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必然”的现实与出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思考

魏建克，郝身沛

(江西理工大学文法学院，江西赣州341000)

一、作为精神概念的“共产主义”

按照马克思主义实践唯物论观点，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着由低级到高级的螺旋式上升，而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关键在于人类的创造，这些创造直接根源于人的劳动，毕竟劳动创造了人，使人从自然状态向社会化转变。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从渔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到信息和电子时代，人类最本原的需求都是食物，因为生存才是人类得以延续的关键。而食物的稳定供应则是建立在人类劳动之上，其最早出现于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即畜牧业与农业的分离。这一分离本身就是人类劳动实践发展的必然趋势，人类正是在劳动实践中改造着自然，同时也创造了新的自我，使其生存能力不断地提高。

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剩余产品的出现，产品的交换促使市场的发生，手工业和商业的出现进一步加速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劳动本身发生了异化，劳动者成为被剥削和被压迫的对象。“阶级”出现后，在经济利益推波助澜下，贵族、国家随之产生，国家机器之军队、法庭、监狱如影随形。那些连买卖都不做，就能生存的人群，其食物的获得则由交换转变为掠夺。被社会化的人类一步步地从原始的平等踏进文明的不平等。

此后，为消除剥削和压迫，建立平等社会成为人类追求的共同目标。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和摩尔的《乌托邦》起，人类就从自身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去追求文明、和谐、平等和自由，充满了对理想社会的精神追求。

马克思、恩格斯从空想共产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通过考察经济社会(物质层面)剥削的秘密解答了实现理想社会的条件。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共产主义的实现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即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和高度发达的精神文明。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可以解决由于物质匮乏而引发的掠夺，精神境界的极大提升又可以解决因私欲膨胀而造成的贪婪。实际上这两个条件的实现必须回到现实的人和现实的生活中去，通过人的劳动活动去最终实现。在马克思看来，不仅“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1］(P92)，而且人的“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一条道路”［1］(P78)，而这条道路就是劳动实践。马克思通过实践辩证法基础上的实践唯物主义对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作了历史的扬弃，实际上是不但承认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而且肯定了自然条件对人的制约性，消除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为人类通往共产主义找到了正确的道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在理论上创立了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而且在实践上也为之奋斗了一生。

但是，从俄国十月革命起，尽管人类在现实生活中竖起了追求共产主义社会的旗帜，开启了在实践中探索实现共产主义的道路，可令人遗憾的是，并没能完全理解和科学运用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

1919年后，当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学习俄国，举起阶级斗争大旗之时，对理想社会追求的冲动就再也没有停息过。饱受外族侵略和屠杀、本族阶级压迫和剥削下的中国贫苦民众，把对理想社会的憧憬演绎成一种强烈的精神信仰，并把这种信仰无限地放大，从而以精神上的绝对幸福战胜了物质上的极度匮乏，并最终在世界东方建立了通向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国家从成立起就有着在现实生活中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精神追求，并且充分地发挥着人的能动性。可以说:“梦想和想象力一直就鼓舞着乌托邦理想”［2］(P273)，并不断地用这种想象力征服着因经济困难而带来的障碍。但是，发展的滞慢和物质文明的低效，以及对社会制约因素的视而不见，这种设想最终不可否认地被抽象为一种仅存的“共产主义”概念。最终，饱受其害的思想家顾准最早打破了绝对精神的束缚，在他看来，“平等主义，斗争精神，民主集体主义，……这是艰难环境下打倒压迫者的革命运动所不可缺少的。但是，斯巴达本身的历史表明，籍寡头政体、严酷纪律来长期维持的这种平均主义、尚武精神和集体主义，其结果必然是形式主义和伪善，是堂皇的外观和腐败的内容，是金玉其外而败絮其中”［3］(P256)。顾准实际上指出，人的异化作为劳动实践的历史过程，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尽管使劳动异化得到了限制，并力图使人的本质回归。可是，如果完全通过政治的作用，而忽略经济上的因素和精神上的塑造，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则必然走向空想。当中国民众从革命的思维和对共产主义绝对精神追求中彻悟的时候，人们开始从现实生活(经验)中反思自我在精神上曾经试图建立理想国度的缺陷。

