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宫廷的《长恨歌》
——宋仁宗与张贵妃宫廷爱情研究*

张明华

(河南大学 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河南 开封 475001)

北宋宫廷的《长恨歌》
——宋仁宗与张贵妃宫廷爱情研究*

张明华

(河南大学 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河南 开封 475001)

自康定元年到至和元年，宋仁宗与张贵妃有长达14年的宫廷爱情。为表达对张贵妃的特殊感情，宋仁宗在张贵妃及其家族成员的封赏、任用、立张贵妃为皇后等方面有许多僭越制度之举，尽管这些举措引起部分朝臣的强烈反对，宋仁宗也基本没有让步。张贵妃的早逝给宋仁宗留下终身遗憾，以致宋仁宗在张贵妃的葬礼规格上不顾大臣们的反对，在许多方面僭越制度。张贵妃去世后，宋仁宗陷入极度痛苦之中，出于礼制，连亲自祭奠张贵妃也被大臣们阻挠，以致郁郁寡欢，寂寞离世。

宋仁宗;张贵妃;北宋;朝臣;《长恨歌》

目前，学术界有关北宋后妃的整体研究已硕果累累 ，北宋后妃的个案研究也是异彩纷呈 ，但以往的研究对象大多集中在后妃政治、后妃制度，北宋宫廷里的情感问题至今无人问津。从唐代“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1］(卷一三六，P3245)到“宋三百余年，外无汉王氏之患，内无唐武、韦之祸”［2］(卷二四二，P8606)的完成并非一蹴而就，从表面看，宋代宫廷三百余年风平浪静，似没有发生对朝政产生重大影响的宫闱故事，其实并非如此。自宋太宗开始，宋朝皇帝大多接受了良好宫廷教育，北宋皇帝文化素质之高已是不争之事实，但其宫廷感情在史籍记载中的失语状态颇令人费解。北宋皇帝在接受传统政治婚姻外有无追求浪漫爱情的文人情结?北宋后妃除了“贤德”以外有无品貌、才情可言?北宋皇帝与后妃就没有发生过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抱着种种疑问，笔者对北宋基本史籍相关记载进行彻底检索，集腋成裘，惊奇发现:在北宋宫廷里，曾经演绎过比唐玄宗与杨贵妃更真实、感人的爱情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宋仁宗与张贵妃。

一、十四年独擅后宫

宋仁宗(1010－1063年)是北宋第四位皇帝，也是民间传说“狸猫换太子”中的太子原型。虽然真实历史与传说有较大出入，但自襁褓之日起，宋仁宗被嫡母刘太后从生母李氏身边抢走，确是不争事实。比传说更为残酷的是，李氏去世时，宋仁宗依然不知道自己的身世。乾兴元年(1022)，宋仁宗即位，刘太后垂帘听政。天圣二年(1024)，刘太后不顾宋仁宗初衷，选立平卢军节度使郭崇之女为皇后。倚仗刘太后，郭皇后“颇骄”“性妬”［3］(卷一一三，P2648)，独擅后宫。明道二年(1033)三月，刘太后薨，宋仁宗亲政，十二月，借郭皇后与嫔妃争宠、大打出手之故，宋仁宗废黜郭皇后。景祐元年(1034)十一月，在大臣的催促和授意下，宋仁宗选立前枢密使曹彬孙女。史载，曹皇后“性慈俭，重稼穑，常于禁苑种谷、亲蚕，善飞帛书”［2］(卷二四二，P8620)，中规中矩，德才兼备，但与宋仁宗重美貌、才情的择偶标准又是相去甚远。康定元年(1040年)，在一次宫庭宴饮中，30岁的宋仁宗与16岁的张贵妃邂逅。

