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主义的重建何以可能

宋清华

(河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洛阳471003)

理想主义的重建何以可能

宋清华

(河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洛阳471003)

理想对人类存在具有重要意义,它既是人对未来的美好设想,也是人生价值、意义的体现。近代启蒙运动对古代目的论哲学的消解和机械论哲学的确立,致使工具理性大行其道,社会开始了理性化、近代化的过程,理想和崇高也从此无人问津。人们也因此陷入无意义的生活境遇中,随之产生了一系列问题。为了使人们摆脱这一困境,我们需要重建理想主义信念,重建我们时代的共产主义理想。

理想;理性;理想主义

理想对于人类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它不仅是人类生活的目标、定向标,而且是人类评判自身、建构意义世界的尺度。理想是最能激发人之情感、催人奋进、促人向上的美好之物,它使少年人充满遐想,使青年人满怀希望,使中年人为信念百折不挠,使老年人感到温馨,使人生波澜壮阔、五彩斑斓。因此,理想是人们的精神家园,是世世代代人们的永恒追求,它不仅凝聚着人们的全部感情和美好追求,而且是人生意义、人生价值的恒定尺度。没有理想的人生是缺失意义的人生、残缺的人生、不完满的人生。

一

理想是一个令人振奋、使人激动的词语,它标示着人类理性建构的一种美好的社会或人生目标。它在被人们接受后,以信念的形式“沉淀”在人们心灵的深处,并以其顽强的意志力催生出无穷的力量,成为个体和群体生活的定向标。当理想被信念所确认后,它就会成为人们心灵中的积习,在人身上展示其恒久性,即使遭遇失败和挫折,人们也会矢志不移,孜孜以求,原因就在于它不仅出自理性,而且得到了人们情感的确认,使之成为信念,并将之植入人的心灵或灵魂中,成为信仰的对象。这种信念又与人的意志结盟,由此就会产生出无尽的或永远不竭的力量,使人生绚丽多彩,五彩缤纷,人生因此而辉煌。而人生的价值也在理想的追求中得以显现,人生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也就以理想的实现与否、实现程度的大小来衡定。同时,理想还总是孕育着人们希望的种子,并因为希望的存在而值得期待,它给人以存在的理由和信心。所以笛卡尔说:“希望是灵魂的一种内在趋向,它要使灵魂相信,灵魂要求的东西将会实现;这种倾向是由精神的一种特殊动机造成的,也就是由混合在一起的欢乐动机和欲望动机造成的。”[1]5然而希望需要理性来培育和守护,否则希望就极易迷失方向而过早地夭折,因为“希望,那个危险的安慰者!如果有结实可恃的资源,你们不妨沉醉在希望中。那可能使人受到损害,但不会使人遭到毁灭。但是按性质说,希望是一个要付出很高代价的商品。如果人们孤注一掷地把一切都寄托在它身上,只有在完全失败以后,他们才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反过来说,知道这一点而未雨绸缪的人们,希望是不会使他们失败的”。[1]4而理性的冷峻审视和运筹谋划则能使希望之花长久地怒放,以保证其瓜熟蒂落。理性从不热衷于去拥抱新事物或新理论,它总是以审慎和挑剔的眼光去看待事物,力图从偶然和杂乱无序中找出必然和有序,从不确定中找出确定,从相对中找出绝对,从有条件中找出无条件,从特殊性中找出普遍性。理性总是以普遍性的图式建构和把握世界,它是希望的监护者、守护者,为希望提供决策和战略,以便高瞻远瞩,决胜千里,这就为偶然性的希望增加了确定性的色彩。所以人不仅要追求理想,成为理想主义者,而且还总是以理想的尺度来反观现实,批判现实,审视自我、人生和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既是一种理性动物,又是一种理想的动物,人总是不满足于现实,总是要超越于人的生活世界,超越自我,超越生命的的有限性,追求那无限的生命和无条件的存在物,总是要把自身与终极性的存在相联系才能确证自身,以使人之价值趋向于永恒,祈求那神奇的理想世界。正是在这种无尽的追求中,人书写出人的历史,显现出人的高贵和尊严,并在广袤的宇宙中定格人的位置,彰显人的价值和意义。

