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端临的小说观念*

邹明军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武汉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论马端临的小说观念*

邹明军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武汉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在《文献通考·经籍考》图书著录中，马端临在前人书目的基础上进一步清理小说类书目。这种行为是以重视史部的博洽和小说的虚构性思想为指引的。在分类实践中，马端临对史传与小说的分野有较为明确、统一的判断。《经籍考》小说类得以进一步纯粹，也得益于更为完善的分类体系。

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著录小说观念

《文献通考》是宋末元初的马端临(1254-1334)编撰的一部“会通古今，该洽载籍”的典章制度巨著，其中《经籍考》著录图书条目计三千九百三十七条，四千余种，所涉时间从先秦直至南宋宁宗嘉定末年。就篇幅而言，《经籍考》长达七十六卷，占《通考》全书的五分之一强。马端临认为治乱兴衰虽然不相因承，而“典章经制，实相因也”，故立志著述，使历代典制“因革之故，粲然可考”，而所设立的“经籍”一考在解题中“采诸家书目所评，并旁搜史传、文集、杂说、诗话。凡议论所及，可以纪其著作之本末，考其流传之真伪，订其文理之纯驳者，则具载焉”，使后世览书者“稍加研穷，即可以洞究旨趣”。故此一考亦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功用。《经籍考》子部小说家类有二百一十九个条目，著录作品二百二十七部，共计二千三百四十四卷。从这些记录中我们不但可以了解南宋末年小说的藏存情况，也可借此探讨马端临的小说观念。

一

马氏在《文献通考自序》中概说《经籍考》的编撰时指出，“今所录先以四代史志列其目，其存于近世而可考者”则采诸家评说作为解题，故著录子部“小说家”类图书时，首先引用《汉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汉志》)“稗官”之说以论小说源流，继而罗列各代史志目录所著录“小说”的篇卷：“《汉志》：十五家，一千三百八十篇。《隋志》：二十五部，合一百五十九卷。《唐志》：三十九家，四十一部，三百八卷(失姓名二家，李恕以下不著录七十八家，三百二十七卷)。《宋三朝志》：一百四十六部，一千一百五十二卷。《宋两朝志》：四十六部，一百一十三卷。《宋四朝志》：四十六部，四百一十二卷。《宋中兴志》：二百三十二家，二百六十部，一千九百五十五卷。”《经籍考》在所录小说卷数方面已明显超越前代史志，而这种在类目前罗列前代书目所录该类作品的部数篇卷，是“马端临的创造，它清楚地反映了某类学术的发展变化。”[1]

《四库全书总目》为《直斋书录解题》作提要时称：“马端临《经籍考》惟据此书及《读书志》成编。”[2]《经籍考》虽然在解题中大量征引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以下简称为《晁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以下简称为《陈录》)和《崇文总目》，但条目的著录并不囿于此三家书目。《经籍考》集部中著录有《王容季文集》、《王子直文集》、《王深父文集》，马氏在解题时分别引用曾巩为王氏三兄弟文集所作序文，且加按语曰：“侯官三王之文，盖宗师欧公者也。其大家正气，当与曾、苏相上下，故南丰推服其文，而深悲其早世。然晁、陈二家书录，并不收入，《四朝国史·艺文志》仅有《王深父集》，才十卷，则止有曾序所言之半，而子直、容季之文无传焉，亦不能知其卷帙之多少，可惜也。”[3]由马氏按语我们可知，端临未见王氏三兄弟之文集，晁、陈二家亦不载，文集是依据曾《序》著录的。王承略先生经过综合的分析和考察后指出，《经籍考》的著录依据有十一种书目资料，另外还有笔记与文集、藏书或所见书以及史传[4]。

