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人的诗意栖居与山水诗的兴盛

曹瑞娟

“诗意栖居”是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借用诗人荷尔德林的诗句“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提出的概念他认为“作诗才首先让一种栖居成为栖居”，“栖居是以诗意为根基的”，①这就将“栖居”与“诗”密切联系起来。有学者指出，“栖居”是一个生态诗学的命题：“‘栖居’，显然是一个关于诗意如何切入生存的概念，一个人与自然如何美好共处的概念，一个有关‘生态诗学’的概念。”②人栖居于天地之间，必定涉及到自身与外界之间的关系问题，而“诗意栖居”则是审美化的存在方式。亲近自然，以友善的眼光看待自然万物，用心去领略天地的恢宏、生命的可贵，这种心境就是审美化、诗意化的心境。诗意生存与物质生活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在中国古代物质文明并不发达的情况下，精神文化却得到了高度发展。或者说，原初的自然生态、朴素的生活方式、单纯的思虑，恰好为古代文人的诗意生存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宋代是文化兴盛时期，文人士大夫们普遍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和审美情趣，他们继承并发扬前代文人向往自然、倾心林泉的精神文化传统，走进自然，与山水交友，构筑园林诗意栖居，创作了大量山水吟赏之诗。

一、林泉之志与游山居山

自古以来，中国文人就与自然山水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古代士人的精神世界里，“山水”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爱好林泉，倾心自然，历来为文士们所推重。宋代文人士大夫喜好山水更是成为一代风尚，这一方面是由于源远流长的山水文化传统——“吾师仁智心，爱兹山水音”（范仲淹《留题常熟顶山僧居》），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士人们在厌倦官场或仕途坎坷之时，大多习惯于在对自然山水的吟赏之中寻求精神解脱。宋代统治者实行优待文官的策略，文人的境遇大为改善，但在中央集权制空前加强的情况下，士人的精神自由受到了严重的束缚甚至禁锢。加之两宋党争激烈，迁谪流贬现象十分普遍，所以当士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郁郁不得志之时，便往往转向自然山水寻求精神慰藉和解脱。

在宋代诗歌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诗人对对山的热爱，这是当时山水文化兴盛的心理动因，是诗人自然生态审美情感的直接表露和集中体现。浪漫主义诗人李白“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对天下名山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四处寻仙访胜。宋代诗人爱山之深，竟至成为一种癖好：“我不能茶有风冷，爱山成癖欠消磨”（曹彦约《游惠山观第二泉》）；“平生爱山僻，暇日聊徜徉”（俞烈《题东山》）；“山翁有山癖，尽日对山青”（丘葵《书山翁房壁》）。杨万里《跋丰城府君刘滋十咏》曰：“丰城府君爱山成癖，不知身之化为山欤，山之化为身欤？读山中十咏，觉岚翠染衣，崖冻袭骨。”爱山之深，竟至于与之同化不分，这是杨万里对丰城府君的赞赏，也可从中看出其自身的人生旨趣。欧阳修《留题南楼二绝》云：“须知我是爱山者，无一诗中不说山。”陆游亦“爱山入骨髓，嗜酒在膏肓”（《晨起看山饮酒》）。在封建士大夫的传统观念中，“德”的地位最高，而张耒“平生爱山如好德，未尝一饭忘泉石”（《题大苏净居寺》），将“爱山”与“好德”并列，可见其爱山之深。范仲淹《题翠峰院》：“翠峰高与白云闲，吾祖曾居水石间。千载家风应未坠，子孙还解爱青山。”爱山情结竟至成为范氏代代相传的家风。王安石《游钟山》：“终日看山不厌山，买山只待老山间。山花落尽山长在，山水空流山自闲。”山的静谧安定、伟岸不倨、泰然自若，总能给人以精神的慰藉和启示。

在林泉之志的感召下，游山居山成为宋代文人士大夫普遍的生活方式。《林泉高致集·山水训》云：“世之笃论，谓山水有可行者、有可望者、有可游者、有可居者。画凡至此，皆入妙品。但可行可望，不如可居可游之为得。”“游山”尚属与内心渴慕的林泉有一面之晤，“居山”则可与之长久相依相伴，是文人们更为推崇的境界。宋代吟咏山居的诗歌非常多，诗人们试图从山居中获得精神的颐养和心志的超脱，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诗意的栖居”。谢灵运曾作《山居赋》，其序曰：“古巢居穴处曰岩栖，栋宇居山曰山居，在林野曰丘园，在郊郭曰城傍，四者不同，可以理推。”在青山绿水旁筑屋而居是宋代文人普遍向往的生活方式。杨万里《山居记》曰：“身居金马玉堂之近，而有云峤出临之想；职在献纳论思之地，而有灞桥吟哦之色。”从儒家“修齐治平”的社会理想来说，士人们理应心系天下，为国为民积极奔走，但与此同时，强烈的自然亲和心理与登山临水、吟咏性情的文人风雅传统，又促使他们无法忘情于山林野土。宋代文人所作的山居诗描绘了其各自所居之地优美的生态环境，充分展示了其融入自然、自得自乐的诗意栖居情怀，颇具生态美感。这些诗歌依照内容大致可分为三类。

