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生存的道德风险与信息崇拜的伦理考辨

陈绪新，王 蕊

（合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合肥 230009）

数字化生存的道德风险与信息崇拜的伦理考辨

陈绪新，王 蕊

（合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合肥 230009）

当代人尤其是青年人面临诸多现实世界中自我难以解决的矛盾和困惑时，期许能在电子 “伊甸园”中找回自我价值和精神皈依。然而，虚拟空间并非想象中的天堂，类似 “面具”的交流形式遮蔽着许多本真的存在，消解了现实世界的核心价值；游离在虚拟和现实之间的自我与社会脱离；对网络的过渡依赖性导致人格的异化；方向感的迷茫和自我定位的偏差，使得价值追求从崇高滑向流俗甚至恶俗。数字化生存方式正颠覆着传统生活方式和现实生活世界的诸多价值标准，而信息崇拜的推波助澜，更使人们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幸福被剥夺的感觉。

数字化生存；道德风险；信息崇拜；伦理考辨

有一点勿庸置疑，西方历时性存在的传统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在当代中国被超时空地压缩为共时性存在。这种现世实存会以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传统与现代的断层、家庭与社会的脱节、创造与风险的比增、自我与他者的对立、虚拟与真实的互逆等特质表征出来，现代人的人格认同危机出现了。人格认同危机是一个人因归属感的丧失而获致的人格暂时性分裂。而一个人的归属感、人格及其同一性认同只有在他寄身于其中的那个真实的共同体内部才能获致。遗憾的是，当代人尤其是青年人在面临上述诸多现实世界中存在着的自我难以解决的矛盾和困惑时，首先期许能在电子“伊甸园”这一看似真实却又虚拟的“网络共同体”中找回自我价值和精神皈依。那么，虚拟空间真的就是想象中的天堂吗？

一、“我”的虚拟世界

信息技术革命“加速度”地拓展了人类对本体世界、意义世界和生活世界的认知界域，使得人类对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个体生命的认识沿着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基本维度或路向不断地向纵深方向发展，日新月异，永无止境。

（一）数字化的生存方式

从个体存在的本真来看，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人类生存于两个世界，即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在现实世界中，个体主要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真实交往与交换、适时的角色定位与角色转换来体现自我的价值和人格的认同的，是在共同体内部交往中通过 “他者”来体认和强化个体自我及其价值的，进而达致人格的统一和完整。虚拟世界的生存虽也是实存的，但它有别于“原子式的”现实世界的生活。一方面，伴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诸如数字化生存（Being Digital）、网络为王、一网打尽、信息革命、e－伊甸园等全新概念和网络术语走进我们的生活。网络拓展了人类的生存空间，网络的虚拟性可以“相识不相见”，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处于数字化的生存状态，游走在真实的现实空间和虚拟的“真实”空间之间；另一方面，以“想象力＋感性”为特征的虚拟空间在很大程度上宽宥着人性“恶”的一面。

从纯粹技术的角度来看，“虚拟”就其本身而言，可以说是“数字化生存方式”的代名词或真实写照。这是因为，“虚拟”是通过数字化的生存方式为人类提供了一个虚拟空间，而这一虚拟空间与网络、电脑、信息技术相结合，为人类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数字世界——既不同于物理空间，也不同于精神空间。虚拟世界既不是“实存”的物理世界，也不是纯粹的虚无或虚假。虚拟世界是一个特殊的空间存在，它使物理世界和心理世界变得模糊不清。在某种意义上讲，“虚拟”是物理世界与心理世界之间的一个介质——联结着客观世界与人造世界的中介。“虚拟”也是人类思维的产物，它是一种超越现实的创造性思维活动。这种超越，在付诸实践之前是一种想象，是现实状态下的非真实。作为思维形式的虚拟首先是对现实的反映，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对现实的超越，它是人类通过信息技术手段来不断拓展现实的空间，从而创造出无限放大的超现实的远景，即虚拟的现实（Virtual Reality）。虚拟的现实空间构成了虚拟世界的本真。从狭义上讲，虚拟世界是由人工智能、计算机图形学、人机接口技术、传感器技术和高度并行的实时计算技术等集成起来而生成的一种交互式人工现实，是一种高度逼真地模拟人的现实世界行为的“模拟的世界”。从广义上讲，虚拟世界，不仅包含狭义的虚拟世界的内容，而且还包括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和相应的人类网络行动的呈现而产生出来的一种人类交流信息、知识、思想和情感的新型行动空间，是一种动态的网络社会生活空间，它是一种“人工的现实”或“人造的世界”。

