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寯藻与道咸宗宋诗风

张 波

祁寯藻 (1793—1866)，嘉庆十九年（1814年）进士，道光时入值南书房，被命为军机大臣，任上书房总师傅，咸丰间以大学士致仕，同治初起复，与翁心存等侍皇帝读书，因此有“三代帝王师”之谓。祁寯藻毕生致力于诗，所作《（谷曼）（谷九）亭集》存诗两千多首，是清诗宗宋一脉的重要诗人。道咸时期，祁寯藻居高位而领袖诗坛，在澄怀园与程恩泽唱和交游，为宗宋诗风自上而下的传播奠定了基础。其宗宋诗学观上可追溯到翁方纲与桐城派，下则绵延至晚清同光体，显现出道咸宋诗派学人承上启下的地位。祁寯藻被陈衍视为近代诗的开端，其诗亦被称为“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合”的典范，其诗作既有同期宋诗派诗人因规模杜、韩而具有的相似气格，又因自身的经历与性格的厚重呈现出澹古真朴的诗风。

清诗的宗宋一脉，以道咸宋诗派诗人群体最为声势浩大。宋诗经过清初遗民诗人的揄扬，在清中叶一度稍歇，但终因晚清变局的到来，其多重内涵又得到广泛的认同与接受。清代宗宋诗人莫不言杜、韩、苏、黄，但所学各有侧重，取法不同，而真正以四家为依归并成使之为诗坛风尚的，则是道咸诗人群体，如陈衍所述：

“有清一代，诗宗杜、韩者，嘉道以前，推一钱萚石侍郎，嘉道以来则程春海侍郎、祁春圃相国。而何子贞编修、郑子尹大令，皆出程侍郎之门。益以莫子偲大令、曾涤生相国。诸公率以开元、天宝、元和、元祐诸大家为职志，不规规于王文简之标举神韵，沈文悫之主持温柔敦厚，盖合学人诗人之诗二而一之也。余生也晚，不及见春海侍郎，而春圃相国诸公皆耆寿俊至，咸同间犹存，故钞近代诗自春圃相国始。”①

可以看出，明确标榜杜、韩并使之蔚为风气的正是嘉庆、道光以来以程恩泽、祁寯藻为中心的诗人群体。祁寯藻与程恩泽最早的交往可追溯至二人在澄怀园当值时期，共事之余切磋诗艺，为后来引领诗坛奠定了基础。祁、程二人对宋诗的提倡，可以看作道咸时期“在朝”的诗学观，与前期的诗教主持遥相呼应。陈衍所谓“诗宗杜韩”，正是相对于王士祯的“神韵说”，沈德潜的“格调说”而言，而“合学人诗人之诗”则是对翁方纲“肌理说”与桐城派诗论的继承。道咸时期外遭侵略战争，内有民众起义，正值时代变局，以唐诗为宗的盛世之音已不复可能，而士子承泽乾嘉考据学风，生发出的经世致用使命感，也使宋诗中重学力的一面被充分体认，这是清诗在发展历程中跳脱出既有规范，生发出的新的特点。在“诗宗杜韩”的名目下，其内涵是以“开元、天宝、元和、元祐为职志”，取法杜、韩、苏、黄，祧唐弥宋，使学人成诗人。作为晚清“同光体”理论家的陈衍，对道咸宋诗派的追索本身也是一种接受与继承的表征，他将祁寯藻作为近代诗的开端，既体现了祁寯藻在晚清诗坛的重要地位，又表明其在宗宋诗学脉络中不可替代的连接作用。由此可见，对祁寯藻与道咸宗宋诗风的关联做深入探究，并对其诗歌艺术特色做相应考察，非常有必要。

