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迪利娅与杨三春
——《李尔王》与《五女拜寿》中孝顺女儿的比较

邓惠文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信息科技学院，广西桂林 541003）

科迪利娅与杨三春
——《李尔王》与《五女拜寿》中孝顺女儿的比较

邓惠文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信息科技学院，广西桂林 541003）

科迪利娅和杨三春分别是《李尔王》与《五女拜寿》中的“孝顺女”。尽管《五女拜寿》的故事构架来自莎翁的《李尔王》，但其思想内涵已不同，两位女性的表现也很不一样。本文从两位“孝顺女”在社会价值、表现以及结局方面的不同进行比较分析。

女性形象；比较

20世纪的莎士比亚评论家大多认为《李尔王》是莎士比亚最伟大的社会悲剧。李尔王是传说中古不列颠年逾八旬的老国王，专横而爱听谄媚的话，他把国土和权力分给巧言令色、心怀叵测的两个大女儿，却赶走诚实孝顺的小女儿。后来李尔王受大女儿虐待，愤而出走荒原，在暴风雨中醒悟过来，后又变疯。莎士比亚借《李尔王》来探讨子女不孝的问题，剧中的李尔王用其一生的经历演绎了饱受子女苛刻的悲凉和辛酸故事。《五女拜寿》的故事情节脱胎于《李尔王》。编剧顾锡东先生从莎翁那里借了一个故事轮廓，取材邹应龙斗严嵩的历史故事，再配以中国人的纲常伦理，创作成了《五女拜寿》。故事虽然简单，但情节饱满。两剧各有一个孝顺的三女儿——科迪利娅和杨三春。科迪利娅是莎士比亚创造的最感人的妇女形象之一，因为不屑于像她的两个姐姐那样用谎言去骗取国土而冒犯了父亲的尊严，被专横的父亲赶出家门。杨三春因为在父亲的寿宴上没有奉上厚礼，被嫌贫爱富的杨老夫人赶出杨府。科迪利娅和杨三春的形象有雷同之处，却有更多的不同之处。

一、社会价值不同

科迪利娅遵从的是基督教的社会价值观，而杨三春完全是中国儒家传统的贤妻良母。莎士比亚与基督教的关系为许多学者所重视，如海伦·加勒在《宗教与文学》中指出，莎士比亚的作品“所揭示的神秘，都是从基督教的观念和表达中产生出来的，它的一些最有代表性的特点，都是与基督教的宗教感情和基督教的理解相联系的”[1]。科迪利娅就是他笔下圣女般的基督徒。她按照圣经上的圣训，具有崇高的牺牲精神、伟大的宽恕精神和平等的博爱精神。因此，她是李尔王最爱的女儿。她不追名逐利，不信口开河，她忠于父亲、忠于丈夫、忠于内心，不能给的她决不说出口，能给的她一定做到。科迪利娅就如她自己所说的，“我的爱心比我的口才更富有”。科迪利娅是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人物，她象征着莎士比亚一贯提倡的诚实、宽厚、纯洁的爱情、高尚的正义感和勇敢的斗争精神。

杨三春立身行事严格遵从儒家的“三从四德”标准。“三从四德”是为适应父权制家庭稳定、维护父权—夫权家庭（族）利益需要，根据“内外有别”、“男尊女卑”的原则，由儒家礼教对妇女的道德、行为、修养方面进行的规范要求。《礼记》这部儒家经典为封建社会的宗法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巩固了上升时期的封建制度，它强调“孝”对立身治国的重要作用。《孝经》说孝是“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孝的原则被说成宇宙最高原则。忠孝是古代中国君民共同遵循的社会共识，“孝”是维系以家为生产单位的家长制的最高原则。因此，杨三春按儒家的标准，毫无怨言地侍奉着义父杨继康夫妇和在家读书的丈夫，她是一位站在男人后面默默奉献的贤妻良母。她美丽、善良、孝顺，是合乎当时社会标准的完美女性形象。