（二）“我”的虚拟世界

“虚拟现实”一词是由美国VPL公司的创建人之一加隆·雷尼尔（Jaron Lanier）在20世纪80年代初正式提出来的。它是由虚拟技术生成的不同于客观实在的一种新的实在，是通过计算机软件、硬件和传感器的支持，对五官在真实情景中才能接受到的信息，以人身与机器“对话”的方式，直接为人创造一个并不存在的虚拟世界，但又使人产生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故而人们难以或不能觉察到它与真实世界的区别。这种技术与符号融合的虚拟现实究竟是物质的还是意识的？美国网络空间专家迈克尔·海姆认为，虚拟现实作为“一种超越现实的创造性的思维活动”的物化形式，“使现代思维的客体系统和主体系统发生巨大变化，强有力地推动着思维方式的现代转换。”①迈克尔·海姆：《从界面到网络空间虚拟实在的形而上学》，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14－115页。

一方面，虚拟世界是虚拟的。一般来说，虚拟世界有三种不同的存在形式，即对现实的模拟和抽象、对现实超越性的虚拟和对现实背离的虚拟。“对现实存在事物的虚拟”是指对象性的虚拟或现实性的虚拟，是一种与模拟相似的虚拟，还没有脱离现实性范畴或框架的现实性虚拟，是虚拟世界的低级状态；“对现实超越性的虚拟”是一种可能性的模拟，与现实相关同时又有某种程度的超越，由于现实性本身尽管有各种可能性，但现实性的发展只能选择一种可能性，而虚拟的现实则是各种可能性的任意呈现；“对现实背离的虚拟”是指对现实的不可能的虚拟，是在虚拟空间中形成的对于现实性来说不可能的那种可能性，类似于荒诞的、悖论的、梦幻的虚拟。

另一方面，虚拟世界又是人的世界，“我”的虚拟世界。人的认识过程实际上是将主观加之于客观的实践的过程，人对客观知识掌握的局限性决定了人对客观世界信息的把握只能是主观的。在虚拟世界中，事物的一切性质完全是由人赋予的,从而受到人的认识水平的限制。因此，人对客观世界的虚拟，也只能是人自身对客观世界的一种虚拟的理解。首先，网络化的虚拟世界实现了人们跨时间和空间的互动，使人们摆脱了现实世界交往中的时空障碍，可以任意设计时空的界限，实现不同区域的人在同一时间共同工作、娱乐，“面对面”地异地交流思想和情感，形成“近在咫尺”和“远在天边”的空间错位，也可以实现现在人与自己虚拟的过去或未来之间的交流，即跨越时间和空间实现时空的二维交错。其次，虚拟世界是利用信息技术对现实世界进行的臆想化模拟，在实存的现实世界和臆想的虚拟世界之间架起了桥梁，实现了人身处现实世界但又能意识到自己已经融入过去或未来的臆想世界之中。现实具体的主体在计算机上实现和变换自己所期望的角色及发展意愿，同时虚拟地改变现实生活中主体的各种属性，这样就使得主体的现实意识模糊化、角色意识的虚拟和真实相混淆，从而产生了现实与臆想、虚拟与真实的错位。最后，现实环境与心理环境的虚实交错。虚拟世界出现以前人们真切地感受着身心的现实一体化。但是，网络技术的发展使这种现实一体化可以随时被改变，二者之间的界限也开始模糊。虚拟世界的虚实交错使现实环境与心理环境发生分裂，主体可以随时被“切换”到不同世界，即现实主体和虚拟主体间的虚实交错。由是可见，虚拟世界的生存状态就是 “虚拟世界的我”寄生于“我的虚拟世界”，“我”游离在虚拟和现实之间。