其一，直接言说城居之喧嚣与山居之静美，表达山居之愿。人们的日常生活与周围环境密不可分，居住环境、工作环境和各种活动的环境，都会给人的身心带来相应影响。“在一个人工设计的环境之中，不论多么‘文明’，不论多么开通，对于原始的单纯朴实，我们似乎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向往，希望接近大自然的生活状态。”⑤亲近自然几乎是人类的天性使然，因为人类诞生于自然界，自然是人类的根基所在。“尘劳最是爱山居”（范旻《游南雁荡》），宋代诗人往往将城市与山林作对比，抒写山居之乐趣：“岂无城中居，高墙围大屋。爱此原野间，山静溪水绿”（陈舜俞《廉溪》）；“生平雅不乐城市，背郭开轩喜再来”（李吕《绝尘轩》）；“种竹为垣护草堂，面山临水纳幽芳。从容泉石无牵绊，不似从前志庙廊”（金朋说《幽居吟》）。在山水间幽居，没有了世俗的烦扰牵绊，心境自然开朗。王迈《山居即事》：“出处行藏不偶然，何曾由我总由天。收回紫陌红尘足，来结青山绿水缘。”诗人将出处行藏视为天意所定，决意弃尘世而与山水结缘。有的诗人较为豁达地看待山居野处袁燮《山居二首》其二：“城居未免嚣尘役，野处闲观德性初。究竟孰为清与浊，此心安处即吾庐。”认为无论居于何处，只要内心安定便可安身立命。

其二，描绘山居、水居之地的优美风光和良好生态环境。刘叔骥《吾庐》：“竹树深藏远市哗，吾庐真似野人家。幽禽就浴阶前水，游蝶来寻几上花。”写居所周围竹树掩映，禽鸟与己相伴，生趣盎然。戴复古《见山居可喜》：“一溪盘曲到阶除，四面青山画不如。修竹罩门梅夹路，诗人居处野人居。”依山傍水而居，入目可见的绿水青山正是诗人的诗情诗兴之所由来。“天下名山僧占多”，佛家一向选择远离尘俗的名山大川作为清修之地，僧人所作诗歌内容多为描绘所居之地的自然风景，同样充满生趣。释行海《山窗即景》：“阴阴苔坎乱鸣蛙，光射林扉落月斜。池面绿铺蕉叶影，露阶红遍凤儿花。”声色相映，环境清幽，正是体道悟理的最佳场所。又有以江居、水居为题者，邹登龙《江居》：“独作幽居计，江边屋数间。水流天自在，心远地宽闲。锄月栽梅树，移云叠石山。白鸥盟欲结，倚杖看潺湲。”筑屋江边，结盟白鸥，看水流潺湲，人的心境亦宽闲起来。王镃《水居》：“飞鸥贴水水连天，一半青山一半烟。日暮潮回渔父醉，不知船阁浅沙边。”水畔超尘忘机的白鸥与日暮醉归的渔父两相映衬，倍显环境的清幽。诗人结庐于广袤的自然天地之中，空气清新，视野开阔，又有花鸟相伴，其所居之地的优良生态环境及精神上的怡然自得令人想往。

其三，写山居生活，表达自得自适之乐。方岳曾经两度被罢官闲居，写过大量以“山居”为题的诗歌，其中《山居十首》均以“我爱山居好”开头，写山居的种种好处，抒发自适情怀。其三曰：“我爱山居好，闲吟树倚身。田园无事日，天地自由人。野竹穷三迳，山苗草八珍。醉归浑不记，黄犊自知津。”山居的好处甚多，在诗人笔下集中地表现为“闲适”和“自由”。连文凤《山居》：“无名亦无利，非隐又非仙。逐兽机心息，闻禽野性便。俗淳犹近古，人老不知年。此是山居乐，山中别一天。”山中生活没有具体的时间概念，如同别辟一人间，诗人此处所言是一种与世无争、自然无为之乐，是诗人从山间各种动植物的勃勃生机中感受生命的乐趣。陆游《居山》：“涉世缘虽薄，居山味自长。穿云双履湿，洗药一溪香。有酒作脸缬，无愁供鬓霜。辽天渺归鹤，千载付茫茫。”写自己的闲适心境与山居乐趣，意味深长。顾逢《石湖山居》：“幽居入翠微，乐似在松时。野景俱成画，山行总是诗。黠禽争浴水，戏鹊倒悬枝。此意谁能识，徜徉只自知。”在山行之时，处处如画美景，诗兴自来，而山间野趣是那些拥有空明心境的山居诗人方能体察到的。

