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与他的助手
——论卡夫卡的喜剧意识

梁 庆 标

（江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西 南昌 330022）

“K”与他的助手
——论卡夫卡的喜剧意识

梁 庆 标

（江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西 南昌 330022）

在卡夫卡的《城堡》等小说中，严肃的主人公“K”与滑稽的助手们的关系常会构成叙事的关节，使小说充满鲜明的喜剧色彩。这种描写是卡夫卡“上帝般”旁观者身份的表现，使他让K在喜剧情景中接受考验，同时也可以看做是卡夫卡以坚韧的精神、喜剧的意识对世界和人生的积极理解。以这种解读来回应卡夫卡，兴许是进入卡夫卡世界的可能路径。

卡夫卡；K；助手；喜剧；耐心

在《城堡》第十六章，土地测量员K遇到了被他驱逐的一个助手，他们进行了一番对话。老助手杰里米亚告诉K，另一个助手阿图尔已经去城堡状告K，“‘那么你呢？’K问。‘我可以留下，’杰里米亚说，‘阿图尔也代我去告状。’‘你们究竟告我什么呢？’K问。‘告你不懂开玩笑，’杰里米亚说。”[1]（P181）

非常有意思的是，“不懂开玩笑”竟被当作了K的罪状，这多少有些滑稽，也令人难以理解。但是我们知道，这就是卡夫卡的风格，在很多细节上他对我们的理解力提出了挑战。不过，对这一罪状，杰里米亚又做了进一步的解释，这其实也就是向K坦白他们被上司派来做助手的理由。上司曾告诉他们：“最重要的是，你们要叫他开心一点。根据我接到的报告，他把什么事情都看得太严重。他现在到村里来了，就以为这是了不起的事，其实这根本算不了什么。你们应当使他明白这一点。”[1]（P181）

这样，“不懂开玩笑”就被进一步解释为对待事情太过严肃、太自以为是、缺乏幽默感，这是K不能令人放心、也不能让人忍受的一点。如此看来，所谓的助手们能帮助K的，其实不是实际的测量工作，而是给他带来欢乐，使他开心，在他高度严肃紧张的神经中注入轻松的药剂。为此，两个助手确实煞费苦心，他们装疯卖傻、恶作剧、扮演丑角戏，许多行为都孩子般地天真幼稚。当然他们没有成功，因为太过严肃、太过执着，并因此显得有些急躁正是K的本性。K并不能和他们分享游戏的乐趣，他正用尽全力在追求自己的目的。但K对他们无可奈何，很多时候只能是听任他们为所欲为。除了气恼，他从他们那里大概得不到任何安慰，更别说令他心情舒畅了。女友弗丽达显然也与K的过度严肃不同，她试图对K进行劝解，说他“把助手的淘气行为也许看得过于严重了，……更明智的做法是一笑了之。她有时就忍俊不禁。”[1]（P98）就读者而言，也往往会产生弗丽达那般忍俊不禁的态度。不过，K可体会不到，他也不愿如此，所以后来发生了他将助手们解雇并驱逐的事件，使他们几乎冻死在体操室外。

这样K和助手们，即主从人物之间形成了难以消解的思想张力。K有自己的世界观，并固守自己的理念，他严肃入骨，难以被改变，自然也因此饱受这个世界的挫折。而助手们则属于另外一个更高的、神秘的世界，这个世界有着不被K理解的神秘法则，它监视着K，并控制着K，他们是其中的执行者。似乎其他人都生活在一场针对K精心策划的戏剧之中，而只有K不明就里，浑然不觉，他费尽心机想进入这个世界，但其行为的严肃性在助手的胡闹嬉戏中逐渐被消解。二者的这种关系贯穿在作品的始终，使得作品从整体上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喜剧效果。无疑，指出卡夫卡作品的喜剧风格，这与读者通常接受的“卡夫卡式”荒诞、阴郁的风格难以吻合，甚至形成了根本的背离。但我们知道，所谓荒诞、痛苦的悲剧与嬉笑、滑稽的喜剧其实可以看做一个问题的两面，如果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可能会产生不同的体验。由是，本文以此为出发点，尝试从喜剧的角度对卡夫卡的写作意识与风格进行解释。

