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真的“真”味人生

孟 素

“真”的内涵颇多，如真理、真实、真诚、认真、真正……这一“真”字，寓意深远，意蕴丰富，耐人寻味。彭真一生用实际言行生动响亮地回答了“名如其人，人如其名”和“名副其实”之真谛，时时处处闪烁着“真”的光芒，自始至终都保持了本真为人、求真务实的品格和作风。

追求真理，走历史必由之路

彭真生前有两句名言：一句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句是“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对前一句人们谈得较多，而对后一句则谈得较少。实际上，他经常对人们说，人生在世，要一辈子追求真理，服从真理。彭真自从青年时期接受马克思主义起，就认准了只有这个主义才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为无产阶级、人民大众推翻剥削制度、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提供了战无不胜的理论武器。在晚年他曾坦然地说：“我一生无憾。”从1923年入党到1997年去世，他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无论环境多么艰苦、斗争多么复杂，顺境也罢，逆境也罢，始终孜孜不倦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用坚定信念和步伐，认真实践了自觉走历史必由之路的选择。

他决心要走的这条 “历史自己的道路”，是 “中国唯一的道路”。在革命时期，这条道路就是推翻 “三座大山”，即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为什么把 “三座大山”确定为中国革命的敌人呢？彭真1949年在华北大学的一次讲话提纲中指出： “为什么他们是敌人?要打倒他们?因为他们束缚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甚至破坏生产力，使中国贫困，使中国衰弱。”投身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打倒束缚和阻碍中国生产力发展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从而推动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使广大劳动人民得温饱并最终走向共同富裕。这是他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社会现状之后，选择的必由之路。

1962年7月，身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彭真对首都高校应届毕业的大学生作过热情洋溢的讲话。在谈到如何选择人生的方向和道路问题时，他不赞成仅仅根据个人的主观愿望和灵感选择，而认为选择人生的方向和道路应该有客观标准。第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第二是人民的要求和利益。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六亿五千万人民利益的实际代表者。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代表着历史发展的方向和中国人民的利益。这是历史的结论。因此，他希望同学们按照选择方向和道路的客观标准，自觉地走历史必由之路。这就是坚决跟共产党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晚年的彭真，在谈及他青年时接受马克思主义和入团入党的过程时说：“一、粗浅的唯物史观知识，使我确信：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是最后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历史自己的道路，无产阶级的道路，也是中国唯一的出路。自己决心走这条路。二、要走这条路，必须接受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服从党的纪律，为党为革命牺牲个人的一切。自己决定这样做。三、这就必须用无产阶级思想马列主义不断改造自己，清除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必须‘深入群众’，当时实际是深入工人中去，锻炼改造。”

为了追求真理，走历史必由之路，彭真决心为党为革命牺牲一切。彭真一生几经磨难，但他始终追求和坚持真理，对革命事业和前途充满信心。1929年6月，由于叛徒出卖，彭真等20余名共产党员被捕入狱，在国民党牢狱中他度过了整整六个寒暑。他先后被关押在河北省第三监狱和陆军监狱，由于在狱中领导政治犯同狱方进行斗争，又被转押到北平河北第二监狱。为改变监狱对政治犯的非人待遇，彭真多次团结狱友，坚持绝食斗争。在一次绝食中，狱方强行撬开他们的牙齿灌食，但他们坚持不退缩，到第二十一天时才取得了斗争胜利。

1965年，在文化领域中“左”的错误已经相当严重的形势下，彭真仍然敢于坚持真理不动摇。9月，彭真发表了《关于学术讨论的几个问题》的讲话，提出“区别政治问题和学术、艺术问题”的方针，他主张“一切人，不管谁，都应该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以这些思想为基础，后来形成了著名的“二月提纲”。此外，就真理与实践的关系，彭真又提出“真理要受实践检验”的观点。未料想这竟成为他的一大“罪状”，导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就被打倒。在那段非常岁月中，彭真受到了极不公正的待遇——无数次的批斗、铁窗囚禁、流放山区。但他始终都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依然集中精力研读马恩列斯及毛泽东著作，潜心思考中国革命与建设的诸多深层问题。他追求真理、坚信革命成功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由此可见一斑。

实事求是，创造性工作

1941年9月，彭真请毛泽东为中央党校写个校训，毛泽东挥毫题词：“实事求是，不尚空谈。”从此，实事求是就成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党的思想路线的科学表述。而彭真对此领会深刻，成为坚定贯彻的典范。

彭真对实事求是的娴熟运用，突出表现为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敏锐地发现问题，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显示出创造性地开拓新局面和处理复杂问题的革命家的胆略和组织才能。在延安，他说过，我们分析解决问题的立场是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是彻底的唯物论的观点，方法是彻底的辩证法的方法。这个立场、观点、方法是统一的、不变的，但随着具体的问题、具体的经济和政治环境的不同，在处理问题时却又千变万化，有极不相同的表现。在他漫长的革命生涯中，他的这个指导思想始终如一。

