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说》独存之笔记小说条目及价值

薛琪薪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上海200234)

曾慥，福建泉州人，字端伯，生活于两宋之交，是北宋名臣曾公亮之四世孙。宋高宗绍兴六年(1136)四月，他撰成《类说》一书，其自序云:“余侨寓银峰，居多闲日。因集百家小说，采摭事实，编纂成书，分五十卷，名曰《类说》。”[1]该书精于裁鉴，博而精要，后代学者多有著录和征引，对本书颇为重视。《类说》收录的唐人笔记小说，有些确已被他书收录或单行，但《类说》所录多出了一些独有之条。笔者经过整理统计，这些书共33种，条目186条。《类说》独存的唐人笔记小说之条，体现了《类说》存亡辑佚的史料价值。限于篇幅，现举要略为考析，以见这些条目的补史作用和《类说》保存文献的价值。

一 《邺侯家传》

《类说》本《邺侯家传·门匠》条载:

唐时运漕，自集津上至三门，皆一纲船夫并牵一船，仍和雇侧近数百人挽之。河流如激箭，又三门常有波浪，每日不能进一二百船。触一礁石，即船碎如末，流入旋涡中，更不复见。上三门篙工，谓之门匠，悉平陆人为之。执一标指麾，以风水之声，人语不相闻。陕人云:“自古无门匠墓。”言皆沉死也。故三门之下，河中有山名米堆谷堆。每纲上三门，无损伤，亦近百日方毕，所以漕运艰阻。[2]46

按《资治通鉴》卷232唐德宗贞元二年正月条载:“陕州水陆运使李泌奏:‘自集津至三门，凿山开车道十八里，以避底柱之险。’(原注:底柱两山屹立河中，河水分流，包山而过，世谓之三门。车道者，陆运之道，舍舟而车运也。)是月道成。”[3]7468可见，《类说》本《邺侯家传·门匠》条，颇为详细，可以丰富《资治通鉴》的记载。

《类说》本《邺侯家传·李晟功与郭子仪异》条载:

初，李晟将建家庙，准令二品以上祀四庙，有名封者祀五庙，五品以上祀三庙，三品以上不须兼爵。时泌以为四庙非古，且礼有降杀，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古制也。上许立五室，但祀四代，空始祖之室，待后五代孙祀既祧诸主，以晟为始祖不祧之室可也。意令功臣有远长之图。马燧曰:“郭尚父亦只立四庙。”泌曰:“李晟功与郭子仪异。至德收复，玄宗虽幸蜀，肃宗自灵武至凤翔，时先皇为元帅，亲总戎行。外蕃及诸道之师共十余万，子仪自同州来会战，只朔方节度耳。战胜收复，回纥及四镇之功多。晟之收复也，陛下再幸梁洋，旁有怀光以朔方之强又反，诸道已抽兵回者。收复之日，浑瑊在咸阳，亦不来会。其时又无元帅，骆元光等皆有所统率也。此乃克复，全在于晟，子仪岂可比哉?”上曰:“诚如卿言”。于是许立五庙而空西室。[2]47

按《唐六典》载:“凡官爵二品已上，祠四庙;五品已上，祠三庙;六品已下达于庶人，祭祖袮而已。”[4]《旧唐书》卷 43《职官志》记载与之同。唐代依官爵品阶立庙，六品及以下无庙。开元十二年(724)朝廷对家庙制度做了修正，《新唐书·礼乐志》载:“开元十二年著令，一品、二品四庙，三品三庙，五品二庙，嫡士一庙，庶人祭于寝。”[5]345开元二十年(732)，《开元礼》颁布，再次修订家庙制度，从而成为唐代官人立庙的主要依据:“凡文武官二品以上，祠四庙;五品以上，祠三庙。(夹注曰:三品以上不须兼爵，四庙外有始封者，通祠五庙。)……六品以下达于庶人，祭祖袮于正寝。”[6]据之可知，唐制三品以上无爵亦可立庙，四、五品则一定要兼爵始可立庙，最高可立四庙。李泌称“李晟功与郭子仪异”，德宗许李晟“立五庙而空西室”，超过了尚父郭子仪的庙制，是对李晟收复长安之功的莫大肯定和恩宠。《类说》本《邺侯家传·李晟功与郭子仪异》条与正史记载一致，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二 《番禺杂记》

