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两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及其当代价值的两点思考

陈晓娟

（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贵州贵阳550001）

1956年4月5日、12月29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以下称“一论”）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以下称《再论》）。“两论”的发表，是当时国内和国际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它以其卓越的政治智慧、强大的理论力量，深刻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经验。全面分析和回答了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沉重地回击了当时帝国主义掀起的反共浪潮，有力地批判了正在泛滥的修正主义和尚未克服的教条主义，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1]

2011年恰逢苏联解体、苏共解散20周年。苏联解体、苏共亡党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为悲惨的历史事件，使得社会主义运动跌入底谷，对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世界国家乃至资本主义国家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至今，对这一事件的研究仍是理论界和现实生活中的重大课题，有些人借这一事件否定十月革命道路，对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攻击。今天按照“两论”的原则和方法对这一事件进行历史的反思，不仅有助于对这一事件进行科学、客观的评价，而且对我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两论”的当代理论及现实价值

1956年2 月，在苏共二十大会议上，赫鲁晓夫做了题为《个人崇拜极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在秘密报告中集中揭露和谴责斯大林搞个人崇拜所造成的严重后果。1956年3月5日，《纽约时报》披露了“秘密报告”的主要内容，西方媒体和政界人士利用这个报告大做文章，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反苏反共浪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陷入思想混乱。随后，中共中央开会讨论“秘密报告”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的形势，决定写一篇文章阐明中共的观点，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一论”。11月4日，毛泽东召开政治局会议，针对波匈事件，尤其是摆在世界各政党面前，如何把十月革命的共同道路与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决定再写一篇文章。1956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再论》。

“两论”发表迄今已有50余年，国际国内形势出现了许多新变化。就世界范围来说，当今世界正处于重大的调整时期，这给我国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就国内来看，我国仍将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这一社会主要矛盾也没有改变，改革和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出现了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增加了深化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许多人不了解“两论”的产生背景、基本内容及其重大意义，更不能从党和国家的历史经验中吸取教训，不能在一些重大是非面前划清界限。例如一些党员、干部忽视理论学习、学用脱节，理想信念动摇，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缺乏信心等多方面的问题。今天，对“两论”的研究以及把握其观点的实质，对当前弄清楚“四个划清”具有现实意义。

第一、有助于澄清对“两论”认识的误区。有的人认为“两论”是“左倾”思想的产物，这完全是陷入了一种误区。第二、对“两论”当中丰富的内容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于明确“两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地位。“两论”中有许多极为重要的思想，如关于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意义及苏联具体经验的论述，这在当时是对社会主义学说史上的一种创新；“两论”中指出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仍然存在矛盾的思想，这为我国后来的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两论”中提出的基本点后来发展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六条政治标准，进而发展成我党的四项基本原则。第三、“两论”内涵的精神实质和方法论原则能为我们批判否定十月革命道路等错误的社会思潮提供思想武器，也利于坚持和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体性研究。同时，敌对势力借苏联解体、苏共亡党这一重大事件大做文章，以此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否定十月革命道路，通过对“两论”的研究来正确分析苏联解体、苏共亡党这一事件，可以坚定我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念。从实际出发，全面地进行分析，同时分清主流和支流，这是对已有的社会主义实践唯一的、正确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评价，这一评价直到今天仍然适用。以苏东剧变为例来论证，苏东剧变并非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不灵了，相反苏东剧变恰恰是放弃了十月革命的道路，否定了《再论》中苏联基本经验的结果。从方法论上来看，这是没有分清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具体体制的问题。[2]“两论”发表后，不仅稳住了整个共产党的阵脚，同时解决了社会主义的具体体制、社会主义制度的具体做法同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问题，在批评、纠正社会主义体制方面存在弊病的同时，肯定了社会主义道路，这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发展极为重要。

二、“两论”对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建设的重要启示

在苏共二十大会议上，赫鲁晓夫《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抛出后，一场大规模的反苏反共浪潮凶猛而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陷入了思想混乱。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分崩离析，只有中国共产党在冷静分析局势的情况下，做出了高屋建瓴的论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这也体现了我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这对于建设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特别是在目前的环境下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建设有重要启示。

