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工业时代危机的应对
——日本核泄漏引发的警示

李文斌

（华中科技大学 社会学系，湖北 武汉 430074）

后工业时代危机的应对
——日本核泄漏引发的警示

李文斌

（华中科技大学 社会学系，湖北 武汉 430074）

目前人类社会正处在工业时代与后工业时代的过渡时期，后工业时代的优越性已经为我们所领略。但人类在享受后工业时代带来的便利和利益的时候，却忽略了历史的惯性作用。后工业社会是历史发展的阶段性产物，受历史规律的制约，它仅仅是一种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并不是完美无缺的人间天堂。它自然继承了前两个社会阶段的所有矛盾，这些矛盾关系再经由后现代社会时代特征的催化，必将会带来比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更加难以解决的危机。此次日本的核泄漏危机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证：我们不仅要应付工业社会的各种危机，还要感受后工业时代危机已到来的紧迫。寻求一种适应后工业社会生产关系的社会文明形态已成了当务之急。

核泄漏危机；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

一、日本核泄漏危机及其影响

（一）日本核泄漏危机带来的影响

2011年3月11日日本东北部海域发生9级强烈地震，导致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爆炸，继而引发核泄漏事故。此次事故等级已经被国际原子能机构设定为4级，其级别之高、影响范围之广、破坏力之大，使之有另一个“切尔诺贝利”之称。人类利用核能本为解决工业时代的能源危机，为人类生存和可持续发展创造新的可能和机会，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起不断发生的核泄漏事故以及造成的严重后果，让我们不禁思考它究竟是人类文明进步还是人类文明自我毁灭的开始，人类是这种新技术的主人还是奴隶。它一方面为人类的幸福提供了空前无限的能力和美好的前景，另一方面又可能破坏人类的生存环境，给人类的未来发展蒙上阴影，使人类的发展方向增加更多的不确定性。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人口的增加，人类控制和驾驭自然的能力逐步提高，随之而来的是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点破坏会发展为面破坏，如果不加控制它甚至会逐渐威胁到整个地球生物圈。这种破坏常常是不可逆的，而且反过来还会影响人类及社会自身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电子、核能、航空航天技术的发展为标志，人类进入后工业文明时代。生产力飞速进步，生产效率呈几何级数增长，社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展现了一种不同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时代的繁荣景象。我们在为先进的通信交流、人类生命与生存空间的无限扩展等而兴奋的时候，它却用独有的方式时不时地提醒我们不可得意忘形，不可疏忽大意：后工业时代仍然不可避免地存在危机，而且危机一旦爆发，也许会远远超出人类现有的解决能力，会引起连锁反应而一发不可收拾，祸患会贻害无穷。这次日本核泄漏事故就很能有力地说明这一点。这些事实警示我们：对于后工业时代特色的危机应妥善应对。

（二）后工业时代危机的特点

既然我们把这类危机称为后工业时代的危机，我们就应该考察它与农业文明时代、工业文明时代的危机到底有何种不同。

农业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迈出的重要一步，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早期农业文明展现的社会形态应该来说是最原始的生态文明，主要以有机农业为主，有最朴素意义上的综合农业，实行农牧结合相互促进发展，这种最原始天然生产方式基本上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没有产生不利的影响，即使由于生产观念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会给自然生态系统造成某种破坏，但这种毁坏程度也完全在系统的自我修复能力范围之内，不会产生长久影响，也不会对自然生态系统之外的其他诸如社会生活造成麻烦，也就是说农业文明时代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生态危机。

工业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到目前阶段创造物质财富最为辉煌的阶段。在这一阶段，生产力得到了巨大的解放。与此同时，对物质财富的过度追求、对自然无度的索取导致人类生存环境遭到了严重破坏，出现了各种各样带有危机字眼的名词，比如经济危机、人口危机、水危机、能源危机等。工业时代的危机呈现出普遍性、连带性、多面性等特点。

后工业时代同样作为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和特定阶段，它自然继承了前两个阶段所有的文明成果，同时也接收了所有的弊垢。所以它显现的危机除了具有以上两个时代所有的特点外，还显现出以下几个独有特点：一是全球性，指的是危机的对象、范围和产生的后果都超出以往局部与区域的范围，具有明显的全球性。比如气候变暖、臭氧空洞带来的危害都超出了一国的范围，还有涉及高科技的高空、海洋和外层空间领域，都有可能是以后的危机源，且危机一旦产生则很有可能超出人类解决的能力范围，危害程度难以估量。二是综合性，指的是引发危机的因素多样化、综合化，危机往往会引起连锁反应。比如金融危机的影响不仅只作用于金融层面，也会波及社会生活层面等。三是高科技化，指的是后工业时代的危机大多都是由高科技工具的利用不当所引起的，比如航废弃物所造成外层空间污染、电子废弃物带来的长久辐射污染、核能事故带来的生态破坏等。

