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文学奖研究的开拓与进展
——读《茅盾文学奖研究》＊

范国英

(西华大学人文学院，四川成都610039)

茅盾文学奖研究的开拓与进展
——读《茅盾文学奖研究》＊

范国英

(西华大学人文学院，四川成都610039)

茅盾文学奖是新时期文学进程中出现的重要事件，目前对茅盾文学奖的研究一直处于某种边缘位置。任东华博士专著《茅盾文学奖研究》打破了“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界限，对新时期以来出现的这一重要的文学事件进行了客观化、总体化和历史化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茅盾文学奖研究》;茅盾文学奖;文学场域;文本－美学

茅盾文学奖设立于1981年，是目前国内持续时间最长的一项专门针对长篇小说的全国性文学评奖。到目前为止，茅盾文学奖已举办了八届。该奖项是以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作家和文艺理论家茅盾先生之名命名，并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一项全国性文学大奖。由于中国作协本身就是国家权力对文学进行管理和调控的一个中介，或者说，它本身就是权力场对文学场施加影响的一个中介，因而，中国作协框架下的茅盾文学奖必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国家意识形态对文学的规范和引导。而伴随着新时期以来对文学的政治功利主义的全面清理，对文学的建构主要是以文学/政治的二元对立为基本的出发点，也就是说，此种建构方式力图将文学彻底地置于政治的对立面。在这一语境下，随着文学场自主性诉求的增强(这种自主性是建立在作为“他者”的政治之上的)，对新时期文学进程中出现的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或文学事件(在茅盾文学奖颁奖的年度，在我们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中具有重大作用的报纸，如《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等报刊，都会就此发表相关的报道和评论。如在首届茅盾文学奖颁奖的年度(1982年)，《人民日报》(1982年12月16日)就发表了以下文章:巴金《祝贺与希望——在“茅盾文学奖”首届授奖大会上的讲话》、由中国作协供稿的《首届“茅盾文学奖”获奖的六部长篇小说及其作者简介》、本报评论员《祝长篇小说繁荣发展》、王愚《努力表现处在时代运动中的人物——谈近几年来一些长篇小说的人物塑造》等)——茅盾文学奖——的研究就一直处于某种边缘位置。任东华博士的《茅盾文学奖研究》实现了对茅盾文学奖系统和全面的研究，并且正如作者在绪论中所言，《茅盾文学奖研究》打破了“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界限，对新时期以来出现的这一重要的文学事件进行了客观化、总体化和历史化的研究。

文学评奖要对文学活动作出某种价值评价，因而，文学评奖具有使一个作家或一部作品成为“圣物”(布迪厄语)的可能。这样一来，在对文学评奖的研究过程中，极易受到某种主观价值立场的干扰。实际上，文学评奖并非简单的价值判断。应该说，文学评奖既包含有主观价值判断，同时又具有某种客观性，因为，任何奖项体现出的价值标准及依托于价值标准之上的价值判断，必然受到该奖项所处场域的结构及其在场域中的位置等客观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正如布迪厄所言“行动者把来自世界的历史和结构的认识形势用于世界来达到对世界的直接理解，他们把认识形式用于世界本身”。［2］《茅盾文学奖研究》考量了茅盾文学奖美学与其寄寓的客观文学场——文学制度——之间的关联性。在茅盾文学奖的“制度－美学”中，在厘清茅盾文学奖体现出的具有某种主观性的价值因素的同时，辨析了主观性中所包含的由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力等形成的“硬制度”的因素，及民族无意识、童年的个体经验、文学形式的改革压力、阶级出身、社会的精神状况等形成“软制度”的因素。此种研究既打破了“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界限，也打破了传统的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的对立。在此基础上，对历届茅盾文学奖的评奖条例，评选标准、思想内涵、现实主义审美领导权、经典观等进行了客观的历史分析。在整个分析过程中，并没有对研究对象采用静态的分析方法，而是将研究对象置于动态的场域关系网络中，考察场域结构的变化与历届茅盾文学奖的评奖条例，评选标准、思想内涵、现实主义审美领导权、经典观等的变化，及其相互间张力关系的变化。例如，在对茅盾文学奖评奖条例的阐释中，既厘清了“条例”受制于场域结构及其在场域中相对固定的位置，从而形成的“不变”的一面，又历史地考察了场域结构的变化及其与茅盾文学奖之间张力关系的变化，从而形成的条例“变”的一面。“‘条例’既通过具体情境滤掉了局限于时代所挟带的‘政治情绪’，又自觉适应党对文学创作由‘具体的行政干预’向‘宏观的思想指导’的策略转移，旗帜鲜明地规定评奖工作‘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针’”。应该说，茅盾文学奖处身的文学场或社会场，及其在文学场或社会场中占据的位置，是具有某种稳定性的，因而就形成了茅盾文学奖“不变”的一面;另一方面，文学场或社会场绝非绝对稳定系统，不同时期的茅盾文学奖又处身于具体的文学场中，文学场关系网络的变换必然会形成茅盾文学奖与文学场之间张力关系的改变，因而也就形成了茅盾文学奖“变”的一面。