总的说来，《经籍考》和《晁志》、《陈录》三者在小说类中的著录差别不大。如果忽略同书异名和卷数差别因素，其区别之处主要在于：

《郡斋读书志》“小说”类中著录的宋祁《景文笔录》三卷、《缃素杂记》十卷，《经籍考》入“杂家”类；《后山诗话》二卷、司马光《续诗话》一卷、《欧公诗话》一卷、《东坡诗话》二卷、《中山诗话》三卷、《归叟诗话》六卷诸条目，《经籍考》均入总集各门总之“文史”类；《孔氏杂说记》一卷、《衣冠嘉话》、《漫叟见闻录》一卷、《诗眼》一卷诸条，《经籍考》并无，不过《经籍考》“小说家”类收录了其中《孔氏杂说记》作者孔武仲之弟平仲毅甫《孔氏野史》一卷。《直斋书录解题》“小说”类中有《补江总白猿传》一卷，《经籍考》归入“传记”类；《大唐说纂》四卷，《通考》归入“杂史”类；《嘉祐杂志》三卷，《经籍考》无；宋人何晦《广摭言》十五卷，《经籍考》作“《唐摭言》十五卷”[5]。

《经籍考》所录小说不见于晁、陈二书之小说类者有：《续树萱录》、《灯下闲谈》、《忘怀录》、《逆旅集》、《孔氏野史》、《后山谈丛》、《夷坚别志》，其中沈括的《忘怀录》，晁、陈二家归入“农家”类。

比较《经籍考》和《新唐志》所录，则会发现欧阳修所收汉代至唐的小说比《经籍考》著录的同期小说数目要多得多。《新唐志》所录小说中《经籍考》无载者有：邯郸淳《笑林》三卷；裴子野《类林》三卷；张子华《列异传》一卷；贾泉注《郭子》三卷；刘齐《释俗语》八卷；萧蕡《辨林》；刘炫《酒孝经》一卷；庾元威《座右方》三卷；《杂语》五卷；戴祚《甄异传》三卷；袁王寿《古异传》三卷；刘质《近异录》二卷；干宝《搜神记》三十卷；刘之遴《神录》五卷；梁元帝《妍神记》十卷；祖台之《志怪》四卷；孔氏《志怪》四卷；荀氏《灵鬼志》三卷；谢氏《鬼神列传》二卷；刘义庆《幽明录》三十卷；东阳无疑《齐谐记》七卷；王延秀《感应传》八卷；陆果《系应验记》一卷；王琰《冥祥记》一卷；王曼颖《续冥祥记》十一卷；刘泳《因果记》十卷；颜之推《集灵记》十卷；《征应集》二卷；侯君素《旌异记》十五卷；李恕《诫子拾遗》四卷；《开元御集诫子书》一卷；狄仁杰《家范》一卷；《卢公家范》一卷；苏瓌《中枢龟镜》一卷；姚元崇《六诫》一卷；通微子《十物志》一卷；卢光启《初举子》一卷；刘讷言《俳谐集》十五卷；裴紫芝《续卓异记》一卷；李玫《纂异记》一卷；李元《独异志》十卷；沈如筠《异物志》三卷；《古异记》一卷；牛肃《纪闻》十卷；陈鸿《开元升平源》一卷；张荐《灵怪集》二卷；戴少平《还魂记》一卷；赵自勤《定命论》十卷；吕道生《定命论》二卷；温畬《续定命论》一卷；《采茶录》一卷；《卢子史录》；陈劭《通幽记》一卷；李躍《岚斋集》二十五卷；尉迟枢《南楚新闻》三卷；《会昌解颐》四卷；何自然《笑林》三卷；焦璐《穷神秘苑》十卷；郭良辅《武孝经》一卷；封演《续钱谱》一卷等六十余种。而《经籍考》所载唐人小说《隋唐嘉话》、《陆氏集异记》、《稽神异苑》、《平泉草木记》、《周秦纪行》、《河东记》、《史话》、《朝廷卓绝事》、《闻奇录》、《知命录》、《北里志》、《三水小牍》等，《新唐志》则无。《新唐志》是在《旧唐志》的基础之上编成的，其中有六十余种小说不见于《经籍考》，这表明此类惯被视为仅能承载“小道”的书籍在宋代，尤其是连年战争之后亡佚严重。马端临与晁公武、陈振孙三家书目中小说家类图书著录面貌极为相近，则表明《经籍考》虽是私家书目，但能较准确地反映当时图书的流存情况。

