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诞的玫瑰——爱米丽的悲剧人生解析

周樱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国际教育学院，江苏苏州215000）

《纪念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是美国现代派文学大师威廉·福克纳最具知名度的短篇小说之一。这篇小说通过若干个碎片的并置堆积，讲述了一个类似于侦探小说的故事，而同时又带有歌特式恐怖小说的风格与特点。如标题所示，该小说的中心人物是爱米丽·格里尔生，在福克纳的笔下，她是旧南方没落的象征，她的死标志着旧秩序、旧道德观念已“无可奈何花落去”。但如果从更靠近个人心理分析的角度来观察整个故事，读者就会发现小说中对于旧南方残余传统的描述是与对爱米丽悲剧人生的刻画紧紧交织在一起的，更明确地说，是对爱米丽·格里尔生悲剧人生的刻画。格里尔生这个姓氏不仅是她贵族血统的象征，更是她难以逃脱的牢笼。①更好地理解这一点，可参阅Judith Fetterley,“A Rose for‘A Rose for Emily’,”（New York:W.W.Norton,1998）460.“Because she is Miss Emily Grierson,Emily’s father dresses her in white,places her in background,and drives away her suitors.Because she is Miss Emily Grierson,the town invests her with that communal significance which makes her the object of her obsession and the subject of their incessant scrutiny.”

在格里尔生家族监狱般的大屋内，爱米丽谋杀了自己的爱人并与其尸首共眠四十余年。她的悲剧与她所处的时代背景，家庭出身及其自身的性格弱点密不可分——事实上，当她在美国内战前后出生成长，当她总是沦为“我们”（小说叙述者）评头论足的对象，当她难逃“格里尔生”这一父系姓氏，当她最终向所谓的南方传统与家长制度投降，她的命运就已注定在劫难逃。

一

爱米丽出生的时候美国内战正当开始，这是贵族阶层命运之轮的转折点。作为“格里尔生家族末代人物”[1]P40的爱米丽在其74年的人生中经历了从旧南方到新南方的历史性的转变。她的家族在战前是贵族，在战后却逐渐失去了在政治、经济上的特权与威望。这是爱米丽悲剧人生的时代背景，也是产生爱米丽式悲剧人物的历史根源。

如果新旧社会的转变完整彻底，爱米丽所生活的杰弗生镇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新城，那么她就不会陷于进退两难的境地，更不会因新旧势力的对峙而陷入疯狂的精神状态，因为她根本没有机会被旧南方过时的道德准则与社会风俗束手束脚。但不幸的是，以新换旧的必要转变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即使是新南方的最热切的支持者也普遍地不希望与南方的过去彻底地割裂”[2]P534-535，过去“仍然构成了人们的思想与价值观的支架”[3]P891。因而从童年开始，爱米丽就始终为旧南方陈腐的价值观念所扰。这一价值观念在她内心深处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她的灵魂接受了它并将其带进她所生活其间的现实世界。所以说爱米丽是由旧传统所催生所滋养的产物。正是这些传统使她自认高人一等，要求人们承认“她的尊严”[1]P40。尽管小说中很少直接提及爱米丽在30岁以前的生活，但这段日子的情况可以从其日后的行为得到推断。即使“单身独处，贫苦无告”，她也还是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小镇中所处的衰败的经济地位，从来既不能也不会“体会到多一便士就激动喜悦、少一便士就痛苦失望的那种人皆有之的心情”。[1]P38-39她相信沙多里斯上校所编造的其父曾贷款给镇上的谎言，拒绝交纳税款。“我在杰弗生无税可缴”[1]P36-37，这句话她重复多达三次，把人们出于同情而给予的特免当成是上帝的真理，拒不接受这一事实，曾经环绕于其头顶的家族荣誉的光环在流逝的岁月中已逐渐消退。

随着美国南部工业化的进程，烙印于爱米丽头脑中的旧南方的道德、价值、文化观念不断地遭到一系列新价值取向的冲击与蚕食（向过去的贵族征收税款便是一例）。当年声名显赫的贵族家庭所聚居的最考究的街道如今已被汽车间、轧棉机之类的东西所湮没。而新旧交替的转变又何止这些外在形态的变化呢？它也同样作用于人们的思维，使人们的思想产生巨大的变化。