一

理解卡夫卡的作品，从自传角度回归卡夫卡自身的意识，似乎是最可能接近的途径。卡夫卡致力于对自我内在世界的探入和剖析，却用冷酷的姿态将其翻转出来，以怪异的方式进行呈现，在自我疏离中达到更客观的自我审视效果。从文本层面上看，作品的喜剧性正来自于作者卡夫卡“上帝”般的旁观身份。柏格森说，当你作为一个旁观者，无动于衷地观察生活时，许多悲剧就会变成喜剧。哈罗德·布鲁姆的理解则更富针对性，他说，“如果卡夫卡的法庭和城堡里的仆役们有位上帝的话，这上帝可能正是阿里斯托芬。”[2]（P358）如果作品中那神秘的力量——且称之为“上帝”——是喜剧家阿里斯托芬，他冷酷地操纵并旁观着对可怜的主人公K的种种戏弄，那真正的阿里斯托芬其实就是卡夫卡。他将K与助手等人物搬上他的舞台，“上帝”般任意操纵，“欣赏着正在尘世上演的一幕幕人间喜剧。”[3]（P405）所以，早在1940年代，一位批评家就这样理解卡夫卡，“卡夫卡的处理方式以及他的整个态度，使我们看到故事细节都是带有一些喜剧性的，而从某种角度看，整个作品本身就是喜剧式的。”[4]（P119）所以作者用了“悲喜剧”（Tragi-comedy）这一词来描述卡夫卡的作品。美国作家欧茨则认为，“除非读者自己认同于苦恼的主人公”，《城堡》和《诉讼》“都不是悲剧”，它们是“对智者为探询自己的心灵而进行的喜剧式——可笑斗争”的精彩表现。[5]（P639）莱雷则将卡夫卡置于喜剧文学的历史传统之中进行定位，找到了他的前驱和后继者：“对卡夫卡而言，人既非悲剧式的也并不可怜：他是喜剧式的，是一个玩笑。如果卡夫卡的先驱是斯威夫特，他的后继者就是贝克特。”[6]（P188）确实，冷眼旁观会使得许多事情变得具有喜剧效果，特别是从全能的上帝的角度观照人世，更能发现其中的可笑与滑稽，特别是其中的不协调之处。卡夫卡其实就有这种心理，有研究者就以“卡夫卡书信中的幽默”为题，生动地呈现出生活中卡夫卡的幽默、有趣一面。也有研究者指出，“卡夫卡的书信和日记表明，他心中充满了对各种事物的对立面的认识，充满了对大大小小的人生的讽刺。”[7]（P380）甚至称其为“本世纪最出色的讽刺作家。”[7]（P380）

卡夫卡正是如此冷静、超然地处理他的作品的。他将自传式的主人公K置于戏剧舞台中央，以一种神秘而冷酷的力量来控制他，操纵他，逗弄他。整个故事的展开过程就类似于舞台情景的不断被揭示，除了处在聚光灯下的主人公，其他的一切都隐藏在暗影里，他视力所及极其有限，控制者根据需要向他开放舞台的其他部分，各种人物轮番登场，其实都是在他面前进行的有目的的假面表演，所以他不断面对各种出其不意的事件，频频感到震惊与不解，并陷入各种困境，而他自己却对一切几乎一无所知。这个时候，卡夫卡在注视着K，就如同清醒地做梦，或具有分身之术，他自己既是演员又是旁观者，以此达到对自身存在处境的直观理解，这是卡夫卡式的恶作剧（或自我试炼，即观看自己受难、受捉弄），他的视线在这种境遇中就具有了喜剧式的审美观照，虽然更多的是一种包含无奈和绝望的喜剧感。这也符合他“人生如梦”的潜在意识，“无怪卡夫卡感觉世界建立在一个谎言之上”。[3]（P399）