在晋察冀边区担任分局书记期间，彭真在工作实践中总结了一整套治理地方的经验，并将其上升为理论。1941年6月，彭真在延安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报告晋察冀边区各项具体政策及党的建设经验。其中，讲到工资问题。由于物价不断上涨，工人生活不断下降，而不得不要求增加工资，这就使劳资关系紧张起来。边区政府对此种情况进行研究，认为仅靠做说服工作不行，而要从实际出发，解决实际问题。所以，就决定实行半实物工资，即工资、粮食各一半。结果工人非常拥护，雇主反对的人也不多。显然，这项工作就是贯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效果良好。中共中央对这个报告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晋察冀边区的建设经验很好，并把报告分几次批转各根据地党委参考。

1948年7月，彭真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在华北局扩大会议上作报告，贯彻1948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指示。他在这个报告中对中央的指示进行了分析，并加以说明和解释。这些说明和解释，处处贯彻了实事求是原则。彭真要求干部在贯彻中央指示的时候，一定要认真领会精神实质，并在进行具体操作过程中不要忘记实事求是原则。比如，他在讲到关于农村支部的整顿问题时，就指出忽视党员的社会成分和唯成分论，都是片面的，都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他说：“党必须恰当地注意党员的社会成分，注意实事求是地培植工人和贫雇农成分或出身的干部，以加强党的领导的无产阶级成分。”

1962年彭真携妻儿去山西侯马看望母亲

平津战役开始后，毛泽东已经在考虑对大城市的接管和治理问题，让谁出任即将解放的北平的当家人？毛泽东想到了彭真，并嘱咐他要摸索出一套接管和治理大城市的办法来。彭真果然不负众望，接连做出了几件不同反响、影响深远的事情。

当时，北京有数十万乞丐，这些由流民、兵痞等人组成的讨饭大军，横行于北京街头巷尾，搞得许多饭店都不敢开门。彭真通过采取收容政策，妥善解决了这个严重影响社会安定的问题。妓院是历朝历代都很难治理的社会痼疾。为了搞清北京的妓院情况，彭真带着夫人和分管政法的市领导，微服私访“八大胡同”，随后调集全市警力，一夜之间端掉所有妓院，并对妓女采取教育和劳动相结合的改造办法。毛泽东对此很欣赏，在听取汇报时问时任公安部部长的罗瑞卿：“这样的地方你敢去吗？”罗瑞卿笑着回答：“我不敢去。”建立城市居民委员会，也是彭真的一大创造。当时，无业居民在北京常住人口中占有很大比例，通过建立居民委员会，实现了人民群众的自我管理。毛泽东对这种做法给予充分肯定，并将其推广到全国。

1949年12月，彭真在北京文艺干部会议上作报告，提到旧戏改造问题时，要求干部一定要实事求是地看问题，处理问题。比如，旧戏中有反动内容的要禁演，内容有毛病的要改造。但是，改造之前，要不要禁演呢？彭真说：“我看不应该。因为有许多演员就是靠那么多戏吃饭的，把那些戏一禁演，就打了人家的饭碗，就影响了他们的生活。我们吃的是供给制，禁不禁，反正有饭吃，如果那么多的戏都禁演了，人家的生活怎么办呢？我们应该谨慎地处理这个问题。”

1955年，全国开展了一场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运动中出现了斗争面过宽和 “逼、供、信”的偏向。1956年3月，时任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的彭真，在第三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上作报告时，提出发现错案要坚决及时纠正。他说，不要认为有百分之五错案不要紧，就是百分之一也不得了。在你看来是百分之一，对冤枉的人来说就是百分之百，而且影响范围很大。彭真强调：“错捕、错判要坚决纠正、平反，因为我们的国家是代表人民的，是实事求是，光明正大的，不冤枉好人。”

在1958年“大跃进”高潮中，由于急于求成，违反客观规律，出现了很多问题。很多领导人脑子发热，而彭真能够保持比较清醒、冷静的头脑。他一再强调要实事求是，要按客观规律办事。到1958年秋，中央也开始有所察觉了。正是在这个关键时候，彭真在1958年11月25日为中共北京市委理论刊物《前线》写的发刊词中，提出了一条极有针对性的非常重要的指导思想：“用客观上可能达到的最高标准要求我们的工作。”也就是要“根据党的方针政策，根据客观实际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最大限度发挥主观能动性，即用党和群众自觉的努力，使我们各方面的工作，以客观上可能的最高速度，健康地前进”。他说：“我们必须也只能实事求是地、老老实实地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按照客观规律改造现实。同时，对于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做得对或者不对，必须采用马列主义的老实态度，都当作客观事物对待，是就是、非就非，好就好、坏就坏，多就多、少就少，该怎样就怎样，严肃谨慎地对待。”

