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现实
——姚紫小说中女性生存图景的解读

王心君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另一种现实
——姚紫小说中女性生存图景的解读

王心君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姚紫是马华文坛中塑造较多女性形象的作家，其小说集《咖啡的诱惑》中收集了他的五篇作品，揭示了20世纪四五十年代马华社会中女性的生存图景，也展现出作家对女性生存状况和女性命运的认识。论文分“女人与历史”、“女人与家国”、“孤独漂泊的女人”三个部分，每一部分选取典型作品进行分析解读，探讨姚紫创作的的叙述选择、女性观及造成这种写作特点的成因。

姚紫；女性；生存图景

姚紫是马华文坛（姚紫虽为新加坡作家，但因1965年8月9日前新加坡未独立，所以论文中的“马华文学”实际上包括了新、马华文文学。）令人骄傲的一位作家。他本名郑梦周，出生于福建泉州，1947年移居新加坡，并在此终老。从生卒年以可发现，姚紫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也经历过新加坡的殖民时期、反殖民主义斗争时期，可以说见证了一段历史的发展。他将动荡不安的时代诉诸小说，创作出许多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这就使其小说有很高的可读性。

姚紫是个创作上的多面手，在他的中篇小说集《咖啡的诱惑》中，收录有《秀子姑娘》（1945）、《咖啡的诱惑》（1951）、《阎王沟》（1952）、《窝浪拉里》（1953）、《新加坡传奇》（1954）五篇中篇小说，这些小说都涉及女性以及她们的生存图景，并且笔者还注意到小说中女性与历史、家国、民族的“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论文将对此进行论述。

一、女人与历史——以《阎王沟》为例解读姚紫的女性历史观

在《阎王沟》中，作者用“我”的口吻写道：

“抗日战争一开始，爱国的狂潮便冲击向海外来……我却还在中学里念书，到了民国28年，激动的热情使我不能再在教室中待下去，于是仗着一副开车的技能，参加‘马来亚华侨技工回国服务团’，投身于祖国抗战阵营”……

“一年之后，我由东南展区调入西南，分配在湘桂路第七运输大队工作”……

“一九四四年的三月，敌人开始发动春季攻势，凶猛地向西南方面进攻”……

“这是一九四四年的秋天，时局紧张极点”……

“大约一个月后，我才回来……赵大勇来说，蒋桂花已给一个营长‘包月’了……之后，我随着总部前往衡阳”……

“抗战终于胜利了！伤兵扶杖挨到路边，大声唱起‘打回老家去！’”……

鲁西集团有限公司是国有控股企业集团，发起设立的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5月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目前总资产314亿元，职工11000余人。

“离开独山以后，我回归队伍，继续在祖国服务两年多”……

最后“我”回到南洋，结了婚，故事到此终结。

从以上叙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故事男主人公和这个大时代的联系，历史每向前推动一步，都能在他的身上找到痕迹。反观故事的女主角蒋桂花，历史则是模模糊糊、断断续续的。

桂花一出场，就是一个模糊的影子，这似乎就已预示了她只能漂浮于历史叙事边缘地带作为客体可能性：“背着火光，样子很年轻似的。在她那模糊的影子里，好像有两颗大大的眼睛在注神地望着我”。接着，作者交代我与桂花是在两年前“旧相识的”，并简单地补叙了她的身世，当桂花被营长“包月”后，她的“历史”便断了，直到此次相遇。然而，这次的衔接依然短暂，通过桂花仓促的叙述，读者能知道桂花“去年春天”流浪到长沙，被布匹商人收留，因不能见容于他的太太，又逃到金城江，在相依为命的李三嫂得病去世后，她被人骗着嫁到山里，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桂花揭发丈夫的谋杀计划，欲随王司机出逃失败后，为成全王司机的生路继续留在山里生活。当王司机逃走后，桂花的“历史”再次断裂。抗战胜利后，王司机回来营救桂花，可是寻而不得，只有一行歪歪斜斜的粉字“王司机王八死了我同刘团长去有缘千里相见桂花禀十二月十九日”，字迹“日久蒙上潮湿，百分已经变成暗黄；估量那日期，正是我军反攻桂西的时候，距离现在快要一年了”。而后，作者通过“我”的打听，在文中拼凑了一些桂花的去向，却都是些零星的传言，人们都不清楚，“大约跟刘团长走了，听说刘团长是她的同乡”。最后，正如小说中的“我”这样说道：“她的影子渐渐被岁月的流沙掩盖起来，慢慢地模糊了”。一个女人的历史在此终结。