因此,理想反映了人们对美好未来的渴望、希望和永恒的需求,寄托着人们对即将到来的生活的美好愿望和期待,也是人们激励自身、实现设定目标或达到预期目的的永恒动力。插上理想的翅膀的人生将会是波澜壮阔、激情澎湃的人生,是充满意义、显示人性崇高和尊严的人生,是锻造生命、塑造健康人格和奋发向上的人生,是驱除生活的空虚性、无聊性、无意义性的人生。它使人们的生命活动有条不紊、循序而行,就如同穿行在崇山峻岭中的涓涓细流,开始时蜿蜒曲折、坎坎坷坷,受两岸的地势限制,在十分狭窄的峡谷中穿行,尔后奔腾咆哮,翻过危岩,飞越瀑布,浩浩荡荡,最终汇入大海。而且理想主义还帮助人们驱除孤独和内心的恐惧,战胜自我,展现生活的无穷魅力。我们可以这样说,对人而言,与崇高的理想为伴,就像结识一个良师益友,它给你的永远是激励和永不屈从无意义生活和命运的信念,它使人临危不乱,处事不惊,宁静致远,不畏浮云遮望眼,永远守护着心中的圣地,构筑着灵魂的世界,从不会迷茫。所以理想是最温存、最令人感到欣慰的伙伴。即使一个人身处逆境,遭人遗弃,倍感凄凉、无限迷茫和惆怅时,理想也从未遗弃过他,理想对人生至关紧要。它给青年人以希望、教诲和激励,使他们壮怀激烈,心雄万夫。它给中年人坚定的信念,为理想而矢志不移。但它也能使人们恬静安然,拥有纯净的心灵,以拒斥外面的喧嚣世界。理想帮助他们守护着精神的家园,保持着灵魂的清洁品格,为铸造精神长城而默默地耕耘着。它使老年人得到体贴和抚慰,因为那无悔的选择和为理想而曾经的搏击,使他感到并未虚度人生。在他年老体衰的时候,理想仍不褪色地活在他的心中,充实着他的精神生活。伴随着这种宁静的生活,他在理想的余辉中,走向人生的终点。所以,有崇高理想作伴的人是永远不会感到孤独和恐惧的。因为理想能够驱散一切雾霾,照亮心灵中一切阴暗之处。即使面对诱惑或挑逗,高尚的理想也胜似慈悲为怀的西方天主,它使人的心田变得纯净、灵魂得到拯救。更为主要的是崇高的理想里自然埋藏着行动的种子,它使人们不断地把理想变为现实,创造无数的人间奇迹。人类也正是在理想的追求和实现中铸就不朽的人生,并使之化生为光照万世的历史,永远昭示着人性的崇高和高尚。

所以可以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建构理想、追求和实现理想的历史。从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到奥古斯丁的天上之城,再到近代启蒙运动的理性天国,如洛克、霍布斯、卢梭为代表的社会契约论,康德的永久和平论,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直到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人类从未中止过对理想的人生和社会的追求。这种不竭的追求,也是理想不断地引导着现实、塑造着现实、改变着现实的过程,人类所处的自然世界不断地被改造——被塑造为比较理想的世界——更为理想的世界——日益完善的世界,理想因为其神奇的魅力——它在造化人生、社会中所展现出的奇妙力量而为人们所推崇,人们崇尚理想,热烈地求索着理想,最终成为理想主义者。

