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女闹革命”：晚清小说“女革命者”形象考论

程亚丽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重庆400047）

“美女闹革命”：晚清小说“女革命者”形象考论

程亚丽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重庆400047）

晚清小说中大量涌现“美女闹革命”的情节模式，塑造女革命者形象的手法雷同，充分反映了晚清文人对“女性”与“革命”的浪漫狂想，折射出时代风潮意图解放女性身体，但又对之加以“规训”的双重价值取向。晚清小说恣肆的革命女性臆想将女性身体置于尖锐的国族危机中，过多强调了身体国家化的面向，而脱离了人的解放取决于个体身体自由的本义，显然离真正意义上的女性现代解放还有很远的距离。“美女闹革命”的模式也成为20世纪革命文学的滥觞。

晚清小说；女性；身体；革命

“天下无无妇人之小说”乃晚清文人所认为的“小说之公例”，“以论理学演之，则天下之小说，有有妇人之凡（范）本，然必无无妇人之佳本也。”①循此“公例”，晚清小说②中遂出现大量女性形象，尤以女性革命者为多，正如《新民丛报》为《东欧女豪杰》所作广告：“其中叙事虽及男儿，然注重女子。有媸有艳，有老有少，有女公子，有女学生，有为党魁，有执贱役，有伪托夫妇，有假充农工，有杀夫夺产，有钻穴劫财，有陈义法庭，有主持报馆，有坐捐党资，有演说微行，有新式结婚，有拒奸全节。此外，约暗号，造密语，开店子，制炸药，种种色色，光怪陆离。”③但最为引人注目的还是其中大量美貌的“女革命者”形象，如《新中国未来记》中陈猛，《东欧女豪杰》中华明卿、苏菲亚，《女狱花》中沙雪梅，《瓜分惨祸预言记》中夏震欧，《女子权》中袁贞娘，《女娲石》中金瑶瑟，《孽海花》中夏雅丽等，她们虽千姿百态，身份各异，但尽是美女，救国革命如灯蛾扑火，毫不惜身。

同一类型人物形象一时间的集中出现，这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是第一次。一方面是由于当时执笔为文的小说撰稿人充分意识到了女性参与民族救亡的重要性，想借小说引领中国妇女走向社会，“妇人女子，慕名女美人故事，莫不有模效之心焉。”④周作人译介《女猎人》时也说，“因吾国女子日趋文弱，故组以理想而造此篇。过屠门而大嚼，虽不得肉，聊且快意耳。然闻之理想者事实之母，吾今日作此想，安知他日无是人继起实践之？有人发挥而光大之，是在吾姊妹。”⑤另一方面对“女革命者”的书写，虽是“拾取当时战局，纬以美人壮士”⑥，有鼓动世风人心的考虑，但更多是作者为了激发读者兴趣而不得已采取的商业策略。如林纾所言，“小说一道，不着以美人，则索然如啖蜡”⑦。事实是，伴随着晚清报刊业的发达和稿费制度的盛行，小说家为了自身经济利益而不得不更多制造噱头来吸引读者眼球，而女性革命家在小说中的飒爽英姿及涉险生涯，无疑会给读者带来一些神秘与刺激。所以，即使是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虽名为“政治小说”却也不讳言男女，“美人芳草，别有会心；铁血舌坛，几多健者”⑧，他要借英雄美女的色彩搭配来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借以达到宣扬“群治”的目的。但由于在现实生活中女革命家毕竟如凤毛麟角，偶有几位，也多处于地下状态，非一般文人所能知会与了解，这就逼得小说家们不得不靠想象来弥补生活经验的不足，由此形成了文人对女革命者的想象性创造。这种想象而非写实，倒更能反映当时文人的文化心态和审美心理。

遍览当时小说中的女革命者形象，人们会惊讶地发现她们身上有着那么多的相似性，看似群女争艳、色彩斑斓，实则单调、乏味，脱离现实。这主要表现在，小说中的女革命者多貌若天仙，深明大义，在气质上有明显的男性化倾向。一向被压抑、被排斥在政治舞台之外的女性，突然之间姿态妖娆，才华迸发，为国族利益奔走呼号，俨然成为护国天使。这种嘉年华式的恣肆想象，将女性身体织入了近代错综复杂的政治格局之中，从此女性与革命胶合在一起，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百写不厌的重要题材之一。

