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孽海花》、《围城》作者思想的文化解构

王丽珍

（安徽师范大学学生工作处，安徽芜湖，241003）

《儒林外史》、《孽海花》、《围城》三部作品反映了三个世纪清醒文人的反思与探索。文化记忆与文化现状的巨大落差使吴敬梓、曾朴、钱钟书无法保持沉默和熟视无睹，他们用自己犀利的笔锋暴露和讽刺了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危机。他们反省与批判的最终目的是为了重塑知识阶层角色及其理想出路，但由于所处时代的局恨性，他们多有着悲观的文化关怀，并不能乐观地揭示未来。所以，他们的作为只是在清醒地批判。

三部小说对明清以来中国传统文化追寻的结果是：中国人既不可对于儒家传统思想过于迷信，但是也不能完全舍弃；而对于西方文化也不能完全采取拿来主义，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同时，作者们也在追寻共同的答案——中国的传统文化精神应该何去何从？国家的命运和知识分子的出路又在何方？

一、儒学衰微与文化省思

以儒家文化为主流而构建的传统文化，讲求内在修养与外在事功的一致性与和谐性，它曾激励中国历代士人承载着社会责任心与使命感，使其永葆达则兼济天下的热情。而且这一精神渗透进了士人们的日常文化心理及行为方式之中，框定了中国传统士人的形为范式。

那么，个体人格道德的完善又将如何转变为群体的社会事功？显然，“学而优则仕”的科举制度是这一转变的有益桥梁，是隋唐以来文人儒士们修身治国理想得以实现的基本途径。毫无疑义，科举制度这一相对公平的竞争方式打破了等级界限，使不计其数的寒门子弟得以跻身于公卿之列，这一极现实而又极富诱惑力的人生目标，自然成为士大夫们奋斗的理想。但是到了清代，以八股为取士标准的科举制度使得儒家思想逐渐变成僵死的教条和空疏无用之学。

面对传统文化在清代所表现出来的呆板与僵硬，以及士人们在八股取士制度下的个性迷失与人格堕落，吴敬梓进行了内省与批判。他不仅认识到八股科举与功名富贵对一代读书人心灵的戕害与摧残，而且对这种道德人格的现实困境进行了反思。他先后设想了三种不同的理想人格模式，试图为一代士人明示方向，疗治痼疾。

杜少卿是吴敬梓心中的理想人物，体现了新旧思想交替的表象与吴敬梓全部的人生感受。他表面上风流倜傥，内心却忧郁苦闷，他似乎站在时代的前沿，却寻绎不出精神世界的寄托，愁肠百结，无处可诉。他在对这一社会格局怀疑与鄙弃的同时，也被社会遗落。他的快意追求与沉重失落在他自己身上始终找不出答案，却只能无奈地叹惜道“小侄无所归依”。这不是杜少卿、吴敬梓所能解决的问题，而是时代的局限性造就了这一无奈。

在通脱豪放中寻找不到出路的吴敬梓又把匡时救弊的理想寄托在“礼乐兵农”的经世致用之上，力图用古代儒家的经世致用挽回世道人心。于是，一批贤人儒士粉墨登场，他们在南京兴礼乐、祭泰伯，在边城兴兵农、办学校，然而他们不是被世人遗忘就是被朝廷清算。贤人的风流云散与政治理想的流产显示了吴敬梓从儒学传统中寻求士人理想出路的最终寂灭。

最后，吴敬梓又将目光投向市井，他以满腔热情描写了四位“琴棋书画”奇人，希望他们来传承真儒贤人的品格精神。然而他们终究只是其理想的外化，在现实中并不可能存在，他们的形象显得过于苍白和乏力。

士人的举子化，儒学的举业化，这一文化传统的畸变，使吴敬梓痛心疾首。他运用犀利的文笔深刻地描写了士人顺遂变形的历史事实和文化现状吞噬文化传统的巨大变化。同时也对儒家传统文化作出了追问，并努力在文化现状中追寻着文化记忆。但是他始终未能解决文化传统与现实世界的尖锐冲突。传统的理想与信仰在那个时代已不再适合，而士人们唯我独尊的自信心的丧失则更显示了传统文化在那个时代的式微。吴敬梓虽然执著地为士人探索着出路，企盼着理想人格的回归，但无论他如何选择，贤人儒士们都无法避免精神的沉沦和理想的幻灭悲剧，他们活得沉重而悲凉。

