颅内动脉瘤破裂与CD8＋CD28-调节性T细胞的关系

颅内动脉瘤的一个重要并发症是血管壁破裂，可导致蛛网膜下腔出血甚至颅内血肿从而影响患者生命。此外，动脉瘤破裂所致的肢体、语言等残疾发生率相当高，因此探索一种可以预测破裂的指标将很有临床意义。有学者发现腹主动脉瘤患者的 CD4＋CD25＋调节性 T 细胞含量降低［1］，但同样具有免疫调节功能的CD8＋CD28－T细胞在颅内动脉瘤扮演何种角色，与破裂是否存在关系？为此，我们研究并发现颅内动脉瘤患者的CD8＋CD28－调节性T细胞减少可能与动脉瘤破裂相关，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收集2008年8月至2010年1月我院确诊的颅内动脉瘤患者作为观察对象，均经全脑DSA确诊；有以下情况者不纳入研究：伴发颅内其他出血性脑血管病变或烟雾病者；合并风湿免疫疾病者；近8周服用激素或者免疫抑制剂［2］。按照以上标准，共收集20例未破裂患者（Hunt-Hess分级0或Ⅰ级）及17例动脉瘤破裂患者（其中Ⅱ级8例，Ⅲ级6例，Ⅳ级3例）。选择12例确诊脑胶质瘤患者及16例健康体检者的外周静脉血作为对照组。动脉瘤破裂患者男11例，女6 例，年龄（45.27±13.11）岁；未破裂者男 12 例，女 8 例，年龄（43.19±15.27）岁；胶质瘤患者男女各 6 例，年龄（44.38±16.58）岁；健康对照组男女各 8 例，年龄（43.46±14.88）岁。以上 4 组的性别构成及年龄均无统计学差异。

1.2 流式细胞术检测 T细胞表面的标志抗体FITC-CD8及FITC-CD28购自美国eBioscience公司，流式细胞仪为美国Beckman公司生产。在到院即刻（DSA检查前），采集观察对象的静脉血2 mL，抗凝后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CD8＋CD28－T细胞的百分含量，并采用流式细胞图进行表达［3］。

1.3 随访 对未出现破裂的20例动脉瘤患者进行为期2年的随访，并且在随访满第1年进行外周血标本采集检测CD8＋CD28－T细胞含量。当动脉瘤发生破裂进行急诊入院时立即采集静脉血检测该细胞含量。

1.4 统计学处理 运用SPSS 13.0对数据进行处理，定量资料采用（±s）表示，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进行组数据比较；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比较不同时间点的 CD8＋CD28－T 细胞含量差异。检测水准 α＝0.05。

2 结果

2.1 CD8＋CD28-T细胞含量 健康对照组的含量为 27.82％±3.59％ ，胶质瘤患者的含量为 23.71％± 8.21％，未破裂动脉瘤患者为 13.87％±4.17％，而破裂者为6.93％±2.08％ ，以上4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 ＝19.722，P＜0.01；图 1）。经 LSD-t多重比较发现，与健康对照组比较，未破裂及破裂动脉瘤患者的含量均明显降低（两个P值均 ＜0.01），但胶质瘤患者与健康组无统计学差异（P＝0.117）；动脉瘤破裂患者的含量低于未破裂者（t＝－1.865，P ＝0.041）。

2.2 随访结果 对20例未破裂的动脉瘤患者进行为期2年的随访，至第一年末有2例患者失访，且余下的18例均未发现破裂。第二个随访年后3例患者失访，因此共有15例患者进行完整的随访。从第16个月开始有动脉瘤患者出现破裂，累计3例，分别在随访的第16（男性，吸烟，动脉瘤位于前交通动脉，直径约 1.8 cm，Hunt-HessⅡ级）、18（女性，合并糖尿病及高血脂，脑前动脉瘤，直径1.5 cm，Ⅰ级）及22（男性，吸烟酗酒，脑前动脉瘤，直径2.0，Ⅲ级）个月发生，其破裂的诱发原因已排除高血压等原因。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对以上患者的CD8＋CD28－T细胞含量进行比较，发现开始随访时（第 0 年）的含量为（11.54％±3.86％），第一年末时下降为（8.27％±3.01％），至第二个随访年动脉瘤破裂急诊时复查，已下降至（3.29％±2.27％）。以上3个时间点任意两个均存在统计学差异（F均大于2.0，P 均小于 0.05）。随访两年后，未破裂动脉瘤患者、健康对照组和胶质瘤患者的CD8＋CD28－T细胞水平均与随访前无统计学差异（P＞0.05）。