小说发展至唐代，出现了篇幅更长、情节更为曲折的传奇小说。《经籍考》中有薛用弱《集异记》、韦瓘《周秦纪行》、袁郊《甘泽谣》、陈翰《异闻集》等唐人传奇小说集，但现在看来唐传奇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单篇作品如《霍小玉传》、《任氏记》、《莺莺传》等却未收录。潘建国先生仔细查阅《旧唐志》、《新唐志》、《宋史·艺文志》、《崇文总目》、《中兴馆阁书目》、《晁志》、《陈录》、高似孙《史略》、尤袤《遂初堂书目》、郑樵《通志·艺文志》、王应麟《玉海·艺文》及《经籍考》等十二种书目,“竟未录一部话本小说”[6]。

二

“小说”一词初见于《庄子·外物篇》：“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此处的“小说”与《荀子·正名》中“故知者论道而已矣，小家珍说之所愿衰矣”中的“小家珍说”相似，是那些与自己所主张的处身治国之道不同或相违的言说。“小说”之成为一家，著于竹帛，始于《汉志》，与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九家并列。《汉志》曰：“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锋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又说：“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7]诸子中除小说家之外的九家，面对混乱时局，都提出自己的治世主张，与其他学派辩难，而九家之术如与六艺融通，则可以“通万方”，达天听。《汉志》把“小说家”排除在“可观者”范围之外，是因为此时的“小说家”之言论，已不具“干县令”的功能，它是“源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所造”的“刍荛狂夫之议”，只有些民间议政的成分了，故“异端”之说变而为“浅妄”之说。《汉志》“小说家”类主要收录两种作品，一是传说或假托前代历史人物的作品，如《鬻子说》、《青史子》、《师旷》、《务成子》、《宋子》、《天乙》、《黄帝说》；二是方士之说，如《封禅方说》、《待诏臣饶心术》、《待诏臣安成未央术》、《臣寿周纪》、《虞初周说》。另外，《汉志》“小说家”类还著录有“《百家》百三十九卷”，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百家》者，刘向《说苑》叙录云，‘《说苑杂事》……其事类众多……除去与《新序》复重者，其余者浅薄不中义理，别集以为《百家》。’《说苑》今存，所记皆古人行事之迹，足为法戒者，执是以推《百家》，则殆为故事之无当于治道者矣。”[8]《周考》、《周说》、《周纪》等不入《六艺略》之“春秋”类，待诏方士之说不入《方技略》之“神仙”类，“小说家”类的作品共同之点在于：“浅薄不中义理”、驳杂无征传闻，无怪乎现在有些学人坚持“古典目录学‘小说家’具有‘垃圾桶’的性质”的观点[9]。

随着书籍的增多，史志的图书分类也呈现由六分法向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调整的趋势，“春秋”类膨胀为史部，兵书、数术、方技并入子部。采用四分法的《隋志》在“小说家”类中除了继续收录记载遐方异物的书籍外，又增添了生活中的言谈语对、笑话、图器方面的图书。但著录小说的总数并没有明显地增加。其史部有“杂史”一类，中有“委巷之说，迂怪妄诞，真虚莫测。然其大抵皆帝王之事”。又“杂传”中有《神仙传》、《汉武内传》、《洞仙传》、《宣验记》、《冥祥记》、《述异记》、《搜神记》、《搜神后记》、《幽明录》、《冤魂志》等，这些作品在现在看来都是典型的志怪小说。《旧唐志》子部小说家类与《隋志》此类著录情况大致相似，对小说的认识仍然没有摆脱《汉书·艺文志》以来的传统观念。目录中的“小说家”类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文言小说之著录位置，大约始于宋代。在《新唐志》中，“欧阳修不仅首次将魏晋时期的《搜神记》、《志怪》、《幽明录》、《齐谐记》等志怪小说从《隋志》和《旧唐志》的史部杂传类移录入子部小说家类，而且首次将唐人创作的《补江总白猿传》、《纂异记》、《博异志》、《纪闻》、《甘泽谣》、《通幽记》、《传奇》等传奇作品著录于正史艺文志并纳入子部小说家类，这不仅扩大了小说的范围，而且强化了小说长于虚构的艺术特点，对后来的小说创作无疑具有指导作用，有利于小说文体的发展成熟”[10]。