吴敬梓虽对社会、对士子深表失望，但他依旧对儒学深信不疑，对士人充满希望。他深信无论士人人格如何堕落，社会政治如何颓败，儒学依旧是挽救社会、个人的文化根本。尽管他也非常清楚文化的颓势在那个时代已无可挽回，但他还是认认真真地做着对一代士人命运和民族传统文化的反思。由于受自身思想与文化氛围的限制，他的理想在现实状态中只能以破灭而终结。他徘徊在传统儒学经世致用的圈子中，却无法为儒学传统和士人找到新的出路。

二、西学东渐与文化期待

在早期觉醒者们对明清时期士人人格精神的反思与最终在传统民族文化中找不到出路的局面下，曾朴走上了从西学中寻求救国出路的道路。他站在俯瞰世界大势的高度，通过对士人的文化心理与人格精神的观照和审视，探求世变之因。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与世隔绝的一统天下的观念，不得不让位于‘五洲万国交通时代’的观念”［3］，西方文明以日益强劲的势头冲击着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不得不顺应时势，开始与世界接轨。

面对严峻的社会现实，曾朴陷入深思：一个泱泱大国为何一再遭受列强的欺凌？士子文人们又该做些什么？在传统民族文化中找不到救国之略的曾朴走上了从西学中寻求治国良方的道路。最终，他把自己匡时救国的愿望寄托在一批曾经游历外国、担任过外交使臣、放眼世界的新型知识分子身上。

与陆奉如、金雯青等人对世界茫然无知、漠不关心、愚昧颛顸不同，薛淑云、吕顺斋、李台霞、马美菽、徐忠华、云仁甫、王子度等士人吸纳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求新声于异邦。在谈瀛会上，他们提出了一系列自强措施。

薛淑云认为“我国只有力图自强，方足自存在这种大战国世界”。而匡次芳则认为，中国军队兵器粗陋、船舰短缺的弱点乃是导致中国遭受欺凌的重要原因之一。于是，他从内政着眼，以为“当以练兵为第一，练兵之中尤以练海军为最要”；徐忠华和云仁甫则提出以实业救国，认为不仅要学习西方的军事武器和养兵练兵的方法，而且要发展工商业，创办我国自己的银行与铁路。不过，他们的思想尚未突破洋务派“中体西用”，发展“器物”文明的窠臼，他们的变革措施只涉及到中国社会的部分弊端，而对中国社会落后之根本所涉不深。因此，曾朴在结合现实历史的基础之上，又从思想、政体、教育方面作出了思考。

于是，“学贯中西”的李台霞进一步指出西方国家富强的根本原因在于“政体……教育……民智日进，国力自然日大了”。俞西塘以为，“政体一层……一时恐难改变。只有教育一事，万不可缓”。而且他认为，现在办学堂，“只有普通小学堂最是要紧。因为小学堂是专教成好百姓的，只要有了好百姓，就不怕他没有好国家了”。马美菽则提倡改革文艺、文字。他主张另造一种和白话一样方便的通行文字，强调戏曲小说应重视对老百姓的感化作用。他们认为导致我国愚昧落后的主要原因，是我国政体不像西方国家那样民主自由平等，大多数百姓缺乏民德与民智。而要想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局面，则应从培养民德，开启民智入手。

他们的这些议论无疑是那个时代的最强音。他们以开放的心态面对中国社会所发生的艰难巨变，“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4］，从政治、军事、经济、教育、文化方方面面积极探寻救亡图存的治国之道。他们身上体现了一种锐意革新、励精图治、积极进取，突破传统文化束缚，从西方文明中寻找中国生存发展的道路的改良思想。这些言论强劲有力，振聋发聩，预示着中国文化的走向与未来，是中国的希望所在。

天下愈是无道，愈是昏暗，士人的责任也愈大。曾朴站在20世纪之初革新时代的历史基点上，回首中国鸦片战争以来充满血痕的道路，以一个有识之士的敏锐与志向，真实地记录了鸦片战争以来，内忧外患接踵而至，国家危机重重的历史状况，以及士人所面临的诸多救亡图存的求索。他清楚地认识到在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对接、东西政体的碰撞之下，传统的学术思想与价值观念已经发生了动摇，而士人要想融入文明与进步的征程之中，就必须寻求一种新的文化观念与价值体系来富国强民。最终，他把视野投向西方文明。他用自己所谓的改革之方批判并启迪麻木颛顸的国民早登觉岸，去共同寻求中国的自强之道。尽管，他的深思与呐喊在现实历史中似乎差强人意，但却生动地反映了一代士子升降沉浮的命运变化与探索和努力。