二

然而,近代的启蒙运动把理性的能力夸大化了,相信人的理性所创造的一套套结构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它用知识代替智慧,这一时期的“百科全书”派,就认为知识(理性)可以涵盖一切领域,知识可以了解和控制所有领域。在其后有一个预设,就是走出中世纪,也就是走出愚昧、走向光明。当时理性就代表光明,而非理性的一切方面,包括“神启”在内等等,都是黑暗,都是愚昧,即所谓“黑暗的中世纪”。理性之光绝对可以驱除一切黑暗,这是不容质疑的。但这种过分强势的理性,容易导致一种极为自大的心态,认为只有理性的力量才是无远弗届的,宇宙本身的秘密都可以通过理性来掌控,一切都有赖于理性之光的照耀、辉映,有赖于人的发现。虽然康德在伦理学上把绝对的道德律令和宇宙星体的秩序相提并论,但在知识论上,仍强调只有理性才是判断是非真假的唯一标准。宇宙的黑暗也只能等待人的理性直观的照耀,才能开显出真正有意义的世界。光明越扩大,黑暗就越减少,只要经过不懈的努力,总有一天,理性的光芒最终会照耀所有的黑暗之处。这种心态成为人主宰自然、挥霍自然资源的思想基础。这种理性的狂妄把丰富复杂的世界变成了一堆符号、一些原则,使得人们生活在“观念符号的暴力”之中,并由此构成了人们精神世界中新的枷锁和囚笼。其理论包括:以人为核心的人类中心主义,以理性为唯一准则的理性的傲慢,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工程的权威心态,由追求技术和工具理性所产生的对科学的迷信,以及由此而派生的线性的发展观、历史观和由理性至上加技术主导所形成的迷信规律的独断论宇宙观和方法论,由启蒙的地缘意识导致的欧洲中心主义。这些方面相互纠缠,形成了一套有宰制性的世界观,它突出地影响了人和自然、人和宗教、人和超越世界、人与社会的关系,西方和西方以外的其他族群及文明传统的关系。[2]于是,在这套新理论主宰下,启蒙运动开始向几乎所有的领域扩展,由其所开启的理性社会的胎生子——近代工业文明却带来了许多人类未曾预料到的事情。它催生了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使这种新的文明形态在生产力发展上是此前人类历史上任何文明形态都无法望其项背的,确实给人类带来了便利的生活、无尽的财富,更为便捷的交通、通讯方式,使遥远的世界不再遥远,使地球变成了一个地球村,人类获得了更多的自由,进入到了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按韦伯的话说,全部现代化的真正核心问题来源于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世界的解咒)。古代以来的目的论哲学解体了,随之出现的是机械论的哲学观。它导致了几个重要的基本方面的改变:第一,是基于自我的观念。在古代目的论的哲学立场上,宇宙是有自在的目的的,认识是这一目的展开过程的一个部件、一个片断,因此人只有把自己锁定在这个目的上,通过对它的反思和了解,才能张扬自我。而目的解体后,人就不可能再通过外在的目的因素来进行自我界定。查尔斯·泰勒指出,人只能是“自我定义的自我”,终极关怀和安身立命的问题因此被消解了。在韦伯那里,这是对现代性的最伟大贡献,只有笛卡尔式的“我思故我在”的自我,才是现代社会发展的最大动力。第二,是关于世界的看法。由于自然秩序不再是一个既定的永恒目的的不断展开,它被作了机械论式的重新解释。因此,人们所运用的哲学方法便不再从终极价值的意义出发,而是从事物的因果性来看世界,寻找构成结果的原因,探寻原因可能产生的结果,而所有这一切必须是在一个可经验的前提下才能开展的。从此,经验理性的世界观就产生了,并主宰了人们的认识。第三,是关于价值中立的观念的建立。由于用工具理性的方式来看待世界,这就把统一价值的可能性彻底消解了。价值是不能作为经验对象来加以处理的,因为价值是主观的(休谟最先提出),是由个人根据自己的喜好厌恶所决定的,所以不可能建立普遍绝对的价值。这样就导出了自由主义最主要的观点,叫作价值中立。从这一立场出发,学校就不能对孩子进行有价值倾向的教育,而只能在价值中立的立场上给孩子完成技术教育。现代教育不允许在学校贯彻伊斯兰教育或者宣传基督教教义,甚至是仅仅透导这些倾向都是不允许的。在法国,曾经因为信奉伊斯兰教的女生戴着头巾进入学校而引起轩然大波,其背后的理论依据就是价值中立原则。“世界解咒”后的因果论哲学拒绝处理价值问题,英国哲学家休谟曾经一言以蔽之,“事实本身不产生任何价值”。[3]由是,人类开始了理性化的进程,社会开始祛魅,开始了近代化、现代化……然而,正当人们欢呼历史成为世界史的时候,人们突然发现人成了金钱的奴隶,人被异化了,人们之间的关系成为了商品交换的关系,成了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人类生活的自然世界忽然对人类不友好起来,自然灾变连绵不断,种种灾难的命运笼罩在人们头上……工业化带来的污染和人类行为诱发的严峻的生态危机成为工业革命以来直至现当代人类的梦魇,乃至罗马俱乐部不得不高呼增长的极限论,警告人类不能长此下去,而更多的人也在投入这场保护人类生存环境、保护人类家园的战斗中。与此相应,在国与国关系问题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掠夺性扩张,导致了对世界市场、资源、能源的争夺,先后诱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和无数次的殖民战争。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以后,人们发现异化现象无所不在,人成了单向度的人,貌似自由,实际上陷于无所不在的枷锁中。新闻媒体和报刊的超强话语,专家学者的建言和分析,各种大众文化剥夺了人们自由思想的权利,人们普遍地处于无思想的状态,心灵处于盲从中,人类的灵性世界完全被外界所左右,曾经丰富的精神世界的资源近乎枯竭,人类心灵世界丧失了她应有的灵性、宁静和独立性,在巨大的知识时代却变得贫瘠、无知和苍白。如果这些人们还能容忍的话,那么,快捷的生活节奏,超强的竞争压力、工作压力导致了人们患上了各种精神疾患,心灵被扭曲,抑郁症、精神分裂症、各种心理疾病像瘟疫一样在后工业社会传播……面对这种境况,人们不禁要问:这难道就是理想的人生、理想的社会?更有甚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催生的工具理性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普遍价值追求,人们只相信功利和市场法则,却拒斥崇高和至上的价值追求,把价值视为主观的、个人的附属品,宣言价值与事实无涉,价值不能干预事实世界,这就斩断了事实与价值的关联性,二者从此变为殊途陌路,人生理想和价值追求成为了主观的东西,与事实无关,只是情感的宣泄,曾经是那么高尚的理想主义变成了乌托邦主义、空想主义、集权主义、专制主义的代名词,理想主义成了邪恶的字眼和象征,人们再也不需要理想主义或英雄主义了,社会开始进入世俗化、平民化时代,所谓崇高和高尚那都是不合时宜的东西。一些西方学者甚至开始从理论上对理想主义进行清算,将柏拉图、卢梭、黑格尔、马克思的理论视为历史主义和决定论者,认为这些理论导致了极权主义甚至法西斯主义,对其大加挞伐。而西方的后现代主义者更是打着反基础主义、反本质主义的旗帜,拒斥形而上学,从根本上毁坏了理想主义的形而上根基,理想主义乏人问津,被打入历史的尘埃中。