张贵妃(1024－1054年)，祖籍吴越，吴越归降后迁居中原，祖母与吴越王钱氏同宗。张贵妃的祖父张隶、父亲张尧封均进士及第，属书香仕宦之家;母亲曹氏也出身于士人家庭，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8岁时，张尧封去逝，从叔父张尧佐拒绝收留，曹氏母女孤苦无依，曹氏被迫将女儿卖给齐国大长公主家为歌舞者，后又被大长公主纳入禁中仙韶部，进入宫廷。在与宋仁宗邂逅前，张贵妃曾接受长达8年的歌舞和宫廷礼仪训练。16岁的张贵妃不仅集青春美貌和艺术气质于一身，而且“巧慧，善迎人主意”［4］(卷八，P149);，以下事例足以反映出其这种性格:

宋仁宗倡导节俭，张贵妃宫中所用物品也只有“素竹漆床，黄绢缘席，黄隔织褥。帝御飞白书温成影帐牌，才二尺许，朱漆金字而已。”［5］(卷三，P23)再，庆历三年大旱，宋仁宗“焚香”、“夙夜精心密祷”［3］(卷一四一，P3378～3379)等方式在宫中祈雨，有史籍记载“仁宗祈雨甚切，至燃臂香以祷，宫人内珰皆左右燃之，祈雨之术备尽”，张贵妃别出心裁，“刺臂血书祝辞。”［3］(卷一七六，P4249)又，张贵妃为从叔父张尧佐请宣徽使，遭到台谏官的强烈反对，包拯等“大陈其不可，反覆数百言，音吐愤激，唾溅帝面”，迫使宋仁宗放弃。张贵妃派宦官打听朝堂消息，了解到宋仁宗所受委屈后，主动“迎拜谢过。”宋仁宗发了一通脾气后，怒气消解，最终大事化小。［6］(卷一，P92)

与张贵妃性格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曹皇后的固执、冷漠。史载，“后阁侍女有与黄衣卒乱者，事觉当诛，哀求于帝幸姬为之言。帝性宽仁，欲赦之。后具衣冠见，固请诛之。帝曰:‘痛杖之足矣。’后不可。曰:‘如此，无以肃清闱闼。’帝命后坐，后立请，几移两辰，帝乃许之，遂诛于东园。”［3］(卷三〇三，P7366)

与“颇骄”“性妬”、在皇帝面前大打出手的郭皇后比，张贵妃乖巧、聪明;与循规蹈矩的曹皇后相比，她又多了几分灵活和才情。因此，在错综复杂的宫廷争斗中，她总能随机应变，以柔克刚，始终立于不败之地，也因此长期受到宋仁宗的宠爱，独擅后宫14年。

二、张贵妃专宠的具体表现

从康定元年(1040)张贵妃得到宋仁宗垂青后，在宫中的地位迅速升迁，在宫中拥有无以复加的地位，几度威胁皇后的地位。宋仁宗爱屋及乌，张氏家族成员俱受封赠，成为最受宠的朝廷新贵，一时间，权势熏天。同时，朝中也有不少官员趋炎附势，攀附张贵妃，觊觎升迁。

(一)宠爱日盛，冠于后庭

越级升迁:宋承唐制，后宫设一后;四妃，正一品;十七嫔，正二品;婕妤，正三品;美人，正四品;才人，正五品等品阶，后宫升迁有着严格的规定。康定元年十月，张贵妃为才人，正五品;庆历元年(1041)十二月，张贵妃越正四品婕妤、正三品美人，直接晋升为正二品修媛，一年多时间里，连升三级，打破了后宫正常升迁规定。直到庆历三年八月，张贵妃“忽感疾”，认为自己“资薄而宠厚”，主动提出“贬秩为美人”［3］(卷一四二，P3417－3418)。

生育频率和数量:从康定元年至庆历三年短短四年间，张贵妃连续生了三位公主，这种生育频率在仁宗朝绝无仅有。张贵妃生育时所受赏赐大大超过其他嫔妃，如:庆历三年，幼悟公主出生时，“于左藏库取绫罗八千匹”［7］(卷一〇三，P1572～1573)。谏官孙甫上书指出，“张修媛宠恣市恩，祸渐已盟。夫后者，正嫡也。其余皆婢妾尔。贵贱有等，用物不宜过僭。自古宠女色，初不制而后不能治者，其祸不可悔”［3］(卷一四五，P3518～3519)，要求宋仁宗防微杜渐，避免“女祸”发生。