一、澄怀园直庐与宋诗宗尚

雍正三年（1725），圆明园正式成为每岁春、夏、秋三时的临御听政之所，而园东的一座旧园则被赐给九位近臣居住，其中有雍正帝最为亲信的侍臣张廷玉。两年后，这座花园以“澄怀”为名，直到咸丰朝，一直作为南书房和上书房翰林的直庐。能在澄怀园居住，是文学侍从之臣荣耀和地位的象征，意义非凡。陈康祺《郎潜纪闻》记载：“澄怀园无恙时，二三儒臣，儤直多暇，各就园中寓庐，移花种竹，叠石疏泉，随意自命所居，题之户册以志雪泥鸿爪，亦佳话也。如‘食筍斋’为黄勤敏公钺手辟，‘乐泉西舫’则程春海侍郎恩泽所题，‘乐泉’盖张文恪公泰开所凿，张文毅公芾自营一室曰‘凿翠山房’，戴文节公熙旧庐名曰‘矩室’，皆见嘉、道间人文诗集。”②可见在圆明园遭到劫烧之前，这里曾是文人争相吟咏以志风雅的地方，由于入居于此的人大多名位显达，其手辟的一泉一石皆受关注，当作掌故流传。

嘉庆十九年（1814），祁寯藻移居澄怀园，他在这年六月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已于五月二十七日移居澄怀园直庐，承左田先生借庑相款，出纷华而就泉石，颇与鄙性相近。每当暑雨新霁，蝉声在林，轩窗左右，万荷萧疏，对此境界，觉心神为之一爽。”③左田先生即黄钺，祁寯藻参加岁考时即以诗学受知于黄，中进士后又曾馆于黄宅，供奉笔墨诸事。祁寯藻称自己的《（谷曼）（谷九）亭集》是“规模壹斋集”④，《壹斋集》即黄钺诗集，可见黄钺对祁寯藻有直接影响。黄钺自云“平生爱学昌黎体”⑤，曾作《韩诗增注证伪》十一卷，祁寯藻喜步昌黎之韵为诗，诗歌创作趣味一脉相承；黄钺论诗有“非学无以扩识，非识无以范才”⑥之说，强调学问对诗思的规范作用，祁寯藻将其记在自己诗集序言中，可见诗学观念的形成也承袭黄钺。黄钺有诗感慨“别裁伪体记韩欧，一代宗风不可求”⑦，这种关注诗坛风尚的眼界也被祁寯藻继承。

祁寯藻与另一位道咸诗坛领袖程恩泽的唱和也始于澄怀园时期：“簪豪退直浑无事，且和阳春白雪歌。”⑧（《春雪早朝和云芬前辈》）退直之暇，诗文往还，程恩泽有“论文喜得元才子”⑨之喻，可见二人甚为投契，究其缘由则是诗学趣味相近。祁寯藻有《春海以山谷集见示再叠前韵》：“胎骨能追李杜豪，肯从苏海乞余涛。但论宗派开双井，已是绥山得一桃。人说仲连如鹞子，我怜东野作虫号。蝤蛑瑶柱都尝遍，且酌清尊试茗醪。”⑩苏轼曾言，黄庭坚诗文如“蝤蛑瑶柱”，而祁、程二人“蝤蛑瑶柱都尝遍”，可见《山谷集》是日常诗艺交流的范本。祁氏诗中提出的上溯李、杜，承接苏、黄，既是对江西诗派的客观再现，也是宗宋诗学主张的申发。以李、杜为胎骨而乞灵于苏诗，是从诗材的丰富性赞美宋诗的成就。“我怜东野作虫号”可以看作从诗法的角度认同锻炼字句的苦思，又因为这是韩愈所揄扬的诗人最显著的艺术追求，所以也可看作祁、程二人为能以宗宋诗风领袖诗坛而相互期许。不难看出，祁寯藻既将宋诗作为一种诗歌风格加以研习，也将之作为诗学主张予以弘扬，诗中论及黄庭坚开宗立派的成就，说明他们在标榜《山谷集》所代表的诗风的同时，也被黄庭坚领袖诗坛的影响力所触发，并有以此自任的意味。