二、虚拟世界的“我”

自从数字技术可以模拟现实生活以来，人类就可以进入电脑的“虚拟空间”，产生“虚拟空间”里的心理感受，使得虚拟具有了与现实同样的功能，即从人的意识上实现了主体的自身价值和意义等功能。

（一）虚拟世界中“我”的实存

虚拟世界的虚拟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虚拟意味着人们不以自己的真实身份出现在交流语境中，这使得人们对交流对象的身份和角色的真实性保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影响交流的内容并产生下意识的防范态度。另一方面，虚拟空间里的“人格的面具化”即身份和角色的虚拟可以消除人们的现实顾虑，使人无所顾忌地展现自己真实的自我和真实的想法。在虚拟空间中，人退到了终端的背后，人们在现实交往中倍受关注的身份、相貌、地位等在虚拟空间借助于虚拟技术而充分得到了隐匿和篡改，交往行为实现了“虚拟化”和“非实体化”。正如前文所说，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使人们的社会活动空间两重化了，即传统意义的现实生活空间和人工构造的 “虚拟生活空间”，使人处于虚与实的空间、虚与实的生存之中。虚拟空间的生存方式主要是通过虚拟技术和人机互动来形成和实现的。虚拟世界中的虚实交错的存在状态使得游离于虚拟和现实之间的人们即“虚拟世界的我”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去中心化、身份多重、多元交融和平等交互等感觉。

首先是去中心化。在虚拟社会，由于“匿名制”而使现实生活中的身份、地位等隐退，所谓的中心或权威荡然无存，人的个性得到充分地张扬，平等性也得到充分地体现，人人处于平等而又自由的地位，无须听命于任何权威，能自由地进入或退出网络社会和自主地决定与他人发生或中断关系，致使“中心”消解。莱文森称之为“处处皆中心就是处处无中心”①保罗·莱文森：《手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5页。的状态，或者说，人人都是中心，又都是边缘。虚拟空间的非集中化、去中心化，使个体活动的自主性放大，同时也给数字化时代的社会控制带来前所未有的难题。

其次是身份多重。还是因为“匿名制”的实施，人们可以按需要改变自己登录时的身份、职业、容貌、健康、地位甚至包括性别，以寻求并体验“另类生存”的空间。虚拟社会中人际交流之“一面多孔”的多重身份就出现了。

再次是开放包容。网络空间是开放性、多样性和兼容性的有机统一。互联网成立就是本着自由、平等和开放的基本精神，这种精神构建了人们开放和宽容的态度。开放的网络语境有极强的包容性；不同的文化和多元的价值观以及相异的政治观点和态度等都可以在此求同存异。

最后是平等交互。利用互联网技术建立起来的交往和交换平台倡立并张扬平等的理念，不同年龄、性别、民族、宗教信仰，持有不同的价值观和政治立场的人们都能够在网络虚拟空间自由来往，都可以平等地获取和传播信息。网络环境的超时空性，突破传统的地缘藩篱、权威宰制以及各种现实生活中的“人为壁垒”和“潜规则”的局限，使上网者能够随时随地自主地进行信息的交流和沟通，按照自己的需要进行一对一、一对多、多对一等形式不同的平等交互式交流，只要他自觉遵守一些必要的网际法则即可，而这是现实世界无法体验的。

（二）虚拟世界中“我”的碎片化

人格或自我的同一性是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埃里克森提出的最重要的概念。他认为，人格同一性就是一个有理性的人通过不断地自我调整，使自己的人格始终保持一种相对的连续性、整体性以及基于差异性认同的统一性。相应地，人格认同危机就是人格的连续性断裂、整体性或统一性分裂以及差异性认同困难，它一般缘起于社会生活的急剧转型和个体生命存续状态的突然改变。

