匾额的文化功能研究
——以洛阳匾额为例

张留见

（洛阳理工学院 中文系，河南 洛阳 471023）

匾额的文化功能研究
——以洛阳匾额为例

张留见

（洛阳理工学院 中文系，河南 洛阳 471023）

洛阳匾额不仅数量众多、内容丰富，而且文化功能十分强大。不论是在褒奖古今楷模、引领社会风气、教育广大民众方面，还是在倡导仗义疏财、扶危济困、尊老敬贤、修身养性、维护社会和谐方面，都发挥着无与伦比的独特作用。认真总结和深入探讨洛阳匾额的文化功能，不仅有利于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而且能为当今和谐社会建设提供有益的启迪和借鉴。

洛阳匾额；文化功能；和谐社会

匾额俗称匾，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何谓匾额？《辞海》解释说：“匾额亦作‘扁额’。挂在厅堂或亭子上的题字横牌。亦单称‘扁’或‘额’。”[1]扁字也作匾字，额即悬于门屏上的牌匾。中国匾额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汉高祖六年，萧何就题写过‘苍龙’‘白虎’之匾额，算来距今已有两千一百多年的历史”[2]。自从匾额诞生以来，它就成为人们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古代，不论是官方或是民间，都对匾额十分重视，形成中国特有的匾额文化。匾额有上方所赐，下属敬献，常人互赠，自己悬挂等形式，这一上一下，一迎一送，都是有缘由的，都包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送匾之人大都不惜重金求名人书写，工艺要求非常严格，人们对匾额如此看重，说明匾额有着特殊的文化功能，因此探讨匾额的文化功能便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洛阳是著名古都，数千年的文化积淀，使之成为蕴藏无数文物的风水宝地，匾额犹如众多文物中的一朵奇葩，其独特的文化功能，需要我们认真总结和研究。本文以洛阳民俗博物馆馆藏匾额为主，结合洛阳旅游景区现存古代匾额，对洛阳匾额的文化功能进行初步探讨。

一、褒奖古代圣贤、鼓励文武群臣、教育广大民众

历代统治者，常以匾额褒奖古代圣人贤者，树立楷模，教育文武群臣和广大百姓。关林位于洛阳市洛龙区。中国历史上有文武二圣，“文圣”指儒学创始人孔子，“武圣”指三国时期蜀国将领关羽。按封建等级称谓，帝王墓称陵，王侯墓称冢，百姓墓称坟，圣人墓称林。所以山东孔墓称“孔林”，洛阳关羽墓称“关林”。历代统治者都把关羽作为维护正统的化身，宋朝以来就有15个皇帝给关羽加封授匾，使其亡灵“侯而王、王而帝、帝而圣”，身份越来越显赫。到了清朝，统治者对关羽更是推崇备至，乾隆皇帝亲题“声灵于铄”匾额。“铄”是古代的一种乐器，盛赞关羽忠君、义友、仁爱、勇武的精神像美好的音乐一样传播四方。慈禧太后亲题“气壮嵩高”匾额，称赞关羽忠贞、义勇的品质如巍巍嵩山一样高大雄伟。光绪皇帝亲题“光照日月”匾额，称赞关羽忠、义、仁、勇的高尚品德与日月同辉。

二程故里位于洛阳市嵩县田湖镇程村，程颢、程颐兄弟创立的理学对中国封建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南宋理宗视察太学时，将程氏兄弟神主奉入孔庙，享用祭孔礼仪，圣谕天下公祭。元文宗加封程颢为豫国公，封程颐为洛国公。明代宗诏令二程祠春秋祭祀。清朝康熙皇帝钦赐“学达性天”匾额，称赞二程的学问、人品达到了最高境界，达到了“性”与“天”齐，达到了性与天的统一。慈禧太后亲赐“伊洛渊源”匾额，称赞二程是理学的创始人，理学之根在于二程，伊洛是理学发源之地。光绪皇帝钦赐“希踪颜孟”匾额，称赞二程创立的理学，是颜回、孟子正宗儒学的直接继承者。

历代统治者，不断加封关羽、二程，给予崇高荣誉，特别是清朝康熙、乾隆、慈禧、光绪不断给关羽、二程赐匾，对其进行褒奖，其目的是希望文武群臣及广大民众，能像关羽忠于刘备那样忠于自己，忠贞不贰，为维护刘备政权，不惜以身殉国，能按照二程提出的“存天理，灭人欲”的原则，严格遵守封建等级制度，做永不反抗的顺民。