二、隐逸的精神化转向与园林栖居

宋代文人的“林泉之志”、“泉石之心”与前代隐逸文化传统密切相关。“儒道虽异门，云林颇同调”（孟浩然《宿终南翠微寺》），儒家“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的曾点之志，“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的仕隐行藏之道，都在积极倡导入世有为的同时，为士人的精神安居开辟了现实路径；而道家主张清静无为，一切顺应自然，对云林归隐更是有着特殊的钟爱。隐居山林，与自然山水、草木鸟兽为友，亲近自然生态，是人们回归自然的生存状态和平和心境的最佳途径。“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陶弘景《诏问山中何所有赋诗以答》）陶弘景隐居于句容茅山，惟有白云相伴，然而诗人的精神却是怡然熙悦的。宋代叶茵《入山》：“到来非俗境，一片隐心生。晓雾沈山色，春禽和水声。逢人多古貌，对语率真情。同在无怀世，炉熏答圣明。”在巍巍青山之中，离世隐逸之心顿生，这就是自然生态世界对诗人产生的巨大熏染和同化作用。归隐林泉之念，甚至反映到诗人的梦中：“林泉入梦吾当隐，花鸟催诗岁不留。”（陈与义《次韵谢表兄张元东见寄》）

生活于北宋初期的林逋，一生未入仕途，在西湖孤山结草庐为家，梅妻鹤子，可谓归隐文士的代表。其诗歌主要描写隐居之地的优美环境及诗人恬淡的心境，诗风清旷闲远。林逋许多以“隐”为题的诗歌，用细致的笔触描绘了隐居地周围优美的生态环境和自己的生活状况，辞清意远。如《湖山小隐》：“昼岩松鼠静，春堑竹鸡深。”《小隐自题》：“竹树绕吾庐，清深趣有余。鹤闲临水久，蜂懒采花疏。酒病妨开卷，春阴入荷锄。尝怜古图画，多半写樵渔。”诗人隐居的湖山周围竹树环绕，有鹤相伴，生活闲适而安定。林逋居于湖山，热爱湖山，也用诗心妙笔勾画湖山之景，欧阳修评价道：“自逋之卒，湖山寂寥，未有继者。”⑥陈抟也是北宋初典型隐士的代表，他曾作《归隐》一诗：“十年踪迹走红尘，回首青山入梦频。紫陌纵荣争及睡，朱门虽贵不如贫。愁闻剑戟扶危主，闷见笙歌聒醉人。携取旧书归旧隐，野花啼鸟一般春。”陈抟于后唐时举进士不第，遂隐居武当山二十余年，后移居华山云台观，后周召为谏议大夫，他未接受。在他的思想观念中，违背自我心志而出仕，不如隐居于春意盎然的山野怡养性情。尽管诗人们精神上向往林泉之乐，但是迫于用世之志和生活压力，这种理想在绝大多数士人那里难以真正实现：“李白高吟处，师归掩竹关。道心明月静，诗思碧云闲。绿树寒凌雪，飞泉响遍山。自惭丘壑志，皓首不知还”（徐铉《送元道人还水西寺》）；“人生乐处是家山，归即须归说便难”（倪龙辅《酬答》）。“丘壑志”体现了诗人倾心自然的审美观和向往隐逸的自由精神，但人在仕途往往思归念归而不得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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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文人普遍认为，如果能够做到精神上的清静无碍，那么不必非要强做形迹上的归隐。黄中厚《隐逸》：“宛宛溪流叠九湾，山间林下鸟关关。钓矶茶灶山中乐，大隐屏边日月闲。”所谓“隐逸”不仅在于生活环境远离尘俗闹市，还在于主体心境的平和宁静、怡然自适，所以即使是隐于朝市的“大隐”，也可获得闲趣。邵雍《思山吟》：“只恐身闲心未闲，心闲何必住云山，果然得手情性上，更肯埋头利害间。”“心闲”指的正是心无窒碍、闲适通脱，而这与一个人的哲学修养、感悟能力密切相关。甚至居官也可成隐，即“吏隐”、“中隐”：“我今方吏隐，心在云水间”（王禹偁《游虎丘》）；“既知吏可隐，何必遗轩冕”（司马光《嵩山作吏隐庵于县寺俾光赋诗勉率塞命》）；“未成小隐聊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苏轼《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其五）；“小隐即居山，大隐即居廛。夫君处其中，政尔当留连。早晚有诏书，唤君远朝天。欲为中隐游，更着三十年”（张孝祥《中隐》）。南宋“四灵”之间多有交游唱和，翁卷《次徐灵渊韵赠赵师秀》曰：“三年在任同仙隐，一日还家只旧贫。种得溪蒲生似发，教成野鹤舞如人。”此诗是赵师秀三年任满返乡之时，翁卷次徐玑韵所作。友人为官三年如同“仙隐”，种蒲养鹤，何其悠哉！