祁寯藻与黄钺、程恩泽在澄怀园时的交游，实际上反映出当时身居高位的文人对宋诗的热衷程度。澄怀园的诗意氛围，加之馆臣云集的人文环境，是宗宋诗风得以形成的土壤，也为宗宋诗学观自上而下的传播奠定了基础。祁寯藻等人在京则寓居澄怀园相互酬答，出则为一方学使考官，以共同的诗学趣向影响士人，成为道咸宗宋诗风的直接推动者。

二、学者传习与学人之诗

祁寯藻典试及试学凡六次，五主礼闱。身在学使之位，选拔人才以学问为首，其对宋诗的推动，与提倡学问相表里。陈衍所论：“祁文端为道咸间钜公工诗者，素讲朴学，故根柢深厚，非徒事吟咏者所能骤及。常与倡和者，惟程春海侍郎，盖劲敌也。”⑪正是表明祁、程二人为诗，皆有讲究学问的根柢，而他们对门人的影响则是以学为本，濡染于诗。如郑珍“道光乙酉选拔贡，及程春海侍郎之门。侍郎诏之曰：为学不先识字，何以读三代、秦、汉之书？乃致力于许、郑二家之学。已而从侍郎于湖南，故其为诗濡染于侍郎者甚深。”⑫从中不难看出，这种由学问而诗歌的理路。其实翁方纲已经明确说过“士生此日，宜博经史考订，而后其诗大醇”⑬，姚鼐也主张以学为先，不以诗人自命。可见，讲究学问并非道咸宋诗派的独创，而是宗宋诗风在清代学人中世代积淀的结果，换言之，学人之间的师授相承、亲友传习，与宗宋诗风在清代的走向呈现某种重合。

祁寯藻晚年得翁方纲旧藏宋拓大观残帖，特自号为观斋，可见他自豪于学人相传，而他与翁方纲之间并不限于象征意义的继承。祁寯藻的岳父陈用光，是桐城派姚鼐的高足，其诗“初学铅山蒋编修士铨，后亦以姚郎中为法，故气稍敛抑”⑭，诗学旨归是宋诗一格。他曾教诲祁寯藻：“力宗汉儒，不背程朱，覃溪师之家法也；研精考订，泽以文章，姬传师之家法也。吾于二师之说，无偏执焉。”⑮陈用光恪守翁方纲与姚鼐两家家法，祁寯藻出其门下，又复重之婚姻，“后堂丝竹，幸得与闻，用于立身本末，师友渊源，学力厓涘，若皆有以窥见仿佛。”⑯作为翁方纲与桐城派的传人，祁寯藻的宗宋诗学倾向不难溯源。翁方纲论诗主张学宋，肌理诗说又根植于考据学风，直接启发了道咸时期朴学背景下的学人之诗；桐城诗派论诗虽兼取唐宋，但其重学力、气势，弃凡俗语的主张也直接发展为道咸宋诗派的理论核心。由祁寯藻的师学渊源正可看出这种关联的确实性。

由于宋诗经由学者相习的路径传播，因此宋诗重学力的一面被充分体认，使“学人之诗”成为道咸宗宋诗风的表征。道咸时期学人诗的显著特点是“学人赏析之雅，见之于诗。”⑰祁寯藻曾有诗赠孝廉王箓友：“何缘博采得通人，坎壈名场自在身。汉学希微寻草莽，奎文错落识星辰。长安客久仍弹铗，后进才多等积薪。十载相知吾恨晚，片云敢拟逐龙鳞。”⑱诗中对王的才力学识大加称赞，也为自己能发现人才感到欣慰。作者自注：“箓友为安邱巨族，选乡宁令，精通六书，著有《说文解字释例》二十卷，《说文句读》三十卷。与肃宁苗氏夔同以研究许书见称，苗专心声韵，箓友博大精深，辞尚体要。余藏段氏手校集韵副本，曾为校勘多所纠正，《马首农言》余里居时所辑，亦为辨证数十条。”⑲王箓友，即王筠，清代“说文”四大家之一，经由祁寯藻的提携，名显于时。祁寯藻以朴学倡导后进，在当时负有盛名。祁氏虽未以小学名家，而许氏之学是其一生兴趣所在。祁寯藻曾刊刻宋钞本《说文系传》，使小徐书得以行世⑳，同时也大力掘拔研究说文的学者，切磋学问、辨析疑义，实际上形成一个学术团体，正如后人所谓：“文端公用朴学倡导后进，一时幕府若俞理初、苗先路、张石州、胡光伯诸先生，训诂考据舆图之学，竞号专家。”㉑团体成员间以诗歌唱和交游，其诗学观念往往受到中心人物的影响，祁寯藻周围的学人，也遵循这种由学问而诗歌的理路。宗宋诗风在学人相沿传习的过程中得以发扬，并在一定程度上以“学人诗”的形式呈现清诗的新特征，成为道咸诗坛的标志之一。

