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鲁迅“弃医从文”的几点思考

［韩国］ 薛熹祯

（北京大学 中文系，北京 100871）

一、“弃医从文”的原因探究

在大多数人的眼中，鲁迅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的形象最终是通过他的小说与杂文表现的。然而仔细考察鲁迅的成长历程与教育背景，发现鲁迅最初接受教育时学习的专业并不是文学，甚至并不是文科，而是矿务。而且鲁迅从来没有接受所谓的文学写作（小说）的练习。鲁迅后来决心从事文学活动并以此作为他终身奋斗的事业，这一决心的起点在日本，当时鲁迅学习的专业是医学。

从一个医学专业的留学生决心改造本国的国民性，这个重大的转折点不仅在鲁迅及其亲友的回忆中屡屡被提及，如周作人《关于鲁迅之二》及许寿裳《关于亡友鲁迅》，而且经常被诸位中外前辈的研究者关注，如竹内好《近代的超克》、李欧梵《一个作家的诞生——关于鲁迅求学经历的笔记》、高远东《“仙台经验”与“弃医从文”——对竹内好曲解鲁迅文学发生原因的一点分析》等。

已有的研究成果主要涉及“幻灯片事件”、“仙台经验”、“赎罪文学”等，都从不同角度探讨了鲁迅的这一转折点。笔者作为一名留学生读者，在读了鲁迅相关作品及研究者的研究专著之后，感到所谓“幻灯片事件”不过是鲁迅“弃医从文”这一重大事件的契机，是直接原因。

笔者认为，在“弃医从文”这一现象的背后，鲁迅内心最大的力量来自于他对国家——处于分崩离析水深火热之中——也在于对国家的强烈的爱和担忧中。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先来看看“弃医从文”之前的鲁迅为什么“弃矿从医”？

在《朝花夕拾》中，有一篇很重要的文章——《父亲的病》。鲁迅在其中写道：“父亲的喘气颇长久，连我也听得很吃力，然而谁也不能帮助他。我有时竟至于电光一闪似的想道：‘还是快一点喘完了罢……’立刻觉得这思想就不该，就是犯了罪；但同时又觉得这思想实在是正当的，我很爱我的父亲。便是现在，也还是这样想。早晨，住在一门里的衍太太进来了。她是一个精通礼节的妇人，说我们不应该空等着。于是给他换衣服；又将纸锭和一种什么《高王经》烧成灰，用纸包了给他捏在拳头里……。‘叫呀，你父亲要断气了。快叫呀！’衍太太说。‘父亲！父亲！’我就叫起来。‘大声！他听不见。还不快叫？！’‘父亲！父亲！’他已经平静下去的脸，忽然紧张了，将眼微微一睁，仿佛有一些苦痛。‘叫呀！快叫呀！’她催促说。‘父亲！！’‘什么呢？……。不要嚷……。不……。’他低低地说，又较急地喘着气，好一会，这才复了原状，平静下去了。‘父亲！！’我还叫他，一直到他咽了气。我现在还听到那时的自己的这声音，每听到时，就觉得这却是我对于父亲的最大的错处。”①鲁迅：《朝花夕拾·父亲的病》，《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8－299页。

据周作人回忆鲁迅对父亲的“病”与“死”的情节回忆是很不准确的，有大量夸张和虚构的情节。周作人在回忆录中说像衍太太那样的远亲在那种场合是不会在场的。为父亲叫魂一节极可能是鲁迅为了加强戏剧性而杜撰的。②周作人说道：“这里所说都是平凡的事实，一点都没有诗，没有‘衍太太’的登场，很减少了小说的成分。‘衍太太’于伯宜公是同曾祖的叔母，况且又在夜间，自然更无特地光临的道理。《朝花西拾》里请她出台，鼓励作者大声叫唤，使得病人不得安静，无非相当她做小说里的恶人，写出她阴险行为来罢了。”（周作人《知堂回想录·父亲的病》，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2－23页。）

