撞击与裂变
———萧红《呼兰河传》的后现代文学阐释

梁慧

撞击与裂变
———萧红《呼兰河传》的后现代文学阐释

梁慧

20世纪的文学批评建立在理性至上的主观信仰上。理性作为一种曾经带来文化变革的思维习惯如今已经走向了垄断和迷信，成为另一种“科学迷信”。因此，当我们进入了以文化人类学为基点的后现代文化时期，后现代的文学批评打破了现代批评的瓶颈，为我们展现了不一样的视角。萧红的《呼兰河传》作为20世纪初的文学经典，运用后现代的批评方法来看不仅仅是描写呼兰河人的愚昧和无知，而是在新旧思想的冲击下产生的文化裂痕。

后现代；科学迷信；呼兰河传；裂变

上世纪30年代开始写作的东北文学女作家萧红，以其细腻而又磅礴的笔触抒写了东北乡村人民的生存状态。在过去的文学批评中，我们以现在的文学思维方式评价萧红时，都喜欢承认她对于乡民的愚昧无知的生活状态的抒写，对于悲壮的东北乡民的生死抗争的抒写。当鲜明的阶级性被首先提出时，文学作品的其他内涵往往就被忽略，进而分裂了文学的整体象征性。

一、后现代时期的后现代文学批评方法

20世纪，人类社会进入到了一个理性的时期，从被自然界支配和使自己屈从于自然的生活方式上解放出来，我们认识自身，认识到自己的意识的重要，自我的力量的强大，就像《巨人传》中的国王们，不论是衣服还是吃食都是惊人的。当我们用类似于神的描写方式来描写人类自身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已经把自己置身于神的位置之上，甚至我们发现，能够改变自身，创造财富，推动历史进程的只能是我们人类自身，我们的能力超越于神。人的力量被发现并发展着，而指导着人类行为的理性思维方式才是能够创造未来的认知，于是曾经替我们主宰整个世界的神在尼采“上帝死了”的呐喊声中，也逐渐的沦为软弱者的精神寄托。科学罢免了神的传统地位并取而代之，并且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逐渐的剥离曾经的意识形态，他带着我们探索世界，利用世界，给我们带来幸福和富足。

不论是任何的认知方式，他的过度发展和膨胀都会遗留一系列副作用或者说恶果。而当我们以一种类似于信仰的方式来看待曾经革命性的改变认知的科学的时候，此时的科学已经远远超出了他所应该存在的空间而逐渐演变成另一种“迷信”，我们之所以用“迷信”这个词，实际上代表了一种对于科学的依赖、盲从和固守。任何迷信都会导致思维的禁锢和认知发展的停滞不前。依赖、盲从和固守实际上揭示了一种思想在生异之后逐渐趋同的过程。

然而，当社会认知不断深化细化的今天，当整个地球的联系紧密起来，曾经固守于一个思维方式的“同”的科学逐渐被来自不同文化、不同信仰、不同认知的人们入侵之后，当科学的

“同”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的这种高速的发展和变化的时候，人们就开始对“同”进行反思，重新唤醒对于“异”的追寻。“异”已经成为改变整个生活的一个革命性因素。

在20世纪得到长足发展的文化人类学不仅给现代文学创作带来巨大的影响，成为作家、艺术家寻求跨文化灵感的一个重要思想源头，而且也对文学批评和研究产生了同样深刻的影响作用，催生出文学人类学这一新的边缘学科领域和相关的批评理论流派。“从20世纪初的仪式学派到世纪末的文化研究，对文学现象进行人类学的研究已日渐形成声势，并为传统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拓展出新的发展前景，产生了一批不可忽视的重要成果。反过来看人类学自身的学术发展动向，对文学和美学方法的关注与强调在20世纪后期引发出‘书写文化’方法的反思和转向，即对民族志书写传统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批判性重构，催生出‘人类学诗学’和‘民族志诗学’等派别，并给整个社会科学的方法变革带来启迪。”而这种研究方法弥补了曾经的革命性和进步性为评价标准的文学批评方法的不足，从更加长远的广阔的人类发展的历史上来重新看待文学作品，重新探讨作为人的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深刻内涵，挖掘文学作品的深层文化意义。

