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文帝的施政理念与文治政策刍议

彭德恩

（河南大学 河南 开封 47501）

建文帝朱允炆在位期间（1398-1402），企图重启三代传说中“以德为主，以法辅之”的文治社会，诞布维新，推行宽政，一度出现“道化融洽，路不拾遗”[1](卷12)之盛况。对此重要问题，既有研究大多论及“靖难之役”，永乐政局略有触及，而无专文予以全面、系统研究。有鉴于此，本文拟揆诸建文史籍及相关重要史料，着重对建文时期的施政理念与文治政策予以初步探讨，以期全面、客观地认识建文帝及其时代的历史风貌和历史地位，进而为此后“仁宣之治”的出现，找到若干时代联结和历史缘由。

一、诞布维新，尊右文教

明初，“道理未臻，民不见化，市井乡闾，尚然元俗。”[2](卷51“纶涣志”)为改变这些颓风败俗，太祖朱元璋推行重典治吏。早年，作为皇太孙的建文帝曾参与佐政，但他采用了与太祖不同的宽大政策。史载：“太祖命太子省决章奏，太子性仁厚，于刑狱多所减省。至是以命太孙，太孙亦复佐以宽大。”[3](恭闵帝本纪)及即位后，建文帝进一步对皇祖以猛治国、重武轻文的方针进行了调整，推行维新之政。主要表现在：

（一）延揽雅士，辟能令贤。建文帝即位之初，即征贤举才：“命中外文臣五品以上及县令，各举贤才，毋问下僚布衣。”[1](卷11)“山林岩穴、有才德贤能之士”[4](卷2)，有司以实闻，诏命“礼请来京，授之禄位，以安黎庶。”[4](卷2)藉此，建文时期延揽征辟了大批文人雅士。例如，被誉为“读书种子”[3](姚广孝传)的方孝孺，建文帝素仰其贤名，遂召为翰林院博士，“举凡大政，辄咨孝孺”[4](卷七)。此外，还重用董伦、谢晋和杨士奇等当世名贤。又史载：“辽东高巍，倦居郑恕，金华楼琏，浦江郑楷，苏州钱芹，吉安萧用道等皆征用。”[5](正编上)一时间，建文朝野言路大开，守成令贤，忠义满朝，海内翕然，想望太平。

（二）“归重左班”，重用文臣。太祖待文官严苛，规定“文官不许封公侯”，“以小过而遽戮”[4](卷2)者更是屡见不鲜。与太祖不同，建文帝则偃武修文，尊右文教，重用文士。诸如兵部尚书齐泰、太常寺卿黄子澄、户部侍郎卓敬以及朝臣练子宁、曾凤韶和王艮等，皆进士出身，时人称“秀才朝廷”。一方面，方孝孺等倡导的“以德为主，以法辅之”的治国理念逐渐浸润于建文帝的内心深处，进而成为其“文官治国”的施政理念和“宽猛得宜，诞布维新”[5](前编)文治政策的思想基础，也使君臣在改革道路上成为讲道论治、彼此唱和的同志。另一方面，建文帝“注思讲学，恬武兢文”[5](正编下)，提高文官政治地位，令“武官袭替，兵部关旨五府”[5](正编上)、“归重左班”[6](前集卷[12]8，六部尚书表序)，更定中央六部官制，升尚书正一品，各部设左右侍中，官二品，加强了六部独立行使职权的能力。此外，建文时还升国子监监丞为堂上官；革中书舍人，改为侍书，升正七品，入文翰馆，隶翰林院等。[3](选举制)这些举措，不仅改变洪武时代“重武轻文”的政风，也一定程度上变革了洪武时“事皆由朝廷总揽”[7]（胡蓝之狱）的皇权极端专制。正因如此，史称：“建文君宽仁慈厚，少嗜文章，不喜法律操切人。”[1](卷12载郑晓言)可以说，建文帝对士人态度的变化，影响了一代士风，亦如史载：“皇上嗣之,尊右文教,而士兢劝”[8](京闱小录后序),“四年之中…一切以恺大行之”[1](卷12)。

