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世界中国翻译理论研究概况

范先明

（1.乐山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四川乐山614000；2.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四川成都610065）

自上世纪50年代中国翻译界开始引介苏联语言学译论至今，已经有50余年的历史。特别是80年代以来，西方译论在中国的研究可谓新作频出，研究态势呈欣欣向荣之势。大量西方翻译理论学术著作的引入，为我国翻译学习者和研究者提供了大量的研究史料，国内翻译研究者可以非常便捷地了解西方翻译研究的历史、现状及最新进展。越来越多的学者也选择了从事西方翻译理论的研究。西方翻译理论研究的阵容不断扩大，研究新作也不断涌现。然而，放眼西方世界，研究中国翻译理论的学者少之又少，这和中国学者研究西方翻译理论的强大阵容相比，可以说是形成了鲜明对照。作为中国学者，学习研究西方翻译理论固然重要，但更应该回到中国，亦即是：在研究西方翻译理论的同时，了解西方世界的中国译论研究概况，以便使我们加深对中国翻译理论的认识。基于此，笔者将对西方世界的中国翻译理论研究作一个较为系统地梳理，以期中国学者对此有一个简单的认识。

一、中西翻译理论概述

“洪荒造塔语言殊，从此人间要象胥[1]”或许说明了翻译作为一项极其古老的活动，在整个人类发展史上，其历史之久远，几乎可以和语言的发展史相提并论。基于现有史料，我们大致可以认为西方翻译活动始于公元3世纪：当时，72名犹太学者在埃及亚历山大城翻译了《圣经·旧约》（The Old Testament），史称“七十子希腊文本”，之后罗马文学家安德罗尼柯（Andronicus）用拉丁文翻译了希腊荷马史诗《奥德赛》（Odyssey）[2]。

而在中国，宋僧赞宁在《宋高僧传》卷三“论”中提到：“疑汉以来多事北方,故译名烂熟矣[3]”，即是说，从汉代起，因为政治、军事上与北方民族交涉频繁，所以“译”便成了总称。“翻”字的出现，则起用于东汉摩腾译的《四十二章经》。至于“翻译”的连用，早在公元384年（前秦建元二十年/东晋太元9年）起就开始了[4]，或“至少在南北朝时的佛经译者就已开始了[5]”。

由此可知，不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翻译活动都大约有两千年左右的历史。在这长期的翻译实践活动过程中，不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世界，都产生过各式各样的翻译理论。而这些理论的产生，都对具体的翻译实践活动产生过积极的影响。大致说来，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西翻译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关系始终是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4]。既然中西翻译理论和实践存在良性互动关系，中西翻译理论对实践无疑具有指导意义。也正因为如此，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一直大量引进西方翻译理论，目的就是想通过学习西方翻译理论以便指导中国的具体翻译实践活动。反之，为指导西方的翻译实践活动，毋庸置疑，西方学者也可以借鉴相关的翻译理论，而这些理论除了西方自身的外，也应该或有可能对中国翻译理论有所涉猎。循着这一思路，让我们来看看西方翻译研究者究竟从事了多少中国翻译理论的相关研究。

二、西方世界中国翻译理论研究概况

1992年，美国德州大学严阳[6]（Yan Yang）的博士论文《中国翻译简史》（A Brief History of Chinese Translation Theory）从对中国翻译简史的回顾，探讨了中国诗歌翻译与语言文化的关系以及中国翻译理论体系的框架。

1998年，蒙娜·贝克[7]（Mona Baker）在其编撰的《翻译研究百科全书》（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一书中简述了中国翻译传统。她从早期的佛经翻译传统、传教士的翻译传统、晚清民初的翻译传统和二十世纪翻译传统四个方面，简要介绍了中国的翻译理论。

同年，美国翻译学者安德烈·勒菲弗尔[8]（André Lefevere）在《文化构建——文学翻译论集》（Constructing Cultures: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中，以《中西翻译思想》（Chinese and Western Thinking on Translation）为题，从中西文化的异质性出发，认为中国文化的中心性及长期以来对“他者”的同化性，导致中国翻译研究未像西方那样迅速走出口译传统，从而造成中西译论传统的差异。

2000年，加拿大康卡迪亚大学谢丽·西蒙[9]（Sherry Simon）教授在《变换术语：后殖民时代的翻译》（ChangingtheTerms:Translatinginthe Postcolonial Era）论文集中，选编了香港岭南大学陈德鸿先生的论文《“殖民化”、抵制以及后殖民翻译理论在二十世纪中国的运用》（“Colonization,”Resistance and the Uses of Postcolonial Translation Theory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一文，文中探讨了后殖民语境下中国翻译研究者如何保持中国语言的纯洁以及如何抵制欧化的汉语表达问题。

2001年，杰里米·蒙代[10]（Jeremy Munday）在《翻译研究入门：理论与应用》（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一书中，简要谈及了中国佛经翻译的标准：即东汉和三国时期直译标准，晋朝和南北朝时期意译标准以及隋唐时期直意译兼备的标准。