《类说》本《番禺杂记·雷藏》条载:

村民凿山为穴，以多品供雷，冀雷享之，名曰“雷藏”。[2]102

《类说》本《番禺杂记·雷郎》条载:

民家女或为神所依，即呼为雷郎，得子曰“雷子”。[2]103

以上两条所载，反映了广州地区的雷神崇拜，对于研究岭南的宗教信仰，具有重要的价值。《类说》本《番禺杂·歌堂》条载:

南人尚乡歌，每集一处共歌，号歌堂。[2]103

《类说》本《番禺杂记·腊一伏二》条载:

岭表所重之节:腊一、伏二、冬三、年四。[2]103

《类说》本《番禺杂记·盪风》条载:

广俗，未见妻之父母，所嫁女先饮一大杯，谓之盪风。[2]103

《类说》本《番禺杂记·占卜》条载:

岭表占卜甚多，鼠卜、箸卜、牛卜、骨卜、田螺卜、鸡卵卜、篾竹卜、俗鬼故也。[2]103

以上四条记载，岭南对歌、占卜、节庆婚俗等民风，反映了当地的文化习俗。唐人笔记小说专记岭南地区故事的并不多，《番禺杂记》是不可多得的作品，而《类说》独存此书的条目，更显得弥足珍贵。

三 《秦中岁时记》

《类说》本《秦中岁时记·酴醿酒》条载:

寒食内宴宰相酴醿酒。[2]173

按钱易《南部新书》载:“每岁寒食，荐饧粥鸡球等。又荐雷子车。至清明尚食，内园官小儿于殿前钻火，先得火者进上，赐绢三疋，碗一口。都人并在延兴门看人出城洒扫，车马喧阗。新进士则于月灯阁置打球之宴，或赐宰臣以下酴醿酒。”[7]则《类说》本《秦中岁时记》所载，唐时寒食节风俗，堪与《南部新书》记载相印证。

又《类说》本《秦中岁时记·中和节》条载:

二月一日中和节，百官进农书，内出中和历，敕赐群臣。[2]173

按《旧唐书》卷十三《德宗纪》贞元五年春正月条载:“乙卯，诏:‘四序嘉辰，历代增置，汉崇上巳，晋纪重阳。或说禳除，虽因旧俗，与众共乐，咸合当时。朕以春方发生，候及仲月，勾萌毕达，天地和同，俾其昭苏，宜助畅茂。自今宜以二月一日为中和节，以代正月晦日，备三令节数，内外官司休假一日。’宰臣李儤请中和节日令百官进农书，司农献穜稑之种，王公戚里上春服，士庶以刀尺相问遗，村社作中和酒，祭勾芒以祈年谷，从之。”[8]367《旧唐书·德宗纪》关于中和节的这一记载，与《新唐书·李泌传》，《唐会要》等所记同。《类说》本《秦中岁时记》关于中和节的记述，有“内出中和历”一句，为正史所无，可补史阙。

四 《河洛记》

《类说》本《河洛记·知世郎》条载:

大业末，宋寇先起，邹平人王薄拥众据长白山，自称知世郎，言世事可知矣。作歌以招征役者，歌云:“长白山头知世郎，纯著红罗锦背裆，横矟侵天半，轮刀摇日光，上山吃獐鹿，下山食牛羊。忽闻官军至，提剑向前荡，譬如辽东豕，斩头何所伤?”人多附之。后杨玄感反，山东遂成大乱。河北有张秤、王秡须等凡二十七项，多至十余万，少不下万人，屯据州县，建营山泽。其下酋帅，亦有名称，或云“乞见敌”，或云“嫌头方”，或云“彻眷顽”、“勿惜死”。又结聚村落，百十为群，如“黑社”、“白社”、“青特”、“胡驴”之号，“浮云贼”、“忽律贼”。最后李密起而隋亡。[2]181

