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有许多深刻的论述。马克思以织布产业的发展为例，全面、细致地分析了手工业的产生和发展。“随着人口增长而增长的对衣着用布的需求，由于流通加速而开始的自然形成的资本积累运用，以及由此产生的并受到商业逐渐扩大的刺激而日益增长的对奢侈品的需求——所有这一切都推动了织布业在数量上和质量上的发展，使它脱离了旧有的生产形式。除了一直为了自身需求而从事纺织的农民外，在城市里产生了一个新的织工阶级，他们所生产的布匹供应整个国内市场，而且大部分还供给国外市场……织布业多半是在不受行会组织限制的乡村和小市镇上经营的，这些地方逐渐变为城市，而且很快就成为每个国家最繁华的城市。”［3］由此可见，织布业完全是一个由人类的需要而产生的非农产业，而且这种非农产业的集中就形成了城市。

西方产业结构演变理论，同样是用人类需求的变化来解释产业结构的演变的。配第－克拉克定理所揭示的国民收入和就业人口在不同产业之间的分布变化的形成机制，从理论上来说，就是人们对不同产业的产品有着不同的需求收入弹性。库兹涅茨认为:“各类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各个部门的需求收入弹性可能存在的相关性令人注目，因为他们可能用来解释人均产值增长率与总产品的产品结构变动的速度。”［2］第一产业是农业和畜牧业，农业和畜牧业的产品基本上是生活必需品。按照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生活必需品的需求收入弹性一般比较小。正因为如此，第一产业所创造的国民收入和所实现的就业人口所占的比例会不断下降。而第二、第三产业所生产的大部分商品主要满足人类生存以外的需求，包括发展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等。当人们收入增加时，人们总是倾向于用更多的收入或财富去满足这些更高层次的需求。所以，收入的增加会扩大人们对第二、第三产业产品的需求量，因此，第二、第三产业会随着人们收入的增加而更快地发展。这就产生了需求结构随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变化的现象，即需求从食物向制造业产品和服务产品的大规模转移。需求结构的这种变化必然会引起生产结构的相应变化。于是，第二、第三产业所创造的国民收入和实现的就业人口所占的比例就会不断提高。

从上述分析可以得到结论，产业结构的变化，或者按照笔者所定义的产业非农化完全是人们需求结构变化的结果。

二、经济城市化:非农产业集中化

非农产业集中化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为什么非农产业要在空间上集聚。产业是由企业构成的，非农产业在空间上的集聚是另一个微观经济主体——企业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结果。因此，研究非农产业集中化就要研究企业在空间上的选择。首先从宏观层面分析产业结构演变与城市化的过程，然后从企业的角度分析企业的空间选择问题。

1.产业结构演变与城市化

城市化是随着非农产业的发展，各种经济要素在空间上集中的过程。这个过程，不仅包括农村劳动力和人口在空间上的集中，也包括非农产业投资、技术、生产能力在空间上的集中。这个过程就表现为产业结构演变中的非农产业在空间的集中过程。从这个角度可以说，城市化和非农产业的发展(产业结构演变)及非农产业的空间集中过程是完全一致的。

从空间的角度看，由于各产业的技术特性不同，对生产经营过程的空间条件(包括区位条件、协作条件、劳动力供给等)的要求也不同。从基本的层面来说，农业是以土地作为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农业生产对土地的数量、质量的要求明显高于非农产业，因此农业倾向于以分散的方式布局在地域广大的农村。而诸如工业和服务业等非农产业，由于其生产技术特点要求其生产过程更重视原料、运输、劳动力、市场等要素，因此这些非农产业的布局大都具有原料指向、交通运输指向、人口聚集指向或市场指向的特点，所以这些非农产业中的企业倾向于布局在人口密集、原料充足、区位条件优越的城市区域。因此，伴随着劳动力(人口)和各种经济要素在不同产业的流动，也必然存在着劳动力(人口)和各种经济要素在空间上的集中，城市化就是在这两个过程中不断推进的。