二、“两个必然“在中国的现实

摆脱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束缚和突破精神上“共产主义”概念的认识之后，中国人的社会主义探索步入了对共产主义憧憬中的现实反思。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和初级阶段论的提出使原来仰视于精神领域的目光转向了现实的经济生活。

之后，改革开放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要务，中国人在社会主义体制的转型中开始重新洞察陌生的世界。当翻阅历史留痕、洞悉现实纷争、放眼去路迷雾之时，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知识分子却发现:整个世界仍处在掠夺与交换之中，资本更是最大化进行着对劳动的剥削，追求着高额的剩余价值。不平等的现代社会秩序下，压迫者实际上是对资本(财富)的占有者，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甚或一个世界，无不如此。

而要想消除这一事实，仅靠主观的呐喊定是无济于事，我们不能通过黑格尔的绝对精神，通过自我意识发展的不断外化和外化的克服，在精神王国建立共产主义。中国人需要做的是科学地认识马克思主义，清楚劳动实践的价值，在承认现实社会的前提下通过劳动实践去改造不平等的世界，特别是我们自己生活的社会。

实际上，在面临资本对利益的无限追求和对中国控制逐渐深入的过程中，中国人的思想全面地被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所洗礼。按照近代中国第二大任务的说法，就是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达到民族复兴，在此基础上确保社会主义国家民众对共产主义理想的信仰坚定性，最终实现追求共产主义的目标。相反，也正是中国人对民族振兴的强烈愿望及其不断地被政治强化过程中，共产主义社会的伟大蓝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实实践中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对民族复兴的重视激励了中国人进一步改革的热潮，改革开放经验的理论总结不断地推动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和发展。与此同时，对经济发展的重视和物质财富的增加也不断改变着人们的价值观念。从表面上看，一个经济决定论的时代悄然而至，中国的改革几乎完全按照教科书对唯物史观经典表述的路径得以推进。仅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性思考推进中国经济的发展，在根本上必然抹杀马克思历史观上的唯物主义成分。正如安启念的真知灼见，由于“没有回答生产力自身的发展又是由什么决定的，……人们很容易滑向历史唯心主义”［4］。其现实的结果是劳动致富被投机致富所取代，资本光荣替代了劳动光荣，被马克思所批判的市民社会之肮脏成分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内重获空隙，尽管这一切都有着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我们要问的问题是，当落后国家建立起的社会主义在跨越“卡夫丁峡谷”之时，并无法摆脱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对经济基础的诉求真的需要以舍弃原有的政治建构为代价吗?还是原有的政治建构在形成之初就是一种主观的空想，被当前的现实无情的所抛弃呢?

30多年的改革开放，在现实的社会实践中，中国人冲破了原有体制的束缚，以第二次革命的方式创造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形式，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我们完全可以说，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在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会有很大的不同。马克思主义者不仅能够认清现实的历史条件，而且更能具备能动地改造社会的能力。随着阶段的变化、目标的更新，新道路的探索就成为历史的必然。很显然，仅仅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语言对中国社会发展做出文字解读，而无视现实社会存在的问题，其结果必然是一种主观的判断;如果仅从主观上对改革开放的实践对象做出黑格尔式精神解读，则根本无法从现实生活中正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的问题，它实际上仍然是顾准曾经要打破的绝对精神的变异罢了。

为此，我们必须正视劳动实践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只有它，也只能是它才是消除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对立的钥匙，也才能从根本上认识“两个必然”的历史真谛。尽管这一结果还是那么的遥远，但对于它的信仰者和为社会主义奋斗矢志不渝的人来讲，只有从现实的劳动实践和尊重劳动实践，并承认现实的自然条件，才能科学地看待劳动实践的价值，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三、“两个必然“的中国出路

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旗帜引领下，探索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逐步确立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如何正确地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属性，仅仅从上层建筑方面作出社会主义的性质认定显然不是唯物主义的立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社会属性的判断同样也不能教条于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我们完全可以根据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现实做出历史与辩证的分析和判断。

