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莫须有的核危机

徐焰

1969年中苏两国在珍宝岛发生冲突后，国际上曾传言苏联将对中国发起核打击，引发了中国内部的高度紧张。直到近些年来，国内一些媒体还多见“美国曾保护中国免遭核打击”的论调。

苏联瓦解后，俄罗斯解密了绝大多数历史档案,为辨明当年这一传言的真伪，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中苏关系不断恶化引发珍宝岛冲突

中苏两国由50年代的“牢不可破的兄弟友谊”而反目成仇，有着意识形态分歧和国家战略利益相背的两重原因。

过去几十年间，众多相关文章谈到了控制与反控制、大国沙文主义与争取独立自主、争当马列主义正统等矛盾，其实还有一条重要原因是对中国“大跃进”道路的争论。

1997年12月，根据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的指示，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了“中苏关系破裂原因”座谈会，参加者多是当年中苏大论战的直接参与者和见证人。有历史当事者深刻地指出：“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问题上，毛泽东是容不得批评意见的。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起初对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不表态，以后开始影射攻击，然后发展到公开奚落。有的同志说，这是触到了毛泽东的痛处。”

从1960年起，中苏双方开始分别攻击对方是“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苏联采取了撤退专家、中断援助项目（主要是军事项目）的措施，使理论争吵演变为国家关系恶化。苏联虽一度采取和缓措施，但却因阿尔巴尼亚问题、新疆伊塔事件、北方四岛等问题，中苏双方对立加深。在有争议的地区，双方边防人员相遇时也常发生争吵、殴斗。

双方长期的严重政治对立，终于在1969年3月引发了珍宝岛武装冲突。

珍宝岛武装冲突包括1969年3月2日、15日和17日进行的三次战斗。据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公开的档案中的数字，苏军在边界冲突中死58人，伤94人。中方死伤人员略少于苏方。

对这一事件的发生，毛泽东之后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讲：2日的冲突，他们上边的人也不知道，政治局也没有讨论，同我们一样。

毛泽东在3月15日的冲突后便要求，到此为止，不要打了。苏方也采取了相应措施，这就使边境冲突得到了控制。

不过，中苏两国战备的火药味在此后愈来愈浓，还出现了可能使用核武器的传言。

中方的两难处境

珍宝岛事件后，苏军紧急向远东增调大量兵力，为此在1969年夏天还一度停止了西伯利亚铁路的客运而专供军用。

此时苏联的战略重点在欧洲，主要对手是美国为首的北约。珍宝岛事件发生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3月21日通过两国友好期间铺设的、供中苏高层直接联络的专用电话来找毛泽东或周恩来，想直接商谈解决边境冲突。当时头脑中充满极“左”狂热的中国女接线员拒绝接线并进行辱骂，周恩来得知后认为这不妥，不过根据当时的指导思想仍决定以备忘录形式答复苏方：“如果苏联政府有什么话要说，请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

3月29日，苏联政府发表公开声明，在指责中国的同时提议双方进行谈判。与此同时，苏联又向中国施加了军事压力。

追溯历史，苏联自核弹和洲际导弹试验成功后，遇到国际危机时便经常炫耀其威力。珍宝岛事件后，苏军《红星报》以不指名却又明显影射的方式称，准备以强大核反击力量给“现代冒险家”以摧毁性打击。

据后来俄罗斯解密的档案证实，1969年苏联已拥有核弹4万枚（这是苏联历史上拥有核弹最多的时候），其中可运载核弹头的洲际导弹超过1000枚。

而中国刚刚于1964年10月試验原子弹成功，1966年10月才成功进行了“两弹”结合（原子弹头装入近程导弹）的试验，1967年6月以轰炸机空投氢弹成功，但1969年时还不具备远程导弹攻击能力，核弹的数量更远远不能同苏联相比。

从常规力量对比看，中国虽然有军队631万人，苏军只有330万人，中方武器装备的水平却落后一代以上。从国家的经济实力上，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只相当于苏联的六分之一，科技水平更远远不及。何况，当时中国在东部、南部还与美国和台湾当局保持着军事对峙。