二、表彰先进、树立楷模、引导社会风气

用匾额表彰某人、某事是历代统治者显示恩宠的一种手段，是一种特殊的褒奖方式。《后汉书·百官志》载：“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顺孙，贞女义妇，让财救患，及学士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门，以兴善行。”[3]官府对符合封建礼仪的孝子顺孙、贞女义妇以及仗义疏财、扶危济困等能够“为民法式者”，用赠匾的方法进行表彰，其目的就是为民众树立榜样，引导良好社会风气。

“贞媲孟母”匾额，是清朝乾隆时期偃师县县令赠与张冰之妻张氏之物。此匾额中的“贞”即言行一致，汉·贾谊《新书·八·道术》：“言行抱一谓之贞，反贞为伪。”在封建社会多指妇女守节。“媲”同比。“孟母”指孟子的母亲仉氏。相传孟子少时废学，孟母三迁居处，改变环境，终使孟子学业有成。长期以来，孟母被推崇为教子有方的贤良母亲的典范。

“姑媳同操”匾额，是清朝嘉庆时期如皋县县令赠与节孝妇婆媳二人之物。此匾额中的“姑”为多意字，指父亲的姐妹，亦指丈夫的母亲，这里系后者之意。“姑媳”：婆媳也。“操”：操守，指品德、气节。姑媳同操，意为婆媳二人能够和睦相处，都坚守着自己高尚的品德、气节。

“五世同堂”匾额，是清朝光绪时期汝州主管教育的官员赠与解长春之物。这里的“五世”是指一个家族之内具有血缘关系的五代人同居。在古代，五世同堂是人们非常羡慕而值得自豪的事情。五世即五辈人，自身、子、孙、曾孙、玄孙。同堂，同居一家。人们把五世同堂作为人丁兴旺、家庭幸福和谐、生活美满的象征。五世同堂，子孙同居，既有利于宗法制度的维护和家族利益的实现，也有利于家庭的和睦和社会的安定，同时也有利于赡养老人和教育子孙。

用匾额作为表彰的一种方式，汉代已经确立为国家制度。这项制度为后来历代王朝所承袭，成为治国安邦、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匾额之所以被历代统治者所重视，同时也为地方士绅及广大民众所接受，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从官府的角度看，是统治者维护国家政权的需要，是政府权力深入民间的一种方式。在古代，政府赠匾十分慎重，有一套严格程序。首先是士绅乡民联名上书，再由地方政府官员审核并上报中央，经中央政府批准后，再由地方政府举行隆重的仪式把匾额赠送给受匾之人。这个程序构成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基层社会之间的上下互动，这一互动过程既加速了国家政权对基层社会的深入，同时也沟通了基层社会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赠匾以政府名义进行，它体现了政府对地方的控制。政府利用赠匾这种形式把权力行使到地方，既维护了地方安定，又可以引导一种时尚与习俗，使国家倡导的封建伦理观念深入民间。

第二，从地方士绅大家族的角度看，他们也希望得到政府赠匾。原因是：首先，在政治上要获得国家认可的合法权力，扩大家族在民间的影响，巩固业已取得的民间社会领导地位。这些士绅大家族往往拥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同时也从事一些公益性活动，成为一个地方实际上的领袖人物。不过这种领袖权力只是民间自发认可，并没有来自上级权力部门的承认，他们为获得这种权力而付出的成本也很高。如果能得到政府赠匾，这就表明他们的领袖权力已经得到了国家政权的承认，其民间权力就可以笼罩国家政权的色彩，这对于巩固其在民间的社会地位是一种有效的手段。其次，士绅大家族之所以请求赠匾，还有着经济利益的驱动：一旦获得政府赠匾表彰，家族就可以享受官户待遇，免除一些赋税徭役。

第三，从广大民众的角度看，他们也希望得到政府的赠匾表彰，政府通过以给乡里民间有美好德行的人赠送匾额的方式，为民众树立榜样，这为社会底层人们提供了一种赢得荣誉的机会。政府对诸如勤俭持家、教子有方、全家和睦、生财有道、乐善好施、邻里融洽等民间良好世风的倡导，客观上起到了净化民风、维护地方安定的作用，符合广大民众求安康、求发展的基本要求，因此也被普遍地接受。一块块高悬于官府门第的“岁进士”“文魁”匾额，更是引导着无数寒门子弟踏上了追求功名的科举之路，使读书做官成为寒门子弟改变自己及家族命运的理想之路。