3 讨论

目前关于颅内动脉瘤发病机制的观点较多，但都不能很好地解释颅内动脉瘤的诸多生物学行为。近年来发现，炎症导致的蛋白溶解活性增高在动脉硬化和腹主动脉瘤的病理过程中起重要作用，无论破裂还是未破裂动脉瘤，瘤壁中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免疫炎性反应［4］，这为本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为初步探讨CD8＋CD28－T细胞在动脉瘤发病的作用，我们采用胶质瘤患者作为阳性观察组，发现胶质瘤患者该细胞含量与正常人无统计学差异，而动脉瘤患者该细胞含量显著低于健康组，这与 Chan等［5］所报道的 CD8＋T细胞含量升高一致。这初步说明我们选用该细胞作为观察点可能具有特异性，为后续的动态纵向观察提供了依据。此外，组间的比较发现，破裂与未破裂的动脉瘤患者之间进行横向对比，发现破裂者的含量更低，这初步说明该细胞可能在颅内动脉瘤破裂起到重要作用。

图1 各组观察对象的CD8＋CD28－T细胞的流式细胞图。每个流式细胞图的右下象限代表CD8＋CD28－T细胞含量，当红色的小点越浓密，代表该细胞含量越高，反之越低。

为进一步验证以上假设，我们对患者进行为期两年的观察，试图通过自身的纵向对照观察该细胞在动脉瘤破裂所扮演的角色。随访的结果提示，在3例发生破裂的患者当中，尽管在第1年内未发生破裂，但该时间点复查的结果提示该细胞的含量已经降低，至发生破裂时，该细胞含量更低。产生该现象的原因可能是，根据Ait-Oufella等［6］的观点：具有免疫抑制作用的 CD4＋CD25＋调节性T细胞，是大鼠动脉壁免受粥样硬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据此推测，同样作为抑制性T细胞的CD8＋CD28－调节性T细胞，可能也是人体动脉的一个重要保护因素。3例患者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出现CD8＋CD28－调节性T细胞的数量下降，最终出现动脉瘤破裂，进一步支持该细胞是动脉瘤的一个保护因素。这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提示，CD8＋CD28-T细胞可能参与动脉瘤破裂的病理生理学过程，这原因可能与以下免疫学过程相关：在各种致病因素的作用下，动脉瘤的瘤壁呈现不同程度的免疫反应，使一系列的炎性物质如κB，以及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等过度表达［7］，后者如得不到有效的抑制，如 CD4＋CD25＋与 CD8＋CD28－调节性 T 细胞的募集，则管壁的免疫反应会进行性加重，最终导致动脉瘤破裂［8］。

至于本研究发生破裂的3例患者的诱因，均排除高血压，我们推测其诱因可能是吸烟、酒精或糖尿病慢性并发症导致脑动脉透明样变性，最终增加了血管壁的脆性［9］。此外，以上3例患者均有嗜食海鲜习惯，后者可能加重血脂及尿酸的升高，加速了动脉壁的退行性变。通过本研究笔者认为：CD8＋CD28－T 细胞数量减少，免疫抑制功能减弱，导致动脉管壁持续性损伤，可能是动脉瘤发生发展以及破裂的一个免疫学机制。本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观察的例数不够多、观察的时间不够长，尤其是动脉瘤患者CD8＋CD28－T细胞的细胞因子、转录因子的分泌与表达情况尚不明确，因此有待进一步研究。

［1］Yin M，Zhang J，Wang Y，et al.Deficient CD4＋CD25＋T regulatory cell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abdominal aortic aneurysms［J］.Arterioscler Thromb Vasc Biol，2010，30（9）：1825－1831.

［2］李美华，凌峻熊，秋云，等.颅内动脉瘤形成与辅助性T细胞17 免疫应答的关系［J］.中华实验外科杂志，2011，28（1）：92－95.

［3］许文平，李志樑，邱健，等.腹主动脉瘤患者外周血CD4＋CD28－调节性T细胞的变化及意义［J］.中国普通外科杂志，2011，20（6）：651－654.

［4］齐巍，赵继宗，王硕，等.免疫炎性反应与颅内囊性动脉瘤基质重塑的组织病理学研究［J］.首都医科大学学报，2004，25（4）：461－464.

［5］Chan WL，Pejnovic N，Liew TV，et al.Predominance of Th2 response in human abdominal aortic aneurysm：mistaken identity for IL-4-producing NK and NKT cells？ ［J］.Cell Immunol，2005，233（2）：109－114.

［6］Ait-Oufella H，Salomon BL，Potteaux S，et al.Natural regulatory T cells control the development of atherosclerosis in mice［J］.Nat Med，2006，12（2）：178－180.

［7］韩磊，王志刚，曲春城，等.破裂颅内动脉瘤瘤壁核因子κB与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的表达［J］.中国神经精神疾病杂志，2008，34（2）：91－94.

［8］Di Carlo P，Casuccio A，Romano A，et al.Lymphocyte apoptosis in children with central nervous system tuberculosis：a case control study［J］.BMC Pediatr，2011，23，11（1）：108.

［9］龙建武，郭之通，郑巽，等.颅内压监测及脑室引流在破裂动脉瘤夹闭术后的临床应用［J］.中国神经精神疾病杂志，2010，36（12）：745－7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