封赠三代:庆历二年五月，其父故石州军事推官张尧封赠祕书监;同年闰九月，其曾祖东头供奉官张文渐、祖试校书郎张隶分别赠为宁州刺史和光禄少卿，外祖应天府助教曹简也被追赠为秘书省著作佐郎，“修媛追赠三世，前此未有也”［3］(卷一三七，P3300)，开创了嫔妃尤其是修媛赠官三代之先河。嘉祐七年十二月学士院新定“皇后与妃皆赠三代”，仍遭司马光反对，“妃赠三代，乃近岁之失，不可以不正”，“自今后，唯皇后得赠三代，自妃以下，皆不过二代。”［8］(卷一二，P16)因此，至少在嘉祐七年，朝廷尚未允许皇后、皇太后以外身份者封赠三代，张贵妃以修媛身份封赠三代，在当时确属破例。

行册立贵妃礼:庆历八年十月十八日，宋仁宗制:册美人张氏为贵妃，命有司择日备礼。由于“国朝以来，命妃未尝行册礼”，太常礼院参详历代典故，陈奏册礼使用物品、礼服、册礼议程。十二月三日，正式行册礼，在官员引导下，完成繁缛而隆重的册立过程［9］(后妃三之一，P248)，册文称“美人张氏渊敏居质，醇和赋性。生黼冕之令族，禀图史之懿戒。柔明维则，克茂嫔风。婉嬺含章，讵烦姆训?肆予涼薄，纂承丕构”［10］(卷三三，P173～174)，张贵妃成为宋代册立贵妃第一人。

仪卫、生活逾制:张贵妃册立后，“出入车御华楚，颇侵并 后 饰 ”［3］(卷一七六，P4249)，“饮 膳 供 给 皆 逾 于 曹 后 ”［4］(卷八，P149)。张贵妃在宫中的地位可用八个字概括“宠爱日盛，冠于后庭。”［3］(卷一四二，P3417～3418)

(二)张氏家族势力的扩展

张贵妃家世寒微，宋仁宗“欲使之依士族以自重”，毫不吝啬地追封张贵妃三代，封曹氏为外命妇，赐其同父异母兄弟张化基及其儿子张守诫、同母异父兄弟蹇守和为官，擢拔张尧佐，赐张尧佐的子弟同进士出身，一时间，张贵妃宗族“赫然俱贵”［4］(卷八，P149)，其中获利最大者恰恰是当初不肯收留其母女的张尧佐。

张尧佐(987－1058年)，进士出身，历任宪州、筠州推官，曾知汜水县、犀浦县、开州，“持身谨畏，颇通吏治，晓法律”［2］(卷四六三，P13558)。庆历四年春，宋仁宗任命张尧佐提点开封府县镇公事，遭到右正言余靖的反对，“尧佐，修媛之世父，进用不宜太遽。”宋仁宗反驳道:“朕岂以女谒进人?盖因臣僚论荐而后用尔。如物议不允，更当授一郡尔。”结果却是“尧佐竟不出，明年闰五月，除户判。”［3］(卷一四七，P3556)庆历七年正月，张尧佐除户部副使;七月，除天章阁待制、河东都转运使。庆历八年四月，张尧佐为兵部郎中、权知开封府，侍御史知杂事张昪上书，“尧佐缘恩泽进用太骤，非所以公天下”，其结果不仅“不报”［3］(卷一六四，P3944)，张昪于八月落职。皇祐元年(1049)正月，张尧佐除端明殿学士、给事中、提举在京诸司库务;三月，权三司使;九月，除礼部侍郎、三司使。

不仅男性家族成员受到封赠，张贵妃母亲曹氏、姐妹也受到内外命妇的封赐。庆历三年正月初一至初五，曹氏在“四五日间，两度封拜”，分别被封为县君、郡君［7］(卷一〇三，P1573)，庆历六年四月辛未，由“安定郡君”进封清河郡夫人。皇祐二年六月戊辰，追赠曹氏曾祖曹旭为祕书丞、祖曹靖为祠部员外郎，如果加上庆历三年曹简的追赠，曹氏也享受到追赠三代的待遇。皇祐二年六月，张贵妃第八妹被特封为清河郡君。