按《类说》本条，介绍王薄起义的事迹和影响。据《隋书·炀帝纪》载:“(大业九年)十一月己酉，右候卫将军冯孝慈讨张金称于清河，反为所败，孝慈死之。”[9]86又同书大业十一年(615)二月条载:“丙子，上谷人王须拔反，自称漫天王，国号燕，贼帅魏刁儿自称历山飞，众各十余万，北连突厥，南寇赵。”[9]89则“张秤”即为张金称之别名，“王秡须”则系“王须拔”之误。

《资治通鉴》卷183隋恭帝义宁元年二月条载:“于是赵、魏以南，江、淮以北，群盗莫不响应，孟让、郝孝德、王德仁及济阴房献伯、上谷王君廓、长平李士才、淮阳魏六儿、李德谦、谯郡张迁、魏郡李文相、谯郡黑社、白社、济北张青特、上洛周比洮、胡驴贼等皆归密。(胡注曰:黑社、白社，盖贼之号，非人姓名也。)”[3]5722此处指“黑社”、“白社”等盖贼之号，与《类说》本《河洛记》同。而据《新唐书·地理志》毫州谯郡条载:“大业十三年，县民田黑社盗据，号涡州。武德三年来降，复为县。”[5]990又《旧唐书·窦建德传》载:“(武德)四年二月，建德克周桥，虏海公，留其将范愿守曹州，悉发海公及徐圆朗之众来救世充……秦王遣将军王君廓领轻骑千余抄其粮运，获其大将张青特，虏获甚众。”[8]2241则“黑社”、“白社”、“青特”、“胡驴”等，皆应为人名而非号称也。显见，《类说》本《河洛记》此条记载，可以补充纠正正史记载的不足。

《类说》本《河洛记·檄暴》条载:

李密自立为魏公，檄喻郡邑，暴炀帝之恶云:“先皇嫔御，并进银镮;诸王子女，咸储金屋。”又云:“潜为九市，亲驾四驴，自比商人，见邀逆旅。”[2]181

又《类说》本《河洛记·再檄》条载:

李密云:“贺若弼以上将诛夷，高颍以大勋受缢。薛道衡文宗学士，遂处极刑。痛结人心，悲缠华夏。”又云:“多营宫殿，广立池台。罄珠玉之珍奇，穷丹青之丽饰。歌姬舞女，终日荒淫;走狗飞鹰，盘游无度。桑间濮上，听亡国之音;漕丘酒池，为长夜之饮。”又云:“汉朝星动，岂曰劳人?晋国石言，未为烦役。”又云:“一时收十岁之租，一日枉千金之费。夫行妇寡，父出子孤。百川沸腾，十日并出。”[2]181

按以上两条，均为记载李密起事时传播的檄文，第一条“檄暴”见于《旧唐书·李密传》所载祖君彦檄文:“逮于先皇嫔御，并进银镮;诸王子女，咸贮金屋。牝鸡鸣于诘旦，雄雉恣其群飞，袒衣戏陈侯之朝，穹庐同冒顿之寝。爵赏之出，女谒遂成，公卿宣淫，无复纲纪。其罪二也……又广召良家，充选宫掖，潜为九市，亲驾四驴，自比商人，见要逆旅。殷辛之谴为小，汉灵之罪更轻，内外惊心，遐迩失望。其罪三也。”[8]2213又《新唐书·李密传》载:“密令幕府移檄州县，列炀帝十罪，天下震动。”[5]3681第二条“再檄”条，则不见他书记载，尤为重要，可证李密等发动的反隋宣传攻势不止一次。