一

梁启超是新小说的始作佣者。他的断篇《新中国未来记》是引爆新小说创作热潮的火花，也是被竞相效仿的模板。而这篇小说中初露峥嵘的女革命者形象，为后来的新小说家提供了不少灵感，其后很多作品中闪现着她的身影。

小说在开篇出现的两个人物是黄可强和李去病，他们从欧洲游学归来，怀有拯救华夏之志，但在维新和革命问题上，二人出现严重分歧。从法国归来的李去病主张暴力革命，而从德国回来的黄克强则主张改良、立宪。梁启超借二人之口，表达了自己的政治见解。但在这枯燥、拖沓的辩论之后，另一个重要人物的出场却让读者眼前一亮，这就是这部断笺中惟一的女性人物陈猛。小说为她的出场作了层层铺垫：先是用了“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的老手法，让黄、李二人偷听她吟唱拜伦的诗，随后是惊鸿一瞥，未及相识；最后才是餐厅偶遇，寒暄攀谈。经过详细交流，黄李二人对陈折服不已，于是“三人如胶似漆。成了真正同志”。即使到这个时候，陈猛的女子身份仍未暴露，直到她离去之后，从题壁的和韵诗上，二人才恍然醒悟——这“美少年”原来是女儿身。根据小说的暗示，这位陈猛与黄、陈二人必定会再次相遇，甚至还可能会出现感情纠葛，但因小说嘎然夭折，后面的情节也就不得而知了。

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新中国未来记》“既反映了新小说的种种不成熟和弊病，也反映了新小说作者自觉的求新意识与探索勇气。”⑨在对女革命者形象的塑造方面，它也有开风气之先的意义。小说中陈猛是以男性身份率先进入读者视野，所以作者对她的描述，也着眼于她身上的“男性”特征：“却原来是二十来岁一个少年，中国的美少年，穿著一个深蓝洋绉的灰鼠袍，套上一件青缎对襟小风毛的马褂。头戴著一件蓝绒结顶的小帽。两人细细打谅（量）他一番，那人也著（着）实把黄李二位瞅了几眼，便昂昂然踏步去了。”从男性着装到“昂昂然”的神态，这位女革命者没有丝毫的女性气质，这大概就是梁启超想象中的女革命家的形象了。梁氏如此处理情节，不脱“女扮男装”的俗套，显示他在小说创作方面对传统技法的依赖。但让女性以男性的面孔亮相，展示超越男性之上的仪表和才华，其目的不只是为了增加小说的悬念，提高小说的兴味（梁氏写小说，其实很少顾及这些），更重要的是为了让女性获得言说政治的权利。因为在封建社会，女性被排斥在政治之外。像花木兰那样，女性只有在掩盖自身的女性身份之后，才能拥有参与政治的机会。而当她以男性的身份赢得了男性同志充分的尊重之后，小说再揭破其女性身份，其宣传女性解放的效果始能达到极致。所以在陈猛身上，我们看到了梁启超在女性身体与身份转换中的良苦用心。“你本是和平时代的爱娇，你是战争时代的天骄”，陈猛所吟唱的拜伦的这两句诗，可以看作是对陈猛现象的注解。这一女性形象虽亮相不多，但不再是羞答答的闺塾少女，也不再是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它是一个混合着不同质素的新的人物类型，女性身体特质与男性气质融汇一体，从而构成梁氏心中现代女性的理想概念。梁启超对这一人物显然寄予厚望，然而，对其如何完成从闺中女性到社会革命家身份转变，作者未曾交代，而对人物下一步如何发展又缺乏足够的想象力，我们也不便妄加揣测。不过如果从后来历史发展的实际走向来看梁氏在小说中对女性命运的认识，却是完全预见到了女性在未来新中国与男性共同担当国家责任的前景，更超越了晚清一些宣传女权小说执着于争取女性权力一端的叙事窠臼。

