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中国女性主义本土化的可能及限度

于 莎

(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青岛266100)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文化的全球化趋势日益凸显，西方文化不断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碰撞、摩擦，甚至在消解着中国的传统文化。基于文化全球化可能导致的文化侵蚀的焦虑，中国的文化界、学术界不得不开始反思1980年代对于西方文化和理论的片面引进和生搬硬套，以及随之而来的中国学术界笼罩在浓重的西方话语下，本土经验处于近乎“失语”的境地[1]。荒林曾表示:“就女性文学批评来说，如何处理话语资源和本土经验关系，无疑就成为它在全球化处境中身份焦虑和困境反思的落足点。”[2]中国女性主义的本土化问题被提上日程，需要重新思考女性主义在中国的本土现实依托，摆脱对西方女性主义的简单“拿来”和“拼贴”，探寻建构中国女性主义理论体系的可能路径。

一 中国的女性主义有自身的独特性和复杂性

(一)中国女性缺少独立的主体意识

不同于西方女权运动激进地在男女的二元对立中寻求女性独立的声音，急于摆脱第二性的地位，中国的妇女问题的提出首先并且始终是要与国家民族的大命运相联系的，妇女的解放被纳入了实现救亡图存、民族解放、社会主义革命等政治目标的洪流中。解决妇女问题成为政党与利益集团实现其更为宏大的政治目标的策略，而一旦这宏大历史使命被完成，妇女问题本身也就被搁置、被淡漠，甚至被盲目乐观地认为不存在了[3]。中国妇女解放从一开始就不是一种自发的以性别觉醒为前提的运动，并没有出现任何意义上的社会性的妇女解放“运动”[4]。另外，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几乎都不是由女性来发起或主导，向来都是由具有先进思想的男性开先河。可以说，中国的女性没有自发觉醒的意识，她们仍将自身的解放依附于男性。所以，女性并未真正觉醒，主体意识并未真正萌生，中国的妇女问题从来没有作为重大的问题从政治运动或社会思潮中独立出来。所以中国本土资源中不会存在像西方意义上的女性主义理论，不会建构起建立在激进女权运动基础上的女性主义理论。

(二)丰富的文化传统为中国妇女处境的复杂性提供多方位考察依据

董丽敏在《女性主义:本土化及其维度》一文中强调，在女性主义本土化过程中要注重吸收中国本土传统资源，这种本土的传统资源不是仅指有关中国女性主义的资源，而是囊括了整个中国文化大体系下的多种本土资源，综合考察多种资源才能更好地了解中国女性的本土现实处境。例如，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其主张的“夫为妇纲”就限定了“夫妇之伦”下的性别角色，男权中心的专制制度使女性深受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等多重压迫和束缚。由此看来，中国的妇女问题不仅仅是女人作为第二性的悲剧，也是女性在传统的文化体系中寻找不到独立主体地位的困境。结合中国的独特传统文化资源，考察中国女性问题的发生、发展及其在中国特殊大环境下的独特性，这从另外一个方面为中国女性主义本土化，建立中国特色女性主义理论提供可能。

(三)中国妇女历史处境的复杂性决定了妇女问题的复杂性

长期以来，中国的女性问题呈现出一种复杂性，比如，旧中国的妇女不仅处于男尊女卑的性别压迫之下，同时也身受“三座大山”的压迫;有的时候同阶级的男女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他们共同反抗的是阶级压迫，而同是女性却处于两个阶级，她们之间是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关系，所以中国的妇女问题是国家与个人、社会与个人、个人与个人间的复杂问题。在理解中国女性解放这一特殊语境时，不得不首先考虑两个重要因素:一是“革命”，二是“阶级”。与被压迫“阶级”共同“革命”，争取“解放”，或者说，“解放”就是“革命”。革命党从来不曾说过要以性别的区别来代替阶级的区分，以单纯的妇女问题来代替劳动妇女的利益[5]。

中国的妇女问题有自己的特点，是符合自身意识形态需求的，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妇女解放运动，女性没有激进的反抗意识，这都是与整个国家的特殊语境和中国女性的现实处境密切相关的。因此，中国的女性主义是不同于西方女性主义的，有自身独特的本土经验，简单地想从男人与女人的二元对立中寻求中国女性解放的出路，显然是徒劳的。

二 中西方女性主义有对话的可能

(一)中西方女性面对的是同质文化语境

全世界的女性都面临一个同样的困境，那就是社会处境的边缘化。女性总是扮演着次于男性的社会角色，西方有女人是男人的一根肋骨的神话，中国则有男尊女卑的传统思想。在传统的中西方文化里，就已经界定了女性从属于男性的卑贱的地位。共同的生存处境使世界各国妇女的跨语际交流成为可能[6]，对于男性中心的菲勒斯主义的解构，是整个世界的、跨越了种族和国家界限的女性所面对的共同课题。西方的女性主义运动在19世纪末到1970年代掀起了3次浪潮，由第1次提出为争取妇女选举权而实现男女平等，到第2次集中指控父权制对于女性的压迫以及显存政治机构对于女性的排斥，发展到第3次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更加彻底地消解男权，认为相对的“平等”和绝对的“差异”比单纯追求“平等”将更有利于妇女解放，强调的是男女的差异性，更注重女性的独特性。1980年代以后，中国的女性主义也开始强调女性的独立性，一改毛泽东时代对“男女平等”的强调，消解了“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意义，注重女性与男性的差异性，此时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也强调的是女性经验、性别差异、本质主义的女性主义。这样，中西方的女性主义就在文化及文学意义上形成了对话的可能。