人们渴望颐养身心于大自然，于是在城市中营造了模山范水的生态园林。“简文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世说新语·言语》）园林是将自然界的花木、山水移入有限的空间，辅以厅堂、楼台、亭榭、小桥等，创造出类似于自然的一片天地。“一峰则太华千寻，一勺则江湖万里”⑦，园林把四海之物、四时之景纳入一片小小的天地中，这就是园林的写意艺术。园林，是自然之“林”与人工之“园”的结合，是文人雅士“居家”与“在野”的完美结合。园林是城市中的山林，是具体而微的自然生态园，一般为风雅文人居住或雅集的场所。“在烦嚣而狭隘的城市生活空间里，中国人却借方寸之地，为人们创造出具有‘高度自然精神境界’的园林，无论在物质和精神文化上，无疑地都是对世界精神文化做出的杰出的贡献。”⑧中国园林是依托自然山水，模拟自然界来组织、布局，将自然风景与人工建筑巧妙结合，力图使人工契合天工，从而营造出富于诗意的居住环境。就自然山水而言，园林“把凡是自然风景中能令人心旷神怡的东西集中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例如岩石和它的生糙自然的体积，山谷，树林，草坪，蜿蜒的小溪，堤岸上气氛活跃的大河流，平静的湖边长着花木，—泻直下的瀑布之类。中国的园林艺术早就这样把整片自然风景包括湖，岛，河，假山，远景等等都纳到园子里”⑨；而另一方面，古代发达的建筑文化也在园林营建中充分地展示出来，亭台楼榭、室内布景等都十分讲究，加之随处可见的牌匾楹联，使整个园子既有天然的生机，又有文化的意味和艺术的美感。园林即自然与人工的统一，“天人合一”是园林艺术追求的最高境界。

从东汉至北宋，洛阳园林一直为全国之最。“人间佳节唯寒食，天下名园重洛阳。”（邵雍《春游五首》其四）熙宁六年（1073），司马光改判西京御史台，在洛阳购地营建独乐园，作《独乐园记》寄给苏轼，苏轼遂作诗吟咏道：“青山在屋上，流水在屋下。中有五亩园，花竹秀而野。花香袭杖履，竹色侵杯斝。樽酒乐余春，棋局消长夏。洛阳古多士，风俗犹尔雅。先生卧不出，冠盖倾洛社。虽云与众乐，中有独乐者。”（《司马君实独乐园》）设想司马光居于独乐园的情景，写其地环境之清幽与主人怡然自得之乐。宋代的园林文化兴盛，这与当时经济的发展、文人境遇的改善以及仕隐风尚的转变都有关系。不同于隐于朝市的大隐和隐于荒山的小隐，园林为士人们提供了一个“中隐”之境，即隐于艺术化的自然之境。苏轼《灵壁张氏园亭记》曰：“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则忘其身，必不仕则忘其君。”张氏筑园亭于汴、泗之间，“使其子孙开门而出仕，则跬步市朝之上；闭门而归隐，则俯仰山林之下。于以养生治性，行义求志，无适而不可”⑩，这种进退裕如的生活无疑是令人十分羡慕的。