依仗张贵妃权势，张贵妃家族成员招权纳贿、仗势欺人。皇祐三年二月，张贵妃曹氏“客”张彦方，因“受富民金，为伪告敕”犯了死罪［3］(卷一七〇，P4081～4082);张尧佐“负宫掖势”，将连中三元的冯京拥至其家，“欲妻以女”，摆出宫中酒殽，拿出陪嫁单子，束冯京以金带，甚至谎称“此上意也”，企图使图冯京就范。［2］(卷三一七，P10338)

(三)朝官对张贵妃及其家族的攀附

文彦博:大臣中与张贵妃关系最为密切者，非文彦博莫属。皇祐三年，殿中侍御史里行唐介弹劾文彦博“专权任私，挟邪为党”，所列事件均与张贵妃有关:一，“知益州日，作间金奇锦，因中人入献宫掖，缘此擢为执政”;二，“及恩州平贼，幸会明镐成功，遂叨宰相”;三，“昨除张尧佐宣徽、节度使”，“显用尧佐，阴结贵妃，外陷陛下有私于后宫之名，内实自为谋身之计”［3］(一七一，P4113)。唐介所列诸事可谓掷地有声:首先，张贵妃所服“灯笼锦”确是文家所献，“上悦，自是意属彦博”。其次，“明镐讨王则未克，上甚忧之，语妃曰:‘大臣无一人为国了事者，日日上殿何益。’妃密令人语彦博。翼日，彦博入对，乞身往破贼，上大喜，彦博至恩州十数日，贼果平，即军中拜相。”［3］(卷一七一，P4115)其三，张尧佐一系列任命就发生在文彦博主持中书期间。

刘沆。皇祐三年二月，知开封府刘沆治张彦方狱时，假公济私，帮助曹氏化险为夷。皇祐三年三月，被任命为参知政事，“议者谓沆不敢穷治张彦方狱，贵妃德之，坐此获进。”［3］(卷一七〇，P4084)

王拱辰。曾向张贵妃献定州红瓷器。［5］(卷二，P13)

贾昌朝:张贵妃乳母贾夫人“受纳货贿，为人属请，无不行者”，贾昌朝“以姑礼事”，买通贾氏，“遂被大用”。［4］(卷八，P150)

三、欲立为后

在传统社会里，夫妻之名不仅意味着生前“齐体”，还意味着死后“同穴”，生死相守。随着感情发展，为张贵妃正名，成为宋仁宗的最大心愿和心病。为了完成这一心愿，宋仁宗可谓处心积虑、挖空心思。

(一)以“扈跸功”要求尊异张贵妃

庆历八年闰正月辛酉深夜，发生了宫廷叛乱。史载:“时后侍帝，夜半闻变，帝遽欲出，后闭閤抱持，遣宫人驰召都知王守忠等以兵入卫。贼至福宁殿下，斫宫人伤臂，声彻帝所，宦者何承用虑帝惊，绐奏宫人殴小女子。后叱之曰:‘贼在殿下杀人，帝且欲出，敢妄言邪!’后知贼必纵火，乃遣宦者持水踵贼，贼果以烛焚簾，水随灭之。是夕所遣宦者，后亲剪其发以为识，谕之曰:‘贼平加赏，当以汝发为证。’故宦者争尽死力，贼即禽，仓猝处置，一出于后。”［3］(卷一六五，P3970)

事后，宋仁宗对曹皇后的从容调度并不领情，反而一再强调“宫廷之变，美人张氏有扈跸功”。枢密使夏竦揣度宋仁宗心思，提议对张贵妃行“尊异之礼”，翰林学士张方平警告宰相陈执中，“汉冯婕妤身当猛兽，不闻有所尊异。且皇后在而尊美人，古无是理，若果行之，天下谤议，必大萃于公，终身不可雪也”。［3］(卷一六二，P3911～3912)。其后，同知起居舍人、直史馆、同知谏院王贽提出，“贼根本起皇后阁前，请究其事，冀动摇中宫，阴为美人第”;“此奸人之谋，不可不察也”，又遭到御史何郯的强烈抵制“此奸人之谋，不可不察也”［3］(卷一六五，P3969)。宋仁宗虽然放弃废黜曹皇后，最终也因此册立张美人为贵妃，距离皇后之位仅有一步之遥。