二

历史大背景的不断变革导致了思想上的混乱，这种混乱不仅仅发生在爱米丽的身上，也发生在杰弗生镇民们的身上：“这一边矗立的是内战之前南方的完美理想，它仍然诱人却又逐渐远去；那一边是现代的作风，以其全新的眼光而同样诱人”[3]P891。其结果用艾伦·泰特的话来说就是导致“双重聚焦，双向观望”（doublefocus，a looking two ways）。这一点在小镇居民对待爱米丽的矛盾的态度上体现得非常明显。

作为爱米丽故事的叙述者，杰弗生的居民们以“我们”的口吻来阐述故事。尽管这些南方人在南北战争结束后经历了世事的剧变，但他们在情感上仍对某些旧传统、旧习俗迷恋不已，其中之一便是南方淑女情结①见傅景川：《二十世纪美国小说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其中有如下论述：“当其（南方淑女情结）赖以生存的蓄奴制经济被南北战争的炮火摧毁之后它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历史合理性，变得日益空洞，抽象，僵化，迂腐，却以其残存的旧日理想的余辉诱惑着处于历史交替时期的南方人，造成他们的精神世界和现实世界严重错位。”——“就是悲伤也不会叫一个真正高贵的妇女忘记‘贵人举止’（noblesseo blige）”[1]P40。在他们的眼中，爱米丽是“传统的化身，是义务的象征，也是人们关注的对象”[1]P35，那她自然而然就应该是一个真正高贵的淑女。所以她必须按淑女准则行事，“绝对不会真的看中一个北方佬，一个拿日工资的人”[1]P40。为了阻止爱米丽爱上荷默·伯隆，“我们”无所不用其极，不仅迫使浸礼会牧师去劝阻她，甚至还写信给她住在亚拉巴马的亲属。他们的所作所为似乎都能从南方淑女情结中得到合理的解释。可这是爱米丽从父亲的桎梏中解脱出来后，第一次享受到年轻人的幸福，所以她顶住了“我们”嘲笑的目光与轻蔑的议论，“她把头抬得高高——甚至当我们深信她已经堕落了的时候也是如此。”[1]P40当爱米丽与伯隆驾车出游时她也总是把头高高抬起，这一姿态不仅是对小镇居民集体意志的轻蔑，更是对南方淑女情结的挑衅。表面上，高高扬头的爱米丽是高傲的，但谁又知道她的内心世界呢。成为“全镇的羞辱，青年的坏榜样”[1]P41，与整个杰弗生对抗，怎么可能会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呢。当时的爱米丽必定承受着被轻蔑和被怜悯的双重折磨：每逢礼拜天下午爱米丽和伯隆乘着马车驶过街头的时候，“我们在百叶窗背后都不禁要说一声：‘可怜的爱米丽’。”[1]P41

事实上，爱米丽不仅被杰弗生的镇民们怜悯，同时也被他们孤立。一方面，他们似乎想和爱米丽交朋友，因此在她父亲死后“所有的妇女们都准备到她家拜望，表示哀悼和愿意接济的心意。”[1]P39但另一方面，他们内心中的淑女情结和对于旧南方的浪漫的想象与回忆交织在一起，使他们不由自主地把爱米丽的形象理想化，希望她成为淑女的典范和光辉过往的象征。“在他们看来，过去的岁月不是一条越来越窄的路，而是一片广袤的连冬天也对它无所影响的大草地，只是近十年来才像窄小的瓶口一样，把他们同过去隔断了。”[1]P44而爱米丽就是帮助他们联系过往的一座桥梁。于是，作为一个被理想化了的如同偶像般的人物，爱米丽被隔绝了。是啊，谁又能与只应存在于想象中的理想人物成为真正的朋友呢？只可惜，与人们的幻想相反，爱米丽不是个木偶，她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活着的人，她需要爱情，拥有渴望，也理应参与到公众生活中来。但不幸的是，“我们”（小镇居民）从不给她任何机会。对“我们”而言，爱米丽象征着光辉的传统准则，应是南方淑女的楷模；对爱米丽来说，“我们”是在她父亲死后继续操控她生活的莫名力量，阻挠了她心理上的成长，并且最终促成了她的悲剧。