二、撞击与裂变——萧红《呼兰河传》

萧红的《呼兰河传》完成于1940年年末。这部作品是萧红整个文学创作中的代表作品。她以细腻的笔触和宏大的叙事方法描写了整个哈尔滨呼兰河镇人的生活。小说以回忆的方式描写，用萧红儿时的单纯视野来观照整个呼兰河的人们。对于呼兰河人们的生与死的描写遒劲有力。“多数论者认为它有力地批判了几千年封建传统思想恶习对人民的毒害，表现了呼兰河人民的善良和顽强。同时又认为全书投射了作者脱离生活斗争的苦闷暗影，‘看不见封建的剥削和压迫，也看不见日本帝国主义那种血腥的侵略’，甚至说它表明萧红‘已经无力和现实搏斗’而‘屈服了’。”实际上当我们站在一个基点上向下俯视与自己不同时代的人，主观判定其陈旧性、愚昧性，是多么的片面。所以，当小团圆媳妇这个健康和活力的女孩子被活活折磨死的时候，我们心中首先生成的是一种憎恶，对于那个社会的无知和愚昧的感叹，对于整个呼兰河人的生活的懵懂的感叹。现代生活发展至今，理性时代的我们，对于这种生活实际上是无法想象的。“从‘迷信’‘愚昧’乃至‘反动’，到‘文化遗产’，从祛魅和清除到抢救和保护，这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就是现代性向后现代性转变的时代风向标。在新旧世纪之交，回顾20世纪的革命血腥和对古老文化传统的摧残，由启蒙以来三百年的现代性‘祛魅’所造成的‘文化失忆’与‘集体遗忘’现象，正在全球性的本土文化自觉的新浪潮中获得一种忏悔和赎罪的契机。”所以当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的审美局限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文化中被理性膨胀而遮蔽的文化根源更能给予我们以深刻的文化力量。

在萧红笔下的《呼兰河》中，我们看到的是文化的根深蒂固梁慧/吉林师范大学文学院助教，硕士（吉林四平136000）。和现代文明的思想冲击之间的矛盾冲突的碰撞，呼兰河这个小镇是封闭的，与外界的接触比较少，他固守着千百年来的文化习俗，就像东街的那个大坑一样，长年以来人来人陷，车来车陷，但是没有人愿意去填上这个坑洞，因为他们将他看成是呼兰河本身的一部分，是呼兰河自然环境的一部分，所以，“说拆墙的有，说种树的有，若说用土把泥坑来填平的，一个人也没有。”他们遵循这古老的守则，对自然有一种天然的敬畏，他们所生活的环境和他们自身是和谐的融合在一起的，他们不会想着去改变自然的一切。所以，在呼兰河这个地方，西式的牙院是不被接受的。呼兰河的生活一直波澜不惊，古老质朴。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如这个小小的牙院一样，呼兰河虽然一直坚持着古老的传统，但是也日益被现代的思维渗透着，并不断的改变着这里的一切，所以，呼兰河的人也跳大神，但是跳大神的时候，会有很多人趴在墙头看热闹，呼兰河人也搭戏台，但是去看戏的往往并不为看戏，而是为了亲人相聚或者说男女眉目传情。所以老胡家虽然也娶了团圆媳妇，但是却不把她看成是一个能够带来幸福的神圣存在，每天也是没日没夜的打她，调教她。当团圆媳妇被打的生病了的时候，她的婆婆也会努力的费尽心思的请大神来为她看病治病，但是却也为自己的蝇头小利而斤斤计较。《呼兰河》并非是要批判什么，挖掘什么，只是还原了历史的真实。我们说，当现代的文明以一种强大的渗透力进入乡村的牢固而又封闭自足的古老文化中时，所产生的这种碰撞和裂变是巨大，就像萧红在小说的开头中所说的“严冬一封锁了大地的时候，则大地满地裂着口。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几尺长的，一丈长的，还有好几丈长的，它们毫无方向地，便随时随地，只要严冬一到，大地就裂开口了。严寒把大地冻裂了。”在中国的这块沉淀了几千年的古文明的土地上，现代文明也许并没有想象当中那样的让人温暖，也许现代文明以一种冰冷的姿态强势侵袭而来，所以才将大地冻裂了，无论是二爷的卑劣的生活、一向坚强生活的冯歪嘴子的悲惨遭遇、团圆媳妇的屈辱死去、老胡家一家的离散，没有愚昧，没有无知，没有封闭，这只是在那个年代，现代文明和古老文化的强烈对抗所产生的强震和裂变，这只是当时生活状态的白描和抒写。

现代的文学批评是建立在一种现代文明基础上的批评视角，他们站在理性的神坛上对文学进行一种俯视的批判，当理性以“专横”和“粗暴”沦落成为科学迷信的时候，我们应该打破这种一叶障目的批评格局，建立起与之相异的，以人类的生存方式为基点的，关注整体人类生存方式的批评方法，那么以这种方式对文学进行重新解读，往往会得出不一样的观点。

[1]J.G.弗雷泽，徐育新等译.金枝[M].新世界出版社，2006.