库兹涅茨对这个过程也有过详细的阐述，他认为现代经济增长可以概括为工业化过程和城市化过程，他指出，各国经济增长“常伴随着人口增长和结构的巨大变化。在当今时代，发生了以下这些产业结构的变化:产品的来源和资源的去处从农业活动转向非农业生产活动，即工业化过程;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人口分布发生了变化，即城市化过程”［2］。他认为，在城市化的发展速度即城市化水平的变动与工业化的发展过程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关规律。一般来说，在工业化的初期，工业的主要构成是以劳动密集型为特征的轻工业为主，轻工业发展可以吸纳大量劳动力，此时随着轻工业的发展以及轻工业在城市的聚集，人口向城市集中，从而促进了城市化的发展。但是，由于在工业化初级阶段，整个国民经济实力不是很强，人们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有限，因此工业发展带动就业和人口的转换速度不是很快，城市化以一个平缓的速度前进。这个阶段进行到城市化率达到30%左右。然后工业化进入到中期阶段。在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工业的构成主要是以资金密集型的重工业和技术密集型的加工制造业为主，而且这两类工业的发展速度极快。虽然这两类工业由于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使其吸纳的就业人数会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而出现相对下降，但极快的发展速度仍能大量增加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这些产业转移。而且在这个阶段国民经济实力开始增强，人们的消费水平也有了极大的提高。这些因素促使城市化以一个比较快的速度推进，城市化进入加速的阶段，直到城市化水平达到70%左右。这时，工业化进入后期阶段，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开始下降，工业所实现的国民收入和就业比重，都开始缓慢下降。国民经济中，第三产业开始迅速发展，以致成为国民经济的主要部门。这时，与工业化相适应的城市化速度开始减慢，城市化进入一个平稳的发展阶段。因此，就工业化与城市化之间的变动关系来说，随着工业化的进程，城市化先是以一个较慢的速度发展，然后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最后又进入一个平稳的发展阶段，二者的关系呈现一个典型的S曲线。应该注意的是，库兹涅茨分析的仅仅是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系，这也是我们一直所认为的工业化是城市化的主要推动力量的依据。值得更多关注的是经济学家傅拉斯蒂埃关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随时间变化的发展趋势［4］。

综合以上分析，城市化与产业结构的演变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产业非农化是推动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力量。

2.经济城市化:企业空间决策

经济城市化，或者具体说非农产业集中化的根本决定力量是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空间决策。任何产业都是由各个企业所构成的，具体到某一个企业，其为什么选在这个城市而不是那个城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完全是企业出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空间决策的结果。企业的空间决策会影响到企业的利益，一般来说向城市集中会增加企业的经济利益。所以，企业会向城市集中，从而推动非农产业向城市集中，导致经济城市化。

美国经济学家、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对企业空间集中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建立了中心－外围模型。这个模型是建立在规模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的基础上的，分析运输成本和人口的流动如何导致生产的集中化［5］。

在克鲁格曼的模型中，规模报酬递增、人口流动和运输成本是导致生产集中的重要条件，他运用这三个因素分析了外部条件相同的两个区域是如何形成完全不同的生产结构的，即两个初始人口规模基本相同的地区，如何会出现一个地区的人口会向另一个地区流动，企业也会向另一个地区迁移，最终使一个地区成为工业化的区域中心，而另一个地区却成为了以农业为主的外围地区，这就从经济主体选择的角度解释了工业化和城市化。

在克鲁格曼的模型中，他假设整个经济体中只存在两个区域和两个生产部门，一个是具有规模报酬不变的农业部门，一个是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工业部门。其中，农业部门的工资完全相同并且农业工人均匀地分布在整个经济体中。而工业工人的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却存在着差异。工业工人由于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存在差异，因此他会根据实际工资的高低选择在经济体内流动:由实际工资低的区域向实际工资高的区域流动。这样，在规模报酬递增的条件下，模型就可以把经济体内工业的份额和流动工人的份额进行内生化，并进而得出区域生产结构与运输成本之间具有非线性关系的规律。根据他的模型，当运输成本非常高以至于它可以抵消规模报酬的好处时，产业将在两个区域内均匀分布。当运输成本下降到中间水平时，企业就会在某一个地区集中，从而形成了以工业生产为中心，以农业生产为外围的中心－外围格局。当运输成本进一步下降时，经济体内的企业是进一步聚集还是分散，就要看聚集性力量和分散化力量的对比关系了，也就是说要看运输成本和规模报酬之间的对比关系。当运输成本进一步降低所形成的分散化力量大于规模报酬所形成的聚集性力量时，企业就不必选择靠近市场布局，产业就会呈现分散化。相反，当规模报酬所产生的聚集性力量大于运输成本所形成的分散化力量时，企业就会选择聚集，生产就会出现集中化趋势。所以，从克鲁格曼的模型中可以看出，较低的运输成本、显著的规模经济和较大的工业生产份额是维持聚集的条件。当这些条件成立时，就会形成生产的聚集并进而出现城市化。