同苏联发生冲突在军事上对中国十分不利。

珍宝岛事件发生在展示“文革”成果的中共九大的前夕，“文革”的宗旨恰恰是“反修防修”。事后，国内组织1.5亿人举行示威，掀起了一个反修新高潮。“团结起来，准备打仗”的口号又对消除严重派性和国内武斗发挥了一定作用。

此时，中国领导人实际处于一个两难的局面：一方面担心苏联的军事实力，另一方面不想同苏联谈判以缓和“反修”气氛。

1969年8月13日，新疆铁列克堤边防站巡逻分队遭到苏军袭击，中方30多人牺牲。

铁列克提事件发生和核攻击的传言出现后，中共中央向全国和全军下达了紧急战备命令。

珍宝岛事件后的近半年时间，国内“准备打仗”的口号主要还是服务于政治需要。当时的“副统帅”林彪的秘书张云生在回忆录中说，在珍宝岛事件后的半年内，林彪根本不过问对苏战备，认为不会真正发生战争。8月末，中央下达全国战备指示后，林彪才开始布置相应的准备。不过他在军委小规模的会上仍讲：“这个仗八成打不起来，却要做八成打起来的准备。”

周恩来柯西金机场会谈

1969年入秋后，苏联的军事压力增大，引发了处于弱势一方的中国的高度紧张。从当时中共中央的反应看，虽然做了最坏准备，主要立足点还是防范苏军以常规力量进攻。

9月2日越南领袖胡志明去世后，中苏两国都派代表团前往吊唁，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到河内时提出，想在归国时“路过北京”同周恩来会谈，以缓和紧张局势。为了探明苏联的底盘，毛泽东也改变了此前不同苏联谈判的态度，同意在北京接待。

9月11日，北京首都机场会客室内举行了中苏两国政府首脑的会晤。

周恩来同柯西金见面后对他仍以“同志”相称，并表示说：“约5年前，毛泽东同志对你说过，理论和原则问题的争论可以吵一万年。但这是理论的争论，对这些争论，你们可以有你们的见解，我们可以有我们的见解。这些争论不应该影响我们两国的国家关系。”周恩来还指出：“美国开动了自己全部的宣传机器，妄图使我们两国兵戎相见。”他以警告的口吻询问苏联，是否有对中国打仗的意图。柯西金当即保证说，苏联没有打击中国的意图，并带有一点讽刺意味地说：“无论是苏共，还是苏联政府，从未在任何地方、任何文件中号召人民打仗，从未在任何地方对人民说，勒紧裤带准备打仗，相反，却一直在谈论和平。”

在这次机场会谈中，两国政府首脑达成了谅解，不过因中方怀疑苏方是在进行欺骗，随后采取了规模更大的战备行动。

10月间，总参以林彪的名义发布了“林副主席第一个战斗命令”。后来中央经调查证实，此命令系黄永胜布置、总参作战部部长阎仲川拟定，是在过度紧张的情况下违规发布，而非“九一三事件”后所说的“阴谋活动”。

根据中央的疏散决定（有些文章和书籍将其说成是林彪的命令，这是不准确的），首都和许多北方城市开始进行大疏散，城市居民大都要参加挖防空洞。

当时笔者所在的部队也进入山沟疏散。在东北边疆的冰天雪地中，我首次尝到了冻伤之苦，对那纸过火的疏散令真有切肤之痛。

苏联瓦解后，中国一些研究人员查找了俄罗斯档案，并未看到真有进攻中国的计划。参加过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的中苏谈判、在1995年至1999年任中国驻俄罗斯大使的李凤林曾研究了当时的历史资料，他认为：“事过多年之后，现在看来，中苏两国领导人当时对于战争可能性的判断都是错误的。值得注意的是，双方都是为了应付对方的进攻而备战，迄今还没有任何档案材料证明，双方任何一方制订过进攻对方的计划。”