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民信息加工的几个主要误区

胡志海

（黄山学院教育科学学院，安徽黄山，245041）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2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1年12月底，中国网民规模达到5.13亿，较2010年底增加5580万人，其中手机网民规模为3.56亿，我国网民人数已居全球之首。［1］网络信息传递速度快、规模大、影响范围广，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网络热门事件让人们看到了网络的巨大影响力，各级政府部门也逐渐将网络问政作为了解民意、服务群众、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的重要手段。然而网络信息往往真假难辨，网络舆论的代表性与理性水平也值得深究，本文拟从网民信息加工的角度对此展开分析。

一、信息来源的真实性堪忧

许多调查表明：网民获取信息主要源于以下几个渠道：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网络新闻，论坛、博客、微博等。传统媒体所发布的信息基本出于受过严格专业训练的新闻工作者之手，而且经过层层审核把关，其真实性、权威性在各个渠道中应该是最高的。但由于种种原因，网民往往觉得这些媒体代表的是“官方的声音”，尤其是在涉及到官员或地方政府行为与民众的利益发生一定冲突的事件上，常会怀疑其立场会有所偏袒，对事实真相会有所隐瞒，因此对其发布信息的采信度并不高，在有些事件中，传统媒体的部分报道甚至成为网民嘲讽、恶搞的对象。

网民更习惯于通过网络来获取信息，网络新闻的及时性是传统的新闻媒体所无法望其项背的，它可以实现24小时不间断地报道，其快速发布和高频度更新使受众可以在事件后第一时间内浏览到相关的新闻报道。网络新闻内容丰富，它整合了报纸、广播、电视新闻的优势，不仅实现了文字、图片、声音、图像的有机组合，而且在表现形态上比传统媒体更加非富多彩。［2］但网络新闻的缺陷也不容忽视，网站本身不具备新闻采访权，其刊载的新闻仅限于转载范畴；也不像传统媒体那样具有完整、专业的把关环节，加之片面追求新闻的时效性，无法也无暇在信息源头上进行严格把关，难免就会出现捕风捉影、以讹传讹的现象，结果大大降低了网络新闻的可信度。如2012年初，欧洲不少国家遭遇严寒天气，有数百人被冻死，这时国内众多网站纷纷转载了一篇“全球或迎来20年‘小冰河期’”的报道，众多网民为之惴惴不安。但没过几天，就有专业人士出来辟谣，指出气象学家从未作出此论断，“小冰河期”的说法只是英国《每日邮报》记者对气象局的回答断章取义，发出的无客观根据的感慨而已。又如2011年8月，国家税务总局发表声明，指出有人盗用国家税务总局名义，对外发布了“《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订个人所得税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公告》（2011年47号）”并做解读。该文及解读内容曾在各大网站热传并引起网民的广泛议论，造成纳税人被严重误导。

由于网站的商业导向，致使片面追求点击率，对网民喜好过于迎合，造成网络新闻的内容构成也与传统媒体存在一定差异。如国内几大门户网站所提供的新闻中，时政要闻所占的比例很低，民生话题、社会新闻、突发事件、名人趣事、绯闻等题材成为新闻报道的重点，其中又以负面新闻居多。这些新闻由于满足了部分网民的猎奇、偷窥心理，往往能吸引来较多注意。但这种内容构成所提供给网民的信息较为片面、肤浅，而且长期接触该类信息易强化网民对社会负面因素的认知，使其决策判断出现偏差。