具体地说，所谓的“人格认同危机”是指自我否定了原有的未分化的状态，尚未找到新的自我，自我处于矛盾与冲突之中，过去与现在之间出现了不连续状态。这种现象在现实生活中可理解为传统人格“失效”、现实人格“失范”以及理想人格“失落”。人格认同危机的实质是意义世界的被遮蔽。置身于危机之中的人们有一种“严重的无方向感”，缺乏一种确切的框架或视景以确定自己到底是谁，什么值得做，什么不值得做，什么是有意义的，什么是无意义的，等等。一旦这种在现实生活世界里无法解决的矛盾困惑能够在虚拟的生活空间得到一定的缓解和自我满足，那么这种短暂而虚幻的满足首先是依赖于电脑界面而存在，是被虚掷化了期待，离开了网络虚拟空间，这种满足感的即刻消失，期待变成了失望。此外，生活在虚拟空间的人们尤其是青年往往以工具性压倒目的性的存在，即网上生活的主要目的是追求另类的生活体验，而对现实世界里的矛盾与困惑有意识地逃避，进而颠覆现实生活的核心价值。人在虚拟空间中极易分化为多个不同的自我，这种角色的多重扮演，使得多个相互冲突的自我陷入诸多的困惑和矛盾之中，难以整合进而丧失它的同一性和真实性。自我的这种“碎片化”就是虚拟空间中人格的异化。

网络对人的控制正是 “反客为主和工具性压倒目的性”的人格异化之根源。电脑网络本来是受人控制的一种工具，当人盲目迷信网络，任由网络和电脑对自由的束缚和摆布，放弃了人的“最终控制和判断权”，把电脑网络控制权当成“最终控制权”，就难免不出现人格异化现象。实质上，这并不是网络对人的控制，而是人在网络技术面前失去了理性，失去了自己的主体地位。正常人格所具有的多重要素被唯一的网络生存方式给扭曲了，使得原有的现实人格逐渐异化枯竭。正如一个网络迷恋者所说：“网络人主体意识的丧失，现实感的丧失，被自己创造的工具和对象奴役，产生行尸走肉的感觉”。①http:／／blog．sina．com．cn ／s／blog＿4c9d65bb01000831．html．

虚拟世界的人格认同危机或者说人格在虚拟空间的异化，滋生了道德虚无主义、价值相对主义以及不负责任的个人主义，其突出表现为普遍的快节奏、狂热的消费、传统的摒弃，上网者似乎制造出了一个没有过去和将来的“永恒现在”。个体自我异化主要包括在自我认知、个体性格、个体道德价值观、个体责任感以及个体人际交往等方面的异化。李伦教授认为，道德人格异化的原因在于：“人格的形成是个体社会化发展的过程，是个体与社会相互作用的结果，是个体适应社会环境的稳定的心理特征。网络成瘾就是阻碍人的社会化的发展。同时，由于网络行为的符号化和网络身份的可变性，使人们可以轻易改变自己的网上角色。这种角色的不稳定性和多面性，使人们常常处于矛盾的、互相冲突的道德选择和转换之中，给道德人格的形成和发展带来很大的压力，从而容易导致道德人格的异化。”②李伦：《鼠标下的德性》，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7页。现实空间与网络空间的差异，使人们在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角色转换时出现障碍，导致个体自我同一性的分解，形成“双面人”：现实人格和虚幻人格。

或许吴伯凡《孤独的狂欢》封底的那段话就是对虚拟世界的“我”的最好注解。他说：“个人电脑造就的是一种崇尚少年精神、鼓励越轨、强调创造性的个人文化，它使中年期和更年期的文化返老还童，社会成员将像汤姆·索亚那样在不断的历险和寻宝中体会到了一种孤独的狂欢。同时，人与人的交往抽象为机与机的交往，人类浪迹在虚拟的世界里，远离大地和尘土。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孤独的狂欢。”③吴伯凡：《孤独的狂欢》，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封底。