根据克鲁格曼模型，假设在存在运输成本和规模报酬的情况下企业选择最优的空间位置，分析企业如何在空间上进行聚集，然后分析导致集中的各种因素。从克鲁格曼模型中可以看出，企业是否选择聚集，实际上就是在对规模报酬的好处和运输成本进行权衡以后作出的空间决策。假设规模报酬在空间上是不同的，在某一个空间上规模报酬达到最大，在其周围地区规模报酬逐渐减少。而运输成本则相反，在某一个空间上，运输成本达到最低，在其周围运输成本则逐渐提高。企业通过对这两个因素的权衡，作出空间决策。这是一个极其简化的模型，在现实中，企业的空间成本并不只是运输成本，在现代条件下运输成本甚至都不是一个主要的因素。空间收益也不只是规模报酬收益，比如马歇尔提出产业地方化有劳动市场共享、中间投入品(前向与后向关联)以及技术外溢三个原因。

三、经济城市化的启示

通过以上对经济城市化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经济城市化是随着人类需求的不断提高和变化而形成的产业非农化和非农产业集中化的客观结果，是企业追求自身经济利益而在空间上形成的一种客观的空间经济结构。这个结论对于正确认识我国的城市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长期以来，我国没有提出经济城市化的概念，没有对经济城市化进行科学的分析，没有根据经济城市化的客观规律认识和引导城市化过程。这使我国城市化走了很多弯路，而据此制定的城市化政策使城市化更加走上了歧途。我国长期实行的限制城市规模的政策，就是以企业和人口向城市聚集导致城市土地价格提高和所谓的“城市病”为根据的。通过对经济城市化的分析可以看到，实际上土地价格随着城市化进程而变化，正是平衡城市化过程的一个重要而有效的机制，也是治疗“城市病”的有效方剂。我国的土地价格是在现有土地制度基础上，由政府根据政府的需要而制定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我国的“城市病”的病因正是扭曲的城市化政策和政府对土地价格的畸形干预。

确实，随着城市聚集程度的提高，城市内部会存在许多问题，诸如环境污染、噪音、拥挤等。笔者认为，“城市病”是“发展病”，是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城市病”作为“发展病”必须在发展的过程中，在发展达到一定阶段以后才有可能进行相当程度的治疗或解决，但是彻底消除“城市病”几乎是不可能的，或者代价太大。

我国的“城市病”达到非常严重的程度，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同发达国家一样，是城市发展中的问题，是不可避免的;另一个却是同发达国家完全不一样的，那就是扭曲的城市发展方针、扭曲土地使用的土地制度和盲目的政府干预。比如，地价就是治疗“城市病”的一个有效的方剂，但是，目前的土地制度下所形成的地价反而是导致“城市病”的一个诱因。

如何治疗“城市病”?针对我国的实际情况，对于属于“发展病”的部分，只能随着经济增长，用一部分社会财富去治疗“城市病”。另一方面，根据经济学原理，利用经济手段，把生产过程中的负外部性内部化。对于非“发展病”的部分，政府必须改弦易辙，修正城市发展方针，进行土地制度改革，减少政府干预。企图通过限制企业和人口向城市尤其是大城市集中来治疗“城市病”，这是一个舍本逐末、治标不治本的政策，并最终会影响整个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因为企业并不因为城市有病就不向城市集中，“城市病”只是企业向城市集中的成本的一个构成部分。作为社会，没有理由因为“城市病”而限制一些企业或个人向城市集中，那意味着对企业或个人利益的剥夺。这种剥夺最终反而会使整个长期社会遭受损失。

［1］CLARK C.The conditions of economic progress［M］.London:Macmillan，1940.

［2］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08－109.

［4］HERBERT D T，THOMAS C J.Urban geography:a first approach［M］.London:John Wiley＆ Sons，1982:72.

［5］克鲁格曼.地理和贸易［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6］刘英群.关于城市化的理性思考［J］.财经问题研究，2000(12):75－82.

［7］贝洛克.城市与经济发展［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