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岳全传》的文本传播与接受述论

杨秀苗

（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济南 250100）

《说岳全传》的文本传播与接受述论

杨秀苗

（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济南 250100）

在《说岳全传》的各种传播形式中，文本传播是最基本、最重要的方式。《说岳全传》的文本传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传播的方式日趋多样化。《说岳全传》的接受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视野的开阔而不断注入新的内容，逐步走向客观、理性、深入。

《说岳全传》；文本传播；接受

《说岳全传》是岳飞故事的集大成之作，传播范围极为广泛。在《说岳全传》的各种传播形式中，文本传播是最基本、最重要的方式。本文拟对《说岳全传》的文本传播与接受进行系统的考察与探析，并探讨其中的文化意义。

一、文本的传播历程

（一）成书到清中期

《说岳全传》最早刊本为金氏余庆堂本，署“甲子孟春上浣”“永福金丰大有识于余庆堂”，正文卷端题“增订精忠演义说岳全传”。“甲子”为康熙二十三年，当为《说岳全传》最终定型成书的时间。《说岳全传》成书后曾遭到清政府的查禁，清初的文化专制政策及株连到出版、印刷者的文字狱对于《说岳全传》的刻印传播有很不利的影响，但读者对它的阅读兴趣却不能得到阻止。乾隆之后，《说岳全传》仍有多种刊本问世。现存较早的版本有嘉庆三年（1798）刻本；嘉庆六年（1801）“福文堂藏板”本；清初大文堂刻本；锦春堂刻本；“以文居藏板”本；宏道堂刻本等。[1]

（二）清中后期

清代中期以后，随着政府政策的放宽，民间印刷业重新繁荣，《说岳全传》流传范围不断扩大，坊间翻刻本越来越多。《说岳全传》这时的版本多是江浙一带刻印，如：道光二十三年（1843）金陵奎壁堂刻本；同治三年（1864）维扬（扬州）爱日堂刻本；武林（浙江杭县）三益堂刻本；同治九年（1870）上洋（今福建境内）务本堂刻本；同治年间上海席氏扫叶山房刻本；奎元堂刻本等等。

到了清末，西方传入的石印、铅印等机械化印刷术开始广泛应用，中国的有识之士开始利用西方先进的印刷技术来发展自己的印刷工业。清末印刷业的发达，为这一时期《说岳全传》的文本传播提供了强有力的传播媒介基础。另外《说岳全传》正符合了清末人们强烈要求抵抗外敌、保家卫国的心愿，遂成为出版的热门书。《说岳全传》在清末民初这段时间有十几个版本：光绪二十八年（1902）泉城郁文堂刻本；光绪三十一年（1905）上海书局石印《精忠说岳全传》；光绪三十三年（1907）上海广益书局石印《绘图精忠说岳全传》；光绪年间上海文宝书局石印《增订绘图精忠说岳全传》；宣统年间上海天宝书局石印《增订绘图精忠说岳全传》；民初上海文贤阁石印《说岳全传》；1912年上海锦章书局石印《说岳全传》；1912年上海海左书局石印《增订绘图精忠说岳全传》；1922年江南印刷局石印《说岳全传》；光绪三十二年（1906）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说岳全传》；民初上海尚古山房铅印《精忠说岳》；民初上海珍艺书局铅印《绣像精忠演义说岳全传》。各出版机构为了吸引读者，往往在刻印的花样上下功夫，如增加精美的插图，上面所列《说岳全传》的文本就有五种冠以“绘图”、“绣像”的字样。

（三） 20世纪20-40年代

这一时期《说岳全传》的文本虽然不多，形式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即“新式标点”本的出现。新文化运动推行“新式标点”，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1920年国民政府正式颁行新式标点。《说岳全传》故事情节曲折、英雄遭遇奇特，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使用一系列新式标点可以把或激烈、或紧张、或悲愤、或豪壮的场面和感情表达得更酣畅淋漓、形象生动。这时期《说岳全传》的新式标点本有：上海文明书局1925年出版《说岳全传》；上海广益书局1931年出版洪炳晖校勘《精忠说岳全传》 （绣像仿宋完整本）；上海世界书局1935年出版《说岳全传》；江西文学出版社1944年出版《精忠岳飞全传》。

（四） 建国后

建国后出版的《说岳全传》，最早者为1953年上海锦章书局本。稍后是古典文学出版社1955年排印本。此本据清同治九年（1870）木刻本校正、标点排印。1958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又重排出版。这些版本现已不多见，最为通行的乃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根据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重排本，改正了一些错误，于1979年重印出版；1980年再版时改为横排，并将标点重新整理；1985年三版。书中前言简要介绍了说岳故事自南宋以来的流传演变情况及《说岳全传》的成书和主要特色，书中附有30年代漫画家董天野所绘十几幅插图，传统线描，古朴典雅。此书1979年第一次印刷即印了15万册；1980年改为横排，更加符合当代读者的阅读习惯，传播更加广泛，仅在1980年一年就印刷四次，印数达253万册。《说岳全传》这时广受欢迎，一方面是因为文革造成的图书匮乏，另一方面是由于十年浩劫造成的无数冤狱终得平反，人们除创作了大量描写现实的作品外，还借古人的酒杯来浇自己胸中的块垒，岳飞的故事与人们的心情正相符合。