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虽然以“场域”、“惯习”等概念打破了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之间的界限，但是布迪厄依然强调，“客观主义的旁观在认识论上先于主观主义的理解”，因为“行动者的观点会随其在客观社会中所占据的位置的不同而发生根本的变化”。［3］《茅盾文学奖研究》在打破主客观对立的同时，并没有弱化对研究对象的客观研究，论文客观地解释了茅盾文学奖艺术标准的基本特征:艺术标准依赖于‘全景、宏大和理性’的史诗叙事，这缘于评委会根深蒂固的‘茅盾传统’情结;相应，对个人化写作与创新处理谨慎。陈建功就认为，作家局限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小情小调地封闭自己，会导致创作的狭窄和重复，也会让读者生厌。同时也阐释了获奖作品构成上的某种特点，即，非主旋律写作难以获奖。事实上，非主旋律写作即使经过更为严格、挑剔的目光仍然难以获奖，根源在于茅盾文学奖对史诗性、宏大叙事、现实主义手法以及正面价值等规范的坚守所形成的美学原则，以之为参照，对其他文学形式形成了潜在的抵制，所以，这类作品即使被读书班看好，也会被评委会否决。此种研究方式有利于克服评奖研究或看待评奖的简单的价值论思路，有利于我们理性客观地看待目前评奖历时最长的茅盾文学奖研究。

在茅盾文学奖的“制度－美学”中，对文学的物质性因素(制度)与文学的意识性因素的关联性考察，更多是在文学社会学视野的统摄下完成，此种研究思路关注更多的是文学的生存环境，而极易忽略对文本自身思想意义层面及美学意义层面上的研究。而《茅盾文学奖研究》在考察了文学的物质性因素(制度)与文学的意识性因素的关联性之后，用了三章的篇幅——茅盾文学奖的“文本－美学”(上)、茅盾文学奖的“文本－美学”(中)和茅盾文学奖的“文本－美学”(下)，采用文本细读的方法，考察了获奖作品思想意义层面及美学意义层面上的基本特征。在对历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的研究中，首先从宏观的方面考察了茅盾文学奖的“题材类型”、“精神主潮”、“叙事特征”等内容，方法上依然是打破“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界限，实现了对研究对象的总体化研究。如在考察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的题材时，就考察了农村题材与特定社会历史语境之间的关联性，“中宣部与中国作家协会关于‘三农’问题的创作倡导最先始自农村的社会变革等因素，农村(乡土)题材成为当代文学的‘最大家族’。或者歌颂农村的改革开放，或者追溯农村荒诞的政治运动，或者回顾农村的历史斗争与苦难，或者批判农村的封建文化意识，或者铺展农村的田园风味，这些题材揭示了农村的种种真实，记录了农民饱经沧桑的精神史，促使整个社会反思并自觉地参与到农村艰难的现代化进程中来，茅盾文学奖也对此予以了聚焦。据统计，在七届评选的获奖作品中，农村题材达8部，占24．2%。《茅盾文学奖研究》对获奖作品进行宏观研究的同时，又对具体作品进行了微观分析，著作根据国家图书馆的阅读“指数”，通过影视改编、媒体宣传和销售渠道等各种因素所形成的“知名度”，考察了《平凡的世界》《白鹿原》《长恨歌》《张居正》《尘埃落定》等作品的美学内涵和经典价值。这种考察可为我们发现、培育真正的“领衔者”，提供毛茸茸的“在场经验”，照亮茅盾文学奖美学体系的“阴影”与“黑洞”。该著作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是“茅盾文学奖美学”。如果说在茅盾文学奖的“制度－美学”中让我们管窥形成茅盾文学奖美学的外部物质性因素，那么茅盾文学奖的“文本－美学”则通过题材的倾斜呈现、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的精神主潮，以及“全知视角”、“正面的价值取向”、“新现实主义”和“史诗传统”等具有原则意义的基本叙事因素和共通的思维精神，成功阐释构成茅盾文学奖美学的“基础”。

茅盾文学奖作为目前持续时间最长的一项文学大奖，怎样使该奖项更有利于当代文学的发展，无疑是研究茅盾文学奖的研究者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茅盾文学奖研究》将这一问题放在世界文学这一开阔的视野上来思考。从“思想性和理想主义”、“新现实主义与艺术创新”、“民族灵魂的重铸与人类普世价值的拓展”三个方面，厘清了茅盾文学奖评奖的核心理念与诺贝尔文学奖评奖的核心理念的差异，彰显了茅盾文学奖与诺贝尔文学奖的“异同”，凸显了它们各自的“特色”，还发现了它们的“对话渠道”和趋同性。这种比较方式，有利于我们克服“井底之蛙”的局限性，从一种更普遍的意义上来考量茅盾文学奖的合理性及走向未来的道路。

［1］任东华．茅盾文学奖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2］皮埃尔·布迪厄．帕斯卡尔式的沉思［M］．上海:三联书店．2009:183．

［3］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11．

The Expansion and Development of Mao Dun Literature Award Research:——On Reading Mao Dun Literature Award Research

FAN Guoying

(School of Liberal Arts，Xihua University，Chengdu Sichuan 610039 China)

In view of the marginal status of the research on Mao Dun Literature Award，a big event in the new era of Chinese literature，Ren Meihua’s doctoral works Mao Dun Literature Award Research is of important academic value．It has dissolved the border between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search and made an objective，comprehensive and historical survey of this important literary event of the new era．

Mao Dun Literature Award Research;Mao Dun Literature Award;literary field;text－aesthetics

I206．7

A

1674－117X(2012)01－0158－03

10．3969/j．issn．1674－117X．2012．01．029

2011－09－22

范国英(1970－)，女，四川西昌人，西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博士后，主要从事文艺学研究。

责任编辑:卫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