学人赏析之雅见诸诗歌，也显现出道咸时期“学人诗”的面貌，即以诗歌来考据学问，讲述源流。宋诗“以学为诗”的特征本就代有非议，乾嘉考据学风下产生的肌理诗说虽推崇宋人学识之富，在当时也遭到不少讥讽，但这种寄心金石书画的学人雅趣却被道咸宋诗派诗人全面继承。他们因多有经学根柢，故而创作了大量考据色彩浓厚的诗歌。祁寯藻也有此类作品，如《痘诗付彭孙》，是为其孙生水痘而作，全篇500多字都是在讲治痘药方的流传，有些地方还另加小注解释出处。其实这类诗很难有诗味，并不能表现学人诗的成就。进而言之，“学人之诗”虽强调以深厚的学识修养作为诗歌创作的基础，但不应以那些考证金石名物、铺排生涩奥衍的诗为代表。“学人之诗”的指向应该是由博见多识而生发出的眼界识力和高尚情趣，祁寯藻的“学人诗”被后人所标举的原因正在于此。

三、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合

《石遗室诗话》谓祁寯藻之诗“证据精确，比例切当，所谓学人之诗也，而诗中带着写景言情，则又诗人之诗也。”㉒是说祁诗兼有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的特色，这虽是就某一具体篇目而言，但也不妨拿来分析祁诗的整体风貌。不难看出，陈衍所谓“学人之诗”并不是考据学问之诗，而是强调精确与恰当，在于一种尺度的把握，而“诗人之诗”则是对“学人之诗”的进一步要求，要能写景言情，感动人心，要以性情驾驭学问，使“学人之诗”而能有诗味，二者合而为一即是陈衍对诗歌的审美要求。

祁寯藻之诗所以能成为陈衍的审美标的，其原因在于，祁诗既有同时期宋诗派诗人所共同追求的诗风特质，又因人生经历的平顺与性格的厚重呈现出澹古真朴的诗风，在诗宗杜韩背景下展现出独特风貌。此举两例加以说明。

其一，以韩愈为首的一派诗人强调驱驾气势、笔补造化，凭借自身才识裁夺物象，但由于祁寯藻一生仕途平顺，并无韩愈那种在政治中屡受压力而形成的怨愤躁郁的心理特质，而比之生长于黔贵山原中的莫友芝、郑珍等同时期诗人，也缺少对荒僻险怪意象的直接经验，所以他那些铺张气象、营造气势的诗歌中带有一种平实古朴的情致，这是他真实性情的反映。如《种藤歌为绎堂先生作》：

城南古藤我旧识，五百年来抱幽石。东风连日不出城，可惜落花红一尺。昨宵凉雨惊窗纱，晓起满院蟠龙蛇。髯髭鳞爪何纷挐，恐是西山神虬逞游戏，失势一落谁能遮。或者四皓老不死，偶扶赤杖行到此。衣冠面目与世殊，支离偃蹇俱可喜。主人爱尔手自栽，长条宛转来丰台。丰台芍药大于碗，千枝万枝云锦堆。种花容易好，种藤须及早。松竹喜相依，风霜长自保。朱阑碧槛高青林，望尔丰茸成缛阴。莫将一例繁华眼，辜负千年种植心㉓。