姚紫对历史的感知是比较强烈的，但在他的作品中，历史总是属于男性的，他们是时代的主人，肩负着拯救时代、继往开来的重任，而当历史和女性碰撞在一起时，姚紫却让“历史”淡出。除了《阎王沟》，这种性别设置原则在《咖啡的诱惑》、《新加坡传奇》等其他作品中也得到忠实的贯彻。在姚紫笔下，女性如同大历史的陌路者，她们的生命机械地随着时光的流逝向前默然移动，从一个男人的怀里逃到下一个男人的怀里，从这段不幸走向下一段不幸，时代在变迁、社会在发展，她的历史和命运却是一种循环。她们的身份不是缔造历史的英雄，而仅仅是一个个匍匐在历史面前的形象，或曰附属品。正如刘思谦所言：历史对于女人而言，是一个幽暗漫长深不可测的黑色隧洞，貌似公正客观实则冷漠残忍。

二、女人与家国——《秀子姑娘》中女人与家国的纠葛探秘

大半个世纪以前，英国著名的作家伍尔芙曾经指出：一直以来，妇女被排除在缔造战争的决定过程之外，当战事爆发，国家以民族大义之名号召妇女支持。而当战争结束（或者还没结束）时，女人却无法享有国家给她们带来的利益。伍尔芙对国家的认识，道出了经由战争而建立或维护的民族或国家利益，与妇女的利益可能是背道而驰的这一事实，而姚紫则在不经意间揭露了这样的现实。

《秀子姑娘》历来是人们公认的马华文学中写抗战题材的优秀作品。故事从男主人公“我”（姚主任）的视角展开，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的缅甸战场，日军205装甲队的上士电讯员秀子，被我军俘虏，关押在远征军的俘虏营。为了从秀子口里获取军事情报，姚主任主动接近她，用感情来软化她。虽然姚主任对秀子也产生了爱情，其间也有过矛盾和心理斗争，可是在民族大义的怂恿下，他还是把计划进行到底，最后还在激烈的冲突中误杀了秀子。小说着力于赞颂男主人公姚主任如何出卖自己的感情，为了国家的胜利而“大义灭亲”，读来甚为感人，但在这过程中，人们常常忽视国家之于秀子——一个女性——是怎样一个意义所在。

按照小说的描写，秀子出身于官阀世家，曾祖父曾经做过海军大将。这种家庭“不忘记怎样按照祖训来教养儿女，讲究气节、表现矜持的大家风度”，于是秀子身上浸染着忠于大和民族的思想。她曾经是个美丽温婉的少女，“在祖国的时候，喜欢独自一个人，静静地坐在沙滩上，倾听海的声音”。战争爆发后，她响应国家的号召应召出征，经短期的军事训练，在战场上为国家服务。被俘后，秀子口口声声说着“我必须尽忠于天皇陛下”“我们不能出卖祖国”，抱着“一死了之”的态度，拒绝提供任何有关日军的消息。当日本飞机轰炸的时候，她甚至哼着《君之代》的日本国歌，以兴奋的心情去迎接日本飞机的轰炸。可是，她所忠于的那个国家对她却并非如此忠诚。当秀子因被俘而失去了对战争的作用时，国家及时地将她“抛弃”，文中通过秀子之口道出了这个残酷的现实：

“我的一家都在东京，政府对待投降敌人的皇军，多么毒辣，一人露出消息，全家都得死，我临走的时候，爸爸流着泪告诉我，万一遇到不幸，自杀吧！上可对天皇陛下，下可安慰父母兄弟，别拖累……”

“先生，你代我想一想，我的家还在东京，在政府的监视下，倘使他们发现我还活在人间，而且泄露本皇军的消息背叛祖国的时候，我那年老的父母和幼小的可怜的弟妹们，都必定死在政府的处分下……”

从小说的叙述中可以看出，秀子也是向往和平的，她清楚地认识到“战争的结果就是这样！别人的幸福毁了，抢掠幸福的人也不曾幸福”。然而，对于战争，她无权多说什么，当战事爆发时，秀子被告知“我们没有侵略，就活不下去的——土地那么枯瘠，物产那么贫乏，我们如不向岛屿以外去发展，列强会消灭我们，自然环境也会淘汰我们的”。所以，抱着一颗爱国的心，她投入了战争，但是她的国家却没有给她相应的回报，反而在她最脆弱的时候伤害她最深：一旦发现她对国家没有利用价值了，那她的下场就只有被国家抛弃，死路一条。