(二)任命亲信为宰辅，增加立后分量

继庆历八年任命文彦博为宰相后，宋仁宗也极力提高张尧佐在朝中的地位，增加废黜曹皇后、立张贵妃为皇后的外朝力量，因此就有了自庆历八年四月到皇祐元年九月，张尧佐由权知开封府到礼部侍郎、三司使的一系列任命。张尧佐三司使的任命在朝廷引起轩然大波。知谏院包拯等上疏，“三司使张尧佐早缘恩倖，骤阶华要，任至内府，委以大计，而本职隳废，利权反覆，公私困敝，中外危懼。按历代后妃之族虽有才者，亦未尝假以事权，又况贪庸不才者乎?”［11］(卷三，P41～42)监察御史陈旭奏言，“尧佐以后宫亲，非才也，不宜使制国用”［3］(卷一六七，P4014)，在台谏官持续攻击下，直到皇祐二年闰十一月，宋仁宗才向台谏官们妥协，罢张尧佐三司使，转为宣徽南院使、淮康节度使、景灵宫使。

包拯等再次上书，指斥张贵妃没有诞育皇子之功、张尧佐缺乏政治才干，不应受此厚赐，张尧佐贪婪权势、不知羞耻，乃是“清朝之秽污，白昼之魑魅”，希望宋仁宗“断以大义，稍割爱情，追寢尧佐过越之恩。”［12］(卷三四，P333)御史中丞王举正也上书指出:张尧佐虽罢三司使任命，但“复加崇宠，转逾于前”，要求宋仁宗“追取尧佐新命，除与一郡，以熄中外之议。”［12］(卷三四，P333)朝退之际，王举正率殿中侍御史张择行、唐介及包拯、陈旭、吴奎等与宋仁宗面争，还在大殿走廊斥责宰相文彦博。台谏官们过激行为如火上浇油，激怒宋仁宗。宋仁宗指责台谏官“其言反覆，及进对之际，失于喧哗”，诏令“自今台谏官相率上殿，并先取中书取旨。”在台谏官猛烈攻击下，张尧佐不安于朝，提出辞去宣徽使、景灵宫使。几日后，宋仁宗“仍诏除(张尧佐)宣徽使”，并规定“自今(宣徽使)不得超过二员”［3］(卷一七一，P4107)。皇祐三年八月辛卯，张尧佐以宣徽南院使身份判河阳。经过两年多的廷争，张尧佐的重要任命以失败而告终。

台谏官在攻击张尧佐的同时，也把矛头指向与张贵妃有密切关系的宰相文彦博。尽管皇祐三年三月，宋仁宗任命与张贵妃关系密切的刘沆为参知政事，依然无法挽回局面。皇祐三年十月，文彦博被攻击离朝。张尧佐、文彦博的相继离朝，令宋仁宗提高张尧佐的朝中地位，使其与文彦博互为援手，立张贵妃为皇后的计划最终落空。在立张贵妃为皇后之事上，宋仁宗再次陷入孤掌难鸣的境地。

文彦博离朝后，宋仁宗任命庞籍为宰相。皇祐五年闰七月，庞籍罢，以陈执中、梁适同时为相，刘沆仍为参知政事。中书宰辅三人中，惟梁适坚守制度、反对宋仁宗的逾制行为，陈执中、刘沆两人则“寡学少文，希世用事”［2］(卷二八五，P9625)，一个对宋仁宗唯唯诺诺，一个对张贵妃趋炎附势，宋仁宗任用此二人为相，目的是为其逾制行为寻找外廷支持，伺机立张贵妃为皇后。