在《城堡》中，K与助手的关系恰恰构成了这种喜剧性的主要来源和理解作品的重要关节。从身份上看，杰里米亚和阿图尔本应是K的助手，但二者的这种主从关系从来都不是完全固定的，他们显然具有K意想不到的能量，并不被K所控制，地位往往会发生突然的变化或颠倒，令K和读者都会措手不及，产生滑稽与荒诞的效果。

在对这一关系的研究中，对“助手”形象的发现和关注特别具有启发性。本雅明是在卡夫卡逝世十周年纪念的文章中提到这一现象的：“这些‘助手们’属于贯穿卡夫卡整个作品中的人物群。”[8]（P125）他将助手形象视为卡夫卡创作体系之中的一个特殊类型。昆德拉则更为明确：“城堡派来的两个助手兴许是卡夫卡诗学上的最重大发现，是他幻想之境的最神奇处。他们的存在不仅令人惊讶无比，而且满载丰富的涵义：……他们是穿越正剧场面的天真的小丑；……然而却具有卡夫卡所特有的喜剧性。”[9]（P53-54）这直接点出了助手形象的丑角性，以及带来的喜剧效果。助手形象委实神秘，他们没有固定的人格气质，可以随意赋形，就如同法力无边的撒旦，会变身各种形象对人进行诱惑或威胁。这样，K和助手们的关系就变得扑朔迷离起来。一开始，他们不请自来，随着K的到来而现身，而K并没有认清他们的身份。他们行踪诡秘，制造各种麻烦，如影子一般跟随着K，与其说是来帮助K的，不如说是来监视他，来捣乱的。他们使K丧失了任何一点隐私（甚至当K和弗丽达在地板上打滚的时候，他们整整一晚就一直坐在旁边的柜台上注视着，就好像这也是他们必须履行的职责一样），K的个人行为的自由受到了限制。他们也制造了各种笑料，比如，当K向信使巴纳巴斯介绍两个助手的时候，“这两个家伙正搂抱在一起，脸贴着脸微笑着，这种微笑究竟是表示恭顺还是嘲讽，那就不得而知了。”[1]（P18）这就是典型的助手们的行为方式，他们似乎过着K控制之外的生活，他们的活动如多肢的动物一样向四面八方伸展，因此，在K的眼中显得如此滑稽、荒诞而神秘。他们在K的面前演出，一切就像“一场滑稽戏。”[1]（P17）

按照老助手杰里米亚所言，他们这么做，其实是奉了命令，要给K带来欢笑，调节他过于严肃的生活，试图缓解他阴郁的心理，而这却正是K所不知晓的隐秘任务。这样，K就成了任人操纵的木偶，自己在明处，别人在暗处，他对自己的真实处境昏暗不明，常常落入各种陷阱。他也真的成了聚光灯下的演员，助手们虽是舞台上的配角，但是他们所掌握的秘密显然比K还要多，因此在主人K面前，他们甚至有高人一等的感觉（如杰里米亚既是助手，又是城堡派来的密探，最后还变身为贵宾饭店的客房服务员，大大地超越了K的地位），在悠然自得地执行轻松的任务。所以当K四处碰壁陷入困境的时候，他们也不会忧虑悲伤，顶多是一只眼睛流露出同情的目光，而另一只眼睛则狡黠地相互嬉戏，而严肃的K却无法欢笑起来。

这就是卡夫卡所设置的K的生存处境，似乎也可以读作是他对自己人生状况、写作境况的理解：他以文学为生命，目的纯正，态度严肃，不惜一切，但却不知自己已深陷文字的漩涡与迷宫之中，如同生活在意指无限的比喻世界，根本无法触及其边界。他努力捕捉词语，将思想灌输其中，而词语却自有其生命，并不为他所操控：“在异乡，所有词汇四处流散，我无法把它们抓拢来凑成句子，而一切新鲜的事物都施加着压力，使人无法抗拒，使人看不到它们的边际。”（1903年12月21日，致波拉克书信）甚至语言如浑身带刺的矛，刺向了写作者本人，令他伤痕累累：“在写下东西的时候，感到越来越恐惧。这是可以理解的。每一个字，在精灵的手里翻转——这种手的翻转是它独特的运动——变成了矛，反过来又刺向说话的人。”（1923年6月12日日记）对自己的文学追求，卡夫卡此时似乎已经清醒。