女着男儿装，横刀上战场，这在晚清虽不多见，却也有案可稽。著名女革命家秋瑾，喜着男装，长于赋诗、饮酒、舞剑，自号“竞雄”，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这既是对男权统治的挑战，也是对男权政治的屈从。所谓挑战，是指女性超越性别界限，争取与男性同样的参政机会；所谓屈从，是指女性只有在放弃了女性性别特征之后，才能获得和男性同样的权利，不然平等又从何谈起呢？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衣着的控制是身体政治非常重要的手段，在革命叙事中，衣着和身体属性一样都处于革命的控制之下，他们不是追求生命个性的领域，相反是革命表现其功利性的领域，因而也是政治必须照看的非常重要的领域。”⑩《新中国未来记》中二男一女“如胶似漆”的“革命”场景，是以陈猛在衣着和行为作派上的性别遮蔽为前提的，这并非是真正的性别平等，而是在真相不明的情况下偶然出现的理想愿景。

据梁启超自述，《新中国未来记》有着5年的酝酿时间，作为当时“舆论界的骄子”，梁氏能够把握住时代的脉搏，也能引领时代潮流。因而《新中国未来记》对女性革命者的期待与想象，既反映了当时的一种时尚，也引领了新小说创作的方向。自然，并非所有的作家，都让笔下女性以“女扮男装”形式登上政治舞台，而是说在当时小说中出现的“女豪杰”大多都像陈猛一样，既美艳绝伦，又兼具英武之气、松柏之姿。由此构成了晚清小说中“美女闹革命”的热闹场景。

与《新中国未来记》同时在《新小说》上连载的《东欧女豪杰》，以俄国虚无党的故事为依托，塑造了一群为国事谋划奔走、为民众刺杀奸佞的烈性女子，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是苏菲亚。作为俄国虚无党的重要成员，她参与策划了刺杀亚历山大二世的壮举，赢得了晚清士人的顶礼膜拜，她与法国罗兰夫人一起成为晚清女界的两大偶像。小说以传奇笔法，重述苏菲亚的故事，本没有多少新意。但对苏菲亚身体的叙事，却极具“晚清”特色：

一千八百六十九年，青春十六，正长得不丰不瘦，不短不长，红颜夺花，素手欺玉。腰纤纤而若折，眼炯炯而多情。举止则凤舞鸾翔，谈笑则兰芬蕙馥。

作者将古人描写美女的陈词滥调着力铺陈，无非是想将苏菲亚的美貌渲染到极致，让读者去遐想。小说中的其他女性，也得到了作者的这般“厚爱”。如另一位人物桃宝华：

只见一位佳人，身上披着深墨大呢半身短褂，腰下系着天青点花拽地长裙，颈上搭着海虎领子，帽边插着五色花压，带口扣着烧青八宝如意钩，襟头挂着新式镶龙小金表。生得杏眼蜂腰，修眉俊眼，亭亭玉立，顾盼神飞，正从梅花小径闪身出来。

所谓“杏眼蜂腰”之类仍脱不出传统小说描绘美女的虚文浮词，不过是为了显示主人公的美艳，倒是那一身纯中国式的装束，虽有一个西洋的“小金表”作点缀，却暴露了作者对女革命者想象力的极端匮乏。该小说中还有一位中国美人，她就是被作者寄予厚望的华明卿，由“仗剑美人”投胎，未婚处女分娩而来到世间，她的类似耶稣降临式的神奇而又荒诞不经的身世自然也匹配着相当不俗的外貌：“眉清目秀，尔雅温文。且又性情蕴籍，聪明过人”，可说是集女性的美貌与智慧于一身。

女性救国如何在晚清小说中构成“美女闹革命”的叙事模式的呢？作家的思想动机源出何处？

二

小说《女娲石》志在描写四十八女豪杰、七十二位女博士的传奇，是一个典型的女性以色相救国的叙事。作者以性别作为革命与否的分野，以美女暗杀、色情为革命手段，传达作者激进救国思路的同时，也对晚清女性革命构织出一番虚幻镜像，暴露了作者思想的偏激之处，也使小说题旨显得十分肤浅。此篇对女性身体的描写更加走向极端：年方二九的中国女史钱挹芳“生得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而自号“花溅女史”的金瑶瑟“面映朝霞，目横秋水，真个太真再世，飞燕复生”。她们不仅都有娇艳的容貌，而且个个心忧国事，鄙视男子，甘愿以女子之身，担当拯救天下的重任。其实不只是美女，丑女也不能例外。《女娲石》中凤葵虽说相貌丑陋，武功高强，心性单纯，性格豪放，但投身革命决不含糊；绿林大盗魏水母“如牛首马面”般凶狠，不论青红皂白誓要杀尽天下“野猪”，“赤洗世界男子”，荡尽污浊，“还一个女子清平世界”。她们在美女如云的救国队伍中显得非常异类！但这一类丑女形象本身并无新意，因为它直接模仿了《水浒传》中的李逵和阮小七，所以构不成对“美女救国”模式的颠覆和修正。总的来说，小说中的女性多数都貌美如仙，气魄不凡，作者充分利用了女性的身体元素。晚清其他同类题材小说如《女狱花》《自由结婚》等，女豪杰一个个闪光出场，莫不靓丽逼人，其实也都是使用了类似的手法。