三、“信息崇拜”的伦理考辨

西奥多·罗斯扎克在《信息崇拜》一开始就用讽刺的口吻说：“在过去四十年中，信息在大众词汇中明显经历了‘由废变宝’的过程。它就与我们经济生活所发生的历史性变化联系在一起，成为联结财团利益、政府和科学机构的纽带，最后被广告商和推销商用于说服顾客的花言巧语之中。”①罗斯扎克：《信息崇拜——计算机神话与真正的思维艺术》，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4年，第16页。在他看来，人们之所以利用信息而大作文章，是“信息崇拜”在作祟。由于某种话语的卖力炒作，信息仿佛在一夜之间成为当今这个世界财富的首要源泉。

（一）对“温柔控制”的深信不疑

西奥多·罗斯扎克是用这样的一个形象比喻来诠释信息崇拜的，他认为：“信息被用来与传说中用来纺织皇帝轻薄飘逸的长袍的绸缎具有同样的性质：看不见、摸不着，却备受推崇。”②罗斯扎克：《信息崇拜——计算机神话与真正的思维艺术》，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4年，第5页。信息时代是崇尚速度、效率的时代，而速度和效率的标准就是低成本和高产出的有机结合，最好就是无投入的产出。所以，“不劳而获”便是最大的赢家。这种痴人说梦般的幻想在虚拟的网络空间却是大行其道，“免费的午餐”似乎充斥着网络空间的每一个角落，免费的且可以任意下载的软件、邮箱、游戏、音乐、信息、视频、图片甚至论文等，比比皆是，不一而足。让人感觉免费真好！殊不知，“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因为信息免费的背后至少存有三种隐忧：

其一，它消解了诚实劳动和勤劳致富等核心价值，滋生了人们的依赖、等待等惰性心理。

其二，它在无形之中耗去了上网者的大量宝贵时间，越是免费，越需要比较，不仅如此，几乎所有的网站打着免费的招牌，大作广告，强行推出与上网者的需要毫不相关的内容和链接。

其三，“免费”的内容时常和病毒绑定在一起，让人心存疑虑，忐忑不安。

即便如是，这种“免费的午餐”文化还是致使现实中的人们更加崇拜网络信息技术，沉溺于网络生活。虽时常有一种被蒙骗、被操纵、被催眠、被剥夺的不畅快感，但最后还是欲罢不能。因为被信息技术操控着的人们是没有退路的，是无法知晓自己网上命运的。不止如此，为了唤起网民对其网站或网页的关注，获得“眼球经济”——依靠吸引公众注意力而获取经济收益的一种经济活动——效益，就像电视台以“收视率”为衡量标准、报刊视“发行量”为经济命根一样，网站是靠“点击率”来生存竞争的。为了推高“点击率”，各大小网站可谓是煞费苦心，变换着不同的方式，以图片、音频、视频、文字等技术手段，甚至不惜以游戏、暴力、色情、另类、甚至变态的手法，用把上网者的感性与感官“享受”发挥到极致的伎俩来留住网民的注意力，极具诱惑力，让人难以抗拒。

不仅如此，在信息社会里，信息即是权力。信息作为一种新型的主宰方式和力量，是以更为“温柔”的强制方式实现其技术统治的。工业社会精心打造的“牢笼”式的、基于知识或技术－财富或经济－政治或官僚三位一体的社会基本结构范式所具有的宰制性和操控性，在信息时代或网络社会中非但没有被削弱，反而被进一步强化。这种操控性和宰制性可超越时空的藩篱，无时无处不在，与我们如影随形。工业社会出现的因为“理性无知”（rational ignorance）——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现代人情愿或不情愿地选择呆在 “技术－经济－政治”三位一体、共同打造的“牢笼”之中，只是因为我们认知的有限和个体力量的弱小与无助，而将自己的权利和权益拱手交给了那些我们自认为值得信赖而且也是不得不信赖他们的 “守夜人”和“牧羊人”，希冀着他们能够尽心尽力地看护好我们的家园，经营好我们的土地，用好管好我们的钱财，真心实意地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我们这些“羔羊”的最根本利益——的麻木不仁，到了信息社会完全变成了“深信不疑”。因为广大网民深信，网络是最“铁面无私”的，其实不然。