但是笔者认为这并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鲁迅写作的心情和文章的笔调所暗示的信息：那就是鲁迅因父亲的病与死而深刻地感到了失去依靠的痛苦和养家育弟的巨大压力。鲁迅从这一刻真正长大。而“家”的概念也在他心目中一次一次地强化。在诗歌《别诸弟三首》里鲁迅写道：“梦魂常向故乡驰，始信人间苦别离。夜半倚床忆诸弟，残灯如豆月明时。日暮舟停老圃家，棘篱绕屋树交加。怅然回忆家乡乐，抱瓮何时共养花？春风容易送韶年，一棹烟波夜驶船。何事脊令偏傲我，时随帆顶过长天！”③鲁迅：《和仲弟送别元韵——并跋》，《鲁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36页。这首诗的前两首特别地表达了鲁迅对弟弟的牵挂。在《故乡》中，鲁迅写到“我”回到家里卖房子，接母亲去北京。这里提到了一个词“族”。鲁迅心中是有家族概念的。这也许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吧。毕竟鲁迅出生的周家曾经是一个大家族，这一点从《祝福》中的“轮值”及《故乡》中对自己少年时家里过年祭礼的盛大场景的描写中可以看出。

由“家”到“家族”再到“家国”、“民族”、“国家”。这由小到大的变化在鲁迅眼中是自然而然的。这也许正与他受到的四书五经的教育有关。毕竟鲁迅也读过私塾，参加过科举考试。中国知识分子的家国情结深深地烙印在鲁迅的精神世界里。1903年鲁迅在东京弘文学院读书时期作了一首小诗《自题小像》：“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④鲁迅：《集外集·自题小像》，《鲁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47页。这里可以看出他对国家的强烈情怀。许寿裳在《怀旧》一文中对这首诗的内容有极其精炼的概括：“首句说留学外邦所受刺激之深，次写遥望故原风雨飘摇之状，三述同胞未醒，不胜寂寞之感，末了直抒怀抱，是一句毕生实践的格言。”这首诗的创作缘起是剪辫子。鲁迅在《藤野先生》一文中对“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着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的“清国留学生”进行了辛辣的讽刺，这可视为鲁迅毅然剪辫的形象注脚。可以说“剪辫”是青年鲁迅与封建思想的决裂、自觉地接受民主思想的标志。他后来在《呐喊·自序》中叙述了“写起小说来”之前的几个思想发展阶段，其“弃医从文”志向的确立发生在写作《自题小像》之后。鲁迅的“弃医从文”确立了他一生的奋斗目标，“我以我血荐轩辕”所表现的是他的爱国之情、报国之志，是《自题小像》诗的爱国主义感情的升华，也是青年鲁迅意志的表现，更是鲁迅毕生实践的人生格言。

同年，鲁迅又写了小说《斯巴达之魂》。意在号召中国青年效法古代斯巴达人的爱国牺牲精神，投身于反对外族侵略的斗争。鲁迅死后被称为“民族魂”，这个“民族”的含义比国家更亲切。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有很多民族英雄，很多民族英雄都是诗人。如《满江红》的作者岳飞：“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鲁迅自己的形象常常也是“怒发冲冠，横眉冷对”，这是与各位忧国忧民的民族英雄诗人相似的。

现在我们回到鲁迅父亲的病来解决前面提出的问题。鲁迅科举失败后“逃异路”去了矿务局，学的是煤炭专业。这也是当时新兴的好专业。然而鲁迅没学多久，就去了日本学医学。在《呐喊·自序》中鲁迅说：“我的梦很美满，豫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⑤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8页。可见，鲁迅的“学医”正是为了救“父亲”一样的病人。而“父亲”的形象正是“国家（祖国）”的隐喻。当时的中国在外国人尤其在日本人眼中是被辱骂嘲笑的“东亚病夫”。“病”——是整个中国社会当时的“现状”。这一点也被鲁迅深深地感受着。如，“找茬事件”。鲁迅在1926年《藤野先生》中写道：“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课堂里的还有一个我。‘万岁！’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的刺耳。”①鲁迅：《朝花夕拾·藤野先生》，《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17页。