并不以宣传革命为宗旨的小说《孽海花》受时流影响，很突兀地插入了一段有关俄国虚无党人的描写。其中对革命党人夏雅丽的身体描画，与革命小说中的笔法极为相似：

粉白的脸、金黄的发，长长的眉儿、细细的腰儿，蓝的眼、红的唇，真是说比的一幅绝妙仕女图，半身斜倚着门，险些钩去了这金大人的魂灵。

即使西方女革命家，外貌除了金发蓝眼，形态也完全不脱中国传统美女的作派，典型反映了晚清文人想象力匮乏的缺憾。但无论怎么说，对女性革命者美丽外貌进行精心雕凿，却不管她们的国籍种族，似乎一直构成晚清小说家们过度的兴奋点，总之美女必革命，革命者必是美女。不仅是小说女性，对于晚清真实的革命女性而言，像著名女革命者秋瑾，在她牺牲后，小说家也是趋之若鹜。因为她是“以巾帼而具须眉之精神，以弱质而办伟大之事业，唤起同胞之顽梦，以为国民之先导”的“女界”“第一人”⑪，遂出现了一大批以秋瑾生平事迹为题材的作品。“秋瑾文学”创作者们的出发点虽各有不同，但秋瑾的女侠身份，无疑是引发文学创作热潮的重要酵素。不然我们无法解释，为什么比秋瑾牺牲更为惨烈的徐锡麟没有在文学作品中得到广泛传播。正如夏晓虹指出的那样：“女性、鲜血，都是刺激文人创作的要素，不是小说的史实中，已天然具备‘传奇’的基因”⑫。而更加不可理喻的是，这些作品都充分展开想象，将秋瑾刻画为既勇猛、刚毅而又非常美丽的女性，“谢铅华，冰肌玉骨；耐刀锯，花貌雪肤”（《六月霜传奇》第一出“蓉镝”）。正是所谓“饱刀铓锋芒，红雨热，断美人头”⑬，这是很多晚清作品反复咏叹的主调。在作者看来，似乎不如此不能表达对秋瑾的敬仰，不如此也难以唤起读者的共鸣。显然，“一位女革命者被杀”和“一位美丽的女革命者被杀”在政治意义上毫无分别，但在社会影响力上却能见出高低，在文学创作中差别就更为明显。

那么，为何晚清革命小说普遍会陷入“美女闹革命”的窠臼，除了吸引受众的眼球，鼓动世风人心，更因为在晚清小说作者看来，女性在救国方面“成事”的能力远为男子所不及。《女娲石》第一回开篇中女史钱挹芳强调得好：

第一项说道：“女子是上帝的骄子，有一种天赋的能力，不容他英雄豪杰，不入我的彀中。”第二项说道：“今日世界，教育经济，以及理想性质，都是女子强过男子。”第三项说道：“男子有一分才干，止造得一分势力。女子有了一分才干，更加以姿色柔术，种种辅助物件，便可得十分势力。”

所谓上帝骄子、天赋能力，亦即“姿色柔术”，美妙的女性身体成为女性救国事业得以促成的天然资本，这种优势显然为男子力所不逮。小说里因此有诸多女性利用“天然资本”去搞救国活动的事迹：如第二回写金瑶瑟为了救国身入妓院学习歌舞，“姿色娟丽，谈笑风雅，歌喉舞袖，无不入神”，目的便是“在畜生道中，普渡一切亡国奴才”。“花血党”不惜花重金从民间买来大量“绝色少女”，对之加以培训，“专嫁与政府中有权势的做妾”，以从事刺杀活动，美貌女性的身体成了革命、救国可资利用的自然资源。

