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姆雷特的理性与复仇

陈伟彬

(集美大学 外国语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1)

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安排了三条复仇线索,形成相互间的衬托.哈姆雷特、雷欧提斯和福丁布拉斯,三者同样面临着为父报仇的任务,然而三者对复仇却持有不同的态度.哈姆雷特被不少研究者称为犹豫不决、踌躇不前的"思考型"复仇者,而雷欧提斯和福丁布拉斯则是"行动型"复仇者.[1]福丁布拉斯在获知自己的父王被老哈姆雷特杀害之后,下定决心并且迅速召集兵马准备向丹麦进攻,为父报仇.雷欧提斯为报家仇,从巴黎匆匆赶回艾尔西诺,聚集一队人马冲进王室要挟国王,行动快捷,甚至有些鲁莽.反观哈姆雷特,整个复仇过程忧心忡忡,不敢贸然行动,从听到父王为克劳狄斯所杀时起直到全剧结束,哈姆雷特都没有主动把复仇的欲望付诸行动(最后的决斗以及杀死克劳狄斯也是由对方主动挑起的).那么是什么促使哈姆雷特的复仇如此艰难?同样面对复仇,哈姆雷特与福丁布拉斯和雷欧提斯为什么表现如此不同?本文将从理性和认知的角度解读主人公哈姆雷特的复仇行为,并且揭示作品的悲剧性之所在.

一、理性的哈姆雷特

虽然复仇本身必然是一种理性行为,它离不开对以往经验的记忆、当下的隐忍、对未来结果的期待,具体实施更需要审慎的筹划、冷静的判断、果敢的行动,但是这种"理性的根源多半是非理性的生命冲动"[2].哈姆雷特复仇的冲动正是在他理性的复仇筹谋过程中逐渐消退的.在听到父亲鬼魂的诉说后,他作出三个决定:不向众人说出鬼魂诉说的秘密;不让众人说出见到鬼魂这件事;他要装疯,不让众人泄露真情.面对复仇,哈姆雷特没有任何冲动的表现,而是显得如此理性、沉着和审慎.他要找出克劳狄斯的罪证,他知道自己的复仇对象不是一般人,而是当今国王.正如他把自己的复仇看成是在颠倒混乱的时代中"重整乾坤的责任"[3]263一样,哈姆雷特的复仇不是个人行为,而是一种对社会将造成重大影响的行为.

在剧本第四幕第四场的结尾独白中,哈姆雷特曾将自己与福丁布拉斯作了这样的对比:"瞧这一支勇猛的大军,领队的是一个娇美的少年王子,勃勃的雄心振起了他的精神,使他蔑视不可知的结果,为了区区弹丸之大小的一块不毛之地,拼着血肉之躯,去向命运、死亡和危险挑战……我却因循隐忍,一切听其自然,看着这两万个人为博取一个空虚的名声……我将何地自容呢?"[3]316从这一独白中可以看出,哈姆雷特是以理性的角度来看待事物的,他质疑事物的合理性和价值,并且希望对行为及其结果作出合理的解释;而福丁布拉斯则完全是按照其感情冲动来主导自己的行为的.正如钱理群先生所认为的,福丁布拉斯是西方传统故事与复仇悲剧模式里的英雄,他们为了一点虚名,拼血肉之躯,冒生命之险,终不免是感情的奴隶;而哈姆雷特则把自己看成是上帝赋予人的神明的理性、智慧的产物和化身.[4]23

同样是复仇,福丁布拉斯与雷欧提斯都只看到复仇本身,对他们俩来说,复仇就是一切,只要达到复仇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不计后果.正如雷欧提斯所说,"忠心,到地狱里去吧!让最黑暗的魔鬼把一切誓言抓了去!什么良心,什么礼貌,都给我滚下无底的深穴里去!我要向永劫挑战.我的立场已经坚决:死也好,活也好,我什么都不管,只要痛痛快快地为我的父亲复仇"[3]320.在雷欧提斯看来,复仇是非道德的、非理性的,是自己的意志决定的一切.但哈姆雷特却偏偏要用理性之光去关照复仇,因此他注定要瞻前顾后,犹豫不决.他必须对复仇的合理性和后果作出全方位的分析后才可能付诸行动.哈姆雷特的思虑远不止复仇本身,他关注并为之焦虑不安的是杀父之仇背后更加深刻的灾难与危机.正如他在父亲突然死亡和母亲改嫁后所说的,"人世间的一切在我看来是多么可厌、陈腐、令人乏味而无聊",[3]248他的忧虑完全超越了事件本身而进入对人世的怀疑.他由一件普通的、在那个时代应该是司空见惯的宫廷惨剧的切身之痛,上升到理性的怀疑与否定:不仅是对人世,对人、宇宙,更是对自我的彻底怀疑与否定.[4]25