然而,理想的失落或者被遗忘,必然造成精神世界的危机和工具理性的肆无忌惮,这就意味着人们再无反思或反省能力,人类社会将面临严峻的价值资源的枯竭,以及由工具理性的肆意扩张所导致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我关系的日趋紧张,甚至会由此带来国与国、民族与民族矛盾的失控,诱发纷争或战争,其最终结果就是极其严重的生存危机。从人生层面上讲,理想主义的衰微,使人类自身失去了人生的目标和生活的信念,人们的精神生活开始陷入虚无化和无意义的境地,人们也由此失去了对生活价值和人生意义形而上追问的兴趣,即对至善之本体的至上的形而上思考的缺失。一旦没有了对人生终极意义的本体追求,则人类对自我身份的确认和自身在宇宙中位置的定位都将成为问题。身份的不确定和人生评价的终极尺度的缺失,将使人类生活毫无章法、混乱无序,人们变得无所事事,开始随波逐流,生活失去光彩,日趋平庸呆板、枯燥乏味;社会开始僵化,信仰变成教条,曾经丰富且充满活力的想象力开始枯竭,人类智慧显得日益贫乏,曾经日出日新、绵绵不断的人类智慧之泉开始进入枯水期,逐渐干涸、断流,直至枯竭。没有了理想主义的激励和批判,人类社会就会躺在无人质疑的教条主义的温床上呼呼大睡,社会的基础因此腐败变质,最终烂掉坏死。所以,没有理想主义的生活就像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是缺乏激情、平庸呆板、僵化的无价值的生活。