二

以上的喜剧化现象，如果用文学中“天真遭遇经验”，即成长主题来解释，其实也未尝不可。卡夫卡的主人公K往往带有天真、正直、单纯、严肃的性格，他根本不会预料到社会的种种丑恶，或者是社会的喜剧化与荒诞性，总是以孩子式的信任的、无辜的姿态来应对，结果自然是挫折重重，被社会的各种阴险、圈套、恶作剧所折磨。助手们就承担着阻碍者的功能，是对主人公的人生历练，在这些过程中，K经历着自我成长，并付出自己的代价。但是K自己无法从超越的角度看待自己的成长，不能置身度外，所以他往往自觉陷入了阴暗的悲惨境地，苦恼无比。其实，从操纵者和旁观者看来，这也许不过是人生中无伤大雅的恶作剧与必不可少的笑料而已，是不必如此严肃深沉而悲观地看待的。卡夫卡大概是想以这样乐观的态度理解他所面对的世界，以此来调节甚至超越他自己的悲观意识。这样，人生的悲苦就在主人公K的跌跌撞撞中被不断的笑声所取代。

但对卡夫卡来说，宗教式的解读似乎更能切近其内在的心理空间。在其作品和话语之中，可以发现他在不断地对上帝创造的世界进行自己的解释。他曾说：“我们的世界仅仅是上帝的一种坏情绪的产物，他倒霉的一天而已。”[8]（P125）这句话足以使人绝望至极，把我们都看成是偶然的、不成功的存在，受到上帝的神秘操纵。卡夫卡其实就非常喜欢从偶然的角度理解人、塑造人的形象，小说中常常出现偶然、怪诞的情节，K的那些莫名奇妙的经历就是典型的例证。但卡夫卡又试图苦中作乐，站在上帝的角度进行自我审视，发现其中的喜剧因素，“在现在这样一个不信上帝的时代，我们必须快乐。”[10]（P91）这是雅诺施记录的卡夫卡的谈话。如此，我们就可以理解卡夫卡的挚友布洛德和同为犹太人的本雅明对卡夫卡喜剧风格的宗教式解读趋向了。卡夫卡逝世后不久（1926年），布洛德整理出版了《城堡》，在“第一版后记”中，他从尘世和宗教视角的差异来解释卡夫卡作品的悖谬风格：“所有诽谤的言论和意见只能表明人的理解和上帝的仁慈安排之间的差距，不过这是从井底之蛙的角度，从人的立场来看的。”而在上帝面前，人总是不可思议地不在理，这种扭曲关系和差距，“通过合理途径不可克服，再也没有比用迷人的幽默……表达得更好的了”。在这种描述中，“上天有时甚至呈现出一种极其可鄙、悲惨、混乱或乖戾或无意义的淘气（那两个助手）或庸俗、但始终难以捉摸的景象。”因此，布洛德认为，《城堡》“简直炉火纯青地表现了上述种种评价和直觉对人的所有这些戏弄，表现了人生的一切精神上的抑制、模糊不清的事物、堂吉诃德式的行为、困境乃至不可能的事以及我们在混乱之中模模糊糊意识到的更高的天上秩序。”[11]（P283）在布洛德看来，卡夫卡是在以喜剧的方式呈现人的局限与上帝神秘的力量之间的反差，因此他用了“幽默”、“淘气”、“戏弄”等词语。本雅明的解释也正与布洛德相呼应，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任何一个能够看出犹太神学的喜剧一面的人就同时拥有了理解卡夫卡的钥匙。”[12]（Pxviii）

