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宋词人身份地位的历史嬗变

侯海荣

论唐宋词人身份地位的历史嬗变

侯海荣

本文从历史的角度宏观地探析并论述了唐宋词史上不同时期的代表词人不同的身份。创作主体是文学创作的“四要素”之一，词人身份的考察及定位直接影响到词作的文本样貌、风格属性以及受众群体和传播路径。

唐宋词；词人身份；词人地位；嬗变

一、以温庭筠为代表的御用词人

唐五代词的本质属性是宫廷之词。而温飞卿全力写作贵族艳科，这与他的御用文人身份有极大的关系。温被说成“士行尘杂，不修边幅”，“能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但其词通过令狐绹的媒介而达于宣宗，加之欧阳炯等人以小词供奉前蜀后主王衍的史实，皆可看出以温庭筠为代表的御用文人应制而作是他们创作的原动力，为了满足宫廷显贵的耳目声色需求以及发挥词作的娱乐功能，在文本语言方面，他们刻意文抽丽锦的辞采之美；从应歌角度出发，他们合于拍按香檀的音乐之妙；在心理结构上，他们追求细腻狭深的情感取向；在美学理想上，他们趋向镂玉雕琼的感官之作。就这样一批以裙裾佳人、珠帘贵妇为主体，以红楼夜月、香径春风为场所，以芳思离绪、男女恋情为主题，以南朝宫体、北里娼风相结合的虚拟“末技”小令词走入了帝王等上层消费者的期待视野。这些词熏香掬艳、蹙金结绣的脂粉气息奠定了词作的总体风格。

这种词作的“类型化”特征，即“类不出绮怨”的集体品性是宫廷环境与作者的特定身份使然。一方面，创作者从原先诗的抒情广度上缩减了阵地，囿于言情一隅，所谓“诗大词小”；另一方面，这种刚刚诞生的诗体形式，担当了诗所无法担当的历史使命，所谓“诗庄词媚”。就这样，词体在早期的应制中诞生，御用文人的词作着重体现了词体产生初期与宫廷文化之间的关联，“故早期的宫廷应制，其应制词中当然含有音乐的变化。广义的应歌问题，也就是词体的音乐性问题，是词体之有别于诗体的一个基本特性，当然会是从词出生时刻就含有的基因，但就此时期词的写作情况来看，词人并非是写给歌者的，而是伴随新兴的音乐写给皇帝和朝廷的，故此时期宫廷应制为其本质属性，应歌为其从属属性。”[1]

二、以柳永为代表的专业词人

温飞卿与花间体的出现，标志了曲词发生史的完成。柳词虽是飞卿体的继续与发展，但柳永与“温八叉”的身份迥然有异。柳永的时代，是市民文艺兴盛的时代。柳永虽然做过地方小吏，但仕途蹭蹬，官至进士已垂垂老矣。所以，柳永所过的生活不能不说是一种“俗”的生活，他出入于秦楼楚馆、茶坊酒肆，流连于新声巧笑、烛影摇红，以自身生命的愉悦为本位。“从主观上来说，柳永仍在科举人生的窠臼之内，就客观而言，柳永的人生取向，更为具有情爱人生的意义。”[2]而从创作上看，柳永的填词才华使其声名大噪，于是有了仁宗皇帝“且去填词”的批示。可以说，一直到柳永体的出现，才出现了真正直接为歌女而写作的狭义的应歌词。柳永现存213首词，这是创作史上的一个高峰，它冲断了词的雅化进程，“井水饮处，皆歌柳词”，柳永堪称词林巨擘当之无愧，他是大力创作市井俗词的第一人。其词主宰了宋初的词体领向：即从飞卿体主导的贵族化走向通俗化。它将词“别是一家”的艳科属性推向极致。

柳永的专业词人身份，导致其词作出现了向词本体的回归一途，它标志着词体从诗体的母体中脱胎、分离的最后完成。柳永特殊的人生经历，被排斥在传统文化主流之外。在与士大夫分道扬镳的市井文化阵营中，一方面，柳永体慢词长调的容量与体制，宫徵靡曼、唇吻遒会的应歌属性使得其作迅速风靡于宋初词坛；另一方面，由于混迹于歌台舞场、柳陌花衢，柳词将市井歌伎作为第一描写对象，在飞卿体的基础上，注入了写实的因子，又由于向市民底层文化的靠拢，亦不免有“淫声浪语”的卑下之作。

三、以苏轼为代表的士大夫词人

尽管柳词独具“柳七郎风味”，但苏轼并未守此衣钵，而是弃俗从雅，先破后立，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的阔大题材，以其天风海雨的逼人气势，以其矫首高歌的旷达情怀，以其被鄙为“句读不葺之诗”的异样面孔，大胆摒弃了香软柔媚、依红偎翠的“词家体例”，一举打破了妙龄女郎手执牙板的一统天下，进而将聊佐清欢、簸弄风月、花间樽前、浅斟低唱的“诗余”小词提升至诗词并称的位置。