鲁迅学医要治的是国人身体的病。而“弃医从文”是为了救国人的精神的病，至少是“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自述：“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②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26页。这是爱家爱国的鲁迅个人发展的必然思路，也是深层原因。因此，笔者认为考察鲁迅“弃医从文”的原因不仅应关注“仙台经验”、“找茬事件”、“随喜日本同学”等具体的同一时期的事件，更要考察鲁迅的“弃矿从医”。这也许正是鲁迅思想的“多原点”特征的体现。

二、鲁迅的“从文”之路

“弃医从文”的第一步是1907年创办《新生》杂志，然而失败了。后来鲁迅在《河南》上发表的文艺理论，如《人的历史》《科学史教编》《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又与周作人合作翻译出版《域外小说集》，这也是鲁迅在进行日后创作的准备。

有疑问的是，1911年鲁迅写了文言小说《怀旧》，但在发表《狂人日记》之前，鲁迅一直在一间闹鬼的屋子里抄古碑。很少有“文学活动”的实践。这样的“沉默”实际上大约有十年之久。但仔细考察鲁迅十年的沉郁的主要原因是有大的外部背景的。当时中国国内是军阀混战，一系列复辟愚民的文化政策，让他感到压抑。更重要的是他个人失败的经验。这使他感到心灰意冷，感到悲哀和寂寞。这是先驱和启蒙者的必然的命运。在这阶段里面的鲁迅，内心世界处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他的社会角色也显得游移不定，大体从事的是学校教师和教育部小官僚这样的角色，而不再从事文学创作。但一系列亲近中国传统文化的业余行为，在鲁迅思想成长的巨大脉络里，却起到了意味深远的作用。

笔者不同意李欧梵说的这个时期的鲁迅是“倒退”的观点。李欧梵在《一个作家的诞生——关于鲁迅求学经历的笔记》中说道：“值得注意的是，他又重新置身于旧日的消遣之中：抄临碑帖，编辑绍兴名流的著作，搜集中国小说的资料，阅览佛经等。这些经历显然是一个倒退。”③李欧梵：《一个作家的诞生——关于鲁迅求学经历的笔记》，见乐黛云编：《国外鲁迅研究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28页。很显然十年的沉寂一定夹杂着对中国现实与历史，中国命运与人性的深切思考。而且，他一系列的所谓“倒退”行为，对于鲁迅学术研究的准备和复杂思想观的形成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比如，阅读中国古代小说资料，是鲁迅写出学术名著《中国小说史略》的直接准备。而抄古碑、编名流志和阅读佛经对于鲁迅深切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弊与利，洞察中国人性的成因，形成自己独特复杂的思想观念，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十年的沉郁对鲁迅一生的思想形成与文学创作都是必不可少的准备阶段。鲁迅37岁发表小说《狂人日记》，一举成名，这是鲁迅在长期探索中积累起的创作力的迸发。

自《狂人日记》“一发不可收”，鲁迅的《呐喊》与《彷徨》使中国现代小说由开端到成熟（严家炎），尤其是1927年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的出版大大提高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表现力度。而优美的回忆性散文《朝花夕拾》更是让读者思想净化升华的“美文”。然而同时《华盖集》的出版标志着鲁迅“杂文的自觉”。鲁迅开始用杂文为主要武器进行反抗黑暗与绝望的战斗。这真正体现了鲁迅“从文”之路的独特。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有许多作家在成名之前也做过别的工作。最典型的是沈从文。而他们开始正式从事文学事业之后大都以创作文学作品为主。这些文学作品就是传统的散文、小说、诗歌之类。然而鲁迅的独特在于他的“从文”之路出现了表面的分岔路口，并因此遭受文人同行的攻击，甚至是他所爱护关照的文学青年的攻击。这让鲁迅苦恼，但他坚持着自己。