拿着这把“钥匙”，我们试图来开启卡夫卡的思想空间。进一步说，这种喜剧意识也应当被看做是卡夫卡对待人生的态度的体现，是他给自己的警示。哈罗德·布鲁姆对卡夫卡的解读可谓精到，他发现了卡夫卡身上的“经典性忍耐”，即对急躁的嘲讽、对忍耐的坚信：“卡夫卡坚持认为，焦躁乃万恶之首，是人生唯一的原罪。”因此，卡夫卡总是劝告人们，“耐心高于一切”。[2]（P354）确实，雅诺施就记录了卡夫卡博士曾经对他的告诫：“耐心是应付任何情况的巧妙变法。……耐心是实现一切梦想的唯一的、真正的基础。”[10]（P188）在卡夫卡留下的格言式文字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对此的清晰态度：“人类有两大罪恶：急躁和懒散。由此便产生所有其他的罪恶。由于急躁，他们被逐出天堂；由于懒散，他们无法返回。或许只有一大罪恶：急躁。由于急躁他们被驱逐，由于急躁他们无法返回。”[13]（P321）因此有研究者认为，卡夫卡在作品中表达出了悲观之外的希望心理，日记中常常表达出“人属于上帝”的思想，上帝才是拯救者，人所能做的就是谦逊与忍耐：“谦卑、耐心以及对过度依赖纯粹人类力量的心理的自我克服，这些毫无疑问是达到希望之乡的首要条件，而这种希望正与快乐相邻。”[14]（P534）失去了这种耐心，生活就变成痛苦和磨难。

卡夫卡严格的生活准则，在劳工工伤保险公司长年的辛勤工作可以看做他实践自己信念的明证，虽然他并不真心热爱这份工作。但他更主要的是以文学的方式来表达这一思想，并从中获得精神的支撑。卡夫卡对文学的执着与耐心也就可以被视作寻求自我拯救的道路，是对生命过程的积极理解。他不厌其烦、煞有介事、用“法律和科学方面的术语”极为精确地讲述最复杂最怪诞的故事，并以此与我们比耐心，他其实也是在考验自己的耐心。“忍耐与其说是卡夫卡心目中的首要美德，不如说是生存下去的惟一手段，就像犹太人的经典性忍耐一样。”[2]（P365）也就是说，人既然要生存，就要勇于忍耐生活，包括不可避免的单调、贫乏，当然还有欢乐与幽默，要勇于接受和理解生活的多元本质。

主人公K恰恰是因为过于急躁而丧失了自己的优势，这是值得警惕的人生教训。作为“幽默精神的化身”[14]（P535）的两个助手的任务是逗他开心，“他们来自于城堡，可能是在以和善的幽默方式来为K指出进入城堡的道路，使K能够接受人的存在处境”。[14]（P536）但是K不能领悟，他以他的严肃、独断和自我中心，误解了喜剧化、漫画式的助手们，忽略了他们带给他的信息，也就错过了他们提供的机会。因此莱雷认为，卡夫卡写的是人的无知、虚妄、自以为是的状态：“卡夫卡的基本模式是喜剧式的：一场危机将主人公导向犯罪感或疏离状态，主要是因为主人公提出的傲慢要求。”[6]（P189）虽然他不断修正这些要求，但是他从未完全放弃。

三

这样就可以认为，助手们的存在是为了对K进行试炼，是卡夫卡有意设置的障碍。其实K非常需要助手，需要他们的幽默和玩笑，这是调剂甚至摆脱他的孤独、严肃、单调生活的最好方式，不过他深陷于自我世界之中，难以以超越的眼光清醒地面对自己的处境，成为“不懂玩笑”的痛苦者。阅读卡夫卡的作品可以发现，除了《城堡》之外，其他作品也描写了类似的现象。如《美国》、《布鲁姆菲尔德，一个上了年纪的单身汉》等，卡夫卡也通过卡尔、布鲁姆菲尔德等K式的主人公与助手的关系来刻画其人格，达到了相似的喜剧效果。