（三）开科取士，志存教化。承太祖遗制，建文帝诏令京、省开科取士，于建文元年（1399年）八月，命方孝孺主考应天，录214人。其中所得“鸟中孤凤”[5](前编)刘政，孝孺称其为“可托孤寄命者”[5](前编)，深器之。即使在靖难之际的建文二年（1400年），建文政府也例行科举，策试礼部贡士，得人110，赐胡靖、王艮、李贯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与此同时，建文帝重视倡导教化，躬郊视学。史载：“上闵思文不古，思所以复之。方孝孺亦言，近代文字好奇，三吴尤甚，因责祭酒，考次优列者，赐归省。”[5](前编)由此，建文时期教化趋于勃兴，民风日益敦厚，“士林相矜，以为太平盛事”[5](前编)。四年之间，“志化几于三代，一时士大夫崇尚礼仪，百姓乐利而重犯法。”[1](卷12)

后世盛赞洪武、永乐军功强盛，耀武四方，但在儒士文臣眼中，建文帝优容文士、尊右文教的治国理念，才符合社会发展的潮流。因此，建文帝得到了士大夫的支持和拥戴。靖难后，方孝孺等大批文臣“踊跃致身,趋死如归”[5](正编下)，“建文之亡，士大夫争先而为故主死者，若饥之就食而渴之就凉”[1](卷12)。可见，建文帝“宽仁德政、偃武修文”等政策的确顺应人心。惜乎！年轻的建文帝柔仁无断，缺乏足够的决断能力和丰富的治国经验；又因其宅心仁厚，长于深宫，缺乏对现实的充分了解，所倚重臣也大多是儒士文臣，所谓“忠建文者误建文也”[5](正编上)，结果“诸武叛走燕”，以至于朱鹭感慨：“噫！两朝相及，曾不远甚，一何文武离合之异也！”[5](正编下)

二、宽刑省狱，善法利民

明太祖以重典驭臣下，严令后世“守成者未可轻改祖法”[9]。建文帝则宽刑尚德，曾屡进刑官，论之曰：“《大明律》皇祖所亲定……较前代律往往加重尽刑。乱国用重典，非百世通行之法也……律设大法，礼顺人情，齐民以刑不若以礼，其传谕天下有司，务崇礼教，赦疑狱，称朕嘉与万方之意。”[3](刑法志一；《春明梦余录》略同)为宣扬德治，省刑减狱，建文二年（1400年）重改都察院为御史府，使其成为主要服务于教化的机构：“专纠贪残，举循良，匡政事，宣教化为职。”[10]在宽刑善法思想指导下，帝下达系列诏书：行宽政，赦有罪，平冤狱，赦黯军。[4]

（一）赦免疑狱，宽刑省狱。洪武时，官员动辄得咎，许多人无故受株连、被治罪或遭谪戍边地。建文帝曾言于太祖曰：“杀无道以就有道，仲尼不以为然。未若修德以风之，但愧上之德薄，何忧民之难化？”[5](前编)及继位后，建文帝更是“继体守文，专欲以仁义化民”[3](刑法志)，大力矫正洪武时代的严酷政风。一方面，建文君下诏赦死罪，宽刑狱，诏养老，命官员赈民鬻子；下令天下军户单丁者放为民；下令天下直言，并举山林才德之士。又下令赐明年田租之半，释放黥军民囚徒还乡里[4]。另一方面，下令赦还、平反甚至重新起用“有罪”旧臣。诏曰：“赦流放官员，录用子孙。”[1](卷11)如任用“流人刘有年知太平府”[5](前编)；以谪戍官员“平江知县陈彦回知徽州府”[5](前编)。由于建文帝宽刑省狱、崇尚礼教文治，建文年间囚犯的数量锐减。史载:“元年刑部报囚，减太祖时十三矣。”[3](刑法二)；“罪至死者，多全活之。于是刑部、都察院论囚，视往岁减三分之二，人皆重于犯法。”[10]凡此，皆反映了建文帝宽刑尚礼、善教得民心的治国理念，也使天下臣民感到犹如沐浴阳春之暖，这有利于营造健康活泼的政治气氛，也是建文帝在后世口碑甚佳、引人怀念的重要原因。一如明人郑晓所言：“余好问先达建文时事，皆为余言建文君宽仁慈厚，少嗜文章，不喜法律操切人。”[1](卷12)

（二）褒忠用贤，兴廉黜贪。自即位起，建文帝励精图治，悉致群贤，褒进忠良及守节忠义之士。建文元年（1399年）二月，帝下诏曰：“农桑衣食之本，勿夺农时……守令贤否，务慎考覈黜陟。义夫节妇、孝子顺孙五世同居者，勘闻旌表。”[5](正编上)帝亦尝曰：“朕于文武勋劳，咸思崇报。”[5](正编上)建文元年，因已故翰林待制王褘“久事皇祖，夙夜在廷修史……遵化宣威”[5](正编上)，特授予翰林学士，赠谥号忠文。明自开国以来，翰苑有锡谥、文臣有谥号自王褘起。该诏书颁示天下，文士儒臣莫不振奋，皆悦思报忠。