Web 2.0技术使得信息能够随时随地互动传播，网民成为信息的创造者和传播者，“人人都是记者、个个都有麦克风”的时代悄然到来。尤其是像论坛、博客、微博之类“自媒体”，其中的内容基本由网民自行发布或转载而来，出于“圈子文化”和认同归属感，网民对来自这些渠道的“草根”表达的信任度更高。尤其是微博作为新兴的自媒体平台，广受网民欢迎。据CNNIC统计，2011年6月，我国微博用户数量已从2010年底的6311万爆增至1.95亿，增幅达208.9%，成为用户增长最快的互联网应用模式。微博形式精简，功能强大，发布方便，时效性极高，已成为当前极具时效性和影响力的新媒体。借助微博用户间关系的双向性，用户通过关注与被关注可以构建起一个社交网络。由于信息源自自己关注的好友或社会名人，网民觉得可信度较高，常会在第一时间予以转发或传播，致使信息能够在短时间内大规模扩散。庞大的用户群难免鱼龙混杂，海量信息向来真假莫测，由众多的业余者所发布的信息常带有大量水分。武汉大学沈阳教授在《第二季度网络舆情和微博问政报告》中将微博造谣的手法概括为以下几种：捕风捉影、凭空捏造、断章取义、移花接木、偷换概念。［3］正如美国著名媒体人安德鲁·基恩在《网民的狂欢》一书中指出:如果没有有效的筛选机制，普通民众如何能从众多的业余者所发布的浩如烟海的信息中辨明真假?没有编辑、校对、管理者和核实人员的监督，没有“把关人”替网民将真实、正确的信息从一堆充斥着广告、错误和欺骗的信息中挑选出来，网民无从得知微博等“自媒体”上热门转载的信息是否属实。［4］如2011年6月北京暴雨，市区多处严重积水，当晚就有大量相关照片在微博上广泛传播，但事后证明，转发量最多的照片中就有好几张属于造假。2012年3月末，北京市公安局依法查处了一起网络造谣事件，“军车进京，北京出事”的离奇谣言也正是主要通过微博等渠道进行传播的。

二、协同过滤后的信息窄化

面对海量信息，网站与网民均须进行信息筛选，而这一筛选过程也同样存在不少问题。凯斯·桑斯坦提出了网络中的“协同过滤现象”（collaborative filtering），即网站通过信息的同类搜集和网址链接，在提供方便的同时导致了信息“窄化”。［5］新闻网站在转载新闻和设置新闻议题时具有市场型偏好，更加注重信息本身的新闻性和网民的信息需求，因此会弱化或者滤掉了部分内容。在追踪一些网络热门事件时，网站常迎合网民的舆论导向有选择地提供“一边倒”的报道，其客观公正性常令人质疑。网站提供的相关链接一般都指向与自身旨趣相同或利益相关的网站，网络新闻后提供的链接也为立场、观点接近的有关报道，即均在有意无意间强化自身观点，回避不同意见。网络媒体可说是构建了一个可以对信息进行系统性过滤的环境，使受众选择性的接触并不断强化某些接近性的信息。［6］如2011年上半年的“药家鑫案”，审理过程中多数网民群情激愤，此时各网站均围绕当事人“军二代”的身份大作文章，契合了网民对社会不公的不满情绪。但时隔数月后，网民们才发现这些报道实际上存在不少言过其实之处，事实的真相被媒体作了选择性的过滤。网民接收到的信息，可以说基本是经过过滤和筛选的，有时事情的真相难免会因此被扭曲，网民基于此所作出的判断或评论自然也会有明显问题。

心理学研究表明:个体的知觉具有选择性，面对纷繁复杂的客观刺激时通常会选择符合自己兴趣、需要或觉得较为重要的信息作为知觉的对象，对其的知觉会很清晰完整，而其他刺激则作为模糊的背景存在。网民对信息的接收同样体现出这种选择性，他只关注自己感兴趣的信息，对其他信息则可能根本不看一眼。有些网民还通过网站自主选择并订阅信息内容，获取量身定制的个人化传播产品，在尽情满足个人爱好的同时，其视野受到了很大局限。某一论坛、博客的参与者往往有着相同偏好与相近的特点，存在着所谓的“圈子文化”。他们对同一事物常会有着相似的观点，很少会碰到截然不同的意见，交流的结果只会强化他们的原有观点，巩固其固有偏好。［7］上述原因均造成信息窄化，使网民难以形成对事物的全面认识。