之所以词至“东坡体”出现一大突破，苏轼的仕宦生涯是其转型的关捩之一。尽管后主体早开士大夫词作的先河，但作为帝王生活，并不具有士大夫的普泛性。“黄州流放使苏轼的人生观念、艺术创作、审美情趣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一变化影响贯穿他的后半生，使他成为了中国文学史、艺术史、思想史上真正意义的苏东坡。”[3]苏词的意义，是对柳词的反拨，并奠定了词体雅文化的殿堂。黄州时期，东坡词出现了一个飞跃，名作蜂起，这是缘于东坡贬谪的人生遭际，社会角色的转换，使苏轼更为开放地自由创作，他不必带有任何面具，走进大自然，走进自我的内心世界。东坡体的恢宏气象、思想深度、风雅品格、哲理色彩，两宋词坛几乎无人可以比肩。苏轼是典型的士大夫词人，其“以诗为词”的如椽之笔就是他自身生命的律动与折射，他的词从飞卿体、柳永体的艳科藩篱中解放出来，再无应制之作，作为北宋时期的士大夫，难以不写应社之作，词体先天的音乐属性，决定东坡词中会有应歌现象，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东坡词中出现了大量的“非应体”的自我书写，词作俨然成为词人胸襟气度、表情达意的一种载体。

四、以姜夔为代表的职业词人

姜夔是南宋词坛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人物。就其人生履历而言，一方面，姜夔生活在一个江湖游士盛行的时和现代文明的思想冲击之间的矛盾冲突的碰撞，呼兰河这个小镇是封闭的，与外界的接触比较少，他固守着千百年来的文化习俗，就像东街的那个大坑一样，长年以来人来人陷，车来车陷，但是没有人愿意去填上这个坑洞，因为他们将他看成是呼兰河本身的一部分，是呼兰河自然环境的一部分，所以，“说拆墙的有，说种树的有，若说用土把泥坑来填平的，一个人也没有。”他们遵循这古老的守则，对自然有一种天然的敬畏，他们所生活的环境和他们自身是和谐的融合在一起的，他们不会想着去改变自然的一切。所以，在呼兰河这个地方，西式的牙院是不被接受的。呼兰河的生活一直波澜不惊，古老质朴。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如这个小小的牙院一样，呼兰河虽然一直坚持着古老的传统，但是也日益被现代的思维渗透着，并不断的改变着这里的一切，所以，呼兰河的人也跳大神，但是跳大神的时候，会有很多人趴在墙头看热闹，呼兰河人也搭戏台，但是去看戏的往往并不为看戏，而是为了亲人相聚或者说男女眉目传情。所以老胡家虽然也娶了团圆媳妇，但是却不把她看成是一个能够带来幸福的神圣存在，每天也是没日没夜的打她，调教她。当团圆媳妇被打的生病了的时候，她的婆婆也会努力的费尽心思的请大神来为她看病治病，但是却也为自己的蝇头小利而斤斤计较。《呼兰河》并非是要批判什么，挖掘什么，只是还原了历史的真实。我们说，当现代的文明以一种强大的渗透力进入乡村的牢固而又封闭自足的古老文化中时，所产生的这种碰撞和裂变是巨大，就像萧红在小说的开头中所说的“严冬一封锁了大地的时候，则大地满地裂着口。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几尺长的，一丈长的，还有好几丈长的，它们毫无方向地，便随时随地，只要严冬一到，大地就裂开口了。严寒把大地冻裂了。”在中国的这块沉淀了几千年的古文明的土地上，现代文明也许并没有想象当中那样的让人温暖，也许现代文明以一种冰冷的姿态强势侵袭而来，所以才将大地冻裂了，无论是二爷的卑劣的生活、一向坚强生活的冯歪嘴子的悲惨遭遇、团圆媳妇的屈辱死去、老胡家一家的离散，没有愚昧，没有无知，没有封闭，这只是在那个年代，现代文明和古老文化的强烈对抗所产生的强震和裂变，这只是当时生活状态的白描和抒写。

现代的文学批评是建立在一种现代文明基础上的批评视角，他们站在理性的神坛上对文学进行一种俯视的批判，当理性以“专横”和“粗暴”沦落成为科学迷信的时候，我们应该打破这种一叶障目的批评格局，建立起与之相异的，以人类的生存方式为基点的，关注整体人类生存方式的批评方法，那么以这种方式对文学进行重新解读，往往会得出不一样的观点。

[1]J.G.弗雷泽，徐育新等译.金枝[M].新世界出版社，2006.

[2]萧红.萧红全集[M].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

[3]叶舒宪.文学与人类学—知识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J].四川大学网络出版年期，2004，（02）.

[4]叶舒宪.文学治疗的民族志—文学功能的现代遮蔽和后现代苏醒[J].百色学院学报，2008，（5）：23-34.

[5]张国祯.民族忧痛和乡土人生的抒情交响曲—评《呼兰河传》[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tudies，1982，（4）：272-280.

责任编辑：何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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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海荣/吉林师范大学博达学院教师，古代文学专业博士（吉林四平136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