（二）信息崇拜对核心价值的消解

对网络信息技术的过分依赖或信息崇拜的负面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中最根本的是对现实世界之核心价值体系的消解。

首先，信息崇拜是翻版的技术至上论。“信息崇拜”的深层次原因是来自于由来已久的技术至上的影响。技术至上是一种人与机器的不正常关系的极端体现。因为人有一种惯性即乐于把幸福、希望和尽善尽美的主观愿望及想象寄托在新奇、新鲜事物之上。这种由某种新技术所引起的狂热，随着每一次的发明和投资的新浪潮在多变的工业经济中似乎或确切地找到了一席之地后，而后又随即飘然离去，人们又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在又一个新的技术发明之上，以计算机和网络为平台的信息技术自然而然地迎合了当下的这种新希望。“信息崇拜”是技术主义在网络社会的翻版，是技术主义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出现在信息时代。

其次，信息崇拜催生了享乐主义。虚拟的网上生活使得游弋其中的人们有着一种类似于游牧式的心态，让人们仿佛有了一种穿越时光隧道的感觉，既可以回到从前，也可以畅游未来。但其生活的真实目的还是“现在”，就是“及时行乐”。于是把现实生活中要做的事顺延至人生的 “下一站”，一味地只注重感官上即时的感受与满足，现世生活只剩下消极等待。沉溺于网络游戏，整日无所事事，就是许多人尤其是年轻人生活的真实写照。

再次，信息崇拜加剧了行为的主观任性。由于信息崇拜是以一种彻底的外在化、符号化的方式来对待真实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困难。缺乏“面对面”的社会沟通，没有了人与人之间基于丰富情感或真实表情的心灵交汇，网上交友甚或网恋等也只能是纸上谈兵。只会纸上谈兵，却又痴心妄想地把网络世界当成现实生活。

最后，信息崇拜尤其是信息技术主导下的“速度经济”导致真实性伦理价值吁求被“虚掷”。生活中的伦理性价值不只关注此刻的生存，更多的是对文化传统和社会既有的道德谱系的持守，对未来文化前行方向和社会应有的价值的预制。然而，在信息技术为范型社会里，人类生活和企业目标被吸纳到速度逻辑中，速度经济和与之相适应的“应急文化”，使“以生存为基础”的“生存哲学”鸠占雀巢。以此刻的生存为原点，为生存而工作、以金钱为目的以及被动接受的娱乐性，使伦理的世俗关怀和终极关怀在快餐式的时间模式中逐渐消融，“生命哲学”变成了纯粹的“活命哲学”。①Wynne,B．Reflexing Complexity:Post－Genomic Knowledge and Reductionist Returns in Public Science．Theory,Culture and Society（2005）22:67－94．

一言蔽之，对于网络信息技术及其基础上型构的人类社会基本结构范式的极端化推崇，导致人类社会历史长河中积淀的那些真实且具有普世性的核心价值及其体系被消解，真实且极富情境色彩的传统生活的交往与交换方式被颠覆，最终致使现代人尤其是青年人——网络生活的绝对制造者和参与者，同时也是受信息技术绝对宰控者——对真实且情感色彩浓厚的自我生命共同体、家庭生活共同体、社区生活共同体、职场生活共同体、民族国家共同体乃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化共同体的存在及其意义的真实性、完整性的认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或危机。可以这么说，虚拟世界中的虚拟生活对当代人的主要负面影响就是来自因“信息崇拜”而获致的人格认同危机、社会关系认同危机和文化传统认同危机。