2002年，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夏莉[11]（Xia Li）在博士论文《重评中国翻译理论与实践》（Chinese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a Critical Reappraisal）中对中国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做了较为详细地论述，对文学翻译特别是中国诗歌翻译所面临的困难做了较为详尽的分析和评价，是西方世界较为详尽的中国翻译理论研究著作。

2004年，在约翰·本杰明出版公司出版的香港岭南大学陈德鸿[12]教授（Tak-hung Leo Chan）的专著《20世纪中国的翻译理论：模式、问题和争论》（Twentieth century Chinese Translation Theory:Modes,Issues and Debates）中，从严复的“信、达、雅”谈起，译介了“神似与形似”、“艺术与科学”、“直译与意译”、“诗的不可译性”、“翻译理论”等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活动中的主要理论问题。

2006年，香港浸会大学讲座教授张佩瑶[13]先生（Martha P.Y.Cheung）在《中国翻译话语英译选集》（An Anthology of Chinese Discourse on Translation）上下卷中，系统地梳理了中国古代到辛亥革命之前翻译实践及翻译论述的发展脉络，按照时间顺序详尽地展示出一幅宏大的中国传统翻译话语画卷，是目前西方世界可以读到的关于中国翻译理论、翻译研究较为详尽的理论著作。

2010年，由米勒[14]（Frederic P.Miller）等人编辑德国VDM出版公司出版的《中国翻译理论》（Chinese Translation Theory）一书，对自周朝以来中国翻译理论做了简要的介绍。

翻译研究的主要任务是为了促进翻译事业本身的发展。中国几千年的翻译史，在西方翻译研究者笔下，不过寥寥数笔。基于以上对西方世界中国翻译理论研究概况的分析，我们知道：除去中国学生的英语博士学位论文和香港学者的引介工作，迄今为止，在西方世界，大致只有贝克、勒菲弗尔、西蒙、蒙代、米勒等人对中国翻译理论做过研究。贝克是笔者了解到的第一个较为详细地介绍中国翻译理论的西方学者。蒙代和西蒙虽然谈及了中国翻译理论，但前者只是非常简略地谈及了中国佛经翻译的标准，后者只是选编了香港岭南大学陈德鸿先生的论文。米勒等人编辑的《中国翻译理论》，也只是限于对周朝以来中国翻译理论的引介。而勒菲弗尔在《中西翻译思想》一文中说：“我非常感谢以下两个人。一个是我的德国同事——汉斯·J·弗米尔。另一个是最近从上海归来，我先前的研究生严阳，现在他在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工作，他关于中国翻译思想的博士学位论文给了我新的研究视野”（“I am very much indebted to two people for what follows.One is my German colleague Hans J.Vermeer…The other is my former graduate student Yan Yang,late from Shanghai,and at present working in Austin,whose doctoral dissertation on Chinese thinking about translation has provided me with new insights[8].”）。因此，可以看出：勒菲弗尔是受到其学生严阳的影响才写出此文。

三、结论

基于以上对西方世界中国翻译理论研究概况的简单梳理，目前西方世界大致只有贝克、勒菲弗尔、西蒙、蒙代、米勒等人探讨过中国翻译理论。这与中国学者研究西方翻译理论的情形相比，可以说是微不足道。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形，笔者认为语言方面的原因固然是西方世界翻译研究者研究中国翻译理论的障碍，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除此之外，中西不同的学术思路、西方学者资料占有问题、“欧洲中心主义”思想以及意识形态层面的差别都是西方学者很少从事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的主要原因。关于西方世界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缺失的原因，笔者还将撰文专门论述。

[1] 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上卷）[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1.

[2] 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增订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2.

[3] 赞宁.宋高僧传（乾隆大藏经第114册）[M].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2007.188-189.

[4] 曹明伦.翻译之道：理论与实践[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7.201,56-67.

[5] 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修订本）[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4.

[6] Yan Yang.A Brief History of Chinese Translation Theory[D].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1992.

[7] Baker Mona.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M].London and Network:Routledge,1998:365-76.

[8] Lefevere André.Chinese and Western Thinking on Translation[A].Constructing Cultures: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C].Susan Bassnett,André Lefevere.Clevedon:Multilingual Matters Ltd,1998.

[9] Simon Sherry,Paul St-Pierre.Changing the Terms:Translating in the Postcolonial Era[M].Ottawa:University of Ottawa Press,2000.

[10] Munday Jeremy.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1.

[11] Xia Li,et al.Chinese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a Critical Re-appraisal[M].Newcastle:Universityof Newcastle,2002.

[12] Chan Tak-hung Leo.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Translation Theory:Modes,Issuesand Debates[M].Philadelphia:J.Benjamins Pub.,2004.

[13] Zhang Peiyao,An Anthology of Chinese Discourse on Translation[M].Manchester:Saint Jerome Publications,2006.

[14] Miller P Frederic,et al.Chinese Translation Theory[M].Saarbrücken:VDMPublishing House Ltd.,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