二、理性的追问

复仇的合理性和可行性是哈姆雷特在为父报仇的过程中追问的两个问题.在伊丽莎白一世时代,虽然公法还不健全,但是复仇已不仅仅是个人申冤平反的行为,而开始被当做野蛮人的野蛮行为,只是个人情感的宣泄,缺乏理智的控制,对于人类社会没有价值,不应被推崇、容忍或放任.[5]理性或理性与感性的结合是这个时代所推崇的,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哈姆雷特所追求的.在理性的支配下,哈姆雷特,只有确认复仇的合理性和可行性才可能真正复仇,然而他面对的却是理性无法解决的问题.

对于理性的哈姆雷特来说,父亲鬼魂的诉说显然不能成为复仇的充分证据.他自己也对鬼魂产生如下的怀疑:"我所看见的幽灵也许是魔鬼的化身,借着一个美好的形状出现,魔鬼是有这一种本领的,对于柔弱忧郁的灵魂,他最容易发挥它的力量;也许他看准了我的柔弱和忧郁,才来向我作祟,要把我引诱到沉沦的路上."[3]283其实,不止哈姆雷特怀疑鬼魂的诉说,莎士比亚时代的观众也必定对其产生怀疑,因为"伊丽莎白时代的民众认为来自炼狱的鬼魂本身罪恶没有赎清"[6].因此,如果哈姆雷特一开始便毫无疑问地相信鬼魂的话,那么莎士比亚的杰作在他的时代将很难被观众所接受.即使鬼魂所说属实,哈姆雷特也相信其说法,并且付诸行动把克劳狄斯杀死了,那么他应该如何向他人解释呢?难道哈姆雷特可以说:是父王的亡灵告诉我叔叔是凶手?很显然,这是行不通的,除非哈姆雷特能够让鬼魂当庭作证.面对这样的困惑,哈姆雷特只能寻求更有说服力的证据,于是他导演了"捕鼠计",把父亲的死状植入其中以图试探克劳狄斯的反应.他要求霍拉旭集中全副精神注视克劳狄斯,"要是他听到了那一段剧词以后,他的隐藏的罪恶还是不露出一丝痕迹来,那么我们所看见的那个鬼魂一定是个魔鬼,我的幻想也就像铁匠的钻石那样漆黑一团了"[3]291.当克劳狄斯被演出惊吓离场时,哈姆雷特确认了鬼魂诉说的真实性.然而,单凭一个人面对犯罪的反应就判定其犯罪是不能让人信服的,更何况,克劳狄斯的离场并不能说明他与剧中人一样毒死了国王,除非他受到良心的谴责,主动认罪.再说,绝大多数的国王在看到剧中国王被毒死的一幕时,感到惊慌也是人之常情.[7]因此,哈姆雷特所导演的戏中戏至多印证了自己的怀疑,而无法向他人证明其合理性.再看哈姆雷特所谓的第三点证据,即克劳狄斯致英国国王的公函.公函里要求英国国王把哈姆雷特处死.读者和观众都知道,克劳狄斯为了不让哈姆雷特泄露自己杀人的秘密准备杀人灭口,但是剧中人,除了两位当事人,其他人根本无法获知,也就是说,哈姆雷特无法向他人证明克劳狄斯的意图.即使克劳狄斯公函中想处死哈姆雷特的信息为人所信,也很难让人将其与杀兄夺位合理地联想到一起.面对一个杀害了宫中大臣,整天装疯扮癫,对自己十分不利的哈姆雷特,克劳狄斯想一除了之可能更容易被人所理解和接受.