当然“美女闹革命”这一思路，其实不止在晚清，在整个20世纪，都一直是文学创作表现女革命者时的基本模式，从茅盾、蒋光慈小说中的时代女性，到当代文学创作中的林道静、江姐，无不是延袭了这种套路。尽管我们知道，在现实中的女革命者，并非个个都美丽妖娆，而美貌的女性也并非个个都倾向参加革命。在晚清表现女性革命（或改革）小说中，只有少数作品超越了“美女闹革命”的叙事模式，以较为平和的心态，描写女性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像《黄绣球》，它被阿英奉为“当时妇女问题小说的最好作品”⑭。黄绣球作为一位普普通通的妇女，不是天降大任的女神，她的革命（改革）手段也极为平和，主要是通过开学启蒙，教育妇孺；她的爱国作为似乎也是渐进式的。作品并没有将黄绣球刻意描写成女神再世，耶稣再生。但像这样的作品在当时毕竟太少，构不成晚清小说想象女性的主流。

三

晚清出现的“美女闹革命”创作现象，有着重要的文学史意义，值得认真讨论。

中国传统文学由于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在塑造女性形象时，总是凸现其柔美、病弱之姿。“病西施”即是病弱之美的典型代表。古代妇女的修身之本《女戒》中就有“阴以柔为用，女以弱为美，以侮夫为大戒”的句子，直接构成了对妇女身体的规约。影响所及，在文学叙事中也将女性的病弱之美看作女性美的极致，对此梁启超深有感触。

近代文学家写女性，大半以“多愁多病”为美人模范，古代却不然。《诗经》所赞美的是“硕人其颀”，是“颜如舜华”；楚辞所赞美的是“美人既醉朱颜酡，娭光眇视目层波”；汉赋所赞美的是“精耀华烛，俯仰如神”，是“翩若惊鸿，矫若游龙”；凡这类形容词，都是以容态之艳丽和体格之俊健合构而成。从未见以带着病的恹弱状态为美的。以病态为美，起于南朝，适足以证明文学界的病态。唐宋以后的作家，都汲其流，说到美人便离不了病，真是文学界一件耻辱。我盼望往后文学家描写女性，最要紧先把美人的健康恢复才好。⑮

梁启超这番话虽发表于20世纪20年代，但这种想法恐怕由来已久。20世纪初期，蔡锷发起了一场旨在改造国民身体的“军国民”运动，梁启超也奋笔应和，鼓吹尚武，指斥中国人“以文弱为美称，以羸怯为娇贵，翩翩少年，弱不禁风，名曰丈夫，弱于少女”⑯的恶劣风习。《新中国未来记》中首次出现的现代女性身体，就毫无病弱之姿。在梁氏该小说的影响下，晚清小说中出现的大批女豪杰、女革命者，遂颇多性情刚毅、意志品质坚忍之辈，不仅貌美如花，而且肢体矫健，眉宇之间更具男性豪迈之态，俨然成功糅合了女性与男性的双重气质。古代小说中尽管也有男性化的女性，如“梁山好汉”中的“母夜叉”系列，均豪迈、粗野，与男子无异，但这些女性都无法进入美好女性的行列，甚至常常成为人们的笑料。晚清小说出于对革命的鼓吹，却将“美”和“刚”强行揉和到一起，塑造出一大批“铁血美人”的形象，形成了一种新的美学范式，这对中国文学走出传统藩篱，当然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夏晓虹在研究以秋瑾为题材的作品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所有题写秋瑾的作品，都尽力刻画了其为爱国女杰的情思，也不无慷慨激昂的豪气。”⑰这其实也是晚清女性革命题材小说的共性。

在任何一次社会动荡或社会转型之际，身体都是极为重要的关目。政治、道德对人的控制，最终都会铭写在身体上。晚清之际，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晚清文人从“废缠足”、“兴女学”到“新国民”、“尚武、“剪辫子”，都致力于对身体的解放和再造，同时也是为了将身体纳入一个新的社会秩序中而进行有力操控。而在晚清革命小说中出现的“美女群像”，反映了晚清士人对时代女性的期盼与想象。或者如王德威所言，是男性一筹莫展时对女性的狂想，这种狂想反映出来的集体无意识，潜藏着那个时代文学和思想的秘密。对此我们可以提出以下问题：女革命者为什么总是要美艳绝伦？美貌与革命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所谓“杏眼蜂腰”之类的身体特征，与献身民族、赴汤蹈火之间难道真有什么关联？这一系列问题的解决，有助于我们了解晚清小说革命的面貌，也有助于理解“美女闹革命”背后女性身体政治的运作，对把握之后革命文学的发展轨迹不无裨益。