[2]萧红.萧红全集[M].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

[3]叶舒宪.文学与人类学—知识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J].四川大学网络出版年期，2004，（02）.

[4]叶舒宪.文学治疗的民族志—文学功能的现代遮蔽和后现代苏醒[J].百色学院学报，2008，（5）：23-34.

[5]张国祯.民族忧痛和乡土人生的抒情交响曲—评《呼兰河传》[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tudies，1982，（4）：272-280.责任编辑：何岩

代，这是其蹉跎科场、落魄江湖的历史背景；另一方面，姜夔生活在诗社日渐隆盛的时代，这是其切磋词艺、考究词法的文化背景；同时，这又是一个江湖诗派乍兴而江西诗派式微的时代，这是其精工唯美、法度为词的文学背景。基于前者姜夔只能以出卖自己的技艺谋生，尽管其翰墨人品，被赞誉为“颇似晋宋雅士”，但他大半时光仍然是以投靠张平甫等有钱亦有闲的权贵周济而生存。姜夔的人生具有依附性，而非绝对的寄生性。因为姜夔以文字作为干谒的工具，以创作作为劳动付出的形式。交友、游乐、创作成为伴随姜白石终生的生活内容。姜夔既是布衣，又是清客，即：“布衣，平民，旧时多称没有做官的读书人”，“清客，旧时在富贵人家帮闲凑趣的门客”。所以，姜夔式的人生模式代表了职业诗人、职业词人的人生模式，从这一点来说，姜夔可算典型，由此独树一帜的“白石体”以涉及他者的应社词为特色，与东坡体相比，抒发自我怀抱的词作不占主流。基于后者，白石词力求“天籁人力，两臻绝顶”，“句琢字炼，归于醇雅”，可谓词人之词，抑或“词匠之词”，姜夔凭借其杰出的音乐造诣与清超的诗人笔锋，写出如“瘦石孤花”、体气高雅的歌曲，仅以数量不丰的八十七首词作遂成为南宋词的唯一开山大师，并使南宋中后期一直到清代的终了，完全是“姜夔的时期”，因此，把这一姜白石现象称为白石词的“精品现象”似乎未尝不妥。纵观其词，不再具备应制的属性，但其词约束之美、含蓄之美的“当行本色”与婉约性情仍是应歌之作的绝佳选择与酬唱赠答的应社传本。

“宏观而言，白石体的出现，我们大体可以从两个大的方面加以把握，其一，白石其人，非仕非隐，而是终身布衣清客，写词卖字为生，开辟了中国古代文人新的人生方式。这一点，意义非常之大。狭义而言，对于白石体的形成，特别是对于白石体应社性质、讲究法度的精神，都有直接的影响；广义而言，对华夏的文化史来说，则具有界碑的意义，可以视为近现代职业作家的先声。其二，白石体开辟了一个新的词体时代，白石体之后，虽然还有众多词体的出现，但都没有再出白石体的范畴，故我们只需论述清楚白石体的产生原因及其基本要素，白石体之后的情形，也就成为了某种必然，或说是某种必然的结果。”[4]

综上，词人的队伍排到这里，已然形成一个接力式的嬗变周期。即从御用词人的宫廷应制词为发端，再到专业词人的市井应歌词大行其道，再到士大夫词人的“非应”词另立一宗，再到职业词人的既可应歌又可应社亦适案头览阅的新型雅词。但只要词体没有蜕变为纯粹的案头文学，应歌现象作为词的音乐属性贯穿于词史的始终。宋末之后，词作作为一个末流，一种尾声，诚如王国维所言“元明时期的词史是词作死亡的历史，清代时期的词史是词作替身的历史”，后继词人的身份对应可以笼统地划归为士大夫之词或文官之词。

参考文献：

[1]木斋.宋词体演变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8：31.

[2]木斋.宋词体演变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8：40.

[3]木斋.宋词体演变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8：91.

[4]木斋.宋词体演变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8：248.责任编辑：姚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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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1-6531（2012）07-003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