五 《封氏闻见记》

《类说》本《封氏闻见记·钓鳌客》条载:

张祐(祜)谒李绅，亦称钓鳌客。李怒曰:“即解钓鳌，以何为竿?”曰:“以虹为竿。”“以何为钩?”曰:“以月为钩。”“以何为饵。”曰:“以短李相为饵。”绅默然，厚赠之。[2]189

本条前半段叙王严光自号钓鳌客事，见于《封氏闻见记》各版本。后半段“张祐谒李绅”以下部分，则为《类说》本独存。《唐才子传·张祜》条载:“同时崔涯亦工诗，与祜齐名，颇自放行乐，或乖兴北里，每题诗倡肆，誉之则声价顿增，毁之则车马扫迹尝共谒淮南李相，祜称‘钓鳌客’，李怪之曰:‘钓鳌以何为竿?’曰:‘以虹。’‘以何为钩?’曰:‘新月。’‘以何为饵?’曰:‘以短李相也。’绅壮之，厚赠而去。”[10]可两相印证也。《类说》本《封氏闻见记》之“张祐”，则应为“张祜”。又《唐语林》云:“李白开元中谒宰相，封一板，上题曰:‘海上钓鳌客李白。’宰相问曰:‘先生临沧海，钓巨鳌，以何物为钩线?’白曰:‘风波逸其情，乾坤纵其志。以虹蜺为线，明月为钩。’又曰:‘何物为饵?’白曰:‘以天下无义气丈夫为饵。’宰相竦然。”[11]492可见，“钓鳌客”的典故由来已久。

六 《献替记》

《类说》本《献替记·行中书》条载:

文宗恶朋党，指杨虞卿为首，实李相宗闵所引。上令出知常州。宗闵见上怒，即顺旨云:“外人指虞卿所居南亭子为行中书，每日聚议，所以臣不与好官。”德裕曰:“给事中、中书舍人不是好官，更何官是好官?”宗闵失色。[2]224

按《新唐书·李宗闵传》载:“久之，德裕为相，与宗闵共当国。德裕入谢，文宗曰:‘而知朝廷有朋党乎?’德裕曰:‘今中朝半为党人，虽后来者，趋利而靡，往往陷之。陛下能用中立无私者，党与破矣。’帝曰:‘众以杨虞卿、张元夫、萧浣为党魁。’德裕因请皆出为刺史，帝然之。即以虞卿为常州，元夫为汝州，萧浣为郑州。宗闵曰:‘虞卿位给事中，州不容在元夫下。德裕居外久，其知党人不如臣之详。虞卿日见宾客于第，世号行中书，故臣未尝与美官。’德裕质之曰:‘给事中非美官云何?’宗闵大沮，不得对。俄以同平章事为山南西道节度使。”[5]5235-5236两者比较，基本史实相同，但《类说》本《献替记》所言“实李相宗闵所言”之语，更加明确交待了杨、张、萧诸人与李宗闵为同党，或可与正史相互印证。

《类说》本《献替记·判停卫送》条载:

德裕初作相，两街使请准例，每早朝令兵卫送。予判曰:“在具瞻之地，自有国容。当无事之时，何劳武备?卫送宜停。”[2]225

按《唐语林·政事》载:“开成中，李石作相兼度支。一日早朝中箭，遂出镇江陵。自此诏宰相坐檐子，出入令金吾以三千人宿直。李卫公复相，判云:‘在具瞻之地，自有国容;居无事之时，何劳武备?所送并停。’(原注:李卫公初入相是太和七年，居李石之前，卫兵不因李事。记之者有误。)”[11]75王谠原注有误。李石之事，据《新唐书·李石传》载:“(开成)三年正月，将朝，骑至亲仁里，狙盗发，射石伤，马逸，盗邀斫之坊门，绝马尾，乃得脱。天子骇愕，遣使者慰抚，赐良药。始命六军卫士二十人从宰相。”[5]4516李德裕初入相为大和七年，“判停卫送”非此时，而是复相之时。《资治通鉴》卷二四六唐文宗开成五年条载:“九月，甲戌朔，至京师。丁丑，以德裕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3]7945则“判停卫送”当在开成五年(840)九月复相之初。又周勋初《唐语林校证》注此条不知出自何书，很有可能就是源自《献替记》，而《类说》独存了《献替记》此条，可见其史料价值。