而对待贪婪墨吏、奸宦败军，帝亦不一味宽慈优抚。吏部尚书茹瑺“甚是贪鄙”[5](前编)，建文君从暴昭和子澄等奏，予以斥免，进良吏张紞替代。建文初年，又以都御史暴昭等二十四人为采访使，巡行天下，问民疾苦，兴廉黜贪。一时，政坛震荡，吏治澄清。建文二年（1400年）五月，都督佥事朱荣，因战败“弃师遁归”，帝循国法“诛之”。太祖时，约束宦官“不得与士民交易”，及至建文，明诏“有以暴横闻者，许所在有司，但遇暴横中官害及士民，即时擒缚送京”[5](正编下)治罪。建文皇帝力行古道、节俭爱民，虽御内黜贪极严，然慰勉文武卿士各怀忠义、报效社稷，善法利民、期致雍熙之盛。

史载建文帝嗣位后，“施仁行义，自三代而下，最称淳厚”[5](附编)，且募集干成贤能效命，广施宽刑善法，期盼“海内沐浴淳德，泳文濡教”[5](正编上)。高年咸赞“未尝见也”。此类溢美之词，或许言过其实，然犹能窥视建文天子文治利民，故能仁声远播。

三、革冗除弊，善政养民

建文帝思慕“德为善政，政在养民”[5](前编)，欲遵先圣治道，驰鹜雍熙盛世。在位期间，他勤思善政、问民疾苦，先后推行了革除冗弊，裁减州县；轻徭薄赋，宽政息民；限制僧道，推行井田等引人注目的文治政策。

（一）革除冗弊，裁减州县。自古帝王抚世驭民，各有机局。建文帝欲循周官法度，“宽政息民”，实行文治，即位未久，即革除旧俗，变易祖制，裁减州县。据《建文朝野汇编》诸书统计：其在位四年间,撤销县39个、州9个,另撤销巡检司73个、河泊所49个、递运所41个。与此同时，一些州县的同知、吏目、推官、知事、丞薄等官吏也被裁减，仅府、州、县学的训导即被裁减104个。[11]随着各种机构的裁撤,大批冗官冗员也被裁汰。尽管建文时期，君臣渴望仁礼牧民，锐意文治，奈何好古过坚、求治太锐，终酿激变，是为失局。据此，朱鹭批评曰：“建文上志切养民，而所为多戾，四年之间，今日省州，明日省县；今日并衙，明日并所……虽以干戈倥偬，日不暇给，而曾不少休，一何扰也！”[5](前编)历来，在国家神器交接前后，需谨守“稳定压倒一切”，以安抚旧臣新贵。年轻君主初躬政事，做出如此大规模变动，操之过急，必然会损害某方利益。如何妥善安抚，这是一个极其严肃的政治问题。而建文君臣缺乏施政经验，自认此举“利国利民”，殊不知“小惠未遍，民弗从也”。结果，众离官革员心怀愤懑，与南方庙堂离心离德，转而投向北燕。

（二）轻徭薄赋，施行惠政。洪武年间，因历史和政治渊源，江浙一带田赋甚重，苏松尤最。该制度对限制当地官僚大地主势力膨胀起过作用，但弊端甚多，即它加重耕种官田的佃户负担，阻碍了江南经济的和谐发展。当地百姓不堪重赋苦难，或逃或欠。针对此弊，建文帝于元年（1399年）正月下诏：“江浙赋重，而苏松准私租起税，特惩一时之顽民，岂可定则以重困一方，宜悉与减免，照各处起科，亩不得过一斗。田赋既均，苏松人仍得任户部。”[5](正编)此令大减当地民众负担。在即位年底，建文帝又“诏赐天下明岁田租之半。”[5](前编)举国百姓都少交一半租赋，调整赋税、减轻百姓负担，这都是建文帝深得民心的惠政。