在中短篇小说获得巨大成功之后，鲁迅没有着手创作鸿篇巨制，而是逐渐由《随感录》发展到针砭时弊的杂文写作。鲁迅在《且介亭杂文》序言中说道：在这个时代“潜心于他的鸿篇巨制，为未来的文化设想，固然是很好的，但为现在抗争，却也正是为现在和未来的战斗的作者，因为失掉了现在，也就没有了未来”。④鲁迅：《且介亭杂文·序言》，《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以此为“匕首”和“投枪”，对政府当局，对一切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开战。鲁迅在《小品文的危机》中说道：“在风沙扑面，狼虎成群的时候，所要的也是匕首和投枪，要锋利而切实，用不着什么雅。但这时却只用得着挣扎和战斗。”⑤鲁迅：《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鲁迅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91页。

鲁迅执著于杂文写作，似乎是在对过眼即逝的日常小事斤斤计较，浪费了宝贵的精力，为很多人所不齿，鲁迅有时似乎也在“怀疑”自己，然而他偏偏开始了杂文的“编年史”计划，并最终以杂文作了“攻守的手足，感应的神经”，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文坛乃至中国思想文化的历史发展。

可见“文学”在鲁迅眼中不过是“工具”。鲁迅做过医学院的学生，上过解剖课，这对他的思维方式有着很深刻的影响。他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自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①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26页。文学正是他的手术刀。因此，文学的具体形式是小说或诗歌或杂文都无所谓，关键是能对社会的病发生作用，能引起人们的注意。而这些行为与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思考的问题息息相关：

据《鲁迅年谱》（上），鲁迅常与许寿裳探讨三个问题：

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

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

三、它的病根何在？②许寿裳：《我所认识的鲁迅》，见《鲁迅年谱》（上卷），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4页。

可见，鲁迅对祖国状况的忧患意识最终转化成理性思考即“寻找病根”。这才是鲁迅的根本目的所在。从这里，我们可以理解鲁迅文学之路的选择。即在获得短篇小说的成功之后，他并没有写长篇小说等鸿篇巨制。1927年从《华盖集》开始了“杂文的自觉”。而杂文看上去并不是正统意义的“文学”，鲁迅的从文之路似乎走偏了，发了岔。但实际上在“风沙扑面”和“虎狼成群”的时代，鲁迅的杂文正是真正的“文学”，那才是有生命力的文学，也最经得起时代检验。

三、鲁迅的“后弃医从文”时代的思考

鲁迅的“从文”之路走得很特别，由青年时期的“诗人”到中年时期的小说家，由小说家到晚年时期的“杂文家”。鲁迅共出版了十多部杂文集。其中，收录其最初的杂文的是《坟》。在《坟》的题记里，鲁迅说：“其中所说的几个诗人，至今没有人再提起，也是使我不忍抛弃旧稿的一个小原因。他们的名，先前是怎么样地使我激昂呵，民国造成以后，我便将他们忘却了，而不料现在他们竟又时时在我的眼前出现。”③鲁迅：《坟·题记》，《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鲁迅将被自己“忘却”了又时时想起的诗人放在“坟”里，将过去的生活的一部分痕迹，“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坟，一面是埋葬，一面也是留恋”。这里我们看到的是过渡时代的鲁迅。由此，需要重点讨论的是1925—1927年这短短的三年时光。这是近代中国最荒唐的黑暗时代的开始，也是“弃医从文”后的鲁迅文学创作生命的第二次新生。我们知道，从《华盖集》开始，鲁迅专注于杂文的写作，直到生命的结束，除了杂文笔法的小说集《故事新编》之外，再也没有出版小说等纯文学作品。可以说，在1927年前后，鲁迅彻底告别了“纯文学”的时代，这一点在同时期的散文诗集《野草》中有明显的表现。如写于1927年4月26日的《题辞》的最后一句：“去吧，野草，连着我的题辞！”④鲁迅：《野草·题辞》，《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4页。这时的鲁迅也在过去与现在之间徘徊。郜元宝老师在《鲁迅六讲》中把整部《野草》比做《墓碣文》所描写的那座颓坏的“孤坟”。尤其注意到坟上的“大阙口”，认为那是“化为长蛇”的“游魂”脱身而出的通道，并进行了这样的分析：“《野草》的灵魂，真正的意识主体，就是这个忽而在‘孤坟’里面又忽而在‘孤坟’外面的‘游魂’。‘游魂’的本质就在于‘游’，这样才能自由地居于过去之‘我’和反思过去之‘我’的现在之‘我’之间，从而使这两个‘我’既分裂又统一。”⑤郜元宝：《鲁迅六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13页。