从外在的形式看，在政治上，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一直坚持着邓小平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并汲取苏联社会主义失败的教训，不断地推进着制度内的政治体制改革;在经济上，一改传统的集体和全民所有的公有制形式，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制度，并在制度之内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文化上，打破了原有的马克思主义一元化趋势，构建出以马克思主义文化为主导的多元文化的共同繁荣局面;在社会上，逐步构建着公平正义的制度机制。而这些外在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表现塑造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基本属性，即中国仍然保持着马克思对经典共产主义描述的基本特征，即共产党在政治上处于领导地位，公有制占据经济上的主导地位，中国的文化发展仍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但是，马克思主义者决不能陶醉于这些表面的呈现物，这些呈现物实际上只是政治权利的外在表现，为了不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描述，上层建筑的反作用正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不可忽略的是，上文已经提及，当前的世界，随着资本对利益追求的无限扩大和对中国控制逐步深入，中国正面临着国家权力同资本的较量，这一切，则是世界对于中国的现实。因此，我们需要从现实中国和世界的实践中全面审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构所希望解决的根本问题，譬如对公平正义的归位、对贫富差距的消解等，在正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初级阶段属性的同时，更加重视“劳动创造财富、劳动力创造价值”的真谛。

在审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之时，我们就需要有历史学家的洞察力。正如科林武德所讲:“历史学家不是在看着它们而是看透它们，以便识别其中的思想。”［5］(P302-303)对于中国而言，“两个必然“的实现当然不能靠主观精神的奢望，因此，我们不能完全沉醉于在对民族复兴和物质财富的单方面追求上。30多年的改革开放的实践表明，中国人一方面致力于民族复兴的宏大伟业，在保证中国的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基础之上，以图中国之富强和民族之复兴。另一方面也打造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特别是对社会公平正义制度的建构，这一尝试的成败与否，今天还不能给出结论。但对尝试的本身我们完全可以做出分析，这种制度的尝试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经典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包涵着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责任。在制度建构的根本目标上，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国社会发展的心态，从追求经济强国到政治大国，再到文化强国，充分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实现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富裕。而实际上，接下来中国人要做的则是要在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中为中国社会的发展追添更多的社会主义因子。

当然，对于民族复兴的重视我们无可厚非，而且在民族复兴的过程中，中国人确实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是，万不可以民族复兴一叶而障了对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追求。我们需要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存在的贫富差距、道德沦丧、轻薄劳动等问题，忽视或是无视这些问题不仅不利于民族的复兴，更谈不上在实践中去改造人，提高人的能力，进而提高社会生产力，不断增加社会主义的因子。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当前的危机涉及的不是利益分配、社会稳定等事关一部分人的公平问题，而是环境日益恶化、资源趋于枯竭使人类的发展甚至生存变得不可持续。这里，问题涉及的不是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的人，而是全人类;不是人们的利益，而是人们的生存;其重要性和范围是以往的危机不可同日而语的。”［6］不可否认，站在全人类共产主义事业之巅峰去审视世界面临的共同危机，必然会得到这一宏观的判断。但如果由此而忽略一国范围内存在的问题，必不可能引起我们对中国现存贫富差距、道德沦丧、轻薄劳动、特别是体力劳动等问题的思考，一旦如此，舍一国而取全世界共产主义的同时实现，势必会落入对共产主义社会追求之空想。实际上，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国民众而言，当前关心的不单单有环境的恶化和资源的枯竭，贫富差距、道德沦丧、轻薄劳动更是他们值得忧心的大事。

如何从现实的中国寻求“共产主义”的出路呢?没有人能给出现成的答案。我们除了从马克思对经典共产主义的描述中去设想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之外，最为根本的就是应该回到劳动实践中去，通过社会主义中国全体公民的劳动创造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完善去增添更多的社会主义的因子。也就是说，我们要立足于现实，并通过现实的劳动实践去认识人类社会的历史必然性，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地完整地科学地理解马克思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抹去对共产主义最终实现的疑虑。

为了给中国的发展增加更多的社会主义因子，我们就需要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下通过三个方面进一步增进“两个必然”的现实性。

首先，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创造、尊重人的自然差别，才是当前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核心。正因为我们认识到了劳动活动的伟大，才使我们在劳动实践中改造着社会，进而改造着自我，提升着人类的知识水平，提高着我们的创造能力。因此，通过人类共同的劳动实践实现“两个必然”才是最为核心的内容，才是历史的、辩证的，才是破除“彼岸精神天国”的利剑，打开地上“天国大门”的钥匙。

