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陕西官书局的创立

□石维娜

晚清时期，由于持续战乱，尤其是太平天国运动焚烧大量儒家经典，使得传统出版业和藏书业遭到极大破坏，传统文化事业受到剧烈冲击，对晚清政府的文化政策和文化统治产生了巨大影响。太平天国运动结束之后，清廷亟需恢复封建文化秩序，加强思想控制，重树统治权威。因此，各地督抚纷纷奏请设置书局刊刻书籍，振兴地方文教事业，推广和传播传统文化。同时，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洋务派积极主张“中体西用”，并努力使这一主张在出版上得以体现。在此背景下，同治三年(1864)，曾国藩在金陵首创金陵书局，之后，江苏、浙江、福建、湖北、湖南、四川等地纷纷设立官书局。当时，地处西北的陕西文化破坏更为严重，“照得陕甘回变以来，古籍销亡，诵习久废，《五经》、《四子书》坊间素无善本，近并坊本亦购觅维艰。屡据汉回士民禀求颁发书籍，虽经随时由西安购取散给，既属无多，且坊本讹舛相因，无从校正。”(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咨札》之《札陕鄂粮台翻刻〈六经〉》)在此形势下，陕西也开始兴办新学，并仿照金陵、湖北官书局的模式创立官办出版机构——陕西官书局。

关于陕西官书局的创立时间，学者们或语焉不详，或看法不一。究其原因，主要是对陕西官书局名称的界定和它与味经官书局、秦中书局之间关系的看法不同。所以要明确陕西官书局的创立时间，首先要对陕西官书局的名称进行界定，并弄清楚它与味经官书局、秦中书局之间的关系。

有学者认为陕西官书局是指陕西地区的官书局，而味经官书局的前身即味经刊书处是陕西近代最早的官书局，所以陕西官书局的创办时间即味经刊书处的创办时间(郎菁：《味经刊书处：陕西近代出版业的先声》，《唐都学刊》2005年第4期；吴瑞秀：《清末各省官书局之研究》，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笔者认为陕西官书局是一个个体名称，即使它的名称可能有所变化，但它仍然仅是一家出版机构的名称，而不是陕西地区各家官书局的总称。但是由于陕西官书局刻书的数量较少，且因交通不便，其刊刻的书发行区域有限，所以现在各地图书馆收藏的陕西官书局刻书少之又少；加之近人朱士嘉在编《官书局书目》时，仅收罗到江苏、浙江、山东、山西、湖南、湖北、福建、广东、四川等省官书局的书目，导致今人对陕西官书局的概念认识较为模糊。但是从零星的文献记载和目前仅存的少量陕西官书局刊刻的书籍依然可以看出，陕西官书局是作为独立的个体存在的(参见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陕西省志·出版志》第二章第五节《清代出版印刷业》)。

另有学者认为陕西官书局亦名秦中书局，所以秦中书局的创立时间便是陕西官书局的创立时间。如邓文峰在《晚清官书局述论稿》一书中认为：“陕西官书局亦名西安书局、秦中书局，位于省城西安。”(邓文锋：《晚清官书局述论稿》，中国书籍出版社2011年)郑复俊等人所著的《清“陕西官书局”始末》中明确指出，陕西官书局“始于公元198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清政府在陕设置的‘秦中书局’(即陕西官书局)。”(郑复俊、刘志道、王克昌：《清“陕西官书局”始末》，《西安文史资料》第19辑)王千的《晚清陕西新闻传播事业的起源与发展——以〈秦中书局汇报〉为例》(西北大学2014年硕士论文)一文中说：“光绪二十二年(1896)，上述提及的清代文学家，时任布政使的樊增祥，从上海买回一台印刷机，以此为基础，在西安创立了秦中书局，也叫陕西官书局，从属于秦省布政使衙门。”另有学者认为陕西官书局并非秦中书局的另一种称谓，而是在秦中书局的基础上设立的，“光绪二十九年(1903)在秦中官书局基础上成立陕西官书局。”(范慕韩：《中国印刷近代史初稿》，印刷工业出版社1995年)

据记载，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陕西布政司购铅印机一台，创办秦中官书局，是陕西机器印刷的开始，书局位于长安梁府街(今西安市青年路)(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陕西省志·出版志》)。该书局创立之始即由藩司文案吴廷锡主持创办《秦中书局汇报》，该报是陕西近代的第一份官报。由此可见，秦中书局是为了适应机器印刷而创立的，且兼具报馆的功能，这与晚清时期其他书局明显不同。另外，据清光绪十九年(1893)《西安府图》所绘，当时在府城西华门外大街北院东侧就已经存在官书局了，而秦中书局却是三年之后才创办的，显然陕西官书局创立的时间要早于秦中书局，且与秦中书局并非同一机构的不同名称。另外，秦中书局创立之后，一直到1905年，以陕西官书局和秦中书局之名刊刻的书籍均有，这也证明了陕西官书局和秦中书局并非同一出版机构。所以，陕西官书局的创立时间即秦中书局的创立时间(1896)也是不成立的。

那么，陕西官书局究竟创立于何时？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湘阴左氏刻本《左文襄公年谱》有明确记载，同治十年(1871)，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设书局西安，刊刻经籍”(罗正钧：《左文襄公年谱》卷六)，在西安设立刊刻儒家经典书籍的官办书局；书局的刊印经费“均由陕西藩司于本爵大臣督部堂养廉项下随时拨交驻陕军需局支付”(《左文襄公全集·咨札》之《札陕鄂粮台翻刻〈六经〉》)，即由陕西官府从总督养廉银中提取部分经费，拨付书局使用。从设立者及开办经费等情况来看，这一“书局”正是官办书局。与曾国藩相同，左宗棠也是晚清时期官书局的倡设者，他曾数次提到设局刊书之事，并于同治三年(1864)在浙江治军时设立宁波书局，同治五年(1866)任闽浙总督时在福建设立正谊书局。另外，左宗棠《札陕鄂粮台翻刻〈六经〉》还说到，书局设立之后，亟应刊刻《六经》，散布府厅州县书院乡塾，以资诵习。所以，不管是从创立人、创立的目的还是经费来源、创立之后的活动来看，左宗棠在西安设立陕西官书局是可信且可行的，并且该书局也符合晚清时期地方官书局的特点。不过，由于种种条件限制，陕西官书局现存的刻本并不多，现可以见到的仅有光绪二十九年(1903)石印的《通鉴论》四卷，《史鉴节要便读》六卷，光绪三十一年(1905)铅印《日本政治撷要》以及《陕西官书局书目》等少量书籍。

综上所述，陕西官书局由清陕甘总督左宗棠创立于同治十年(1871)，其创立时间早于味经官书局和秦中书局，应该是晚清时期陕西地区设立的最早的官书局。陕西官书局创立之后，在保护地方文化典籍、传播传统文化和推动陕西地区出版业发展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