这里的两个“我”并存于1927年左右的鲁迅，这期的也许更是他自己生命的“中间物”。期间的挣扎与分裂，蜕变与重生正如凤凰五百年一次的“涅槃”。正是在“坟”的自我埋葬当中，在野草所呼唤的烈火中，鲁迅实现了文学之路的重新选择。这就是杂文时代的来临，笔者称之为鲁迅的“后弃医从文”时代。这也是鲁迅生命最后十年——杂文的时代，这里笔者想谈谈鲁迅杂文的“反文学”。

鲁迅的弃医从文是为了以文学作为疗救社会的人心的工具，在《文化偏至论》等论文里，他热情洋溢地赞颂文学对人生活的影响之大与不可或缺。可见鲁迅是极力倡导文学的功能性的，然而鲁迅在肯定并提倡运用文学的功能性的同时，又在竭力批判文学的“负面意义”或者说是文学的一些“支流”，这些“支流”是被某些作家定义和认可的，例如“载道的文学”、“言志的文学”、“幽默文学”，这些作家曾经是鲁迅的“战友”，与鲁迅在同一阵营里并肩作战，然而世殊时异，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终于分道扬镳。而在普通人的眼中，幽默的、闲适的小品文才是文学，杂文不是文学。而鲁迅则以杂文尖锐地表明了对混沌的国民思想状态的批判和对林语堂们堂而皇之的“幽默文学”、“闲适小品”的讥讽。

周作人和林语堂在新文学运动的初期，都曾在“浮躁凌厉”的时代做过一回批判反动势力的健将，但后来不是去耕种“自己的园地”，就是办杂志《人间世》，留下孤独的鲁迅独自奋斗。然而鲁迅并不轻易放手，总要有意无意地在杂文的天地里以 “反文学”的态度来捍卫文学的社会功能。而表面上的“反文学”的杂文实际是适合时代的真正的文学，也是经得起时代考验的。

总之，鲁迅的“弃医从文”之路是彻底的，是最完美的，值得我们探讨。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鲁迅从立志学医到弃医从文，他的文化反省意识更加明确。他的思想转变使我们更进一步理解不同时代的要求是什么。从思想启蒙的角度考察，鲁迅是精英文化的创造者；从文学发展的角度考察，鲁迅是中国新文学的奠基者。他毕生强调的文学的战斗性和真实性，给我们带来借鉴和指导的意义。在向西方学习的时代潮流中，中国缺少了一位名医，然而在中国新旧交错的时代进程中却产生了一位文化巨匠。因此，鲁迅弃医从文的选择是值得我们充分肯定和深入研究的。

［1］冯雪峰.鲁迅的文学道路［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2］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M］.伊慧珉，译.长沙：岳麓书社，1999.

［3］李欧梵.一个作家的诞生——关于鲁迅求学经历的笔记［A］.乐黛云.国外鲁迅研究论文集［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

［4］林贤治评注.鲁迅选集（杂感卷）［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4.

［5］钱理群.与鲁迅相遇［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6］鲁迅.朝花夕拾·父亲的病［A］.鲁迅全集（第2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7］鲁迅.朝花夕拾·藤野先生［A］.鲁迅全集（第2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8］鲁迅.和仲弟送别元韵——并跋［A］.鲁迅全集（第8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9］鲁迅.集外集·自题小像［A］.鲁迅全集（第7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0］鲁迅.呐喊·自序［A］.鲁迅全集（第1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1］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A］.鲁迅全集（第4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2］鲁迅.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A］.鲁迅选集（第4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3］鲁迅.且介亭杂文·序言［A］.鲁迅全集（第6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4］许寿裳.我所认识的鲁迅［A］.鲁迅年谱（上卷）［C］.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

［15］周作人.鲁迅的青年时代［A］.周作人自编文集［C］.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16］周作人.知堂回想录［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

［17］竹内好.近代的超克［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