在20世纪的人类政治史上，民族解放运动和民族战争可以说此起彼落、触目惊心，马来亚地区更是深陷这一漩涡不可自拔。在这些充满不安和流血的战争中，妇女往往成为最主要的受害者。可是她们的遭遇却常常无人问津，国家、政府的文件只记载政府间的论争、领导间的协议与分歧、军队战斗的情况。对于姚紫，我们不能说他具有自觉地关注女性的意识，但是他的作品却真切地记录着战争中一些女性在和家国的纠缠中走向悲剧的命运。不过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在姚紫笔下，女性如此悲惨的命运是宿命般无法改变的，正如劳拉·穆尔维所言，“女人依然被束缚在作为意义的承担者而非制造者的地位”，如姚主任之类的战争英雄、道德楷模暗含着人们对男性光复国家的期待，而女性则是创伤的载体（无论这种创伤是国家还是男性所造成的）。女性悲剧的轮回潜藏着的是男性作家笔下男女之间没有爆发也不会爆发的冲突。

三、孤独漂泊的女人——解读《咖啡的诱惑》中的“乱世飘萍”

姚紫并非新加坡本土作家，他在来新加坡之前就已在厦门编过报纸《江声日报》，写过文章。由于抨击当时的国民党政府而被通缉，20世纪40年代从中国只身南下，曾先后在晋江和道南学校任教，然后从事办报工作。1981年他发现自己患上绝症，曾回祖国求医，但由于药石无效，又回新加坡，于1982年撒手人寰，死时仍孑然一身。姚紫一生漂泊于祖国和新加坡之间，在新加坡定居后，本土意识和移民意识常常在他的思想中纠缠、较量。大概缘于这种漂泊的经历，他的小说中有很多漂泊者的形象，《咖啡的诱惑》中的吴娟娟、《阎王沟》里的蒋桂花、《新加坡传奇》中居无定所的“我”，都在四处漂泊，《窝浪拉里》中的中国青年“我”，在流浪时索性直接为自己取名“窝浪拉里”，这个名字“含着‘逃难人’的意思”。诸多“漂泊者”形象，既有作家本身经历的投射，也有记录社会大环境实际人物命运的因素。然而，当我们把视角专注于他作品中漂泊的女性形象时，一个男性作家写作的奥秘初现端倪。

《咖啡的诱惑》的女主角，自小在中国长大，“在初中的第二年级”时由母亲领着到南洋和父亲团聚，不久就遭遇被花花公子诱骗、失身、家破人亡的悲剧，继而当起了舞女、上司的“外室”和交际花。漂泊、无常的人生经历让娟娟将人生看作演戏，和男人周旋、相互玩弄，永远没个安定、没个结局。直到遇上了男主人公，她动了真情，想要和“我”厮守终身，扎根于新加坡。但娟娟不见容于那个时代和社会：张盛德纠缠她、耍弄她；闲人们散布谣言，侮辱她；最后连“我”都误会了她。安定的生活依然无望，娟娟由此彻底看破人生，在当年害她家破人亡的仇人出现的时候，她抱着必死的决心，离开了“我”以及生活了多年的新加坡，随仇人去了香港做第六个姨太太，开始下一阶段的漂泊人生。

姚紫是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本着对黑暗世道的批判和对贫苦弱小者的同情，他创作出许多同情妇女以及为她们申诉的作品，旨在揭露不公的社会和丑恶的人生。以《咖啡的诱惑》为例，姚紫的此类作品大都通过这样的程式而完成其主题的阐释：如娟娟一样年轻单纯的女子受到富贵老爷恶少的引诱而失身，从被玩弄到遭抛弃，身心俱遭摧残，女主人公或痛不欲生或自甘堕落（又如：《新加坡传奇》中的柳小玲）；另有蒋桂花一类的女人受生活所迫，不断地委身于一个又一个男人，生活无所安定，构成悲剧（《窝浪拉里》中的兰娜从某种程度上看也是如此）。姚紫借此将锋芒直指贫富悬殊的不公平社会现实。