(二)中西方女性主义都是开放的理论系统

西方女性主义既是一种横向的发展过程，又是一种横向的理论综合过程。西方女性主义学术研究起源于1950-60年代，伴随着第2次女权运动的浪潮而产生，它既是女权运动的一部分，又是女权运动的深化。荒林总结了西方女性主义发展大致的两个阶段:“一是争取女性的基本权利阶段;二是女性主义学术的建构阶段。第一个阶段的斗争长达百年，相当艰苦，成果也很重大，女性争取到了和男性同等的教育、经济和劳动权力，也为第二个阶段争取文化上的平等创造权打下了基础。经过将近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西方女性主义已经在文化领域取得重要成就，由女性主义学术思想和行动构成的当代女性主义思潮，是当今世界不可忽视的一股重要潮流。”因此从纵向上看，西方女性主义是西方女权运动在文化批判层面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从横向上看，则是集合了多种西方经典理论批评方法，而且西方女性主义的几个重要理论分支分别是结合了不同的批评方法，从而有存在主义女性主义、种族主义女性主义、生态主义女性主义、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激进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等多种女性主义理论的形态。因此西方女性主义本身就是一种纵深的多元化的理论，它是西方女权运动的集大成者，也是与多国本土理论资源相融合的理论实践者，它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有着开放的姿态，在女权运动实践过程中对于多种理论资源的吸收和借鉴，成为集合了丰富理论资源和实践经验的一种理论体系。1980年代的中国也正在以一种开放的姿态学习和借鉴外来的理论资源。因此，要建构起“中国”的女性主义，不仅要从纵向上总结中国历史上的几次妇女解放运动的性质和脉络，分析其与政治、革命等的密切联系，总结中国女性问题的自身特点和其复杂性，也要在横向上积极借鉴西方的先进理论资源，尤其是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

三 中国女性主义理论体系建构的可能性及限度

(一)中国女性主义是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对接、整合和再创造

中国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几次女性主义运动的历史，没有经过女权运动的阶段。1980年代，西方女性主义思想开始以文本方式传入中国。在西方，女性主义首先开始在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开展，在多次女权运动的基础上形成理论体系，而在中国并不存在这样的过程，并且最先接触女性主义是在中国的思想文化、文学批评层面上。荒林认为，西方女性主义直接以一种学术的方式涌入中国，即中国的女性主义是建立在直接吸收西方女性主义学术建构成果基础上的，女性主义在中国是以由上而下的方式为广大知识女性所接受的，并比较鲜明地体现在她们的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领域。由此可见，虽然中国没有产生自己的理论体系，但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对接对于建构中国的女性主义是有积极作用的。要强调本土化，不是一味摒弃西方女性主义带给我们的有机成分。但是我们必须考虑到，既然中西方女性主义的现实经验不同，中国对于西方女性主义就不能是简单地“拿来”与“拼贴”，需要整合本土经验与话语资源，有效地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在综合考察的基础上，实现对于西方女性主义的本土性再创造。

(二)中国女性主义本土化的限度

中国历史上的几次妇女解放运动，实际上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妇女的切身利益问题，也没有找到造成中国妇女处境的真正原因，中国的妇女也并没有萌生真正的主体意识，即使在1980年代引进西方理论之后，中国的女性写作也是经过了一个过程才在1990年代明确了自己的女性意识。王光明认为，女性文学浮出地表通向它的高潮需要一个过程，开始时我们看到她与男性相似的面孔，后来逐渐发现她自己的特色和姿态，最后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独立的主体世界，她有自己的声音和风格[7]。所以，建构起中国女性主义的本土理论对于中国女性问题的指导意义到底有多大?这也正是中国女性主义本土化的限度问题。中国没有自上而下的妇女解放运动，女性意识并未在全国范围内确立，即使在最先接触西方先进理论的文学界和学术界，仍然也没有得到最广泛的推广。不像西方先有了女性主体意识的萌发和多次女性主义运动的实践才建立女性主义理论，中国要试图先建立起女性主义的理论体系，实际上对于中国面临的复杂妇女问题所起到的指导作用是极其有限的。

在文化全球化的语境下思考建构中国本土的女性主义理论，提出将西方女性主义本土化，是有其自身价值的，同时也凸显了中国学术界对于中国本土经验话语缺失的焦虑。但是本土化问题的解决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国的女性主义起步于对西方女性主义的借鉴，并且西方女性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的女性主义是存在共通之处的，这对于没有女性主义运动实践的中国要建构女性主义理论体系来说，是一个有利的资源借鉴，然后再将其与中国本土经验加以整合，并且进行新的创造，以形成中国式的女性话语系统。中国要建立的女性主义不是一个固步自封的话语系统，是要与全世界女性主义能够对话的开放体系，不仅要具有国际视野，也要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要建构起一个具有包容性的开放性的中国女性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的女性主义者还有漫长的道路需要探索。

[1]董丽敏．女性主义：本土化及其维度[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2)：7-12．

[2]荒林．女性文学批评：话语资源和本土经验[N]．中国教育报，2001-02-06．

[3]杨莉馨．异域性与本土化：女性主义诗学在中国的流变与影响[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9．

[4]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3-24．

[5]夏中义．大学人文教程[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73．

[6]林树明．多维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354．

[7]王光明，荒林．两性对话：中国女性文学十五年[J]．文艺争鸣，1997(5)：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