洪武时期，江南僧道“多占腴田、蚕食百姓”[12]《胜朝遗事》初编卷2)，寺院经济膨胀。为此，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朱元璋曾下令清理，钳制宗教势力膨胀。诏令：“自今天下僧道，凡各府州县寺观虽多，但存其宽大可以容众者一所，并而居之。”[13](卷[12]34，参见明史卷74)虽有如此相当严厉的政策，因政治因素，佛道势力在建文初期仍有所增长。因此，建文三年(1401)八月，应户部给事中陈继之所奏，建文帝发出敕令：“今天下寺庵宫观，除原无田产外，其有田者，每僧道一人，各存田五亩，免其租税，以供香火之费，余田尽入官，有佃户者，佃者自承其业，无佃户者，均给平民。”[13]可见，限定寺观免税土地数量，亦是建文帝文治养民的善政。虽然这个利民政策未必有机会实施，燕王却以为口实，攻击建文帝违犯《祖训录》，为其进一步对皇帝进行“惩戒行动”寻找理由。[14]

回顾明以前的王朝历史，虽也出现过“三武一宗”的灭佛事件，然皇权与教权的斗争，远无西方那般激烈频繁，教权基本服务于皇权。建文帝诏令限制僧道政策，除了宗教势力畸形发展、威胁皇权这个缘由，主要因为建文君臣大多崇尚儒家圣贤的文治礼教、重礼敬仁。建文帝希望排除宗教干扰，为其以后实施儒术治国、教化吏民做思想准备。

（三）推行井田，恢复德政。在经济改革中，推行井田制是建文帝受人非议较多的政策。当时，封建经济已高度发展，井田制度因带有浓厚的理想色彩，难以实现。建文帝是儒家思想的忠实信徒，把恢复井田制看成是实现儒家“仁政”的标志。于是，他听从方孝孺的建议，把“复井田”作为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据方氏说法：“不行井田，不足以行仁义”[8](卷[12]1《与友人论井田书》)，把其上升为儒家仁义的经济基础；虽然这种理想美妙诱人，但脱离实际。建文帝和方孝孺皆是天真的理想主义者，渴望恢复周礼制度及该制度下理想的伦理关系。然而，在生产力未达到一定高度的封建专制时代里，这种政策却给人们的思想造成混乱。就连齐泰、黄子澄也不赞同，翰林院修撰王叔英更是直言反对曰：“井田，封建之类，可行于古而难行于今者也。”[1](卷[12]1。《明史。王叔英传》亦载)后因战况逆转，“井田”政策也被扼杀于襁褓。

客观地说，建文帝的施政理念和文治政策在当时及后世都有一定的积极影响。明初严酷的政治氛围在建文时期趋于宽松，士大夫也敢畅所欲言；长期的政治斗争和社会矛盾也有所缓和，“一时士大夫崇尚礼仪，百姓乐利而重犯法，家给人足，外户不阖，有遗钞于地，置屋簷而去。燕师至日，哭声震天，诸臣或死或遁，几空朝署，盖自古不幸失国之君，未有得臣民之心若此者矣”[1](卷12)。咎因“齐黄短谋、希直泥古、建文仁柔无断”，以致君王慕古、不得精意而失国，臣僚“忠有余而非保定之才”，至于“变祖法、削亲王”[5](正编上，建文皇帝赞)二大故而引发靖难，使得建文新政如昙花一现。建文帝的文治政策虽不彻底，也未完全付诸实施，但对后世影响深远。朱棣登基后，也部分继承建文遗产，如重用解缙、胡广、金幼孜、胡俨、杨士奇和尹昌隆等文人治理天下，且改设以文官为中心的“内阁”；依赖科举取士，稳定了中下级文官行政体系；永乐以后的“仁宣之治”，更是以建文帝文治政策为器局，提倡组建文官政府，并取得了一些列重要成果。

[1]谈迁.国榷[M].北京：中华书局，1958.

[2]傅维鳞.明书[M].卷 51.纶涣志

[3]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4]屠叔方.建文朝野汇编[A].四库存目丛书[C]，济南：齐鲁书社，1997.

[5]朱鹭.建文书法拟[A].四库存目丛书[C],济南：齐鲁书社，1997.

[6]王世贞.兖州史料[M].

[7]谷应泰.明朝纪事本末[M].北京：中华书局，1977.

[8]方孝孺.逊志斋集[M].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9]皇明祖训·箴规[M].洪武御制全书本.合肥：黄山书社，1995.

[10]宋端仪（明）.立斋闲录[M].

[11]毛佩齐.建文新政和永乐“继统”[J].《中国史研究》，1982（02）.

[12]张芹.备遗录[M].《集成新编丛书第100册》系列第:487页.

[13]《国朝典汇》卷134；参见《明史》卷74.《国朝典汇》卷134.

[14]崔瑞德，编.史卫民，等译.剑桥中国明代史[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