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陋习背后的法律困惑

文/郭敬波

风云杂谈

“中国式”陋习背后的法律困惑

文/郭敬波

近日微博上流行的一个段子引起了社会的广泛讨论。段子调侃国人集体闯红灯的陋习：“凑够一撮人就可以走了，和红绿灯无关。”并美其名曰“中国式过马路”。有网友感慨：这是过马路啊，还是过景阳冈啊？靠人多硬拦汽车忒不文明！

自电视剧《中国式离婚》播出之后，“中国式”成了媒体热词，“中国式教育”、“中国式爱情”、“中国式地产商”、“中国式尊严”……一次偶然事件、一个新闻人物、一个群体性行为，甚至一句热炒的话题，都会被戴上“中国式”的高帽子。

这些“中国式”更多的是对国人陋习的概括，自我揭短。自我批评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如果把任何一种群体陋习都归结于“中国式”的整体社会意识形态之中，未必有些以偏概全的误导。不管哪个路口的“一撮人”，都无法代表“中国式”的社会行为模式，把“一撮人”归结于“中国式”，是一种比较偏激的观念。

这种“中国式”陋习概括也是一种自我安慰，反正在中国大家都这样，我为什么不“随大流”呢？这就是所谓的“法不责众”观念。在一个社会群体之中，一个人的法律意识缺失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集体法律意识缺失，一旦形成这种局面，公众的麻木就会成为社会文明的桎梏，成为破坏社会公共秩序的危险因素。

国人对待“中国式”陋习的矛盾心理，一方面反映了国人对“规则”的渴望与追求，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国人对“违规”的宽容与跟从。这种矛盾心理给立法造成了很大的困惑，比如近期公安部发布了《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其中规定从明年起“闯红灯扣6分”，消息一出立即引发广泛争议，很多网友认为“这也太狠了点”，也有人认为这“有利于规范行车文明”。其实，如果不是遇黄灯仍猛踩油门的侥幸心理者，又何惧重典之威呢？

同样的，这种矛盾心理也造成了行政执法的困境。大家一方面渴望加强执法创造一个文明有秩序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又希望柔性执法给违法者适当的“宽容”，甚至很多时候民众更愿意声援所谓的“弱者”。前段时间网传一段“鼓浪屿女子骂退城管”的视频，在场居然有许多游客为该女子鼓掌，笔者实难看出该女子占道经营的行为有什么值得鼓与呼的地方。处于夹缝中的执法人员苦水一箩筐，不得不“创造”出了很多世界罕见的执法手段，比如媒体报道的交警下跪执法、城管眼睛执法、鲜花执法等。

要逐步改良“中国式”群体陋习，就是要处理好“法”与“众”的关系，处理好社会规则制度与群体行为偏好之间的关系。在“法”方面，要制订民众认同的所谓“良法”，把握好民众权利保障和权利制约之间的均衡，实现良法之治，注重执法行为的正当性与强制性。在“众”方面，要通过“规则执行”逐步培养民众的“规则意识”，增强民众的社会责任感，摆脱自私自利的劣根性。

据德国《明镜周刊》报道：欧洲七个城市和地区正在尝试取消街上所有的红绿灯和指示牌，让司机和行人通过自我约束来维持交通秩序，真正做到友好相处。这种“前卫”的规定确实让“中国式过马路”者为之汗颜。柏杨先生在《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中说：“我们的丑陋，来自我们不知道自己丑陋。”而“中国式过马路”则是“我们知道丑陋，我们愿意随大家一起丑陋”，知丑而为比不知丑而为更可怕。

通过秩序与规则的强制执行，使每个社会个体把“规则”内化于自身行为规范，逐步实现由强制到自愿遵守的过程，才能实现无为而治的“返璞归真”形态。也只有在这种社会群体意识形成之后，我们才能看到更多文明、诚信的“中国式”。

图：陆华 编辑：郑宾 393758162@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