80年代中叶之后，中国的经济、文化走向空前繁荣，90年代一直到21世纪《说岳全传》的出版都极为繁荣，如仅1996年就有山西古籍出版社、江苏古籍出版社、珠海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浙江古籍出版社、上海知识出版社等近十家出版社出版发行了《说岳全传》。不仅版本众多，而且形式多种多样。文本的大量出版为《说岳全传》在大众中的传播与普及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形形色色的版本也存在着良莠不齐的情况，有些文本印刷质量低劣、内容错误百出，读者在阅读时一定要加以选择。

二、文本的传播与接受方式

20世纪之前《说岳全传》文本传播主要是通过刻印的方式来完成的。进入20世纪，《说岳全传》文本传播的方式趋向多样化。《说岳全传》的接受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视野的开阔而不断注入新的内容。

（一）文学史和小说史传播

作为民间系统的通俗小说，《说岳全传》很长时间以来被学者们所忽略或误解，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它的价值才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肯定。这一时期比较著名的文学史有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北京大学中文系分别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此外，北京大学中文系还编写了《中国小说史》。这些史著都辟专节论述《说岳全传》，在论述时，由于时代的原因，都特别强调其爱国主义的思想价值方面，如复旦大学中文系编写的《中国文学史》这样写到：“这部作品，通过民族英雄岳飞率兵抗敌，树立战功一直到风波亭被害、伸冤雪恨的故事，歌颂了坚决抗战、热爱祖国的民族英雄岳飞，同时也严厉的抨击了妥协退让、卖国求荣的赵宋统治阶级和汉奸”，“深刻地反映了那一时代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尖锐化的真实情况，以崇高的爱国主义思想贯穿全书”。[2]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在分析岳飞形象时也说：“作者根据正史和传说，把岳飞塑造成一位民族英雄和爱国统帅的形象。”[3]其它几本文学史的论述也大致如此。这些文学史皆由当时文学界非常有影响的学者和研究机构集体编著而成，因此对《说岳全传》主题思想、人物形象等的认定就带有权威性，这一权威认定对《说岳全传》的接受与传播产生了极大影响。

90年代之后出版的文学史和小说史视野更加开阔，对作品的把握更加理性和深入。例如齐裕焜主编的《中国古代小说演变史》这样论述《说岳全传》：“全书爱憎分明，营垒分明，突出了‘岳武穆之忠，秦桧之奸，兀术之横’，歌颂爱国、抗战的民族英雄，鞭挞卖国求荣的汉奸卖国贼，揭露了侵略者的横暴残酷，使作品具有较高的思想价值。”对于中心人物岳飞，“作者着重写他精忠报国的优秀品质、大智大勇的统帅才能和艰苦朴素、清正廉洁的作风……主要方面应予肯定，但是岳飞的‘忠’有时达到‘愚忠’的地步。”“对反面人物的处理并没有简单化……写到金兵统帅‘兀术之横’，但又写他敬重忠义之士，憎恶奸佞之徒，人物性格比较复杂。”[4]可见作者不是把《说岳全传》看作纯粹的爱国主义教科书，而是从文本本身出发，客观合理地评价其价值。其它影响较大的史著如郭预衡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赵义山、李修生主编的《中国分体文学史》 （小说卷），谭邦和著《明清小说史》等，专辟章节论述《说岳全传》，对《说岳全传》的成书、版本等作了说明，并从思想价值、人物塑造、结构安排、语言特点等多个角度分析其成就。较之此前文学史对《说岳全传》的解析，这一阶段的论述更为客观、全面，与新的历史时期思想解放的大环境是一致的。

（二） 报刊论文传播

20世纪白话文报刊的大量涌现为《说岳全传》的文本传播提供了一种新的传播媒介。1929年郑振铎于《文学周报》发表《岳传的演化》一文，肯定了《说岳全传》虚实相生、加强传奇色彩的写法，同时认为其内容也自有其好处，描写更生动活泼。[5]郑振铎看到岳飞小说的价值并探讨其发展、演化之历史，在当时具有开拓性的意义。五六十年代研究《说岳全传》比较重要的论文有1957年钱静方先生的《岳传演义考》，引录历史资料，对《说岳全传》进行传统的本事考证和正源清流工作。[6]1962年光明日报发表了朱偰《从〈说岳全传〉最初两种刻本看它的演变过程》、阎崇琚《〈武穆精忠传〉的编者问题》、朱偰《〈武穆精忠传〉的编者问题——答阎崇琚先生》三篇商榷论文，从文献资料的角度谈论岳飞小说的作者及成书时代。这一时期的论文还有《谈谈〈说岳全传〉》[7]、《对谈谈〈说岳全传〉的意见》[8]、《怎样评价〈说岳全传〉》[9]、《读〈说岳全传〉》[10]等。与这一时期的文学史一样，这些文章的论述重心也在于岳飞英雄形象的塑造及其体现出来的民族思想和爱国主义思想。