令人费解的是小镇居民们在将爱米丽理想化的同时，却也十分讨厌她，对于她的不幸常常幸灾乐祸。“当她（爱米丽）年近三十，尚未婚配时，我们实在没有喜幸的心理，只是觉得先前的看法得到了证实。”[1]P38在这里“证实”二字是对爱米丽多大的嘲讽啊，其潜台词恐怕就是：“我们早料到了，你是活该”。在爱米丽父亲死后，“传说留给她的全部财产就是那座房子，人们倒也有点感到高兴。到头来，他们可以对爱米丽表示怜悯之情了。”[1]P38镇民们对爱米丽的矛盾的态度实际上是其头脑中新旧观念交锋争斗的体现。是遵循旧道德还是追逐新思想？在时代历史咄咄逼人的拷问面前，他们无所适从。

三

除了不可抗拒的社会潮流以及镇民们对她的态度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也促成了爱米丽的人生悲剧。其中之一便是家长等级制度。爱米丽的父亲，这个本该最爱她的人，却以家长的面貌，给她带来了最大的伤害。

这对父女之间的关系似乎从来不曾平等过。小镇上的居民都记得这样一幅场景：“身段苗条、穿着白衣的爱米丽小姐立在背后，她父亲叉开双腿的侧影在前面，背对爱米丽，手执一根马鞭，一扇向后开的前门恰好嵌住了他们俩的身影。”[1]P38多么强烈的对比！女儿只能“立在背后”，父亲却“在前面”；女儿“身段苗条、穿着白衣”，父亲却“手执一根马鞭”。这根马鞭不仅赶走了爱米丽所有的追求者，更象征着把她禁锢于其父“背后”的至高无上的家长权力。在其父的操纵统治之下，爱米丽从一开始就不得不依附于他，最终像折翅的小鸟一样无法自立。

爱米丽的父亲，这个家长式的人物，希望永远成为女儿的主人。正是他的所作所为将爱米丽与外部世界隔离，截断了她获得崭新生活与健康灵魂的唯一途径。马鞭是有形的，而精神锁链是无形的。这条无形的锁链把爱米丽禁锢在其父幽闭的领域，使她感受不到外界哪怕一缕阳光的温暖，最终扭曲了她的性格。她不能接受父亲死亡的事实，因为“她现在已经一无所有，只好像人们常常所做的一样，死死拖住抢走她一切的那个人。”[1]P39是的，她的确一无所有，没有爱人，没有朋友，而最可怕的是也没有一丝一毫与他人相处的经验和适应瞬息万变的社会的能力。家长等级制度导致了她对于父亲的过度依赖，而这种依赖又剥夺了她生活中所有弥足珍贵的东西。即便在死后，爱米丽的停尸架上方仍然“悬挂着她父亲的炭笔画像”[1]P44，她仍在父亲眼皮下接受监视。

爱德华·爱尔士（EdwardAyers）说：“妇女、儿童和奴隶没有荣誉；荣誉只属于成年的男性白人。”[4]P108妇女只有依附于男性才有享受荣誉的可能。但即使这样，她们所享有的荣誉也并非真实意义上的荣誉，而是带有欺骗性的。事实上这种荣誉恰恰反映出了她们在社会中只处于从属的地位。因此，在这篇小说中，爱米丽的悲剧也在于她无法从社会获得一种自我认同感，只能依附于她的父亲，这个家长等级制度的代言人。

四

通过叙述者支离破碎的描述，完整的故事以及隐藏在爱米丽房中四十余年的秘密终于在小说的最后部分被揭开。爱米丽毒死了她的情人，把自己幽闭在父亲留下的腐朽的大屋中，最终完结了自己的悲剧人生。