可以看出,哈姆雷特在查找克劳狄斯犯罪证据的过程中没有得到任何肯定的答案,无法向他人证明克劳狄斯的杀人真相.在这种证据缺失的情况下,作为一个理性的人,哈姆雷特的复仇注定停滞不前.法律与文学方面的研究专家苏力认为,"哈姆雷特是一个需要和渴求高度确定性的人,因此,他又是一个质疑一切未知事物的怀疑主义者,因渴望确定而怀疑"[8]292.他虽然拥有复仇的愿望,但是,他同时意识到必须对自己的判断以及由此判断引发的复仇行动的结果直接负责.特别是当他知道复仇的对象可能是自己的叔叔时,他必须对自己的复仇行为高度确定.如果他把复仇对象搞错了,错杀了叔叔,哈姆雷特将陷入古希腊悲剧中阿伽门农的困境,从复仇的角度来看,他必须作为母亲和叔叔的复仇者对作为母亲和叔叔的杀害者复仇,即对自己复仇.只要活着,他就永远无法摆脱这种巨大的痛苦.复杂的亲属关系使他特别谨慎和犹豫.他那最有名的独白"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正是这种谨慎和怀疑的表现.哈姆雷特无论是选择复仇还是放弃复仇,都无法消除由于信息不完全、证据不充分、无法向他人证明而带来的困惑,他都会面临终生的"生命无法承受之重的道德责任,注定一生无法幸福"[8]294.为父亲申冤,这意味着他必须杀死或伤害一个或几个亲人,并且要尽可能避免自己无辜的亲人受害,严格来说,这就意味着要放弃复仇.这对他来说,是无法兼容的道德责任和律法,然而他却不得不遵循.面对双方都是自己的亲人,无论如何选择,只要信息不充分,他的痛苦就无法逃避,是永远的内心折磨.

三、认知的局限

理性的哈姆雷特在复仇的过程中想从认知上获得对复仇的确定,但是认知上的局限却只能使他的复仇行为一再推迟.莎士比亚没有把哈姆雷特父亲之死直接搬上舞台,给当今的解读留下了更多的空间.戏剧是从事件中途开始的,这样一来,读者和观众对老国王被杀的真相也只能苦苦思索和推断.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分享了哈姆雷特的位置,只能根据在某些人看来充分而在另外一些人看来并不充分的证据作出判断,"分享了哈姆雷特有限的视角、焦虑和怀疑",[8]295从而凸显了人类在裁判上面临的注定是永恒的难题.当我们在对某一事物作出判断时,我们往往无法知道事物的全部真相,或者说人注定是无知的.

从某种意义上讲,"无知是一切悲剧的主题"[2].哈姆雷特认知上的局限暗示了人对命运的无知.正如帕斯卡尔所说,"人的伟大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认识到自己的可悲.一棵树并不认识自己可悲.因此,认识自己可悲乃是可悲的;然而认识我们之所以可悲,却是伟大的"[9].哈姆雷特清醒地认识到自身认知上的局限,认识到自身的可悲,并进而同情地感受到他人的不幸和痛苦,乃至对全体人类产生悲悯.可以说,哈姆雷特是一个痛苦的自觉者,他的痛苦和不幸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他理性上清楚认识到自身认知的局限所造成的.他的独白道出了人类的这种悲剧:"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可是在我看来,这一个泥土塑成的生命算得了什么?"[3]274哈姆雷特的独白揭示了自伊丽莎白一世时代以来,有关人类理性和认知的悲剧:人作为介于全知全能的神与被欲望和兽性所主导的动物之间理性的个体,在追求理性的同时,由于认知的局限注定无法回避理性自身的缺陷.

"宇宙的精华"和"万物的灵长"曾经是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人文主义者的普遍信念,无论是拉伯雷所描写的"巨人",还是马洛的"帖木儿"和"浮士德",人类都得到充分的肯定.与此同时,16世纪中期,哥白尼的天体说极大促进了关于人的怀疑论,直接动摇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类中心主义.哈姆雷特对人类的嘲弄"这一个泥土塑成的生命算得了什么?"正是这种怀疑的体现.总之,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就是一个反复肯定和怀疑的过程.

[1]华泉坤,洪增流,田朝绪.莎士比亚新论---新世纪,新莎士比亚[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131.

[2]张 沛.哈姆雷特的问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172.

[3]莎士比亚.莎士比亚戏剧选[M].朱生豪,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

[4]钱理群.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5]BOWERS F.Elizabethan revenge tragedy,1587-1642 [M].Gloucester:Peter Smith,1959:12.

[6]GOLDSTEIN P.Hamlet:not a world of his own[J]. Shakespeare Studies,1980,13:71-84.

[7]理查德.科勒姆.《哈姆雷特》解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63.

[8]苏 力.法律与文学---以中国传统戏剧为材料[M].北京:三联书店,2006.

[9]帕斯卡尔.《思想录》第六编[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