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罗姆模式和贺拉斯模式对比研究*

张丹亚

(云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云南 昆明 650092)

杰罗姆模式和贺拉斯模式对比研究*

张丹亚

(云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云南 昆明 650092)

杰罗姆模式和贺拉斯模式对翻译理论及其实践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通过对比研究，这两种模式都遵循同一个翻译标准——忠实。然而，由于所处文化背景的不同，两种模式的忠实也体现出不同的侧重点。本文以一些特定文化作为背景的翻译为实例，来进一步阐述两种模式的不同之处。最终得出的结论是，翻译不应该在某个绝对的翻译模式下产生，在翻译的过程中，充分考虑文化这一因素的影响是十分必要的。

杰罗姆模式;贺拉斯模式;文化;实例

引 言

翻译本身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其中包含了翻译理论、模式与实践的结合。翻译的定义向来是不固定的，不同学者曾尝试从不同角度对翻译进行界定。杨士焯(2006)教授总结了“翻译”的不同定义:Tyler认为“翻译出来的文本必须完全忠实于原文”;Jakobson看来“翻译是通过另外一种语言来进行的文字演绎”;功能学派则认为“翻译是用与第一语言意思相同的第二语言来进行的书面交流”。不难看出，这些定义从不同角度对翻译有着相应的侧重。

Bassnett和Lefevere(2001)相信翻译学实际上就是翻译本身与文化之间的互动。由于需要翻译的文本不是在真空中创造出来的，那么翻译的时候也就相应地要把创作原文本的其他因素考虑在内，而文化因素的加入将使翻译更加贴切。本文将从文化这一角度出发，以一些特定文化作为背景的翻译为实例，对翻译中的杰罗姆模式和贺拉斯模式进行一个对比研究，从而进一步阐述两种模式的不同之处。

一、杰罗姆模式和贺拉斯模式

1.杰罗姆模式

Bassnett和Lefevere(2001)指出“忠实”是杰罗姆模式的核心，并且将这种忠实发挥到了极致，因为杰罗姆模式提出“只要有好的字典在手，就一定能做出好的翻译”。现在看来这简直不可思议，但是回溯到杰罗姆时期，当时的翻译文本是《圣经》，与其他文本不同的是，《圣经》翻译出于宗教原因必须最大程度地还原文本信息，而这个程度则已经接近“抠词”(stick to word)。换言之，如果把原文本和译文进行对比，就能找出上下对应的翻译。在某种程度上通过杰罗姆模式进行的《圣经》翻译，最大程度实现了忠实。

区和陈(2010)将杰罗姆模式总结为“词对词”的翻译。这样的翻译在实际当中是不可能取得很好效果的。因此Bassnett和Lefevere(2001)提出，在翻译的过程当中应当考虑文化这一因素。

2.贺拉斯模式

从时间上看，贺拉斯模式可追溯至古罗马诗人贺拉斯，他早于杰拉姆模式，却远不及后者那么有名。贺拉斯模式的核心同样是“忠实”，然而这里的忠实与杰拉姆模式的“忠实于原文”不同，它强调对读者的忠实，更确切地说，贺拉斯模式是对原文本和译文的读者都要忠实。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在双方中的协商是必不可少的。

贺拉斯时期虽然没有神圣文本《圣经》的存在，却有着当时能够主宰很多事情的“特权语言”(privileged language):拉丁语。当时的拉丁语有权利使其他语言规范化并向它倾斜。Bassnett和Lefevere(2001)很形象地运用了“假日酒店综合症”来比喻拉丁语的地位，事实上是在暗示，拉丁语可以让所有语言规范化、统一化、同一化。为了成功进行原文和译文间的协商，贺拉斯模式提出了“对不同文本采用不同翻译策略”的观点，这就意味着某些译文将承载着传达某些特定信息的使命。