《曲洧旧闻》载:“温成有宠，慈圣光献尝以事忤旨。仁宗一日语宰相梁适曰:‘废后之事如何?’适进曰:‘闾巷小人尚不忍为，陛下万乘之主，岂可再乎!’谓前已废郭后也。帝意解。”［6］(卷二，P107)，梁适于皇祐五年闰七月与陈执中同时拜相，可见，至少张贵妃去世的几个月，宋仁宗仍有废黜曹皇后、立张贵妃为皇后之心。《涑水记闻》称，“(张贵妃)几夺其位数矣”，只是“以曹后素谨”，宋仁宗“亦重其事”，才没有发生［4］(卷八，P149)。宋仁宗的“重其事”是因为前此废除郭皇后而付出巨大政治代价的前车之鉴［13］，而曹皇后的“素谨”又是以长期隐忍为代价的［14］。

四、北宋宫廷里的“长恨歌”

(一)丧仪中的逾制表现

至和元年(1054)正月，张贵妃薨，时年31岁。宋仁宗“哀悼之甚，欲极礼数以宠秩之”，宰相陈执中，判太常寺翰林学士承旨王拱辰、知制诰王洙等为逢迎宋仁宗，“不爱名器，以承顺上意。”［4］(卷八，P154)参知政事刘沆、提举宁华殿阁的宦官石全斌等在具体操办中唯恐不及，尽管礼官、台谏等朝臣引经据典、强烈反对，宋仁宗一律“不听”，因此张贵妃的葬仪在许多方面僭越制度，主要表现如下:

治丧皇仪殿:皇仪殿乃宋代皇帝皇太后权厝之所，按制，张贵妃不宜在皇仪殿治丧。宋仁宗诏令:近臣宗室皆到皇仪殿凭吊，殡温成皇后于皇仪殿西阶，宰臣梁适奉温成皇后谥册于皇仪殿。史载，皇仪殿的吊丧场面非常壮观，“诸宫之亲，朝夕聚众，縗裳千人，号泣逾月”。［12］(卷九四，P1016)

辍视朝七日:礼官初议张贵妃依荆王例，辍视朝五日，经宋仁宗圣裁，增至七日。殿中侍御史吕景初进言:“贵妃一品，当辍朝三日。礼官希旨，使恩礼过荆王，不可以示天下。”［3］(卷一七六，P4249～4250)不报。

赐谥:张贵妃去世后，不仅追封为皇后，还破例赐谥为“温成”。按照谥法，“德行宽柔曰温，齐圣广渊曰成”［9］(礼五八之七三，P1648)，“温成”两字反映出张贵妃在宋仁宗心目中贤淑德行和平等身份。

宰相读哀册:宋仁宗诏枢密副使孙沔读哀册，被孙沔拒绝，“以臣孙沔读册则可，以枢密使读册则不可”;“置册而退。”［3］(卷一七六，P4250～4251)。最终，由宰相陈执中亲自读册。

立忌日:宋仁宗下诏为张贵妃立忌日，大臣认为违法制度。直集贤院刘敞批评，“太祖以来，后庙四室，陛下之妣也，犹不立忌。奈何以温成私昵之爱变古越礼!则贵妾于妣，尊嬖于嫡，上无以事宗廟，下无以教后嗣。恐祖宗神灵不乐于此，非陛下奉先思孝之意也。”［15］(卷三二，P392～393)知开封府蔡襄也指出“温成皇后生则为妃，后乃追册，于陛下为卑幼之列，不应立忌”，要求宋仁宗“追还敕命”，“以礼断情，合于中道”［16］(卷一七，P316)。孝惠、孝章、淑德、章怀皇后、章惠皇太后、温成皇后皆立小忌。御史中丞孙抃等上疏反对，不听。太常博士张刍因反对为温成立忌日，被宰执借故罢免了礼官职务。