三、学术质疑与文化宿命

在吴敬梓、曾朴等先辈的思索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以及辛亥革命等试验之后，中国仍难逃脱积贫积弱的命运，民众依旧持有麻木愚昧的思想。觉悟了的知识分子开始意识到：中国崛起所迫切需要的不仅仅是躬行实干的“洋务运动”，需要的更是“民主”与“科学”的思想理论。因此，五四前后新文化运动的兴发正是知识分子在救亡图存的种种失败实践之后深刻反思的结果。

“打倒孔家店”、抨击封建文化专制主义、倡导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广泛吸收和运用西方文化等大刀阔斧的文化、思想革命，的确完成了中国近、现代的转型，而其中也难免种种矫枉过正的缺憾。如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抛弃与对西方文化不加选择地拿来即是当时的主要症结所在。中西、“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5］，这正是当时知识分子思想处于亚健康状况的真实写照。

钱钟书作为乱世中的清醒文人，既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思索，同时也对中国民众所崇拜的媚外文化——自我异化的西方文化，以及随之而来的人格沦丧无比忧愤。他以一种极其冷峻严酷的理性主义精神对半新半旧、不中不西的新一代知识分子进行了批判，进而展开对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重新审视和估价。

小说一开始，钱钟书就不无愤激地揭露了人们崇洋媚外的心态和受西洋糟粕戕害的精神世界。学中文的方鸿渐在留洋“深造”四年后，为了光耀门楣和遮掩“空疏、寡陋、愚笨”，在回国之时弄了一张克莱登大学的假博士文凭装点自己。留学英国的曹元朗到处打着牛津剑桥的幌子。留学与洋文凭对于当时许多知识分子来说完全是一种精神上的装点。而褚慎明之流爱的只是跟洋字沾边的金钱和权势而已，而非西方严肃的学术文化，他们由传统的媚上变成了现代的媚外，他们在西方文化面前只有盲目崇拜，没有理性认识。“这种媚外文化破坏了传统文化中一些较具深远意义的伦理原则，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人格沦落”［6］。方鸿渐到国外留学一趟，就由原来老远看见女生就脸红的“寒暑表”变成了周旋于女人之间的“厚皮老脸”；“海通几百年来”，“整个中国社会里长存不灭”的只有鸦片和梅毒两件西洋东西。

人生识字忧患始，也因此知识分子往往有着异于其他阶层的敏感意识。钱钟书深刻感受到西方文明给中国所带来的灾难和两种文化交锋所造成的让人无可奈何的现状。他痛感自己在大时代中的无足轻重与无能为力，常常借助无可奈何的宿命感来自嘲自慰。小说主人公方鸿渐的人生幻灭过程可谓充分体现了钱钟书在觉醒之后却找不到出路的无奈与悲哀。

方鸿渐常常不由自主地处于或陷于左右为难的窘境之中，他过着无价值、无意义的生活，既没有清醒的意识创造未来，又没足够的能力拯救现状，自作聪明地在那里打发着时日。尽管他对于人生并非完全游戏，但人生却无形中戏弄了他。他很少用精神胜利法麻弊自我，但他所抱的随波逐流、不思振作，容忍退缩的生活态度却使现实世界将他抛离。他的绝望和幻灭不仅来自于残酷的现实生存环境和奔波动荡的生活，而且也来自于他自身性格的软弱和怯懦。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少数知识分子力挽狂澜，救亡图存，在烽火岁月中已历练为世纪长河的中流砥柱。但是毕竟知识分子不可能全部脱离其母体——文化领域，他们中的多数依然在原有的岗位上劳作，他们的眼界也因此不可能放得太宽。在战争阴霾的罩盖下，他们中的部分人彷徨失措、无所依归。在混乱的战局中，他们很难找到自己的人生坐标。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他们搞不清自己的角色，看不清国家的未来，尽管他们也在不断地追求，但却总是一次次地失败。他们对社会、人生的悲情关怀的结果，最终造成了其自身价值观念的裂变。他们耳濡目染着时代的动荡与变化，却不愿正视和改革，相反，为了维护小我的利益，他们往往用尽智谋，不择手段。