二、杰罗姆模式和贺拉斯模式的比较

Bassnett和Lefevere(2001)总结了在杰罗姆模式下，译者需要忠实于原文本，尤其是在进行《圣经》翻译的时候更是要把这种忠实发挥到极限。而在贺拉斯模式下，译者则要忠实于译文的读者及相应的目标人群。这两种模式都严格地遵循“忠实”这一标准。当然，两种模式在不同时期对翻译的研究均产生了深远的意义。一直以来，这两种模式都引起了翻译界对翻译标准的广泛讨论，并且对翻译的实践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对于杰罗姆模式来说，当时的文化背景是基督教的传播，《圣经》对其信奉者来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文本。如果译者在翻译的过程当中违背了宗教精神，那么引起的将是信奉者们的无限愤怒。而贺拉斯模式的文化背景则是拉丁语的主导作用。正是这种主导作用使得翻译过程中其他语言不得不向拉丁语倾斜。如今，英语在发展的过程当中逐渐向“特权语言”靠近，这就使得英语翻译逐渐向这一特权语言倾斜。然而事物的发展总是处于一个动态的过程，随着翻译学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感觉到，用单一的翻译模式是远远不够的，将文化因素考虑到翻译当中则是十分必要的。

翻译作为两种语言之间的媒介，其实质也是两种语言背后所蕴含的文化的交流媒介。Samovar(2009)曾提出语言可以传承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身份。同样，翻译也具备对国家和民族文化身份的传承作用。何(2004)认为译者一定会在跨文化交流当中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因为意识形态和文化有着密切联系，译者不可能仅存在于一个真空当中。毫无疑问，翻译本身就包含了历史文化的因素。

三、两种模式在文化背景下的实际应用

Red Star Over China是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的不朽名著，这是一部文笔优美的纪实性很强的报道性作品。作者真实记录了自1936年6月至10月在我国西北革命根据地进行实地采访的所见所闻。该书的书名有两个不同的翻译:《红星照耀中国》和《西行漫记》。前者遵循了杰罗姆模式的逐字对应，并且将红色精神传递给读者，使无数中国青年因为读了该书而纷纷走上了革命道路;后者则考虑到在当时的敌占区和国民党政府统治区发行的缘故，改名为《西行漫记》，在一定程度上，该译名淡化了政治的色彩。

“心”是创造情感的地方。在英语和中文里面都表示同一个意思:“give someone’s heart to somebody”译为“爱上某人”;“用心去爱”则用“love with the heart”来表示。然而在西非和北美的某些文化当中却不用“heart”来表示情感的归属，相应的出现了“love with the liver”和“love with the stomach”来表示“用心去爱”。如果译者抛开不同地区的文化差异，仅采取逐字对应的方式翻译的话，“用肝去爱”和“用胃去爱”定会使读者摸不着头脑。

英汉互译，如果能巧妙地考虑在忠实的基础上，进一步融入接受方文化的背景，那无疑会给译文的读者留下更深刻的印象。例如“When one is in Rome，do as the Romans do”译为“入乡随俗”;“to put the cart before the horse”译为“本末倒置”;“a storm in a teacup”译为“小题大做”;“as blind as a bat”译为“有眼无珠”等，这些英语如果按照字面意思进行翻译会显得枯燥且易产生歧义，但是融入了中华文化当中成语这个要素，则会使中国读者更加方便理解，同时更加方便记忆。

四、总 结

作为文化的载体之一，语言会时时刻刻体现出文化的踪影。翻译则是一个跨文化交流的过程。翻译不能局限于字面意思，更应该是语言本身和文化的协调。当然，翻译也不应该局限于某个翻译模式，毕竟没有一个模式是能够被所有人广泛接受的。在翻译的过程中，对译者而言，仅考虑从文字的角度出发是远远不够的，适当地考虑文化因素将会使翻译更加贴切。

［1］何昌邑.论翻译标准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关系［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6).

［2］李红丽.杰罗姆，贺拉斯和施莱尔马赫三种翻译模式对比学习［J］.青年文学家，2009，(2).

［3］刘云，王文叶.文化语境与翻译［J］.安徽科技学院学报，2006，20(3).

［4］区林，陈燕.论“杰罗姆模式”和“贺拉斯模式”的主要异同——以大学英语翻译教学为例［J］.思想战线(人文社会科学专辑)，2010，(82):36.

［5］许静.浅析贺拉斯、哲罗姆、施莱尔马赫翻译模式的特点和影响［J］.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2010，(6).

［6］杨春.浅谈翻译模式的发展［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2).

［7］杨士焯.英汉翻译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H3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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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6－5342(2012)01－0031－02

2011－1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