因此,我们需要理想主义对我们生活信念的基础和前提的批判和审视,需要向我们过于功利和缺乏远见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提出警示和批判,需要向背离人类自我解放和发展、只顾眼前利益或小我利益的实利主义进行抗争;同时,我们需要运用理性对我们曾经的理想主义(特指过去的不成功的理想主义)进行一次次严厉而又无情的怀疑和拷问,并借此来探测人类理想的真正深度和可能性基础,确定人类不同理想的权界范围。由是,理想主义向我们昭示,在它面前,人类的全部现象世界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免除或逃避它的严格审查。因此,我们需要理想主义,需要用人类理想来激励生活的想象力,运用智慧,防止精神生活陷入贫瘠和虚无化。同时,对人类而言,要使对真理的追求、对生命的价值、对正义的追求持之以恒,就需要也必须用人类理想主义的激情去燃烧人类的希望之火,它要求我们用理想主义进行思考和批判,对人类生活的前提进行无情的怀疑,向生活信念的前提和假设进行讯问,以期达到推动社会进步的目的。事实上,人类的进步正是建立在人类理想的基础上的,它永不满足于现实的生活,总是在用批判、怀疑和挑剔的眼光来审视人们的生活世界,它总是从无限完美的理想的角度,以符合人性的方式不断地反叛和否定现实,通过校正人们的观念和调节人们的行为,不断地推动人类向更高的生活境界和人生理想方向前进和发展。从某种程度上讲,理想主义及其信念正是促使人类社会及其历史进步的永不枯竭的力,它有时是直接的力,更多的可能是间接的力,它是无比深远的永恒的力,它决不是无足轻重的玄想或空想,它是一股巨大的或善或恶的力量,是人类生活未被认识的立法的强者。正因为此,我们不能没有理想,不能没有理想主义及其信念!

三

对于我们来说,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不仅是科学的,而且是合乎理性和人性的、具有现实性的理论体系。作为科学的理论,不仅在于它所创立的剩余价值学说和唯物史观为其提供了现实基础,更主要的是它还从人的解放出发,把共产主义建立在对现实的人的生成的理论基础上,将共产主义视为人类自身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逻辑结果,揭示的乃是一种真正的人的本质形成的方式,也就是人之总体性得以实现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并且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的维度,揭示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发展的现实运动的必然性,这就使共产主义理想与人之解放、自由和全面发展的追求及其实现的途径结合起来,使理想不再是纯粹的形式,而是一种现实的理想追求和具有必然性的现实运动。这既克服了形而上理想主义形式化的缺陷,又兼具了它的超越性特性,使其深深地植根于现实的土壤中;同时,它避免了功利主义只顾功利价值追求的弊病,使人对至上的理想追求能够作为范导性原则获得其发挥作用的空间。

事实上,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一部追求人类解放、逐步获得自由,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历史。无论是人从对物的依赖性和对物的依赖性的摆脱,还是从不自由的社会形态中解放出来,人类无不是在寻求自由和解放。西方自由主义虽然也强调个人自由和民主的价值,但那只是有产者、富人的自由和民主,是以更多下层的劳动者无民主和自由为前提的,在这种制度下,人的被奴役和异化、人的不自由状态是无法克服的。正因为此,资产阶级的学者们才千方百计地掩盖这一事实。法国哲学家德里达尖锐地指出:“在我看来,任何人也无法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即一种独断主义正在企图将其世界性的霸权置于充满悖论和可疑的根据之上。当今世界上有一种占统治地位的话语,抑或毋宁说是正在走向统治地位的过程中的话语,它是关于马克思的著作与思想的话语,关于马克思主义(这多半与前者不是一回事)的话语,关于共产国际和世界革命的话语,关于由马克思主义所启发的革命模式或多或少地缓慢瓦解的话语,关于社会……的迅速、仓皇、不断地解体的话语,如此等等。这一占统治地位的话语经常带有狂热、兴奋和蛊惑人心的形式,弗洛伊德将其归因于所谓哀悼活动中的欢庆场面。咒语不断地自我重复并且变成了仪式,它喋喋不休而成了套语,就像万物有灵论者的魔术一样。配合着流畅的进行曲节奏,它宣称:马克思已经死了,共产主义已经灭亡,确确实实已经灭亡了,所以它的希望、它的话语、它的理论以及它的实践,也随之一同灰飞烟灭。它高呼,资本主义万岁,市场经济万岁,经济自由幸甚,政治自由幸甚。”[4]23资本主义总是力图谋取霸权,目的是要消灭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把西方世界的政治和经济体制推及全世界。但是这种企图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这种制度有悖于人类的发展,有悖于人性的需求,既是不合理的,又是不合法的。惟有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才能识破其面目,并对之展开批判和现实的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意义在这里得以充分的展现。德里达认为,即使不认同马克思主义,但只要从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中汲取灵感,也能驳斥这种论调。他甚至说,求助于某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已成了“当务之急”,“而且必将是永远必要的”。只要使马克思主义适应新的历史条件,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定能结出硕果。正是基于此,德里达强调:“忠实于某种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的遗产似乎仍然是一种责任。”他告诫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幽灵“不必驱除它们,而是应当清理、批评、靠近它们,允许它们回来”。[4]123在他看来,他们这样做,无非是为了隐藏这样一个事实:他们那种所谓“胜利凯旋”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危急、脆弱、危机四伏,甚至在某些方面处于灾难之中,总之是面临死亡的威胁。在他看来,人们只知道今天的马克思的幽灵是死亡的象征,殊不知“对于自由资本主义而言也一样是死亡的威胁”。他意味深长地指出,这种隐瞒首先是对他们自己隐瞒,他们在自欺欺人,掩耳盗铃。其目的是通过对自己隐瞒所有这些失败和危险来进一步隐瞒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也就是要抹杀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按其如意算盘,只要把资本主义的一切丑恶现象掩盖住了,马克思主义就失去了批判的对象,这样马克思主义批判的武器也就自然失去了效用。他认为他们的这种用意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成功,由于马克思主义没有履行自己揭露与批判资本主义的功能,所以许多人无法认清资本主义的实质,从而也无法识破诸如福山之类的那番美化资本主义的话语而遭受蒙蔽。在此,德里达为了说明马克思主义的遗产是必须加以继承的,提出了遗产不是一种给予而是一种使命的重要观点。他主张,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遗产继承人,作为马克思的幽灵政治学和谱系学中的一员,都是马克思或者说马克思主义精神的幽灵化和具体化。人们一次又一次地为马克思举行哀悼活动,其实都是在为它的再次返回、为它在未来的复活招魂。马克思的学说已经成为人类知识宝库中的一份遗产,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现实性的表征。就马克思主义而言,现在已不是人们需不需要它的问题,而是它已经客观存在并必然对人们产生影响的问题,马克思的名字已深深地铭刻在人们的心中。在当今世界上,要想避开马克思主义来决定什么重大事情是绝对不可能的。