这篇小说留下了许多未尽之迷，无论是荷默·伯隆被毒杀，还是爱米丽与其尸体同床共枕四十多年，作者都没有对这些事情作正面的描述。就连爱米丽杀死伯隆的动机，作者也同样讳莫如深。究竟是因为伯隆没有成婚的打算，还是因为爱米丽承受不了外界的压力？这一悬念导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无论是哪种原因，恐怕都同爱米丽自身的欲望有关。自父亲死后，爱米丽一直是孤独的，她死了父亲，没有亲情，没有友爱，得不到社会的认可，所以她深切地渴望拥有某些东西，某些能牢牢把握于手中的东西。她可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触碰它，爱抚它，没有失去的危险，也无需遭受他人品头论足的非议。这欲望令其魂牵梦萦，心智迷失，以至于她不在乎所拥有的东西是生是死。实际上，爱米丽甚至有可能根本分辨不出生与死的区别。要证明这一点，只需看看她在父亲死后的行为：“她告诉她们（镇上的妇女）她的父亲并未死，一连三天她都是那样。”[1]P39她需要一样东西（在这里是伯隆）成为她的救赎，使她免于陷入完全的绝望与恐慌，所以她杀了他，让他永远留在她的身边。

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犯罪从来就不是自我救赎的方式，相反它只会让人陷入更深的泥淖，意味着爱米丽彻底的自暴自弃。这就像那些瘾君子，他们想在毒品中寻求慰藉，但却加速了自我毁灭的过程。爱米丽毒死的不仅是伯隆，还有她自己。“她看上去像长久泡在死水中的一具死尸，肿胀发白”[1]P36，俨然一幅活死人的形象。害怕失去的恐惧扭曲了她的理智与人性，甚至使她拥有摧毁生命的胆量，无论是自己的抑或是他人的生命。对于生命的漠视与无动于衷，是她自身最可怕的堕落之源。

一座充满家族历史阴影的老宅是哥特式恐怖小说的一个要素。在《纪念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中，就有这样一所阴霾重重的宅子。看看作者是怎么描写它的：“那是一幢过去漆成白色的四方形大木屋，坐落在当年一条最考究的街道上，还装点着有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风格的圆形屋顶，尖塔和涡形花纹的阳台。”[1]P34-35这所房子不仅具有哥特式恐怖的氛围，更是爱米丽的监狱和流放地。她小心翼翼地把她自己、她的爱恋、她的欲望隐藏在房中，躲避小镇居民们的探头探脑和不断窥视。如果说在她父亲生前，这种禁锢是强加于她的，那么她大可以在父亲死后逃离束缚，从而摆脱自己的悲剧命运。但她并没那么做，她没有足够的勇气忘记过去的梦魇，彻底摆脱过时的旧南方准则，反而采取了极端的行为，彻底地自我放弃。

看低生命的价值，无视人生的意义，这本身就是个悲剧。爱米丽的谋杀行为与自我放逐终于写就了她悲剧人生的全部画卷。

综上所述，造成爱米丽的悲剧的历史根源在于南北战争后美国南方所处的尴尬的历史背景，其社会思想根源在于陈腐的南方传统与家长制度两股势力的结合，其内在根源在于爱米丽自身的人性弱点。我们仅能够从小说叙述者的所言、所见、所想中推测出这些造成爱米丽悲剧人生的原因，因为她不像《喧哗与骚动》中的昆丁那样可以通过意识流表达自己的心理和思想。爱米丽没有获得剖白自己的机会，其内心世界究竟如何，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个谜。但至少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那就是如果一个人把自己与社会隔绝，这个人必定会走向悲剧性的结局。

[1] 福克纳.纪念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A].陶洁.福克纳作品精粹[M].杨岂深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

[2] Brinkley,Alan.American History,A Survey:Volume 2:since 1865[M].New York:McGrow-Hill College,1999.

[3] Elliott,Emory et al,eds.Columbia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8.

[4] Joyner,Charles.“ Sutpen’s Honor:William Faulkner and the Historians.”Faulkner:Achievementand Endurance[M].Beijing:Pecking University Press,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