七 《金銮密记》

《类说》本《金銮密记·不草制》条载:

韦贻范于凤翔围城中，挟李茂贞起复作相。渥当草制，抗疏论其不可。夜半以授翰林院使，使中人也。语渥曰:“学士勿以性命为戏!”渥不答，扄户而寝。明日，无麻制宣读，茂贞曰:“陛下命相，学士不肯草制，与反何异?”昭宗曰:“卿荐贻范，朕不敢拒;渥不草制，朕亦不拒，其如道理分明何?”[2]229-230

按《资治通鉴》卷二六三唐昭宗天复二年七月条载:“韦贻范之为相也，多受人赂，许以官;既而以母丧罢去，日为债家所噪。亲吏刘延美，所负尤多，故汲汲于起复，日遣人诣两中尉、枢密及李茂贞求之。甲戌，命韩偓草贻范起复制，偓曰:‘吾腕可断，此制不可草!’即上疏论贻范遭忧未数月，遽令起复，实骇物听，伤国体。学士院二中使怒曰:‘学士勿以死为戏!’偓以疏授之，解衣而寝;二使不得已奏之。上即命罢草，仍赐敕褒赏之。八月，乙亥朔，班定，无白麻可宣;宦官喧言韩侍郎不肯草麻，闻者大骇。茂贞入见上曰:‘陛下命相而学士不肯草麻，与反何异!’上曰:‘卿辈荐贻范，朕不之违;学士不草麻，朕亦不之违。况彼所陈，事理明白，若之何不从!’”[3]8577-8578《类说》本《金銮密记》记“韩渥”，即韩偓，误也。虽然《类说》本《金銮密记》所言比《资治通鉴》简略，但两者所述史实大致相同，反映前者此条记载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八 《芝田录》

《类说》本《芝田录·陆贽何面孔》条载:

陆宣公至忠州，土塞其门，盐菜由狗窦中，端坐抄药方。儿侄亦罕与语。会转运使至京，上问:“尔峡中过，闻陆贽何面孔?”具以状对，上恻然。拜太子宾客，已卒。[2]344

按《类说》本《芝田录》，记录了陆贽在忠州的待罪生活。《旧唐书·陆贽传》云:“贽在忠州十年，常闭关静处，人不识其面，复避谤不著书。家居瘴乡，人多疠疫，乃抄撮方书，为《陆氏集验方》五十卷行于代……德宗令宣旨慰安。而韦皋累上表请以贽代己。顺宗即位，与阳城、郑余庆同诏征还。诏未至而贽卒，时年五十二，赠兵部尚书，谥曰宣。”[8]3818显然，《类说》本《芝田录》的记载更加具体。

九 《玉泉子》

《类说》本《玉泉子·一叉手一韵成》条载:

温庭筠文思敏妙，李义山尝得句云:“远比赵公，三十六年宰辅。”温对曰:“近同郭令，二十四考中书。”温每作赋，一叉手一韵成。令狐綯多托为文，恶其漏语，疏之。温谤曰:“中书岂坐将军处耶?”讥其无学也。[2]760-761

按孙光宪《北梦琐言》载:“温庭云字飞卿……才思艳丽，工于小赋，每入试，押官韵作赋，凡八叉手而八韵成。多为邻铺假手，号曰‘救数人’也。而士行有缺，晋绅薄之。李义山谓曰:‘近得一联句云:远比召公，三十六年宰辅。未得偶句。’温曰:‘何不云“近同郭令，二十四考中书。’……令狐相国假其新撰密进之，戒令勿他泄，而遽言于人，由是疏之。温亦有言云:‘中书堂内坐将军。’讥相国无学也。”[12]两书比较，《北梦琐言》此条记载更为详细，然《类说》本《玉泉子》云“赵公”，即长孙无忌也，而《北梦琐言》云“召公”，明显误也，可见《类说》本辨正的史料价值。