毋庸置疑，具体的社会历史原因致使许多穷人尤其是年轻姑娘遭受不幸是一种事实，但当我们将目光注视到那个女性形象上时，就会发现她们的漂泊缘于她们没有从女性自身存在的价值出发去追寻和确立她们存在的意义，而是“自然”地盲从于命运的摆布。在同样的时代背景下，同样也曾受过“情伤”的“我”会通过工作，努力使自己安定下来过上好日子；而娟娟则处于一片混沌、柔弱之中，男人玩弄她，她的抗争手段只是依靠其他男人，依然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以男人为人生支撑，在数量上更多地被男人所消费，所以她不可能从根本上摆脱漂泊的境地获得稳定的生活。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姚紫以男性的价值尺度或眼光看待世界、表现生活和刻画人物的结果——无论生活怎样不济，男人们总能找到活计（无论小说和现实，都是如此），而挣扎在社会最底层的女人，只能以身体为唯一的生存筹码，徘徊在一个又一个男人之间，换取生存的一点可能性。以身体谋取生活或改变命运，是千百年来处于弱势的女性生存的努力，但付出的却是自尊和屈辱的代价。姚紫这位男作家有意无意地发挥了“性”的力量和动因，把女性的身体视为可供交换的物，以资消费，使故事迎合了传统的男权文化的意识和趣味。这样说并非是指他们在文学创作中直接应用传统的“性权术”，而是意图指出在男权文化的社会背景下，连他们这样的文坛名将都未能超出一种人类集体的陈旧意识。这也是论文题为“另一种现实”的用意所在。

四、余论

姚紫对女性命运的书写，体现了他对女性生存的一种关怀，是难能可贵的。但是，他笔下的女性又无一不是走向悲剧的结局，或被历史“忘却”，或被民族“抛弃”，又或者深陷一个又一个男人的陷阱。几部不同的作品，其中的性别设置得到如此一致的贯彻，必然是有一定原因的。依笔者愚见，大体有以下三点：

首先，这部小说集所收作品均创作于1945-1955年间，那时抗战刚结束，战后的新加坡百废待兴，各种社会问题亟待解决，妇女问题自然被忽视，作家也很难创作出描绘妇女幸福生活的作品。

其次，19世纪20年代从中国传来的五四的自由和解放的精神，曾使新马华文作品中出现过一批敢于改变命运的女性形象（如：陈南《金叶琼思君》中的金叶琼）。但20世纪四五十年代关于马华新文学独特性和“侨民文学”的论争早已将五四的自由、解放之空气淹没。作家急于塑造“此时此地”社会中的人物形象，文学中少了那种彰显个性、追求独立的女性，南洋社会中苦命的妇女形象多了起来。

最后，也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姚紫作为男性作家，他们都共同存在着盲点：没有看到女性改变自己命运的可能性。由于缺少最根本的解放妇女、关怀妇女的思想，导致他们笔下的女性都走向了悲剧的结局。

但不管怎么说，姚紫始终是马华文坛上备受敬重的作家。他在马华文坛沉寂的时期（1948年6月，马来亚殖民地政府颁布紧急法令，对言论出版严加限制，进步的文学活动横遭摧残，因而使马华文坛迅速转入低潮。）以不断的努力鼓起了同道们的士气。他的小说，从不同的侧面反映出不同社会阶层女性的生存图景。日本女战俘、荷兰殖民者的女儿、舞厅的交际花、妓女、女职员……一个个饱满的人物形象，一段段曲折的人生经历，就像拼图的一个小部分，组合起来构成了马华文学人物画廊上精美的一道风景。他所谱写的一曲曲女性生存的悲歌，虽不乏男权色彩的流露，但对认识马华社会女性命运有着非凡的意义。灰暗的色调引导我们探索悲剧的深层内涵，呼唤处于男权文化下的女性的觉醒与自强自立，也在马华文学史上留下了重要而精彩的一笔。

[1][新加坡]姚紫.咖啡的诱惑[M].厦门：鹭江出版社，1987.

[2]陈贤茂.海外华文文学史（第一卷）[M].厦门：鹭江出版社，1999.

[3]王宇.性别表述与现代认同[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

[4][英]弗吉尼亚·伍尔夫.三枚旧金币[A].乔继堂等.伍尔夫随笔全集（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1023-1186.

[5]符和水，李选楼等.新马华文作家作品论集（6）[M].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2002.

[6]刘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4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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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0046（2012）6-019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