（三）“e－体化”的道德焦虑

人为的炒作、人为的操纵、媒体的过度渲染及其背后所具有明确的功利性目的或商业目的是导致信息技术崇拜的根本诱因。“信息崇拜”给企业和网络商提供了广阔的市场，他们进行大肆的煽动和渲染，把信息的功用盲目地夸大，将信息视为是压倒一切的物质商品，并成为我们的基本资源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比尔·盖茨曾经不乏忧虑地道出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的奥妙，他说：“在此阶段，完美的信息将成为完美的市场的基础……。此即所谓 ‘无摩擦的资本主义’和 ‘购买者的天堂’。……通过网络空间这一虚拟的整体营销工具获得较大的利润和市场份额，而这会更进一步促使资本的集中化和集权化。”②M．道森，J．B．福斯特：《虚拟资本主义：数据高速公路的政治经济学》，载《国外社会科学》1998年第5期。

首先，信息作为一种新资本形式，被视为是一种对未来经济来说比金融资本更为重要的资本。今天的信息已经被资本家和经济学家 “简约化”③无论是古典主义经济学还是现代主流经济学，在本质上都是一种“经济简约论”，它们习惯于按照成本－收益的逻辑“铁律”，运用二元函数将多样性的自然生态简约化为“自然资本”、社会关系简约化为“社会资本”、个体生命简约化“人力资本”、文化道德系统简约化为“道德资本”或“文化资本”，进而满足“资本扩张”和“无限积累”的贪婪本性。为资源、商品、资本甚至是流通货币，业已成为各行各业中最有价值的商品，并在整个信息社会或知识经济时代中拥有至尊的地位。“信息”已超越技术的边界线而成为整个人类社会的中轴。为了达到挣钱的目的，企业必须通过专利权、商标、版权或其他方式和途径拥有和控制信息，这已经远离了知识经济时代信息开放共享的初衷。在信息时代，社会行为的金钱动机越来越强烈。在后现代思想家所共识的网络信息时代诸如确定性、最优化性、灵活性、稳定性、勤奋、经济性和创造性等七种价值原则中，经济性是占据主导位置，其他价值都是为了支持这一目标的实现。

其次，信息对人的控制已经超越工作场和工作日，其触角已经延伸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并且挤占了职场之外的属于个人私欲的时间和空间。韦伯笔下的资本主义精神产生于“时间就是金钱”的这种对待时间的态度。基于信息技术范式的“与时间的自由联系”的后现代时间观念，并不意味着传统时间观的终结。后工业经济时代仍然遵循与时间优化有关的游戏和伦理规则，而且是“持续加速度法则”。它要求投资者必须准备在技术革新中或在不断变化的金融市场策略中进行快速投资，而且要求企业采取更加灵活的运作模式。①Clark with Edwards．Netscape Time:The Making of Billion－Dollar Start－Up That Took on Microsoft（1999）:62－63．时间优化观念还在进一步延伸，在生活的目的就是“星期五”（即工作日）的感召下，“星期天”（礼拜日或休息日）也正被“星期五”化。