三、倡导仗义疏财、扶危济困、维护社会和谐

仗义疏财、扶危济困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中华民族优秀品质的体现，鼓励那些家庭富有之人，用自己的财富去救济那些生活贫困之人，解决他们的燃眉之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是广大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各个社会所共同倡导的一种美德。

“仗义疏财”匾额。此匾额是清朝道光时期洛宁县民众所送的功德匾。仗：依仗、凭借。义：合宜的道德、行为或道理。疏：分散、散财给别人，看重义气。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结棚避暑》载：“长安富家子刘逸、李闲、卫旷家世巨豪，而好接待四方之士，疏财重义，有难必救，真慷慨之士，人皆归仰焉。”此匾额称颂匾额主人慷慨解囊、扶危济困的美好品德。

“焚券高义”匾额。此匾额是清朝宣统时期偃师市西蔡庄村村民为感谢张老先生免除自己债务而赠送的功德匾。“焚券”一词出自古代的一个典故：齐国宰相孟尝君食客三千，广交好友，一次他派门客冯谖到其封地薛收债，冯谖到薛地后，看到那里的百姓生活困苦，就代表孟尝君烧掉了百姓的债券，免除了大家的债务，替孟尝君收买了薛地的人心。后来，孟尝君被齐王罢黜了官职后回到薛地，当地老百姓都非常爱戴尊敬他。后人常以“焚券”喻指废除债务的义举。

“惠同麦舟”匾额，此匾额是民国初年偃师市邢沟村村民郭允德送给魏老太公的功德匾。此匾额称颂匾主人魏老太公助人行善的仁义行为。惠：恩惠。麦舟：惠洪《冷斋夜话》卷十记载：“宋范仲淹遣子纯仁至姑苏运麦，船至丹阳，遇石延年（曼卿），曼卿语及无资改葬亲人，纯仁即以麦船赙之。至家，向父述遇曼卿穷况事，父曰：‘何不以麦舟与之？’纯仁曰：‘已付之矣。’”后人常以麦舟之赠作为资助丧事的典故。

社会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个人的才能也有高有低，让那些富有之人把自己的财富拿出一部分用以救济贫民，是任何社会都提倡的，这对维护地方安定、融洽人际关系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人民对那些仗义疏财、扶危济困的富有之人用送匾额的方式进行表彰，既能表达自己的感谢之情，又是对良好社会风气的一种倡导。

四、感恩祝寿、尊老敬贤、融洽邻里关系

有恩必报，心存感激，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对于对自己有恩惠之人，用送匾额的方式表达感激之情，对乡里德高望重之人以祝寿之机送匾表达崇敬之意，是广大百姓常用的方式。这种方式既体现了中华民族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又表达了自己的尊敬之情。百姓之间通过送匾额的方式，既能树立良好社会风气，又能融洽邻里关系。

“春满杏林”匾额，是清朝同治时期孟津县民众送给当地著名医生周丕显老先生的匾额，祝贺他八十岁生日。杏林：据《神仙传》记载，三国时期吴国医生董奉为人治病，不收报酬，对治愈的病人，只求其种杏树几棵，数年后杏树蔚然成林。后世常用“杏林春满”“誉满杏林”等称颂道德高尚、医术精湛的医生。匾额上雕刻的寿字及蝙蝠图案，既表达了晚辈对老者福寿双全的良好祝愿，同时也表达了患者对医生的感激之情。

“德寿双高”匾额，是清朝光绪年间偃师窑沟村村民送给田老先生八十寿辰及夫人八十三岁生日的祝寿匾额。匾额称颂田老先生及夫人道德高尚而且长寿。德寿，德行和寿龄。《楚辞·天问》：“延年不死，寿何所止？”双，一对。高，与下、卑对。德寿双高是赞扬田老先生夫妇不但年高，而且品德高尚，是人们学习的楷模。