立庙用乐:至和元年七月，礼院奉诏参定即温成皇后旧宅立庙及四时享祀之制。最终温成皇后立庙于城南，“四时祭奠，以待制、舍人摄事，玉帛祼献，登歌设乐，并同太庙之礼。”［3］(卷一九六，P4738)韩维等人上疏，“温成皇后立庙，备三献官，设五时之祭，金石牢具，一依宗庙。臣上求《礼经》，下循本朝故事，皆所未有”，请将“温成皇后之庙有不如礼者，一皆裁去”，“岁时遣宫嫱内侍厚加祭奠。”［17］(卷二二，P3～4)不听。

宰相任园陵监护使:张贵妃去世时，由参知政事刘沆监护。八月，刘沆升任宰相。九月，宋仁宗改命刘沆为温成皇后园陵监护使。赵抃要求罢刘沆此职，“以全国体。”［2］(卷三一六，P10322)不报。

张贵妃墓之豪华及铺张，从范镇奏疏中可见一斑，“臣窃闻温成皇后圹中，皆以缕金为饰”，“又以锦绣、珠翠、金玉、衣服、什物以备焚瘞者甚多”，建议宋仁宗停止以锦绣、珠翠、金玉焚瘞。［12］(卷九四，P1020)

正月甲申，张贵妃的灵柩由皇仪殿移往奉先寺前夕，宋仁宗设警场于右掖门外，亲自在皇仪殿为张贵妃守灵。灵柩出宫时，送葬仪式异常隆重，“陈鹵簿、鼓吹、太常乐、僧道，威仪甚盛。皇亲两府诸司缘道设祭，自右掖门至奉先院，络绎不绝。百官班辞于御史台前，陈祭之后，又赴奉先院。”［4］(卷八，P151)。十月丁酉，灵柩下葬，“上御西楼，望柩以送，自制挽歌词。”［3］(卷一七七，P4283)当时也有不少大臣献挽词，梅尧臣即留下“巩洛园陵启，函关卤簿闻。素车迎紫气，灵韈度青云。歌欲传长恨，人将问少君。明年贺元日，无复绣衣熏”［18］(卷四一，P1)的诗句。

(二)眷顾张贵妃家族

张贵妃去世后，宋仁宗对张家进行了最大限度的安抚。至和元年正月，赐曹氏敦教坊第一区;“录温成皇后从弟著作佐郎希甫为太常博士，光禄寺丞及甫为祕书丞，太常寺太祝正甫为光禄寺丞，右侍禁、閤门候山甫为西头供奉官;侄大理寺丞守素为太子中舍，西头供奉官守诚为东头供奉官;妹婿左班殿直、寄班祗候胡思廉，左侍禁曹询并为閤门祗候;姪婿太常寺大祝盛和仲为大理评事。又录其疎属十数人。”［3］(卷一七六，P4251)至和元年十月，曹氏去世，宋仁宗将张尧封、曹氏合葬。张贵妃第八妹位列“十閤夫人”之一，成为宋仁宗的新宠。

嘉祐三年五月，张尧佐提出知西京的请求，被宋仁宗婉拒，“宣导徽猷，任亲而事简;居留京邑，地要而务繁。惟予眷遇之臣，方处清闲之职。载披来牍，深识乃诚。虽奋其聪明，尚足以临涖;而待我耆艾，宜有以优遊。实嘉尽瘁之心，难徇撝谦之意。所乞宜不允，故兹诏示，想宜知悉”［7］(卷八六，P1262)，言语之间，充满体恤和慰藉。嘉祐三年九月，张尧佐卒，宋仁宗从政治身份、经济上都给予极大的抚慰，赠张尧佐，赏赐其家每日房租三千文。

(三)北宋宫廷的《长恨歌》

张贵妃去世后，宋仁宗久久不能释怀。至和二年正月初八，是张贵妃去世一年的忌日，宋仁宗欲借朝谒宣祖神御殿之际，幸奉先资福禅院，致奠温成陵庙，不料，此举被部分官员一眼识破。孙抃上疏，“陛下临御已来，未尝朝谒祖宗山陵，今若以温成故特行此礼，亏损圣德，莫此为大”［3］(卷一七八，P4304);翰林学士欧阳修也以“不可使中外议者言陛下意在追念后宫宠爱，托名以谒祖宗”［7］(卷一〇八，P1634)为由进行反对;知开封府蔡襄上疏，“盖陛下孝思之心，不惮所至。然外人惟见向来奉先未尝亲往，今为温成皇后陵庙成就，恐因而谒庙，臣窃料陛下圣明，必不为此。”［16］(卷一七，P316)在众大臣苦口婆心地劝阻下，宋仁宗虽然到奉先资福禅院朝谒了宣祖神御殿，却没有祭奠近在咫尺的温成陵庙。