尽管人们可以对技术的意义给予充分的想象，但是，历史的经验却告诫我们，必须克制乐观情绪。技术曾经是工业社会的助产士，然而，技术并未有效地缓解社会不公导致的冲突。因此，人们没有理由把网络表述为技术制造的天堂。虽然《千年警醒：信息化与知识经济》作者为我们描绘和论证了网络时代对于人的关怀：“信息文明不仅表现为智力，同时表现为道德和审美；不仅表现为人与各种环境——自然的与人工的——之间的和谐，还表现为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关注。全球计算机网络使人们置身于彼此之间超越了国家、民族、地域和文化界限的、更广泛的联系和接触之中，也使全球成为一个整体。……它使我们经历更强烈的群体意识，要求人与人之间、不同国家、民族和文化之间相互尊重、理解和宽容，以理智的方法公正地解决争端，达到一致或协调。”②刘吉、金吾伦等：《千年警醒：信息化与知识经济》，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394页。然而，至少到目前为止，这种迹象并不明显。相反，网络时代的特殊对抗——有人称之为“e体化的焦虑”——已见端倪：互联网这个好像从魔瓶中释放出来的技术怪物具有魔法般的力量，它也许会成为世界经济加速分化的催化剂；e体化的新经济使技术新贵一夜发达、富可敌国，同时使另一些人产生沦为社会弃儿的危机感；网络正在改变既定的游戏规则，抑或是既定的游戏规则正在改变网络。③刘洲伟：《全球化是福是祸？》，载《南方周末》2000年4月14日21版。人们不禁要问：网络是进入大同世界的入口还是制造了另一个竞争的空间？

四、结论

概而言之，网络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拓宽了人类的生存空间，延展了人类的生存环境，改变了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条件与方式。与人类以往任何一次技术革命一样，数字化的网络信息技术也是一把“双刃剑”，其革命性意义虽有目共睹，但与此同时基于数字化的生存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颠覆着传统生活方式和现实生活世界的诸多价值标准。贴着“自由、平等、开放”为标签的虚拟空间并非想象中的天堂，因为这种类似“面具”的交流形式遮蔽着许多本真的存在，“错位”现象时有发生，致使像网络诈骗、网络犯罪、网络黑客、网络病毒等问题日益凸显。由是可见，人们在虚拟空间实现自我价值的愿望在一定程度上只能成为一厢情愿的幻想，虚拟空间的生存方式消解了现实世界的真实性。特别是价值标准的多元化和自我主体性的丧失，使得虚拟空间中的人们在人格认同方面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游离在虚拟自我和现实自我之间，致使自我与社会脱离；对网络的过渡依赖性导致人格的异化；“自我中心主义”的个性凸显与张扬，造成了虚拟自我和现实他我的对立。核心价值的丧失和道德框架的断裂，方向感的迷茫和自我定位的偏差，价值追求从崇高滑向流俗，甚至恶俗。消费文化的强势和相对主义、功利主义、道德虚无主义、自我中心主义，在信息崇拜的推波助澜下，使人们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幸福被剥夺的感觉。“颠覆”之余急需要“重树”，“解构”之后意味着“重构”，即“重树”因虚拟生活“颠覆”了的核心价值，“重构”因虚拟生活“解构”了的人格同一性。

Moral Risks of Being Digital and Ethical Reflections on Information Cults

CHEN Xu-xin，WANG Rui
（Marxism college，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Hefei 230009， China）

In contemporary years many people,particularly youngsters,when facing many realistic confusions or self－unsolvable difficulties,expect to find their self－value and spiritual supports in the electronic “Eden” ．However, the virtual cyber would never be a paradise as dreamed．The communications like those under a “mask” shade the existence of many ＇real “,deconstructs the core values in real world．The ego tramping between the virtual and the real would detach itself from the society,and over－reliance on cyber space would lead to personality alienation．Direction loss and self－position deviance pull down noble pursuits to mediocrity or even vulgarity． Digital being is overturning the many value standards of traditional lives and real world, and information cults compound the deterioration which brings people an unknown happiness－has－gone sense．

being digital；moral risk；information cult；ethical reflection

B82－051

A

10．3969／j．issn．1674－8107．2012．02．006

1674－8107（2012）02－0031－07

2012－02－17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和谐人格的价值生态及其路径选择：以当代中国青年为怀”（项目编号：08CZX024）；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新教伦理的后现代走向研究”（项目编号：07JA20008）；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一般项目“生态马克思主义历史形态、理论方向及其实践”（项目编号：2010sk020）。

1．陈绪新（1970－），男，安徽六安人，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伦理学或道德哲学研究；

2．王 蕊（1989－），女，安徽毫州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韩 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