基于此，钱钟书先生以《围城》描摹出一种对自我人生处境格外清醒却又无能为力的无奈心态。“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正是钱钟书先生在《围城》中对那一时代知识分子命运走向的终极关怀。

而“现代文明带给人类的危机和困境是人自身所难以超越的。钱钟书把追求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作为现代人的现实选择，却把无路可走和无可奈何的困境作为追求和选择之后的必然结果”［7］。在“忧世伤生”的感情基调下，钱钟书冷峻地透视了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道德思想和人生遭遇，揭示了他们在精神上的异化与没落，表达了一个觉醒者的忧患意识和自我省嘲。他在现实世界中，找不到知识分子的出路和自我重铸所支持的文化给养，只能宿命般地悲叹和无奈，陷入了无法排遣的迷惘。

面对士人形象的历史演变，吴敬梓、曾朴、钱钟书三位清醒者以忧世伤生的目光和极近揶揄、讥讽的笔调，对他们所处时代文化走向予以悲情关怀。虽然三位清醒文人尚未找到合适的国家出路、传统文化的走向，但是他们已经意识到国家的未来与传统文化兴衰的某种内在关系。

吴敬梓把一切希望寄托于儒家的信念之中，完全依赖儒学。但是，经世致用的传统文化并不能挽救江河日下的世风和风雨飘摇中的国家，中国还是日渐落后于西方。

到近代，在列强入侵中国的炮声中，士人们开始放眼外界，他们逐渐对西学发生兴趣，并带着强烈的救亡图存意识去寻求富强之道。曾朴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提倡新政制，保守旧道德，欲从西方文化中找寻治国救亡的良药，欲使中学与西学兼容，走一条中间的维新道路，但百日维新之不彻底的行为表明这种维新方式也挽救不了国家的命运。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民主与科学被高度推崇，传统儒学被进一步批判。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军侵华，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在这样的大时代中，尽管依然是部分知识分子精英与广大民众一起承担了拯救国家的重任，但是我们更不能忽略战乱中部分知识分子方向感的迷失。钱钟书通过小说《围城》，以小见大，在对人性丑恶进行反思的同时，更触及到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明的接受态度这一历史问题。先生在用嘲讽、挖苦的笔调描述沦为小人物的知识分子现状的同时，也暗含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明各自精华与糟粕之两面性的理性认识。与吴敬梓、曾朴不同的是，钱钟书所处时代已完成了传统士大夫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他更能体会到部分知识分子边缘化、平民化以后内心的彷徨无着；吴敬梓、曾朴时代的士人整体上对国家的未来尚未失去希望，而钱钟书所处的这一历史时期，日本已侵占中国东北、华北、华南的大部，部分士人已对国家未来不抱有任何希望。所以，钱钟书所思考的，是在民族存亡的关头知识分子的出路问题，是在一片叹息声中知识分子的自信心与人格建设问题。

三部小说之表层都是在寻求士人的出路，而其深层实质却是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省思与关怀。尽管三部小说塑造的士人形象因历史境遇、政治目的不同而千差万别，但三部小说的作者本身乃其所处时代知识阶层中的具体一员，他们既有着对“自我”群体的无情揭批与冷峻思索，又深怀对民族和民族文化的执著自信与热忱持守，这不仅昭示出“士人”群体的传统忧患意识，亦反映出这一历史时期，“士人”群体已显现出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的新的风貌。就此层面而言，他们是能吸故纳新，与时俱进的。而这一意识之根本，乃源于士人们忧患意识基础上的对传统文化走向的终极关怀。

［1］ 杨天宇.礼记译注·大学［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1034.

［2］ 杨联芬.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87.

［3］ 欧阳健.晚清小说史［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200.

［4］ 唐明邦.周易评注·系辞下［M］.北京：中华书局，1995：238.

［5］ 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答佩剑青年（上）［M］.北京：三联书店，1984：186.

［6］ 胡河清.真精神与旧途径——钱钟书的人文思想［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29.

［7］ 周呈武，吴燕.展现畸形社会人生的困境和人性的悲哀——论<围城>的深层意蕴》［J］.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版，2002，2（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