欧阳修坚持史部图书的真实性，将志怪小说从史部杂传类移录至子部小说家类。作为典章制度史的大家，马端临分类图书在坚持史书的博、通的同时，对小说的虚构性也有所觉悟。

《文献通考》在类序伪霸之史的时候引郑樵之语曰：“古今编书所不能分者五：一曰传记，二曰杂家，三曰小说，四曰杂史，五曰故事。凡此五类之书，足相紊乱。又如文史与诗话，亦能相滥。编书之家，多是苟且，有见名不见书者，有看前不看后者。《尉缭子》，兵书也，班固以为诸子类，置于杂家，此之谓见名不见书。《隋》、《唐》因之，至《崇文目》，始入兵书类，颜师古作《刊谬正俗》，乃杂记经史，惟第一篇说《论语》，而《崇文目》以为《论语》类，此之谓看前不看后。应知《崇文》所释，不看全书，多只看帙前数行，率意以释之耳。按《刊谬正俗》当入经解类。”马氏又附按语于其后：

夹漈言古今编书所不能分者五，可以订历代艺文志之失。所谓“见名不见书，看前不看后”者，尤足以究其所失之源。然愚尝考之，经录犹无此患，而莫谬乱于史。盖有实故事而以为杂史者，实杂史而以为小说者。又有《隋志》以为故事，《唐志》以为传记，《宋志》以为杂史者。若一一考订，改而正之，则既不欲以臆见改前史之旧文，且所录诸书，盖有前史仅存其名，晚学实未尝见其书者，则亦无由知其编类之得失，是以姑仍其旧。而于所录先儒议论诸书本末，则不详加考订，但以类相从，而不尽仍前史之旧云。[11]

上面引文中郑、马二人都谈到了编书分类的难题。马端临还谈到，史部中故事、杂史、传记和子部的小说等的区分度很不明显。对前代书目的分类，马端临尽量保持其旧观，于各家分类有分歧的图书，则用互著之法加以著录。然而马氏对史传与小说的分野，应当有了较为明晰的看法。