在现实生活中，投身革命的女性不一定拥有美丽的身体外形，至少我们从来没听说过，有哪一个革命组织在接受女性成员时将美丽的外貌作为一个重要条件。与之相反，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政治运动和文革中，那些面容姣好的女性（资产阶级小姐）常常被看作是破坏革命的不稳定因素，被描述成不具备坚毅的革命性因而受到革命的排斥。但具体到文学创作中，问题却出现了明显逆转：那些令人尊敬的、富有献身精神的革命女性，几乎每一个都拥有美丽动人的容貌。文学叙事与现实政治竟然在同一问题上却发生明显逆转，形成巨大的裂缝。考察20世纪的革命文学史，这种缝隙一直未得到弥合，晚清的革命文学显然是其中的第一个潮头。这一现象的出现可能有着极为复杂的背景，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应来自于文人对革命与女性之关系的想象。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革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作为一个召唤符码，它激发起文人对未来机会的无边想象，同时也必然要在“女子救国”论甚嚣尘上的晚清中国，与女性发生不解纠葛。所以当革命与女性遭遇之后，作家的理智就会难以抵挡心中迸发的激情。“铁血美人”、“侠骨柔肠”这些隐含着传奇色彩的文学酵素，在文人笔下就会演化为一个个“美人革命”的故事。所以，从文学史的角度而言，文人的这类创作是对残酷革命现实的遮蔽与粉饰，无法深入到革命现实的深处，揭示复杂的“革命”问题。在整个20世纪，革命题材的文学作品难得出现真正的杰作，与文人的这种想象也许大有关系。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将女性革命者写得像天仙一样美丽，实际上是一种新的造神运动。在晚清时代，女性在政治革命中的作用常常被夸张到极为荒唐的地步。小说家甚至不惜采用观音菩萨下凡或是基督再世这类荒唐的情节。如《东欧女豪杰》写华明卿的出生就化用了基督降生（仗剑美人投胎、处女怀孕）的情节，而有关苏菲亚的描写则更为离奇：“菲亚生时，白鹤舞庭，幽香满室”，而“菲亚长来，果然秀慧无伦”。同时代描写男性革命者的作品极少见到如此的铺垫、烘托。女性出身凡胎却变身为女神，自然就会集所有的美德和美貌于一体，这与其说是对女性的尊重，不如说是男性在对晚清社会政治感到无力和无望时的迷乱臆想。如果说男性要通过这种臆想来推脱自身的救国使命，显然过于苛刻，但是，借助这种臆想缓释他们内心的政治焦虑，起到重振民族信心的作用，则有相当合理性。

从性别意识的角度讲，女性的美貌历来与爱情或性有着不解之缘，虽然在这类革命小说中，女性的美貌往往成为政治革命的附属品，与之相关的感情和欲望却明显受到叙事的压制。“挟红粉为行军之饵，借美人为诱敌之谋，必牺牲驱壳，始克为此”⑱。女性身体不过是作为性的符码、革命的道具而已，这也和蔡元培在爱国女校中执意培养女暗杀者的动机如出一辙。《女娲石》中“春融党”，“不忌酒色，不惜身体。”秦夫人领导的“花血党”要求手下女党徒“除三贼”，其中一条是“绝夫妇之爱，割儿女之情”。个人情欲历来是政治革命最为警惕的危险因素，当革命者是倾国倾城的美女时，这种提醒显得尤为必要，对于凤葵这般丑女，“身体政治”越发直截了当：身体从“天生的，娘养的，自己受用的”，被建构成“党中的，国家的，自己没有权柄了。”