《类说》本《玉泉子·大帽子》条载:

本野老之服，后魏戴之，唐初以纱縠为之，以隔风埃。[2]761

按马缟《中华古今注·大帽子》条载:“本岩叟草野之服也，至后魏文帝，诏百官常以立冬日贵贱通戴，谓之温帽。”[13]129《类说》本《玉泉子》所言“唐初以纱縠为之，以隔风埃”，叙述了唐代大帽子的情况，可与《中华古今注》的记载互补。

《类说》本《玉泉子·席帽》条载:

本羌服，以羊毛为之。秦汉鞔以故席，女人亦戴之，四缘垂网子，饰以珠翠，谓之席帽。炀帝幸江都，御紫云楼，观市，欲见女人姿容，诏令去网子。[2]761

按马缟《中华古今注·席帽》条载:“本古之围帽也，男女通服之。以韦之四周，垂丝网之，施以朱翠，丈夫去饰。至炀帝淫侈，欲见女子之容，诏去帽，戴幞头巾子帼也，以皂罗为之，丈夫藤席为之，骨鞔以缯，乃名席帽。至马周以席帽、油御雨从事。”[13]129《类说》本《玉泉子》云“本羌服，以羊毛为之”，“秦汉鞔以故席”，叙述了“席帽”最早的来源，以及何时传入汉地。尤其是《类说》本《玉泉子》有关隋炀帝“诏令去网子”的记载，使我们可以明确理解《中华古今注》此条所言“诏去帽”之意，实际是去网子不去席帽，也即女子戴席帽去四缘网子装饰。可见，《类说》本《玉泉子》此条记载很有参考价值。

《类说》本《玉泉子·髻名》条载:

髻者继也，女子必有继于人。女娲氏以羊毛绳之，向后系之，以荆木竹为之笄，贯发。赫连氏造梳，二十四齿，取疏通之义。尧舜以铜为笄，舜加女人首饰，钗梳杂以象牙玳瑁为之，间以玉。髻上加朱翠翘花，傅之铅粉。其商髻名凤髻。又有云髻，加之步步而摇，故曰步摇。始皇宫中梳望仙髻，汉宫有迎春髻。汉武时诸仙从王母下降，皆梳飞仙髻、盘龙髻，贯以凤首钗、孔雀搔头、云头篦。扫八字眉。汉明帝宫人梳百合分稍髻，同心髻。扫青黛蛾眉。魏武宫人扫连头眉。晋惠帝宫人梳芙蓉髻，通草五色花子，扫黑墨眉。一画连心，细长，曰“仙蛾妆”。隋文华宫中梳九贞髻，唐武德中梳平蕃髻、长乐髻。开化中梳双环望仙髻。贞元作偏髻子。[2]762