在《美国》中，鲁宾逊和德拉马契这两个流浪汉式的人物显然属于助手形象系列。当主人公卡尔·罗斯曼经历了初到美国的惊险一幕之后，开始了走向拉姆塞斯的旅程。他在旅馆中偶尔碰到了这两个小伙子，结果就再也无法摆脱他们的纠缠。卡尔与鲁宾逊和德拉马契的关系在小说中占有相当的篇幅，构成了小说叙事的重要部分。面对天真幼稚缺乏人生经验的卡尔，两人对他开始了肆无忌惮的欺骗与捉弄。他们剥掉了卡尔漂亮的上衣，将它卖给老妇人，从中克扣了钱款；他们让卡尔为他们支付饭钱；他们趁卡尔不在，乱翻他的箱子——卡尔唯一的财产；卡尔好不容易摆脱了他们的纠缠，在西方饭店找到了电梯工的工作，酒鬼鲁宾逊前来骚扰讨钱，德拉马契也在打探他的消息，最终卡尔因为鲁宾逊的胡闹被开除；卡尔被莫名其妙带到了鲁宾逊和德拉马契服侍的肥胖的女歌手布兰娜达身边，出逃不成功，被强迫代替他们做了仆人……这一系列的情节其实就如同滑稽戏，荒诞故事接连不断，而这两个年轻人则完全是一副混世者的丑角模样。他们贪吃贪睡，嬉皮笑脸，没有一点严肃和正经，一切都玩世不恭的样子。更主要的是，他们神秘莫测，身份不明，且随意转换，似乎熟悉社会的一切，好像经历了许多个世纪的生活一样，只有卡尔被蒙在鼓里，任人操纵，似乎任何行为和结果都在别人的操控之中，助手们只不过是他的引导者而已，使他屡屡遭到戏弄。

即使受到戏弄，卡夫卡笔下的主人公K们还是需要那些助手，那些出于K们的内心需要而被召唤而来的助手。《布鲁姆费尔德》就是由孤独而产生幻想的典型。莫名其妙出现在老光棍房间的两个赛璐珞小球，其实就是助手们的物化形象，它们被老光棍召唤而来，就为了缓解老光棍的寂寞与孤独。他正因为自己生活的单调而考虑养一只小狗之类的宠物，但是又害怕宠物带给自己的烦恼，无法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两个小球因此出现了，它们似乎在给老光棍逗乐，与他捉迷藏，但是又显得不愿意受到主人的控制，和主人开起了玩笑。两个小球也许并不存在，只是孤独的老光棍想象中的产物，如梦幻剧一般，是他内心情感压抑的宣泄方式，但他又受不了小球的戏弄，还是把它们制服了。老光棍办公室里的两个实习生则是两个小球的人化形象，两个小球被老光棍捉住送人之后，两个实习生就出场了。为了工作需要，老光棍通过多次申请而将他们安排到自己的办公室里，结果却是自找麻烦。他们脸色苍白，身体孱弱，简直还是孩子，表面上对老光棍毕恭毕敬，而背后却不停地做着各种古怪的动作，如偷偷交换邮票、偷偷追求女工、上班总是迟到、搂在一起鬼鬼祟祟地说话，如此等等。老光棍需要他们，而他们显然无法提供所需的帮助，一旦出现就几乎完全在老光棍的控制之外，让主人陷入困惑和矛盾。

四

在这些作品中，助手们化身各种形象不断卷土重来，与K们构成了颇具喜剧化的关系。卡夫卡不断地重述这种关系，则给我们提供了解读的线索。过度的严肃就会使人限于孤独与悲观之中，如同堂吉诃德需要桑丘，K们也需要助手，他们是K在幻想中召唤来的人生伴侣，在给自己制造障碍的同时，也使他在这个过程中理解生活的意义。因此有评论家指出，在卡夫卡看来，“一个人如果要忍受恐惧与荒诞，或准确地说，如果他要克服畏惧和孤独，就必须以这种（幽默）精神看待他的经历。”[14]（P536）卡夫卡在以这种冷眼旁观的方式指出人在生活中的真正处境，并试图通过小说来说服自己，改变自己，进行着自我的心理调节，因此可以理解，卡夫卡首先或几乎完全是为自己而写作的。特别是对于自己的文学使命，卡夫卡几乎奉献了人生的全部，但他又深刻地意识到，对文学的如此严肃、忠诚，也并未使他从中获得精神的满足或救赎，他未能真正把控文学，却反而可能陷入到文字的迷宫中，被文学所操控。对此，他不能不发出苦涩的冷笑，甚至以此自嘲。临终销毁作品的遗嘱也可以说是他喜剧状态的总结一幕，他应该清醒地知道其作品不会被焚毁，文字会超越他而存在下去，但它们却并不能代表他的全部。卡夫卡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也只能做到这一步，这就足够了，足够称得上一出喜剧了。