80年代之后，随着期刊事业的发展，有关《说岳全传》的评论再次活跃起来。研究论文的数量空前增多，论文内容有继承以往主题思想与史实虚构问题探讨的，有论证《说岳全传》与《水浒传》之渊源关系的，有论述人物形象的，还有探讨作品中的宗教文化因素的。可见现代社会的研究者对《说岳全传》的接受趋向多元化，由重点解读主题思想转为全方位的艺术分析，在研究方法上也运用了文献学、社会学、民俗学、心理学等多种研究方法，使这时的研究论文更加丰富多样。总之，《说岳全传》的报刊论文为其文本传播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平台，为受众的接受提供了更为便捷的途径。

（三） 选编改编传播

《说岳全传》的文本除全本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删节改编本。删节本主要是把书中关涉因果报应、封建迷信及妖异斗法、神怪搭救等内容的情节删掉或改写。如：邹仁达选辑《岳传精华》 （上海文明书局1931年出版），周振甫节编《岳飞说岳全传节本》 （通俗文艺出版社1956年出版），陈杰改编《说岳通俗演义》 （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等。还有的节选本是选取《说岳全传》中的精彩故事片段，如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至1936年出版《爱华山》、《校场比武》、《朱仙镇》、《青龙山》四个说岳节录故事；上海中华书局1948年出版夏伯纽编《岳传节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56至1957年出版陈新节、金谷节改写《王佐断臂》、《陆登坚守潞安州》、《梁红玉击鼓战金山》等说岳故事。这些节选本由于篇幅简短，情节引人入胜，更贴近读者，为《说岳全传》的传播、普及做出了很大贡献。

版本最多、内容最为丰富多彩的是由《说岳全传》改编的各种儿童读物，如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卢晓光等编写的《说岳全传精彩故事》，浙江古籍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汪运衡、劳丽华改写、郑烨绘图的《彩图说岳故事》，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6年出版王谓山编写、崔君沛插图少儿读本《说岳全传》等等。这些儿童读物选取原著中的精彩章回和段落，用通俗的语言编写成一个个既独立成篇又有一定关联性的故事，或加以拼音，或冠以插图，图文并茂、通俗易懂，尽管也存在良莠不齐的情况，但大部分都受到少年儿童的欢迎。

三、结语

《说岳全传》传播历经数百年而不衰，不只小说文本曾畅销一时，而且还被改编为戏曲、说唱等民间文艺形式，在舞台上盛演不衰。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不断进步，广播、电影、网络等传播方式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传播方式的不断翻新和传播媒介的日益多样化，使得《说岳全传》的传播不断走向深入和广泛，《说岳全传》的接受也随着读者视野的开阔而不断注入新的内容，愈加客观、全面和深入。

[1]江苏省社科院,明清小说研究中心,文学研究所.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418.

[2]复旦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史[M].北京:中华书局,1959:107-111.

[3]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236.

[4]齐裕焜.中国古代小说演变史[M].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08:200.

[5]郑振铎.岳传的演化[M]∥中国文学研究: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279.

[6]钱静方.岳传演义考[M]∥小说丛考.上海: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107.

[7]成柏泉.谈谈《说岳全传》[J].文艺学习,1956(11).

[8]海燕.对谈谈《说岳全传》的意见[J].文艺学习,1957(5).

[9]王延龄.怎样评价《说岳全传》[J].读书月报,1956(10).

[10]李厚基.读《说岳全传》[N].光明日报,1956-04-22.

Text Dissemination and Acceptance ofShuo Yue Quan Zhuan

YANGXiu-miao
(College of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ShandongUniversity,Jinan 250100,China)

Amongthe types of dissemination ofShuo Yue Quan Zhuan,text dissemination is the most basic and important one.The text dissemination shows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in different history period,and the way of dissemination is graduallydiversified.Alongwith the development oftime and the sharpeningofvision,people acceptShuo Yue Quan Zhuanwith increasingnewcontents headingfor objectivity,reason and depth.

ShuoYue Quan Zhuan;text dissemination;acceptance

I207

A

1008-178X（2012） 02-0096-04

2011-12-21

杨秀苗（1978-），女，山东济南人，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元明清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