对于中国社会来说,马克思主义才是使中国社会摆脱百年积弱、走向独立解放,并逐步发展强大起来的强大思想武器。西方新自由主义总是千方百计地想解除我们这一思想武器,因为他们害怕这一真理将指导中国社会主义更加强大,在全世界更具吸引力。历史证明,不能没有马克思主义,没有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资本主义决不会收起它那狰狞的面孔;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苏联东欧国家也不可能取得曾经如此辉煌的成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就不会有今天的世界,或许资本主义会一统天下,更不会有光明的未来。曾几何时,毛泽东和周恩来等老一代革命家以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并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合法性发起了价值观或意识形态的挑战。他们的坚信,不是资本主义国家超强的经济实力,而是来自于人类的公平、正义原则,屏弃了建基于剥削基础上的冷酷的资本主义人吃人的丛林法则,反映了是人类的共同需求。这种理想信念不仅能凝聚人心,而且始终掌控着意识形态、价值观的主导权,令资本主义也不得不收敛其嚣张的气焰。而今,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中华民族已经在实现自己伟大复兴之梦。无论何时,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共产主义理想信念都将是我们心中的丰碑。它不仅能使我们正确地认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和现实特征,更是引导中国走出当前次贷危机经济困境、面对全球化时代的新资本主义、选择正确的发展道路和国家战略的伟大理论。因此,重建共产主义理想信念,重铸人类的理想丰碑,对中国人民,乃至世界,特别是青少年,都将意义重大。我们坚信,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将会薪火相传,永生永世!

[1]珍美,逸群.理想的太阳[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

[2]哈佛燕京学社.启蒙的反思[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19.

[3]哈佛燕京学社.儒家与自由主义[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19-20.

[4][法]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M].何一,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Possibility of Reconstruction of Idealism

SONG Qing-hua
(School of Marxism,He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Luoyang 471003,China)

The ideal of human existence is important,it is one beautiful vision for the future,but also the expression of the value and the meaning of life.The deconstruction of ancient teleological theory by Enlightenment philosophy in modern times and the establishment mechanical philosophy led to popular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launching a rational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nobody caring lofty ideals.But people are thus caught in a situation of meaningless life,resulting to a series of questions.To enable people to get out of this dilemma,there is a need to rebuild the idealistic beliefs,rebuild communist ideals of the era.

ideal;reason;idealism

B821

A

1672-3910(2012)01-0033-06

2011-05-08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0YJA720027)

宋清华(1968-),男,河南西平人,博士,副教授,北京市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基地兼职研究员,主要从事西方政治哲学和西方价值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