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案最好背得”

曾祖荫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武汉，430079)

学缘漫忆

“教案最好背得”

曾祖荫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武汉，430079)

我第一次见到黄曼君老师，是1957年深秋。那天，我和班里几位同学到中文系办公室去联系辅导课的事，只见张洪书记和一个潇洒英俊、约莫二十多岁的人在谈话。张书记朝我们点点头，介绍道：“这就是现代文学的黄曼君老师。”黄老师用手推了推眼镜，对我们微微一笑，算是打过招呼。

那时我们还是一年级学生，除了对正在给我们上课的老师有些接触外，系里的其他老师，几乎都没有联系。黄老师当时没有上我们的课，因而不相识，也无来往。

读到二年级，中文系从桂子山迁往昙华林。按教学计划，开设现代文学课。然而，讲课的却不是黄老师。开头是许清波老师，后来是田惠兰老师。两位老师的课都讲得很好，给我们印象很深。不知为什么？却不见黄曼君老师。

当时，轰轰烈烈的“教育革命”已开始，其中有一项活动，就是师生共编教材。有次，参加编写现代文学教材的同学们请黄老师作关于编写教材的学术报告，我也去听了。教室里坐得满满的，走廊的窗户边也站了人。黄老师的报告很精彩。他充满火样的激情，渊博的学识，深深感染、启发了大家，博得阵阵热烈掌声！

四年的大学生生活很快过去，我和黄老师一直没有任何个人接触。毕业后，我留校，分配在文艺理论教研室工作，却又因专业不同，加上我的懒散，仍疏于与黄老师联系。

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我和黄老师都由于“很不理解”，戴上了“保守派”的帽子，恰巧我们都同住在单身宿舍，见面多起来了。那时既不搞教学，也不搞科研，大部分时间都是参加各种“学习班”：“触及灵魂”。那种生活自然是极端乏味、无聊。好在中文系教师中的造反者对我们相当宽大，日常生活还算是比较自由。

和黄老师过从日久，对他的性格也了解得越多。他那颗炽热的赤子之心，至情至性，至真至纯；待人诚恳实在，遇事旗帜鲜明，给我们树立了一个优秀共产党员的榜样。

我们有时在校内林荫道散步，谈论时势；有时也到校外看看大字报。那时大字报的内容可说无奇不有：有批走资派的，有揭露对立派别内幕的，有公开官方机密文件的，有披露个人隐私的，还有发表政见宣言的……光怪陆离，真真假假，——反正信不信由你。

有次，我们在武汉大学附近看大字报，黄老师忽然大叫起来：

“XXX，快来看，简直太好了！”我凑过去一瞧，原来是一张批评王力、关锋、戚本禹的大字报。那时，这几个人还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权倾一时。中央明确规定：谁反对中央文革小组谁就是反革命。公开贴出这样的大字报，是要冒极大风险的。

黄老师被这张大字报的内容激动得气血怒张，连声说：“好、好、好。”还满脸兴奋朝我说：“你怎么不叫好？”他见我仍然沉默无语地盯着那张大字报思索，差点愤怒了：“你，你这都无动于衷……简直是个冷血动物！”

他的生气我毫不介意。我知道，这就是黄老师之所以为黄老师的风格：真诚坦荡，爱憎分明。

“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人们都有重获新生的感觉。黄老师也意气风发，在教学和科研上硕果累累，成就卓著，进入他一生的黄金时期。这时，他全家迁进桂子山，住在东区。我后来也搬迁至东区，彼此相距很近，从此，向他请教的机会也就越来越多。

我虽然不是治现代文学的，但是，在和黄老师的交往中，他的教学和治学精神，曾给我很大的启发和帮助。中文系的师生都知道，黄老师讲课的水平很高，很受学生欢迎。他所总结的先进教学方法，曾得到省和国家的奖励。他不论是讲课或作学术报告，都严肃认真，一丝不苟。我至今还记得，1999年在纪念闻一多的学术报告会上，他在报告前，为了《诗经》中的两个字，反复核对音义，和他人讨论研究，直到彻底清楚为止。那严谨的态度，求知的渴望，科学的精神，着实令人感动。我曾多次向他请教讲好课的秘诀。他的回答是：“对教材要熟，教案最好背得。”话虽不多，却是深刻的经验之谈。可惜我用功不够，没有把黄老师的教导学到手，至今仍以为憾！

黄老师与时俱进的治学精神，也是我十分敬重和佩服的。他眼界开阔，具有强烈的学术敏感性；从不保守、固执，具有开拓、创新精神。他立足于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又把触角伸进中国近代和古代，还十分关注当代西方学术的发展，力图吸取古今中外有用的东西，为研究现、当代文学服务。大前年春，他到我家来，很兴奋地谈起西方现代主义的许多流派，如数家珍，十分熟悉。他对后现代主义的解构主义也有浓厚兴趣，打算有分析地运用它来欣赏中国的诗歌。谈话中还举了一些实例，可惜我没有记住。

黄曼君教授既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的挚友，还是我的同乡。他的逝世，不仅是中文系的巨大损失，也是学术界的巨大损失。回忆他生前的点点滴滴，如在目前，而今物是人非，生死两茫茫，令人无限悲痛！

2011年5月

【主持人语】本刊在上一辑开辟“学缘漫忆”栏目并首发了王先霈老师的《一鳞半爪说学缘》，受到院内外师生的欢迎，尤其获得本院一些中老年教师赞许。大家认为，以生动活泼的笔触、真实感人的细节来回忆自己在学术成长道路上所受到的良师益友的教益和影响，从一个侧面总结华中师大文学院的教学风格和学术传统，是一种值得坚持做下去的事情。

谈起华中师大文学院的教学风格和学术传统，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就是有一批成就突出的全国著名学者、学科带头人是本院自己培养的，他们是邢福义、王先霈、黄曼君、刘守华、王庆生、王忠祥等，这几位先生都是本刊顾问。适时总结这几位先生的学术成就、教学风格、人格魅力等，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因为他们已经构成本院的某种“学缘”。很不幸的是黄曼君先生已经先走了。2011年11月22日，是黄曼君教授逝世一周年的忌日。为了纪念黄老师，黄老师的学生黄永林、王泽龙教授主编了《黄曼君学术与人生》一书，已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2011年12月)。我们从中挑选了三位老师的文章并请他们做了一些修订，刊发于本辑。其中，曾祖荫老师是黄老师上个世纪50年代的学生，其《“教案最好背得”》一文，不仅回忆了黄老师在50年代以及“文化大革命”中的轶事，而且总结了黄老师关于教学工作的深刻经验之谈。周晓明老师是黄老师的硕士、博士研究生，与黄老师相知甚深。他的《我和黄老师》一文，回忆了与黄老师相处三十七年中一些貌似平常、但难以忘怀的片段，最后以《对话黄曼君》诗歌作结。吴建波老师虽然“阴错阳差”地没有做成黄老师的研究生，但在多年共事中与黄老师结下了深情厚谊，他的《执着

灵性 优容》一文，记述了他与黄老师朝夕相处的日子对黄老师性格、情感多面性的观察与反思。相信通过这一组文章的阅读，读者对黄老师的教学风格、学术精神以及人格魅力会有很直观的感受。

此情可待成追忆，往事文章不惘然。(张三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