按马缟《中华古今注·头髻》条载:“自古之有髻，而吉者，系也。女子十五而笄，许嫁于人，以系他族，故曰髻而吉。榛木为笄，笄以约发也。居丧以桑木为笄，表变孝也。皆长尺有二寸。沿至夏后，以铜为笄，于两旁约发也，为之发笄。殷后服盘龙步摇，梳流苏，珠翠三服，服龙盘步摇，若侍，去梳苏，以其步步而摇，故曰步摇。周文王又制平头髻。昭帝又制小须变裙髻。始皇诏后梳凌云髻。三妃梳望仙九鬟髻，九嫔梳参鸾髻。至汉高祖，又令宫人梳奉圣髻。武帝又令梳十二鬟髻，又梳堕马髻。灵帝又令梳瑶台髻。魏文帝令宫人梳百花髻、芙蓉归云髻。梁天监中，武帝诏宫人梳回心髻、归真髻，作白妆，青黛眉，有郁髻。隋有凌虚髻、祥云髻。隋大业中，令宫人梳朝云近香髻、归秦髻、奉仙髻、节晕妆。贞观中，梳归顺髻。又太真偏梳朵子，作啼妆。又有愁来髻，又飞髻，又百合髻，作白妆黑眉。”[13]126以上有关女子髻名的记载，《类说》本《玉泉子》记载了“女娲氏”、“赫连氏”、“尧舜”、“始皇宫中”、“汉宫”、“汉武时”、“汉明帝宫人”、“魏武宫人”、“晋惠帝宫人”、“隋文华宫中”、“唐武德中”、“开化中”、“贞元”等不同时代女子头髻的变迁，而《中华古今注》叙述了“夏后”、“殷后”、“周文王”、“昭帝”、“始皇诏”、“汉高祖”、“武帝”、“灵帝”、“魏文帝”、“梁天监中”，“隋”、“隋大业中”、“贞观中”、“太真”等不同时期的头髻流变，两者正好交叉互补，有利于全面了解女子头髻的流变，由此亦可见《类说》本《玉泉子》此条所录保存史料的价值。

十 《卢氏杂说》

《类说》本《卢氏杂说·黄贼打黑贼》条载:

宣宗时，京城卖枣团，以黄米黑面为之，云“黄贼打黑贼”，乃巢贼之谶。一云巢寇。[2]1473按《新唐书·五行志》云:“黄巢未入京师时，都人以黄米及黑豆屑蒸食之，谓之‘黄贼打黑贼’。”[5]922两者比较，可以发现，《类说》本《卢氏杂说》此条所言用“黄米黑面”做成“枣团”，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新唐书·五行志》有关“都人以黄米及黑豆屑蒸食之”的记载。

《类说》本《卢氏杂说·押山字》条载:

安禄山押字，以手指三撮而成。[2]1474

《类说》本《卢氏杂说·炼腿》条载:

僖宗在藩邸好筑毬，有炼腿之语。[2]1476

按以上两条，未见于两《唐书》的记载，颇可补正史之阙。

十一 《戎幕闲谈》

《类说》本《戎幕闲谈·神撼绦》条载:

翰林院有悬铃，以备夜中警急，文书出入，则引索以代传呼。长庆中，赞皇为学士时，河北用兵，铃数有声，终不见人。声急则军事急，声慢则军事慢，曾莫之差。元相亦在院，元诗有“神撼绦”是也。[2]1548

按元稹《奉和浙西大夫李德裕述梦四十韵，大夫本题言赠于梦中诗赋以寄一二僚友，故今所和者，亦止述翰院旧游而已，次本韵》诗载:“吏传开锁契，神撼引铃绦。”[14]可与之印证。《类说》本《戎幕闲谈》此条记载，翰林院悬铃“备夜中警急”一事，未见他书所载，应是有关唐代翰林院制度的主要记述。

综上，《类说》收录的唐人笔记小说，比原书单行本或丛书收录本多出一些独有之条。经笔者统计，这些书共计33种，条目186条。《类说》独存的唐人笔记小说之条，体现了《类说》存亡辑佚、考证史实等作用，据此可知唐时的社会风尚、官场典故、宫廷遗事、地域文化等，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1]曾慥．类说[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6．

[2]王汝涛．类说校注[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

[3]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4]李林甫．唐六典[M]．北京：中华书局，1992：123．

[5]欧阳修．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6]御撰．大唐开元礼[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34．

[7]钱易．南部新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2：21．

[8]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9]魏徵．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10]傅璇琮．唐才子传校笺[M]．北京：中华书局，1990：177-178．

[11]周勋初．唐语林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1987．

[12]孙光宪．北梦琐言[M]．北京：中华书局，2002：89-90．

[13]马缟．中华古今注[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4]元稹．元稹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2：6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