由此可看出女性要革命，身体需要“纯净化”，更需要“政治化”，要经历从自然的身体（“天生的”）、私人的身体（娘养的）和欲望的身体（“自己受用的”）转化为政治的和国家的身体（“党中的，国家的，自己没有权柄了”）的过程。那么，这究竟代表着女性身体的解放，还是对女性身体的再次禁锢和驯化？不难看出，近代女性的解放，是一个女性身体被符码化、工具化的过程。如果说在古代，女性身体是男性欲望化的对象，那么到了晚清之后，女性身体则被建构为救赎国族的工具，因此手段上才可以无所不用其极。“最先则求之以泪，泪尽而仍不能得，则当求之以血。至于实行法子，或刚或柔，或明或暗，或和平，或急激，总是临机应变，因势而施，前者仆，后者继，天地悠悠，务必达其目的而后已。”⑲所以研究近代身体生成的台湾学者黄金麟指出，“这种以国家存亡作为身体开发取向的发展，虽然是一个特定时代的产物，却也造成身体自此成为国家权力的从属物。”⑳以论者看来，晚清小说恣肆的革命女性臆想将女性身体置于尖锐的国族危机中，过多强调了身体国家化的面向，而脱离了人的解放取决于个体身体自由的本义，显然离真正意义上的女性现代解放还有很远的距离。

当然，如果说从文学史、思想史和性别意识的角度，完全将这类“美女闹革命”的小说全盘否定，也未必合乎客观实际。在历史上，美女多养在深闺，长成之后嫁给才子或沦落青楼，演绎一出出团圆喜剧或艳情悲歌。晚清小说家却摆脱了这些古老的俗套，将美女送上反帝反王权的政治舞台，或让她们踏上匡扶社稷的暗杀之路，这种将美女政治化的写法突破了传统文学表现才子佳人的狭窄空间，真正创造了一个想象中的“小说中国”，为女性虚构出一片施展自身才华的新天地。同时，晚清小说以想象性为前提创造的这样一种新的情节模式，对于推动女性解放进程也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在晚清社会救亡图存历史语境中，“女辱咸自杀，男甘作顺民。斩马剑如售，云何惜此身？”㉒女性要获得解放，颠覆传统政治权力对其身体的规约和控制固然最重要，但在晚清亡国灭种政治危机下，女性身体必然要服从于现代民族国家想象与建构，“牺牲弱质，救我同胞”（《东欧女豪杰》第一回）。所以晚清小说家将美女推向政治舞台，自然也是想象中女性解放应有之义。概而言之，晚清小说对于女性革命的偏狭理解及所形成的“美女闹革命”的固定创作模式，是女性与革命、革命与文学的想象性关系在文学现代性起始的表征，也因此成为革命文学在中国的滥觞。

注释

①曼殊：《小说丛话》，《新小说》1905年第13期。

②本文所论小说均见董文成、李勤学主编：《中国近代珍稀本小说》（共20卷），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7年。《新中国未来记》《东欧女豪杰》《女娲石》《六月霜》分别载于5、13、3、18卷。文中所引原文恕不一一注出。

③ 《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第一号要目豫告》，《新民丛报》第17号，1902年10月2日。

④海天独啸子：《〈空中飞艇〉弁言》，见（日）押川春浪：《空中飞艇》，海天独啸子译，上海：明权社，1903年。

⑤周作人：《〈女猎人〉约言》，《女子世界》1905年第1期。

⑥林纾：《〈劫外昙花〉序》，《中华小说界》1915年第1期。

⑦林纾：《〈英孝子火山报仇录〉译余剩语》，见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214页。

⑧梁启超：《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清议报》第100册，1901年。

⑨夏晓虹：《传世与觉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42页。

⑩葛红兵、宋耕：《身体政治》，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第82页。

⑪明夷女史：《敬告女界同胞——为浙江明道女学堂女教员秋瑾被杀事》，《时报》1907年8月10日。

⑫⑰夏晓虹：《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17页，第316页。

⑬古越嬴宗季女：《六月霜传奇》（“前提”），上海：改良小说会社，1907年。另见阿英编：《晚清文学丛钞·传奇杂剧卷》（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50页。

⑭阿英：《晚清小说史》，上海：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121页。

⑮梁启超：《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见《梁启超全集》（第13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948页。

⑯梁启超：《论尚武》，《新民丛报》第28、29号，1903年3月27日，4月11日。

⑱《中华女子侦探团缘起》，《申报》1911年12月19日。

⑲罗普：《东欧女豪杰》（第一回），署名“岭南羽衣女士”。见《中国近代珍稀本小说》（第13卷），第406页。

⑳黄金麟：《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1895－1937）》，台北：联经出版社，2000年，第210页。

㉒静观子：《六月霜》（第十一回），见《中国近代珍稀本小说》（第18卷），第86页。

2011－09－20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从晚清到五四：女性身体的现代想象、建构与文学叙事”（10YJA751013）

责任编辑 王雪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