从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努力建设学习型政党”以来，学术界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热烈而广泛的讨论，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但是党内外也还存在不少有待解决的认识问题。有些误解更是造成了一些思想混乱。如有人认为，政党从来就是阶级的一翼，是政治性组织，提出建设学习型政党究竟意味着什么？是否意味着中国共产党要改变自己的性质？还有人认为，我们党提出学习型政党建设的根据是当代国际关于学习型社会、学习型组织的理论等等。

对于党员个人来说，理论上的正确和坚定，是政治方向正确和政治立场坚定的前提和基础。对于政党来说，没有科学理论，党“就会失去生存的权利，而且不可避免地迟早注定要在政治上遭到破产”。[3]上述对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误解、误导，必然会在实践中产生不良后果。如何澄清理论是非，消除误解，准确把握中央提出的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精神，“两论”的光辉思想对今天仍有深远的借鉴意义。

比较当时中国共产党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对赫鲁晓夫抛出的秘密报告这一问题的不同看法及其原因，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党在历史上所体现的成熟性和先进性。在国外执政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教育方面，以苏共为例，曾经也很重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研究，但是长期只强调列宁主义的普遍性和世界性，忽视其俄国特色，以致于后来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特色指责为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并加以打击。[4]同时思想僵化，后来一放开，就难以控制，轻易接受了种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最后导致苏共亡党。1991年随着苏联解体、苏共亡党，对其原因进行探求并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进行反思的背景下，重新审视并肯定“两论”的基本观点，在当时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90年代中期，我们党对于“两论”的基本观点再次做出了肯定，指出：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这些历史的发展和国际局势变化的基本进程和大致趋势在“两论”中早就指出了，其中预料的一些问题被不幸言中。

我们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教育方面，历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列宁曾经深刻指出：“迈出最勇敢的前进步伐的是早就成为理论研究对象的那个领域，是主要从理论上、甚至几乎完全从理论上耕耘过的那个领域。”毛泽东说：“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一定能理解它，而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我们才能更深刻的感觉它。”在对“两论”科学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把握“两论”中所持的立场、论证的道路、坚持的方法，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而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提出的新范畴。

无论是在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我们党都十分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正是我们党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以及坚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时重视学习各种先进知识，并把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深入研究了中国具体国情，克服了左、右倾机会主义，纠正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指明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发展的正确方向，制订和坚持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从而在旧中国各种政治力量较量中胜出，并不断发展壮大，领导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5]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面对全新的环境和任务，要求全体党员“为更高的共产党员的条件而奋斗”。一个重大的举措就是反复强调干部要读马列主义著作，规定并长期坚持了严格的干部学习制度。在毛泽东和党中央倡导和组织下的学习工作，加强了党的理论建设、提高了党员干部的理论修养、统一了全党的思想认识、提高了全党的文化科学知识水平，推动了党的事业健康发展，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6]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按照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坚强核心的目标，我们党开创了新的党建工程，更是以与时俱进的态度，加强学习建设。适应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邓小平要求“全党的各级干部，首先是领导干部，在繁忙的工作中，仍然有一定的时间学习，熟悉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从而加强我们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江泽民强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这几本书，选得比较精，省级以上领导干部要经常学习。”党中央要求干部努力学习一切有利于我国发展的新思想、新知识、新经验，倡导借鉴有利于人民发展的一切有利成果。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来，党中央坚持把学习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中央政治局带头坚持集体学习，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自觉加强学习，党的执政水平日益提高并推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1] 周新城.光辉的思想真理的篇章[J].当代思潮，1996，（6）.

[2] 周新城.关于研究苏联社会主义模式问题的方法论——重读“一论”、《再论》的一点体会[J].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09，（4）.

[3] 列宁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4] 周新城.如何看待苏联社会主义模式[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8，（6）.

[5] 欧阳恩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经验[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9，（10）.

[6] 欧阳恩良.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思想政治及其历史启示[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