二、日本核泄漏危机的应对

日本的核泄漏事故再次向我们发出警示：面对后工业社会的危机，我们应如何应对，才能实现人类的可持续生存与发展？

为了应对这些问题我们就需要研究如何才能建构一种与后工业时代相匹配的生态文明社会。本文所讨论的生态文明，是相对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并与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新型社会文明形态。它是人类改造生态环境、实现生态良性发展成果的总和，以尊重和维护生态环境为主旨，以可持续发展为根据，以未来人类持续发展为着眼点，强调自然界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人与自然环境应该和谐共生。要建立这种新型的文明形态，就需要人类在科学的实践活动方法的指导下，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培养理性的调节控制能力，从而做到能够预见自身活动所带来的自然效应和社会效应，以便能够及时地对自身行为进行控制和调节。同时还需要我们能够把握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把单向的追求社会经济发展转向追求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全方位发展，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协调发展的新文明——生态文明。

鉴于后工业社会的形态特征与危机的上述三大特点，后工业社会的文明建构应该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

（一）转变传统的自然观、科学技术观和社会发展观

在自然观方面，由于人类对前两个阶段社会文明的成就过分自信，他们认为目前所掌握的科学技术足以解决所有发生的和未发生的问题，地球会有源源不断的资源等待着人类去发掘，把这仅仅看做是一个技术和时间的问题，相信会有可替代性资源出现。甚至他们还会认为，有发达的航空航天技术的存在，即使有一天地球也不适合人类生存了，人类还可以开发域外空间去生存。这种看法盲目乐观，照当前现实情况来看，人类如果不对这种无视自然规律的生产方式进行改变，在不久的将来，地球可能就真的不适合人类的生存了，所以我们人类不应沉湎于不切实际的幻想和狂妄自大之中，要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真正做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在科学技术观方面，我们必须认识到科学技术作为人类改造自然的实践，是历史的产物，所以它必须受制于现实的生产关系，不能超越现存的历史发展阶段。科学技术也是矛盾关系中一种，也存在两面性或局限性，所以它虽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动力，但并不是万能的。在现代的生产关系中科学技术经常被人们有意或无意地滥用，产生危害，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在社会发展观方面，我们必须树立可持续发展观念，把对自然的合理开发和积极保护相互统一起来。矛盾既有对立的一面也有统一的一面，这就要求我们不能只讲求保护自然，而忽视对自然的开发利用，单纯为了保护而保护，从而把对自然的保护变成人类改造自然时的死板遵守，那样就无法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社会发展也会受到制约，对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同理，我们也不能离开对自然的保护，单纯强调对自然无限的开发，使开发变成对自然的过度榨取。西方工业社会的教训就放在我们面前。我们必须吸取工业社会在工业化过程中忽视生态保护的历史教训，将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利益诉求与未来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统一起来。

（二）加强国际合作

严格意义上的国家主权指的是对内统治的最高性和对外交往的独立性。自从国际关系准则形成以来，这一直是其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是所有主权国家为之奋斗的终极目标。但后工业时代的到来以及各种危机的出现使国家主权概念在对内最高性和对外独立性这两个方面都面临挑战：对内的最高性要实现与生产力相符合的社会和生态文明建构，就要求必须保证上层建筑民主化，扩大全民参与。也就是说国家有责任和义务唤起人们的政治热情，通过提供相关资料使民众可以有效地了解、认识并参与政治。这样的话，政治权力的神秘性和高层集中的特点就会受到挑战，使其向着公众化和分散化方向发展，而这种趋势必然会对国家主权的高度集中形成一种威胁，削弱国家主权的高度集中程度。后工业社会危机体现出的全球性特点给单个国家的治理提出了挑战。以前危机都出现一国的范围内，政府可以自我调节政策，通过资源的重新配置来解决危机，比如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危机虽然是全球性的，但美国通过一国国内的改革就可使美国走出危机的泥淖。反观当前的金融危机，别说一国，全世界都在此次危机的解决面前显得能力不足。由此看出，单个国家已经不具备单独解决世界性危机的能力了，必须实现国际社会的通力合作。在这个过程中，主权国家就不能坚持绝对意义上的拥有对内对外的绝对主权，必须让渡一部分权力，在国际社会无政府的现实下创建一定的规范秩序，以对危机形成有效的预防和应对。

单个国家在解决全球性危机中所要做的制度准备已经做过了阐释，在理论上得到了支持。但在现实中经济政治社会的发展对生态环境和资源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问题是生态环境作为重要的物质资源是人类生存和发展所不可缺少的，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诉求的实现，最好的途径是寻求国际社会范围内的全球合作或者是问题发生领域的区域合作，超越各国各自为政的现状。