嘉祐(1056)元年正月至二月，宋仁宗大病一场，其后感情生活陷入混乱，他冷落、怀疑曹皇后，“皇后与张茂则谋大逆”，“皇后以是亦不敢辄至上前”，“侍上侧者，惟十閤宫人而已。”［3］(卷一八二，P4395)在宫中，他依然保留着张贵妃的住所——温成阁，每年节日，他都会要求大臣们为温成阁写词，借大臣之笔表达其追思。现存欧阳修文集里，就保留着至和元年十二月上春帖子词中的《温成皇后阁四首》、嘉祐四年端午帖子词的《温成阁四首》，其中《温成阁四首》中的第四首写到:“云散风流岁月迁，君恩曾不減当年。非因掩面留遗爱，自为难忘窈窕贤。”［7］(卷八七，P1270)

令宋仁宗更加痛苦的是，他亲手下诏让逾越的制度恢复原貌。嘉祐六年，京师大水，知谏院杨畋将矛头直指张贵妃祠庙，礼官吕公著提议“改温成庙为祠殿，岁时只遣宫臣行事，荐以常馔，以明祀事有渐。”［12］(卷九四，P1022)尽管一番讨论，嘉祐七年正月，宋仁宗最终下诏:“改温成皇后庙为祠殿，岁时令宫臣以常馔致祭”［3］(卷一九六，P4738)，张贵妃再也无法享受异于一般嫔妃的尊宠。嘉祐八年三月，异常孤独的宋仁宗去世。

可以说，大臣们和宗室成员共睹、见证了宋仁宗这段感人的宫中爱情，直到熙宁五年(1072)十一月，编修三司令敕所上言“温成皇后于礼不当有忌”，乞废罢温成皇后忌日时，宋神宗仍然以“仁宗朝所行，日月未远，朕所不忍”［3］(卷二四一，P5875～5876)作答。

五、结 语

与唐玄宗、杨贵妃大起大落、跌宕起伏的宫廷感情相比，宋仁宗与张贵妃之间的感情稍显平淡，缺乏令人回肠荡气的传奇情节和悲剧色彩，其平淡中却透出隽永和亲情，更像一对患难与共的寻常夫妻。从相识到去世，张贵妃历经了宋仁宗统治时期内忧外患连续不断的多事之秋，期间包括:宋夏战争与和议、宋辽修订和议、庆历新政、王伦兵变、张海郭邈山农民起义、王则兵变、侬智高叛乱等等，两人情爱弥笃、生死眷顾，从未出现过感情危机。尽管张贵妃从未走出后宫，干预朝廷的重要决策，但她的影响早已渗透外廷，甚至干涉宰相等重要官员的任命，对中书体制的正常运转构成了威胁，更威胁到曹皇后的地位。历史上的唐玄宗为保江山帝位，下诏缢死杨贵妃、诛灭杨家势力;而宋仁宗为提高张贵妃及其家族的地位、立张贵妃为皇后、体面安葬张贵妃，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背负破坏祖宗家法、拒谏等罪名，与反对者进行长期周旋。即使张贵妃去世后，宋仁宗虽不能在公开场合祭奠张贵妃，但他长期保留温成阁，通过大臣之笔抒发其思念，足以向大臣们示威，彰显张贵妃在其心目中不可替代的地位。宋仁宗将张贵妃父母合葬、父祖归葬、关照张贵妃家族的所有成员等行为，与寻常百姓家贤婿所尽的道义又极为相近，这也许是宋代君主以仁孝治天下的最好注脚。至于这段宫廷爱情在宋代史籍中为何失语，则是笔者关注和探讨的另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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