《经籍考》传记类序中引《宋两朝艺文志》曰“传记之作，近世尤盛，其为家者，亦多可称，采获削稿，为史所传。然根据肤浅，好尚偏驳，滞泥一隅，寡通方之用，至孙冲、胡讷，收摭益细，而通之小说”，马氏又下按语：“杂史、杂传，皆野史之流，出于正史之外者。盖杂史，纪、志、编年之属也，所纪者一代或一时之事；杂传者，列传之属也，所纪者一人之事。然固有名为一人之事，而实关系一代一时之事者，又有参错互见者。”[12]《经籍考》中《汉武内传》、《汉武故事》、《飞燕外传》、《杨贵妃外传》、《绿珠传》、《补江总白猿传》和《牛羊日历》等入传记类，着眼点大概就在于传主均是历史上的著名人物，与众多历史事件有牵扯，实为一代之事，故得入史部。而那些“根据肤浅，好尚偏驳，滞泥一隅，寡通方之用”的传记，实与小说无异。“记唐史逸事”的《因话录》，“咸载唐世故事”的《剧谈录》，“前纪典故，末及杂事，颇为可观”的《封氏见闻记》，柳珵采其家集所记累朝典章因革、时政得失而成的“小说之尤者”的《家学要录》，这些作品内容虽与历史有关，但由于肤浅不实，不堪大用，就被录于小说类了。《经籍考》传记类有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引晁氏言此书“记国朝杂事，迄绍兴之初。序言早以其父之故，亲接前辈，得前言往行为多，类之成书”，引陈氏曰：“又有《后录》三十卷，其子博所作，不专记事，在子录小说类。”[13]《闻见录》在史部，而不专记事的《闻见后录》却在小说类。《燕丹子》同样讲述历史人物的故事，但却是典型的小说。马氏在此书的解题中依次引《中兴艺文志》、周氏《涉笔》和晁氏语[14]，但以《涉笔》所论为主：“燕丹、荆轲事既卓佹，传记所载，亦甚崛奇。今观《燕丹子》三篇，与《史记》所载皆相合，似是《史记》事本也。然乌头白，马生角，机桥不发，《史记》则以怪诞削之；进金掷蛙，脍千里马肝，截美人手，《史记》则以过当削之；听琴姬，得隐语，《史记》则以徵所闻削之。司马迁不独文字雄深，至于识见高明，超出战国以后。其书芟削百家诬谬，亦岂可胜计哉！今世祇谓太史公好奇，亦未必然也。”[15]撇开《涉笔》关于《燕丹子》和《史记》先后关系的说法，单看对史迁史才大加赞赏的语句，则知马氏认为，史书不得有诬谬之处，而小说可有“怪诞”“过当”之处。

马端临编撰《文献通考》时博采当时臣僚之奏疏、近代诸儒之评论以及名流之燕谈、稗官之纪录，其原因在于这些材料能定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马氏于史讲求征信。而小说类作品的解题中，则多有“虚妄”之类的评语[16]。《云仙散录》中引陈氏语“皆子虚乌有也”，引洪迈语“俗间传浅妄之书，如《云仙散录》、《老杜故事》之类，皆绝可矣”；《冷斋夜话》引晁氏曰“皆依托也”，引陈氏曰“言多妄诞”。值得注意的是《后山谈丛》这部小说，《陈录》入别集类，马氏引《容斋随笔》曰：“后山陈无己著《谈丛》，高简有笔力，然所载国朝事，失于不考究，多爽其实。……盖前辈不藏国史，好事者肆意饰说为美听，疑若可信，故误入纪述。”[17]将此书入小说类，当与其内容多不实有关。

《博异志》“志怪之书也”，《集异记》“集隋唐间谈诡之事”，《稽神异苑》“传记鬼神变化及草本禽兽妖怪谲诡事”，《宣室志》“纂辑仙鬼灵异事”，《洽闻记》“记古今神异诡谲事”，《甘泽谣》“载谲异事九章”，《河东记》“亦记谲怪事”，《酉阳杂俎》“所记固多谲怪，其标目亦奇诡”，《传奇》“所记皆神仙诡谲事”，《稽神录》“记怪神之事”，《洞微志》“记唐以来诡谲事”，《云斋广录》“记一时奇丽杂事，鄙陋无稽之言为多”，《投辖录》“所记奇闻异事，客所乐听，不待投辖而留也”[18]。志怪小说“诡谲”、“奇诡”、“谲怪”、“奇丽”等想落天外的虚构特征，对于马端临来说，应当是很清楚的。