诗人笔下的古藤苍老遒劲，但无怪诞离奇之貌。夜来凉雨之后，散落院中的藤条如蟠龙蛇的髯髭鳞爪纷挐地上，作者由此形状联想到西山神虬以及商山四皓。韩愈描写古藤杖句有“共传滇神出水献，赤龙拔须血淋漓。又云羲和操火鞭，暝到西极睡所遗”㉔，比照之下不难看出，祁诗中西山神虬的失势一落虽奇，但没有赤龙拔须的惊心，眉皓发白的老者衣冠面目虽与世殊，但与操持火鞭的羲和相比则意态平和得多。祁诗搜求神话、驰骋想象以描摹一物，不可谓气势不大，然而其内蕴是仪态典丽的，因而古藤的“支离偃蹇”最终呈现出的是可喜的情状，它的参照物是繁华眼中云锦堆成的芍药，它是种植的主人风霜气节的寄托和象征。全诗要表现的是种藤人绎堂先生——诗人父亲的幕主，诗人自己的师长那彦成年高德著、不染世俗的风貌。此诗在章法上学韩，但相对平实，用典奇而不怪，气势足而不险。由此正可看出陈衍“证据精确，比例切当”之所论。

其二，题图之作自宋代大量产生以后，一向是体现文人学识、操守、情趣的传统题材。道咸年间，书画名家辈出，相互间常有酬答款题，题画诗的数量相当可观。祁寯藻是书法名家，其师黄钺又是书画高手，因此品画题画的机会很多，但他本人并不善画，所以他的题画诗通常会跃出画外，使品题具有知人论世的价值。

如《贞松慈竹图为王子怀侍郎题》，本是应邀为一幅表现节孝内容的画作赋题，作者却加以发挥，抒发自己与王茂荫的交谊：“侍郎忠直秉天性，与我同官素所敬。嘉谟谠论日敷陈，退食萧然尘满甑。”㉕祁氏曾与王茂荫同在户部为官，并将其称为“畏友”，其中“嘉谟谠论”有所指。

咸丰三年（1853），清廷为了解决由兵力消耗造成的财政危机，发行了不兑现的“户部官票”，同年底，又发行了不兑现的“大清宝钞”和各类大钱，使通货膨胀愈演愈烈。咸丰四年（1854）三月，王茂荫向皇帝上《再议钞法折》，主张兑现所发行的官票、宝钞，挽回纸币信用，遏制通货膨胀。然而，咸丰帝认为这是替商人牟利，不利国家，遂令恭亲王奕和定郡王载铨对王茂荫等户部官钱局司员严厉申饬，当年八月，祁寯藻即称病要求致仕。因此“萧然尘满甑”的不仅是王侍郎，也是作者自身的写照。诗中对在户部共事时所面临的艰难也有刻画：“军兴五载筹饟艰，君以一心百虑并。苍松翠竹坚多节，中有所得非外竞。”㉖二人身当清季多事之秋，对国家的忧虑，只有借“图”发挥。祁寯藻这首作于致仕后的题图诗，就艺术手法而言无特别风致，但其中流露出的忧患之心，正如论其诗者所言：“晚年诗语澹意深，拳拳忠爱，溢于言表。”㉗而本是学人间的风雅酬唱，却蒙上时代的萧飒之音，也反映出祁诗特有的写景言情之笔，证实了陈衍“诗人之诗”的论断。

除去祁寯藻的诗风特质之外，陈衍标榜祁寯藻之诗，也有为“同光体”追溯诗学谱系的意味。“同光体”本是陈衍对同治、光绪以来写诗不专宗盛唐者的戏称，但随着《近代诗钞》的编辑与《石遗室诗话》的完成，同光体在理论上得以完善，成为晚清宋诗派的殿军，而因其对道咸时期宋诗派的认同，二者便被纳入同一谱系之内。《近代诗钞》以祁寯藻为开端，《石遗室诗话》又将祁诗作为“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合”的典范，这充分体现了祁寯藻之诗作在清诗宗宋谱系中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