其次，塑造中国民众的精神信仰是实现“两个必然”的关键。30多年前，中国人从务虚走向了务实，遗憾的是这种务实却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所束缚，一大批中国人陷入了对资本的崇拜，拜金主义成为很多人心目中的时尚。精神的颓废、信仰的危机、道德的沦丧随之而来。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人把其看作是资本主义社会腐败物对中国侵蚀的结果。后来，我们发现，我们不能完全把其作为意识形态的对立物，这些现象的存在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本运行的必然结果，有着历史的必然性及其存在的合理性。正是基于此种认识，中国人开启了塑造属于中国的核心价值体系，以抵制国人出现的精神危机。

在通向共产主义的征途中，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实现“两个必然”的必要条件，而精神信仰则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内容。当雅各比提出“我们再也不能够思考‘根治整个人类的一切牙疼’这种主张了，而且它所再次揭示的东西也变得更少了”［7］(P45)之时，他试图指出乌托邦的终结。而实际上，雅各比本人更希望为人类社会发展找到更加科学的精神信仰。对于后乌托邦时代的中国而言，我们不需要纯粹的口号及其精神世界中所标榜的共产主义，因为我们知道那些只是精神的产物，是对“彼岸世界”的幻想，是黑格尔绝对精神的衍生物。我们同样也不需要埋头于对资本利益的无限追求和崇拜，因为我们知道，那是现实世界中最终阻碍社会进步、抑制人的异化回归、达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最大障碍。因此，我们不仅需要摆脱绝对精神的束缚，而且更需要在劳动活动中去认识人类历史发展的“两个必然”之趋势，明晰劳动实践活动在通向共产主义的现实性。我们要信仰劳动创造、信仰“两个必然”所蕴藏的历史观。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脚踏实地思考并解决当前中国存在的实际问题，并在解决问题中推进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增强对共产主义社会的信心。

再次，制度约束是确保“两个必然”的有力保证。在马克思看来，劳动力创造了价值，劳动者的劳动创造才是物质财富增加的直接来源，而且这一真理性已被世人认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创造是国家富强的根本，是确保民族复兴的关键，因此需要从制度层面去确保劳动者的利益。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明确指出:“要做到这一点，当然首先必须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强制性的干涉，也就是采取这样一些措施。”［7］(P272)并且开列了十条具体的干涉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措施。对今天的中国而言，需要从社会主义制度层面去约束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劳动者利益的损害，才能为“两个必然”的最终实现展示出看得见的共产主义理想火花。不可否认，在当前的中国，只有通过社会主义权力同资本弊端的斗争，才能更好地彰显共产主义的因素，也才能更好地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树立中国劳动者对社会主义的信心，维护劳动者的尊严，从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健康有序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探索社会主义更好的实现形式。

当然，在制度约束上，同样要关注中国的现实。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两个维度［8］，我们不仅要通过劳动实践看到人类社会发展纵的历史维度，因为它是借助实践概念揭示整个社会发展的共产主义趋势。而且，我们也要看到横的结构维度，因为它是揭示生产力如何决定生产关系变动的。如果脱离了现实的社会环境，否认当前的生产力状况和社会条件的制约性，主观性地打破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那就会陷入历史观上的唯心主义。这样不仅不利于共产主义因素的增加，而且会陷入对共产主义的再度空想。

由此可见，只有把这三方面辩证地统一起来，既要看到劳动实践对人类经济发展和人自身发展的根基地位，又要看到上层建筑层面上精神信仰和制度约束的反作用，才能有效地打造中国民众对“两个必然”的科学认知。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2］［美］拉塞尔-雅各比.乌托邦的终结——冷漠时代的政治与文化［M］.姚建彬，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

［3］顾准.顾准文集［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

［4］安启念.《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大唯物史观与实践辩证法［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8，(1).

［5］［英］科林武德.历史的观念［M］.何兆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6］安启念.“两个必然”正在走向现实［J］.理论视野，2008，(8).

［7］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8］安启念.马克思唯物史观思想的两个维度——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谈起［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