彭真多次说过：“理论是从实际中得来的。新的实际产生新的理论，并且根据新的情况发展理论，修正理论。历来如此。”他说，实事求是是我们现在和将来都必须坚持的思想路线，“实事”不同，“是”也不同。“实事”变了，“是”也要变，我们就是要根据不断变化的 “实事”相应地去求不同的“是”。他从切身实践中体会到：“实事求是”说起来容易，似乎也好懂，而真正做到，却是很难的。要全面掌握“实事”，还要下苦功夫去“求”，求出来的“是”又要反映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决不是嘴上说说就能够做到的。

注重调查研究，认真负责

1952年春，有一次，北京市委召开研究“三反”“五反”会议。会后，时任北京市领导人的彭真对到会采访的记者王敬谈起了记者工作问题。

彭真说：“你看过老鹰抓小鸡吗？老鹰不是瞎撞乱碰就能把小鸡抓住，而是先在天空盘旋飞翔，发现地面上的小鸡，看准了，就唰地飞了下来，抓起小鸡，腾空而起。老鹰盘旋飞翔，是在做调查研究，看准目标，一下抓住。记者的工作方法，要学老鹰抓小鸡，先做好周密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发现典型事情或问题，就要深入下去，抓住不放，直到采写成功。”他还说：“你们写的新闻，就像棉花一样，占的地方很大。一斤铁块，体积小，你挤不出它有什么空气和水分。一斤棉花，放在那里一大堆，用手一挤，多数是空气，虚的。新闻要写实的，文字要精炼，要学会写铁块式的短新闻，反对棉花式的长新闻。”这段精思妙语，比喻得那么形象贴切，通俗易懂，内涵深邃，发人深省。彭真闪光的学识智慧和领导才能尽现其中。

1966年5月，彭真夫妇和他们的子女。后排左起：傅彦、傅锐、傅洋、傅亮

1954年，北京市委在彭真领导下，狠抓教育工作。彭真亲自到学校召开座谈会，进行调查研究。在几次座谈中，他对提高教育质量问题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彭真指出，领导干部要钻研教育工作成为内行，各级领导、学校和教师都要定出提高质量的计划。这些重要指示成为《关于提高中小学教育质量的决定》中的主导思想和主要内容。在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基础上出台的 《决定》，使得中小学教育工作两三年就改变了面貌，显著地提高了教育质量。

彭真遇事注重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对工作严谨负责、严肃认真。然而，就是彭真的这种“一是一、二是二”的“较真”，给他带来了政治上的灾难。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一次扩大的工作会议，因与会者有7000人之多，史称“七千人大会”。会议主要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当时有四句话：“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可见他并没有把这次会议的形势看得很严重。

但是，起草委员会在讨论错误的责任问题时，掀起了一个高潮。这个高潮是由彭真掀起的。颇具责任心的彭真在会上勇敢、认真地领头放了一“炮”。他说：“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书记处最大错误是没有调查研究。”彭真的这段慷慨陈词，成了“七千人大会”最引人注目的亮点之一，他是唯一一位在大会上指名提出毛泽东犯了超越阶段、办公共食堂的错误，并且应该进行检讨的人。

第二天，彭真开始遭到陈伯达的发难。陈伯达说，彭真同志昨天关于主席的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主席负责？是不是要检查主席的工作？现在的根本问题是中央不能集权。农民是相信中央，相信毛主席的。乱搞一气，不是主席的政策。

彭真的意思完全被扭曲了。彭真前一天坦率直言掀起的高潮，就此发生了微妙的逆转。其实，彭真的讲话并不过分，但陈伯达居然说彭真要检查毛主席的工作，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要毛主席负责。这种话真是只有陈伯达才讲得出口！事后有人劝说彭真：你不要那么讲。彭真回答：实事求是嘛！错误是谁的就是谁的！

1964年，毛泽东要搞“文化革命”，中央成立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彭真担任组长。由此看来，毛泽东对彭真仍然是信任的。然而，1966年在全国掀起的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浪潮，使该剧作者、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成为“千夫所指”的对象，也让仍担任北京市委书记的彭真举步维艰。彭真始终认为，吴晗的问题是内部问题、学术问题，并非反对毛主席。这种看法也贯彻到他所主持的“二月提纲”之中。“二月提纲”还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在彭真看来，他是在讲真话，讲实话，但这些显然已经违背了当时政治斗争的现实，他被打倒已经在所难免。

之后，彭真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并被关进秦城监狱，前后长达10年之久。彭真是靠讲真话、办实事得到毛泽东信任和赏识的，但他也是因为“不识时务”，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坚持自己认为是正确的东西而蒙难。尽管如此，久经磨难后重新复出的彭真，依然强调自己要讲真话，别人对他也要讲真话，求真务实的风范始终如一。

题图 1955年8月，彭真夫妇在北戴河海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