二、表现不同

科迪利娅和杨三春都是善良、正直、勇敢的，但表现却很不相同。科迪利娅表现得刚直不阿，个性张扬。面对父亲分封国土的条件，面对两位阿谀奉承的姐姐，科迪利娅只是回答，她的爱不多也不少，她就照着作女儿的本分去爱国王。她素性不苟言笑，即使说起话来也声低而语简，坚守真诚，不贬抑自己去逢迎取巧。被李尔王剥夺了各种继承权，一无所有地嫁给法兰西国王也决不求饶。当得知父亲被逼得流浪荒野时，她亲率大军前来讨伐两位忤逆的姐姐。她是一个不让须眉的巾帼英豪。

杨三春依照传统的标准去侍奉父母，与丈夫邹应龙从南京赶来向父亲拜寿，但由于住店时寿鞋与衣物银两均被盗，空手来到杨府，使嫌贫爱富的杨老夫人心中十分不悦，不准他们到酒宴上用餐，而是命婢女带他们到厨房用饭。她忍气吞声，并未提出异议。三春连夜为二老补做寿鞋，被丫环嘲弄。二姐双桃拨弄是非，使杨夫人将三春夫妻赶出杨府，她也忍受下来，原因只是杨氏夫妇对她有养育之恩。丈夫要考取功名，她便承担起全部生活重担；杨氏夫妇落难，她连忙将他们迎接回家，好生侍奉。直到她的丈夫考取功名，衣锦还乡，她才跟着扬眉吐气。在以男性为核心的宗法血缘制社会，杨三春只能是一个站在男人身后的女人，一个把自身价值的实现建立在男人身上的女人。她比科迪利娅要被动，显现的是坚忍的母性之光。

三、结局不同

绝大多数《李尔王》版本都是以李尔复位结束的。而在斯宾塞的版本中，科迪利娅继位，但多年后被她的一个侄子推翻后自杀。莎士比亚的悲剧性结尾是他的版本中最显著的不同了。莎士比亚让一个衣衫褴褛的李尔抱着他已亡的最心爱的女儿走上舞台，然后说：“这一根羽毛在动，她没有死！”此后数百年间，多数人都无法接受这个结尾，认为科迪利娅不应该死。莎士比亚的悲剧结尾，“强化了基督信仰的超越性与终极性特征。他展现出罪恶的遍在与深重图景，渲染了善与美的力量遭尽劫难与毁灭的悲怆，和喧哗与骚动之中人类孤独无助的情绪。”[1]

《五女拜寿》与其他的中国传统戏剧一样，有着一个大团圆结局。杨继康官复原职，奸臣也命丧黄泉，杨三春的丈夫邹应龙平步青云，高官厚禄，她从此也过上了丰衣足食的体面生活。“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社会心理需要使大团圆结局成为中国戏曲的一种结构模式。“戏曲的‘大团圆’结局不是‘国民劣根性’的表现，而是中华民族坚忍不拔、善良乐观、不向邪恶屈服的民族性格和心理的表现。”“不是把人引入折中调和、自我麻醉的泥淖，而是以顽强的抗争精神催人奋进，以善必胜恶的乐观主义态度，鼓舞人的斗志。”[2]莎士比亚等欧洲悲剧大多不取“大团圆”结局主要原因是受亚里士多德《诗学》的影响——要求悲剧和喜剧泾渭分明，各自具有不同的审美效果。武汉大学郑传寅教授把我国戏曲的这重“大团圆”结局归结为三个原因：传统思维模式、循环发展观念、尚圆习俗与崇尚圆满的世俗心理。

科迪利娅和杨三春都是作者想要褒扬的典型孝顺女儿，她们分别被作者赋予了不同的性格与命运。科迪利娅的悲剧结局令人扼腕叹息之余感受到心灵的震撼，杨三春的完美结局使人心生宽慰。两者的不同，归根结底是东西方文化内涵的不同。

[1]梁工.基督教文学[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178,179.

[2]郑传寅.传统文化与古典戏曲[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84.

I106.3

A

1008-178X（2012） 05-0101-02

2012-02-20

邓惠文（1976-），女，广西平南人，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信息科技学院讲师，硕士，从事英美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