三、信息加工的主观色彩浓重

要对获取的信息进行深入加工并做出正确的理解离不开个体的理智与冷静，但网民在加工过程中恰恰常会失去理性。首先，信息加工过程易被网站误导。为提高点击率，网络中发布的信息本身往往情绪色彩浓重，如新闻的标题常会挑动网民那根最为敏感的神经，吸引其眼球。为达此目的，或截取文中人物的只言片语，全然不顾事件背景与上下文；或随意为主人公贴上一些热门的“标签”；或断章取义，误导受众……这些信息常能有效激活网民情绪，根据美国社会心理学家Petty和Cacioppo提出的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ELM），当个体的思考程度较低时，情绪会被当成简单的联想性线索，并产生和情绪效价一致的评价，即消极情绪就会导致消极的评价性判断。［8］听任情绪的左右就可能使网民失去对事物的理性评判，从而表现出或盲从冲动、或谩骂攻击、或披露隐私、或传播谣言等行为。使其难以做出理智判断。如2012年2月，一篇题为《安徽“官二代”子女横行霸道，恋爱不成将少女毁容！》的帖子在网络上热传，极具情绪煽动性的标题迅速点燃了网络和现实双重世界里的愤怒之火，使之演变为裹挟着汹涌民意的网络话题和公共舆论事件。“官二代”的标签，女孩毁容前后的对比照片使广大网民怒火中烧，在转发、评论时，谩骂声铺天盖地。幸好随着传统媒体及执法机构的深度介入，有关此案的真相才逐步显现出来，帖子中言过其实之处被一一攻破。有学者对此评论指出：这种标签化的做法不仅不会使问题得到更好的解决，反而成为网民宣泄情感的导火索，还会使人们的心理不满迅速地发酵。［9］

其次，加工结果的输出以情绪宣泄为主。青少年由于其身心发展特点，网络等新媒体对其具有巨大的亲近力，国内历次调查均显示，10-29岁年龄段的青少年为最大的上网群体。但由于青少年心智尚未成熟，对社会的认识也不全面，加之逆反、冲动等心理特点，使得他们的信息加工与意见表达很难做到心平气和。目前引发网民关注的热点多属问题揭露和现实批判范畴，而由于网络的虚拟性，网民在网络上对此进行意见表达时常会表现出随意性、情绪化等特点，往往观点偏激、言辞激烈、情绪色彩浓重，互联网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各种不满和失望情绪的宣泄平台。不少网民在发表自己意见前并未进行认真仔细的思考，往往只是在情绪的左右下作一个随大流的简单是非判断，然后就会用一些过激的言语宣泄自己的情绪。其表达的意见中对事件的审慎分析明显不足，缺少明确的个人观点与主张，也难以提出什么合理化的对策。人们更多看到的往往是其对现实的不满、对当事人的批判乃至谩骂，这种负面情绪还很容易相互感染、迅速蔓延，乃至引发群体事件。如2010年12月，突尼斯失业大学生穆罕默德·布瓦吉吉在绝望中选择自焚结束生命，这一

［1］ 第2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http://事件通过网络在最短时间里传播开来，迅即点燃了民众不满、愤怒情绪，进而由抗议示威活动逐步演变为席卷北非、西亚多个国家的巨大政治动荡。2011年8月英国伦敦一名29岁的黑人马克·达根被警察射杀，事件在网络推手的传播下迅速激化，引发了伦敦等城市的严重骚乱事件，给社会经济造成重大损失。以上事件参与的主体均为青少年，而 Facebook、Twitter等社交网站对煽动性的信息传播、活动的组织串联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借助电脑、智能手机广泛传递的片面、偏激的信息大大激活了青少年的愤怒情绪，使之纷纷走上街头铤而走险，甚至不惜与社会相对抗。

海量的、未经核实的网络信息往往与事实的本来面貌相去甚远，网民的信息加工过程也常存在着捕风捉影、主观片面、情绪偏激等等问题，信息加工结果并不一定经得起推敲。在此基础上的网络表达常缺乏足够的理性，如果决策者仅以此为参照的话，则很容易发生偏差。

www.cnnic.cn/research/bgxz/tjbg/201201/t20120116_23668. html.

［2］ 张立昂.网络新闻的特点及其对新闻业的影响［J］.东南传播，2005（10）:17-18.

［3］ 赵新星.微博谣言“攻防战”［N］.南方日报，2011-08-11.

［4］ 安德鲁·基恩.网民的狂欢［M］.丁德良，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0：63.

［5］ 凯斯·桑斯坦.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M］.黄维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10.

［6］ 孙瑞英.基于心理学视角的网络信息异化研究［J］.图书情报工作，2009（10）:68-71.

［7］ 张桂霞.网络舆论主体的群体极化倾向分析［J］.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4）:104-107.

［8］ Richard E.Petty，etc.Positive Mood and Persuasion:Different Roles for Affect Under High-and Low-Elaboration Conditions［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93（1）：5-20.

［9］ 朱力.泛标签化扭曲社会认知［J］.人民论坛，20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