三

在《新唐志》、《晁志》的基础上，马端临《经籍考》对小说家类图书作了进一步的清理，使其收录范围变得更小。在《新唐志》中，狄仁杰《家范》、吴均《两同书》、《逸史》、封演《续钱谱》都被归入小说类，而在《经籍考》中，司马光《家范》入儒家类，罗隐《两同书》入杂家类，《蒋魏公逸史》入故事类。马端临将记载历代货币的形制和变革的《钱谱》、《货泉录》和《续钱谱》改隶故事类，充分显示了作为典章制度史家的判断。陆羽《茶经》载产茶之地、造作器具、古今故事，张又新《煎茶水记》品评二十种用于煎茶之水的优劣，欧阳修以二书入小说类，马端临则将关于茶、酒二物的产地、工艺和相关故事的图书全部收归农家类。《十洲记》、《洞冥记》等，欧阳修入道家类，马氏入小说类。又，《造化权舆》、《刊误》、《炙毂子杂录注解》、《苏鹗演义》等书，《新唐志》录在小说家类，《经籍考》则入杂家类；《朝野佥载》、《封氏闻见记》，欧阳修入杂传类，马端临入小说类。“小说”概念外延的缩小，使得马端临的小说观念与现代小说观念更加接近。而《经籍考》小说类的进一步纯粹，主要得益于马端临博采前代书目之所长，形成更为完备合理的分类体系。

对于有些仍保留在小说类的图书，马端临也有自己的看法。戏谑笑话之书，如邯郸淳《笑林》，《隋志》、《新唐志》均入小说类，《经籍考》因之。《杂纂》解题引李焘语曰：“用诸酒杯流行之际，可谓善谑。其言虽不雅训，然所诃诮，多中俗病，闻者或足以为戒，不但为笑也。”[19]小说《茅亭客话》，马氏引晁氏曰：“虽异端而合道旨、属惩劝者皆录之。”[20]即使是调笑戏笔，马端临也较重视惩劝讽谏的治世功用，这和他立志撰著《文献通考》的目的是一致的。

总的说来，马端临仍深受《汉志》以来的传统小说观念的影响和时代的局限，所以《经籍考》小说类体现为志怪、笔记和历史故事混杂的广义的小说观念。但在史家博洽、征实的史学眼光之下，小说虚构、浅俗和琐碎的特征就更加清晰了。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二十五史《艺文志》著录小说资料集解”(11AZD062)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徐有富：《目录学与学术史》，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49页。

[2] (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730页。

[3]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第2894页。

[4] 王承略：《试论〈文献通考·经籍考〉的著录依据和著录方法》，山东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古籍整理研究论丛》(第二辑)，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199页。

[5] 《经籍考》著录有唐王定保《摭言》十五卷。宋人称王氏之作或言《摭言》，或言《唐摭言》。《宋史》有何晦《摭言》十五卷，又《广摭言》十五卷。《通考》校记疑“唐”为“广”之讹。

[6] 潘建国：《古代小说书目简论》，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2页。

[7] 陈国庆：《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64-165页。

[8]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5页。

[9] 邵毅平、周峨：《论古典目录学的“小说”概念的非文体性质——兼论古今两种“小说”概念的本质区别》，《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第13页。

[10] 王齐洲：《论欧阳修的小说观念》，《齐鲁学刊》1998年第2期，第24页。

[11]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第2568页。

[12]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第2567页。

[13]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第2582页。

[14] 现存《晁志》不录此书，马氏所引晁氏解题亦仅言“不题撰人”。

[15]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第2719页。

[16] 《经籍考》的解题多来自晁、陈二家书目，然而马氏引二家解题时，并非一成不变地照搬，或有增删改易，或直接用按语加以说明。比如《经籍考》卷二“刘长民《易解》十五卷”条引陈氏解题时，去掉陈振孙对别出于条目所记十五卷之外的《略例图》三卷的作者真伪问题提出自己的疑问的按语，认定刘长民有《略例图》三卷，表明了自己的判断。又如《经籍考》经部“何晏《论语注》十卷”条，马氏引《晁志》言齐《论语》有《问王》、《知道》两篇，为张禹所删，继而下一按语表示置疑：“《齐论》多于《鲁论》二篇，曰《问王》、《知道》。史称为张禹所删，以此遂无传。且夫子之言，禹何人而敢删之。……此所以不传，非禹所能删也。”因此，《经籍考》的解题虽引自他书，但对所引材料马端临有自己的判断和选择。

[17]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第2735页。

[18]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第2720-2738页。

[19]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第2723页。

[20]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第27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