当然，针对卡夫卡曾经通过朗读《诉讼》第一章而引得朋友哈哈大笑同时自己也发笑的这一细节，我们发觉卡夫卡不止在作品中，在生活中也试图注入欢笑的因素。因此昆德拉评论说，“他们的笑是有理由的，喜剧跟卡夫卡式的本质是不可分的。”[15]（P130）我们也就未必一定要始终愁眉苦脸地去阅读卡夫卡，他给我们带来的乐趣与欢悦不下于其思想的沉重晦暗。正如德勒兹与加塔利指出的，在严肃、愤怒之外，我们要关注的“另外一面就是喜剧与欢乐对卡夫卡的作用”。[12]（P95）不然我们就如同卡夫卡的主人公K们，像碗里的鱼一样陷入生活的玩笑之中，而自己却不能发现其中的有趣之处。由此似乎就可以说，不懂卡夫卡的喜剧与幽默精神，就无法真正读懂卡夫卡。以这种阅读方式来回应卡夫卡，也许正是卡夫卡试图追求的一种效果，兴许能博得他鬼魅的一笑，因为他已然派出了K和助手们充当他的使者。

[1] 卡夫卡.城堡[M].高年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2] 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M].江宁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

[3] Harry Steinhauer.“Franz Kafka： A World Built on a Lie”.The Antioch Review, No. 4（1983）.

[4] R. Jarrell.“Kafka's Tragi-Comedy”. The Kenyon Review, No. 1（1941）.

[5] Joyce Carol Oates.“Kafka's Paradise”.The Hudson Review, No. 4（1973-1974）.

[6] Patrick Reilly. “Kafka”, in Harold Bloom ed. . Bloom’s Modern Critical Views： Franz Kafka .New York： Infobase Publishing, 2010.

[6] Freda Kingsford Rohl. “Kafka's Background as the Source of His Irony”.The Modern Language Review, No.3 （1958）.

[8] 本雅明.启迪：本雅明文选[M].汉娜·阿伦特编.张旭东,王斑译.北京：三联书店，2008.

[9] 昆德拉.被背叛的遗嘱[M].余中先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10] 卡夫卡.卡夫卡口述[M].雅诺施记录，赵登荣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

[11] 马克斯·布洛德.“第一版后记”[A].卡夫卡.城堡[M].高年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12] Gilles Deleuze, Felix Guattari,.Kafka： Toward a Minor Literatur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6.

[13] 卡夫卡.卡夫卡文集：第四卷[M].祝彦,张荣昌.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

[14] H. S. Reiss, “Franz Kafka's Conception of Humour”, The Modern Language Review, No. 4 （1949）.

[15] 昆德拉.小说的艺术[M].董强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冯济平

“K” and His Assistants：a Probe into the Comic Consciousness of Kafka

LIANG Qing-biao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22, China）

In Kafka’s The Castle and other novel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erious character “K” and the funny assistants often constitutes a key narrative, which makes the novel full of distinct comedy. This description shows Kafka’s “God-like” observer status in his works, in which he let “K” to be tested in comic scenes. At the same time it can also be seen as of Kafka’s posit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ld and life in enduring spirit. Responding to Kafka with this interpretation may be seen as a possible way of entering into his world.

I106

A

1005-7110（2012）03-0069-06

2012-01-06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西方自传理论与批评研究”（11CWW018）阶段性成果之一。

梁庆标（1978-），男，山东郓城人，江西师范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西方文学与文化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