（三）构建国际社会新形态：从国家中心到全球市民社会

按照经济社会学的思维，“危机一般都是由外部性问题诱发。几乎所有的危机问题都遵循这样一个规律：具体的行为人从个人的行为中得到了收益，而损失或者说代价成本则为所有的人甚至是全人类共同承担。从本质上看，危机是个体利益的过度‘溢出’和共同利益缺乏保护，其根源在于国家职能的内在缺陷——公共政策的失灵。这是国家基于自身利益采取的一种短视行为，如以利润最大化为理念的滥用资源以提高经济增长的政策”[1]。考虑上述矛盾，突破规律限制，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寻求更为合适的组织形式来平衡危机的外部性问题。由于国家解决危机的传统办法受到全球化的冲击，或者说是全球化带来了主权国家无法独自解决危机外溢性带来的所有问题，创制一种更为合适的组织机制来参与解决问题就是必要的了，而正在蓬勃兴起的市民社会理论则可以成为我们治理全球性问题的又一新途径。

市民社会是指围绕共同利益、目的和价值所形成的非强制性的集体行为。它不属于政府的一部分，也不属于营利的私营经济的一部分。换而言之，它处于“公”与“私”之间的一个领域。通常而言，它包括了那些为了社会的特定需要、为了公众的利益而行动的组织，诸如慈善团体、非政府组织、社区组织、专业协会、工会等[2]。全球化带来世界政治经济功能和结构的转型，传统的国家作用大打折扣，传统的治理方式在诸多全球性问题的治理上捉襟见肘，而市民社会天然的中间道路属性填补了国家职能的缺陷，为自身非国家角色的发展创造了空间。市民社会具有诸多功能：经济生活多元化功能、独立自主的社会组织功能、独立自主的公共舆论特性。所以说市民社会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相对于主权国家的独立能力，市民社会的这种属性特征，使它具备了一种天然的可以独立于政府部门之外，可以充当一定的共同利益的代言人。它用于补充现有政治制度上的缺陷最经常的手段是通过舆论唤起公众的意识，使社会可以自觉地进行危机保护，也可以通过向政府施加压力，实现市民社会和政府在保护生态环境上积极主动地进行合作，从而实现生态环境的自我管理，完成生态文明社会的自我精神层面的构建[3]。

（四）建立国家间相互合作的危机管理长效机制，增强危机预防能力

日本作为一个自然灾害多发的国家，本就有一套完整有效的危机管理预防体制，国民也有很高的应对意识。但在这次空前的危机面前，政府先是对公众隐瞒危机危险程度，然后是救援措施不力，造成了民众对政府的极大不满与不信任，新政府也经历了执政以来最严重的一次考验。由于后工业社会危机表现出全球性、综合性、高科技化的特征，这就给国际社会在合作应对危机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危机应对的制度化，建立一个长效管理机制，不仅要能够应对突发紧急事件，而且还要能够对危机进行预测，最关键的是能够做到预防。

具体到措施层面，在实体制度的创建上应该积极发挥联合国的作用，建立多层次的危机管理机制，既要有国际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制度联系，也要有国家之间的制度联系，市民社会作为非国家行为体可作为重要的补充；在规则制度完善上，建立灾害危机管理法制，做到对危机能够有效预防，在危机发生时能做到措施有力及时，在灾后重建以及财政金融措施上能做出具体规定；在公众危机教育上，要建立覆盖全面的灾害管理信息网络，保证信息及时准确的传达，培养公民强烈的灾害危机意识，增强社会对危机的整体预防能力。

（五）实现治理层次的转变：由大国治理或西方国家治理转向全球治理

大国治理或者说西方国家治理模式一直都是全球性问题或者区域性问题的最佳解决机制，然而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新兴国家集团的出现，为非传统型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更加广阔的渠道，实现了治理层次本质上的转变，参与国家和各类行为体在数量和发展程度上以及国家性质上都实现了质的飞跃。

所谓的全球治理就是从地方到全球的多层中公共权威与私人机构间一种逐渐演进的政治合作体系，其目的是通过制定和实施全球的和跨国的规则、规范、原则、计划和政策来实现共同的目标和解决共同的问题。全球化治理模式更加贴合现在全球问题频发的形势，解决了国家在治理时的问题，也填补了非国家行为体在治理时公共权威不足带来的缺憾。全球治理的实质是以全球治理机制为基础，而不是以正式的政府权威为基础，这样就可以建立起在缺乏中央权威的前提下仍然能够实施某些决定的机制；全球治理存在一个由不同层次的行为体和运动构成的复杂结构，强调行为者的多元化和多样性。全球治理并不排斥国家政府在全球性问题的治理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但国家只是进行全球治理的众多行为体中间的一个。实现在危机等全球性问题的解决上的各种非国家行为体与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协商合作，实现从地区层次到全球层次上解决共同问题，是努力方向。

[1]杨济源.论全球生态危机下传统国际政治学的背离[J].学术探索，2001，（1）：13—15.

[2]张烈松.公民社会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N].潮州日报，2011-01-28（7）.

[3][英]J.G.亚历山大.国家与市民社会[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D55

A

1007－905X（2012）06－0029－03

2011-12-27

李文斌（1962— ），男，河南开封人，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吕学文

（E－mail：dalishi＿sohu＠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