“慈竹长春”匾额，是民国初年洛阳市老城区北大街人赵倜送给伯母祝贺其八十寿辰的匾额。匾额以慈竹新旧密结、四季长春的特性来比喻母慈子爱的亲情关系。这里以此比喻伯母像母亲一样对待自己。慈竹，竹子名，又名义竹、慈孝竹、子母竹，丛生，一丛或多至数十百竿，新竹旧竹密结，高低相依，若母子相依，故名。因为慈竹的这种特性，常用以比喻母亲的慈爱。

感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自古以来人们就一直倡导知恩图报，谴责忘恩负义。感恩有利于促进人与人之间和谐共处，怀着感恩的心情去生活，人的行为就会谦逊，就会对外界产生友善。感恩能加强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

五、修身养性、自我鞭策

《礼记·大学》：“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4]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强调的是，人要成就一番事业，必须从自身修养开始。修身养性的匾额，主要表白自己的志向并以此自勉，体现出自己的品位与修身之道，大多悬挂于自家厅堂或镶嵌于居室之内。由于这些匾额主要置于自己家中，往往是自己内心世界的真实表白。

“恭敬忠”匾额。“恭敬忠”是座右铭，用以自励自勉。强调做人要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荀子·修身》：“体恭敬而心忠信，述礼仪而情爱人。”《论语·子路》载，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至夷狄，不可弃也。”意思是说，孔子的学生樊迟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回答说，安居在家时要存恭敬之心，外出办事时要谨慎严肃，与人相处时要忠厚诚实，决不欺骗；虽然到了文化落后的夷狄之地，也不可舍弃。在家恭敬有礼，外出严肃谨慎，待人忠厚诚实就是仁。作为正人君子，人们应该严格要求自己，忠诚守信，将“恭”、“敬”、“忠”这些品质贯穿于生活的各个方面，不论时间、地点有何变化，做人的基本准则都不能改变。

“永言孝思”匾额。此匾额是镶嵌于居室之内的牌匾。永言：常言，吟咏。《尚书·舜典》：“诗言志，歌咏言。”孔传：“谓诗言志以导之歌，咏其义以长其言。”孝思：孝亲之思。《诗·大雅·下武》：“永言孝思，孝思维则。”毛传：“则其先人也。”郑玄笺：“长我孝心之所思。子孙以顺祖考为孝。”《孝经·纪孝行章》曰：“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孝经·圣至章》曰：“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后汉书》：“夫孝者，百行之冠，众善之始也。”

“芝兰室”匾额。此匾额系闺阁室所悬挂之匾额。芝、兰皆指香草，《孔子家谱·六本》：“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闻而不知其香，即与之化矣。与不善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与处者焉。”《论语·子路》：“芝兰生于幽谷，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为贫穷而改节。”这就是说，兰花生长在冷清偏远的山谷之中，不因缺少他人的观赏而停止芬芳开放，品德高尚的人修身立人，不会因穷苦的境遇而改变自己高尚品节。君子应如兰花一样，保持高尚情操，即使面对穷困也不会动摇自我的崇高品性[5]。

总之，洛阳匾额的文化功能是多方面的，作用也十分大。主要体现在褒奖古代圣贤、鼓励文武群臣、教育广大民众，表彰先进、树立楷模、引领社会风气，倡导仗义疏财、扶危济困、维护社会和谐，感恩祝寿、尊老敬贤、融洽邻里关系，修身养性、自我鞭策等方面。当然，还应该明确指出的是，匾额作为时代的产物，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和阶级的烙印，其局限性同样不容忽视，对此我们应保持清醒的认识。随着时代的发展，匾额的文化功能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但变中有不变的东西存在，这不变的东西才是一个民族文化真正的底色”[6]。这个底色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中华民族所倡导的尊老敬老、仗义疏财、知恩图报、修身养性等优良品德。探讨洛阳匾额的文化功能，不仅有益于深化传统文化的研究，还能为当今和谐社会建设提供有益的启迪与借鉴。

[1]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上）[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

[2]李艳华.匾额文化初解[J].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8，（2）：130—134.

[3]范晔.后汉书[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

[4]管曙光，等.四书五经精华本（上）[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

[5]洛阳市文物管理局.洛阳匾额（三）[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

[6]李华伟，等.大众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J].河南社会科学，2010，（3）：30—33.

G12

A

1007－905X（2012）06－0104－03

2011-03-01

河南省政府决策研究招标课题（2011B500）；河南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122400450355）

张留见（1962— ），男，河南伊川人，洛阳理工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文化史研究。

责任编辑 宋淑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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