苏州沧浪亭，原为五代吴越广陵王钱元璙后人的池馆，庆历五年（1045）被遭遇贬谪的苏舜钦以四万钱购得，筑亭其中，取名“沧浪”，饱享园林之乐。其《沧浪亭记》云：“前竹后水，水阳又竹，穷无极，澄川翠干，光影会合于轩户之间，尤与风月相宜。”风景何其清幽，诗人歌咏沧浪亭道：“一径抱幽山，居然城市间。高轩面曲水，修竹慰愁颜。迹与豺狼远，心随鱼鸟闲。吾甘老此境，无暇事机关。”（《沧浪亭》）城市中的山水园，足以慰藉诗人内心的落寞。“迹与豺狼远”暗寓避祸之意，“心随鱼鸟闲”即退居之后精神上的解脱。次年春，苏舜钦作《初晴游沧浪亭》：“夜雨连明春水生，娇云浓暖弄微晴。帘虚日薄花竹静，时有乳鸠相对鸣。”雨过之后，春水涨溢，云朵娇媚，花竹无语，亭亭静立，时有小斑鸠的鸣叫声为院落增添无限生机。这是园林的典型景致，充满静谧和谐的生态意味。诗人的心境亦因此闲适起来：“花枝低攲草色齐，不可骑入步是宜。时时携酒只独往，醉倒唯有春风知。”（《独步游沧浪亭》）胡仔评此诗曰：“真能道幽独闲放之趣也。”⑪较之仕途劳碌奔波，独自隐居于园林自有些许幽独之感，这虽是诗人仕途失意不得已而为之，但亦不失为一种令身心怡悦的诗意栖居方式。

三、宋代山水诗的兴盛

自魏晋开始，“山水成了士人生活的一部分，甚至成为生活的过程。……他们对于佛理的体认与对山水的感受，就常常是同时进行的。”⑫自然界总是鱼跃鸢飞、生机勃勃的，万物是那样的自由自在、俯仰自得。山川是自然界具有代表性的风景，面对或壮观或秀美的山川，诗人总是情不自禁地歌咏之，即使是那些不纯粹描写山水景物的诗歌，也往往以山水物象起兴，由此引发或借以衬托个人感情，正因为如此，中国是一个山水诗异常发达的国度。所谓“山水诗”，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说法，大体是指以描写自然界山水景观为主的诗歌。当然，山水景观不限于整体抽象的“山”和“水”，还包括与之相关的浮云清风、花鸟虫鱼等自然景观以及亭台楼榭等人文景观。山水诗以描摹山水景物，抒发对自然的欣赏、赞美之情为主要内容，但因为自然山水等相关物象在中国古代诗歌中的泛化，山水诗还往往与羁旅行役、忧时伤国、咏史怀古等其他主题结合在一起。“宋初吟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山水方滋。”（《文心雕龙·明诗》）山水在晋宋以前的诗歌中主要作为背景而存在，自东晋玄言诗告退以后，山水审美兴盛起来，山水诗大量涌现。士人们似乎产生了一种“风景爱好的文化心理”，应和酬唱、宴饮送别、咏怀明志等等无不言及山水风景。但是，此时的山水诗是“以自然作为人的思辨或观赏的外化或表现”⑬，主客体仍然对峙着，且加入了玄学思辨的成分，到了唐宋以后，诗人们则很好地将自然山水与自身的生活、情感融合在一起。

唐代山水诗富于空灵的意境，宋代山水诗则更为平易，表现题材进一步扩大，增添了更多的人间烟火气息，描绘了诸多田园风光和乡土风情。宋代诗人善于从日常起居所见的寻常风景之中发现诗意，一定程度上将日常生活审美化了。“宋代山水诗比起唐代山水诗来，同现实生活的联系更密切，也更富于地区乡土风情和生活气息。”⑭在宋代诗人眼中，日常可见的山水景观是诗歌创作的最佳题材：“满眼皆诗料，诗成稿自添。好山长在眼，终日不垂帘。”（顾逢《闲居杂兴》其一）诗人居所周围的好山好景为诗歌创作提供了大量诗材，而诗人漫游、行旅途中所见山水，也是诗歌创作的良好素材。正如陆游所云：“法不孤生自古同，痴人乃欲镂虚空。君诗妙处吾能识，正在山程水驿中。”（《题庐陵萧彦毓秀才诗卷后》其二）一程又一程的山水能给诗人带来诗兴，并提供无限诗材。杨万里亦言：“山思江情不负伊，雨姿晴态总成奇。闭门觅句非诗法，只是征行自有诗。”（《下横山滩头望金华山四首》其二）旅程中的山山水水，是激发诗人创作的最佳契机。文人们对于自然山水的特殊喜好，造就了宋代山水诗创作的兴盛和泛化，使宋代山水诗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继唐代之后的又一座艺术高峰。宋代的著名诗人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陆游、杨万里等都有大量山水诗作传世，而其他诗人诗集中山水题材的普遍性则更为有力地印证了宋代文人的林泉之志与诗意栖居。山水题材向日常生活渗透，充分显示了宋代文人的心理特征和精神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